中国未有制定「普通话」时军队交流是否困难？ 第1页

网友问： 中国没有统一普通话的时候，军队交流困难吗？

我没有感觉困难。我在山东当兵，山东的话 我都懂。48年10月我离开山东。济南解放，我军抓了很多国民党俘虏，他们都说普通话，我被编入27军81师，每一班都有3-4个俘虏兵，广东人 他们说话 也说普通话，我们个别的话不懂外 多部分都懂。

我们在朝鲜，我们27军第一批补得是，江苏兵，第二批补得四川兵。他们说话都好懂。我被调到24军后，第一批补得江苏兵，山东兵，四川兵。

以上两个军都是华东部队，都是华东兵。他们说话我们都懂。

在攻打海南前，琼崖纵队派员渡过来汇报情况，但是那海南话基本没人听得懂，于是，在作战会议上，有了这样的事情：

会议“听取了琼崖纵队符振中参谋长关于海南岛情况的介绍。符振中同志讲的广东普通话，大部分我们能听懂。有些地方我们听不懂，赖传珠政委就请兵团参加会议作记录的一位广东籍干部将听不懂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

谢邀~

知乎惯例，先说结论。

其实，在新中国推广普通话之前，中国也是存在类似于今天普通话的官话的。当然这种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士绅、知识分子，还有一些需要走南闯北的人中，但在民间的普及性是远远不如今天的普通话的。而在旧中国，对于军队来说广大缺少教育的士兵主要还是通过调整组织结构，以地域为单位逐层下达命令的办法来解决交流的问题的。

明清时官话问题不少，也远不能和今天的普通话相比，普通百姓交流还是以方言为主，不同地区，乃在不同阶级出身的人确实会出现交流上的困难。具体到在军队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群体，加上激烈的战场环境，这种矛盾的爆发有时会很严重。

比如明朝宁王造反，攻安庆不下，不得已和与王阳明决战于南昌城下。宁王路上问，船行到哪里了，船工回答，王失机（黄石矶），气的宁王当场砍了船工的脑袋，闹得人心惶惶，未战已经败了一半。这是很多南方方言里典型的王黄不分，船工用自己的脑袋充分说明了学好普通话的必要性。

在讨论普通士兵之前，先谈一下受过教育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在我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主席的湘潭话其实还属于虽然口音重，还相对易于理解的。刘少奇同志的宁乡方言，如果语速过快，在不熟悉他的人听来甚至需要他的爱人王光美女士注解。但是我们知道双十谈判，主席和蒋先生会谈是不需要翻译的，作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者，无论主席还是蒋先生都能相对熟悉的掌握旧有的官话，能实现交流。

随着回避制度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发达，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才齐聚一堂，统一官话的需求更加强烈。在中国古代流动性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群体除了军队就是官僚。

民间有“千里做官只为财”的谚语，这里的千里却不一定是虚指。早在西汉武帝朝就明确规定，除京畿之地外，凡郡国守相，下至县令、长、丞、尉均不用本郡国人，刺史均不用本州人。到了康熙朝，还要求官员任职，凡是相隔五百里内，虽然是两省，仍然需要回避。

古代官员基本是远离家乡，在异地任职，这就迫切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至少能保持不同籍贯士绅之间的交流。而科举制度的发展，更是汇聚了天下各地的举子共聚朝堂，为天子效力，整个士绅集团由此迈入统治圈。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官话为典型代表的通用语的首要功能才从识别真正走向交流。

这方面清朝是下过一番功夫的，雍乾时期发起过一场官话运动。引述下雍正的上谕：“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 广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雍正就专门有要求“特令福建 、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遍为传示，设立正音书院。”除了发起一场官话运动外，这则上谕其实还说明，在清朝官员里大部分人是能以官话彼此沟通的。

这则上谕发出后，仅雍正七年福建就建立了110所正音书院。不过这两个地区的形势其实并没有变的太好。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过朝廷的推广，更有士人进入官场的客观需要，清朝的官话运动随着康乾盛世的没落，最后趋于偃旗息鼓。

当然这仅仅是军官或者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情况，还有更为广大的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士兵，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不仅仅在我军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组织多民族，跨多地区组建的大部队也是常见的事情。历来军队不同于官员，由科举而来的官员都是受过教育，素质可以说居于一国之金字塔顶，而士兵来源复杂，也缺少必要的教育，甚至常常存在临时抓丁的情况。

我先说一下最极端的情况，最极端的沟通应该是游牧民族之间，如蒙古西征，蒙古大军和东欧草原的游牧民族很自然而然的就实现了沟通，大军得到迅速补充。这甚至不需要翻译的存在，作为有相近生活习惯的草原民族，他们通过手势，动作、呼啸就很快理解了彼此的意思。

当然这是最极端的情况，大部分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对普通士兵的编组完成的。主要是手段是以乡党为单位进行基本单位的编制。这类似于近代日本乡土部队的做法。

这种情况比如湘军，往往以同村同乡为单位编组部队，兵以官存，甚至发展到了士兵对军官进行人身依附的情况。北洋时期，很多地方都流行，会说某某话，便把刀来挎，这种俗语就是对军阀醒目的乡党属性的体现。而天南地北组成的红军中，即使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难以交流，通过中下级军官，逐层传达训话，就可以实现命令的下达。

在红军中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很长。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几乎都是闽西子弟。所以很多解放军军高级指战员的回忆录往往都是我和某某老乡一起参军，某某老乡牺牲在了什么地方。而国军的回忆录也往往都是我认识同乡某某人，和同乡某某大官在何时认识的。虽然志趣不同，其实从乡党这一点来说两者是接近的。

这固然是一个变通的办法，但这个办法是有后遗症的。一旦以乡土为单位编组人员，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无法避免。任何一个群体被贴上标志，很容易发展成以此识别标志位为核心的小团体，这种自古以来使用的方法天然的就带有这样的遗毒，即使在人民军队建立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避免。

不过，无论红军还是后来的解放军，对基层的建设，士兵的教育都是非常热衷的，这也是最不同于旧中国其他军队的地方。在这种背景下，官兵交流融合的速度是很快的。必须指出，在环境的压力下，其实人学习语言是很快的，至少实现初步交流的时间不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语言可能要复杂一些，客家方言，西南官话都比较流行，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语言问题就一般以各省之间差异性比较小的北方官话为主了。到了这个时期，官兵交流的难度就小了很多。

不过直到1949年南下干部集训入闽，学习比较难懂的比如福州方言仍然被汇编为一本小册子，即使是这样早期南下干部开会也需要专门的福州话翻译。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要到新中国建立经过多年努力才算初见成效。另外，军队自身在天南海北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习惯。直到今天，解放军军语里使用的洞，幺，两，拐，勾等对数字的特殊用法，还有统一语言，避免使用方言造成误会的考量在其中，其出现更远到红军时期，见证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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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