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我其实一直非常反感这种给所谓集权主义、军国主义找思想源头的行为。某种学说可能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或者可能助长军国主义、极权主义,这种描述是客观的。但是说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是集权主义、军国主义的源头,这种提法就不客观。因为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意味,就是好像如果当时这种思想被抛弃了,或者斩断了就不会有军国主义、集权主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战争是纳粹建立的脆弱的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结果。1934年的希特勒-巴本内阁依然是一个依靠总统非常法执政的非宪政内阁,之后的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以及兴登堡总统的死导致的元首法,让纳粹得以避免冒一次总统选举的险而直接掌握总统非常法的权利。但是纳粹的执政基础依然不稳,因为已经禁止了其他各政党,选举已经失去了表达民意的意义。而且魏玛国家里民意只是国家权威的一部分,教会、保守派新教牧师、旧贵族、精英官僚、军官团和军队,都在议会的体系之外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它们和纳粹党只是同盟者的关系,它们选择纳粹只是因为纳粹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对复辟君主制表示同情。荷兰的威廉二世皇帝晚年最热衷的就是赞助各种国社党的伏笔密谋和小道消息。但是希特勒可不打算当德国的霍尔蒂将军。
所以在对外政策上那些压力集团追求的反而不是战争,而是尽可能的复苏经济恢复德国社会的安定,在恢复社会稳定的同时寻找逼迫国社党在复辟问题上妥协或者干脆干掉国社党的机会。比如沙赫特热衷的殖民地方案就是这样,他们对在欧洲获取领土并不上心。而希特勒谋求的就是战争,因为只有战争爆发,他和他的党才能依靠战争维持自己的长期执政。
德国的法西斯化是一战后德国政治局势、经济萧条、社会普遍不满的产物,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且纳粹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大杂烩。希特勒这个人和他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德国意识形态,相反希特勒在思想上是舍内雷尔和卡尔鲁格这两个奥匈帝国的政治家的继承者,他的政策来自卡尔鲁格的天主教社会党,而活动方式甚至“元首”这个尊称都来自玫瑰骑士舍内雷尔。
没有一战希特勒连德国人都不是,更不要说什么希特勒德国。而一战也不是基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虽然威廉皇帝在战争中期开始试图赋予战争以这种色彩,但是一战是一个意外,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一起酿成的悲剧,也不是因为某种思想和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忽视历史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非常热衷于其思想根源,意识形态性。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历史的。
很多人认为德意志社会的意识形态跟法西斯有关系,这种关系客观的说当然存在,但是我认为随着现代的德国反思法西斯的深入,这种关系被夸大了,甚至有人说瓦格纳是纳粹的思想渊源之一,对这个说法我认为瓦格纳给巴枯宁表演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然后俩人一起热泪盈眶的时代真的没有什么法西斯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思想。
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不是民主制的,在1914年很多人指出帝国议会各政党尤其是spd没有起到应有的阻止战争的作用,但是这种没有成功阻止战争的作用,和推动战争爆发的作用是两回事。帝国议会整体就只能扮演一个成事不足败事其实也不太足的角色。则1871-1914年之间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民意、社会的倾向和思想、哲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依然是一个暧昧的立宪君主的宪法,共和国总统改个名字就可以成为帝国皇帝,spd在魏玛共和国前期曾经取得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几乎选出一个完全左倾的议会,但它依然无法阻止德国社会的整体向右转,原因也就在于魏玛国家的体制里权威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总统可以越过议会利用非常法来统治,而内阁总理也不需要依赖议会多数,相反总统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才是内阁得以继续存在的有力保证。
spd的得票率实际上除了少数大获全胜或者灾难性的失败之外在德意志国家里始终维持在30%上下,则德意志社会整体的右倾和纳粹化的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即使纳粹取得压倒性的议会席位,如果兴登堡总统不肯跟纳粹合作,那么纳粹的胜利也难以持久。
德国的民族情绪和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是被夸大了。纳粹上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德国社会整体的左倾,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管制经济这个标准衡量,魏玛共和国80%以上的选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而在鼓吹社会主义和国家管制的三个政党里,德共肯定不可能被复辟分子选择,spd在1918年宣布了共和国的诞生而且是艾伯特总统和谢德曼总理两个人各宣布了一次,也不可能跟复辟派合作,只有国社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怂恿复辟派和贵族军官团对他们保持幻想,以此来争取后者的合作。所以实际上1930年代德国右翼出面完全管制国家已经箭在弦上,纳粹只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手套而已。如果兴登堡总统真的按照施莱歇尔将军的要求动用武力消灭了国社党,接下去也肯定是军队直接出来管制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魏玛的半民主制了。而当国社党不愿意在复辟问题上真的满足复辟派的时候战争,就是德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出路。
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都是德国寡头集团和民意互相碰撞的产物,而民意在其中并没有扮演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没能起到阻止悲剧而不是酿成了悲剧。而且德国的民意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支持纳粹的情况,纳粹从来没有赢得过一次自由的大选。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俾斯麦设计的畸形的德意志帝国的体制、普鲁士国王们留下的军队独立地位和专制传统,还有与国家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贵族阶级的影响实际上比思想、哲学、艺术里的民族主义倾向大多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俾斯麦的责任比瓦格纳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