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分清楚责任
一件事情如果做错了,会找到责任人,责任人很重要,不要帮人背锅。当然,也不要随便推锅。如果有人推锅给你,一定要怼回去,用邮件怼。
做好自己的事情
如果自己负责的事情做砸了,不要慌,也不要推锅。要分析一下root cause,找个solution出来,即使这个solution你自己搞不定,这个步骤也要做。尽量从工作流程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
不要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别人
除非老大正式的让你去协助别人(邮件为证),否则不要帮别人完成工作。很多时候,帮别人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背锅的开始。
一切以邮件为准,不要口头协议
如果是口头确定过的东西,写个邮件发出来,抄收给所有相关的人,特别是相关的老大。并且,找他们要comments。这是以后避免背锅的最重要步骤。
这些不仅仅针对印度同事,而是针对所有同事。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