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中国」这三个名词，在清朝有何异同？ 第1页

满洲

个人认为满洲（manju）指的是族名而非国名，直接对应「汉人」、「蒙古人」这类的族群划分。大概有几个原因支持了这个结论，下面只说两条相关的——

满洲是否为国名，我个人对题主援引的定宜庄先生的观点（这很可能是报导出现了偏差）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大概一年前（？），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个小文章说说自己的想法以求大佬指正，还列了个提纲——然而由于拖延症……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b

首先，我们要从gurun这个词说起。

个人认为，因gurun一词为「国」之意，从而认为「满洲」不是族名而是国名（这很可能是报导出现了偏差），这一观点有些武断——这其中的关键是gurun这个词在（尤其是清初）满语中的含义。我记得前几天 @Chris Xia 曾提到过语言中的「概念迁移」——我想gurun这个词很可能就是一个满汉语中概念迁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清代入关以后的翻译中，尽管gurun这个词对译到汉语「国」字，然而gurun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等于汉语的「国」。在汉语中，国字多指代疆域，但是gurun在早期更多指代的是「人、（人所形成的大）部族」，这与汉语中「国」字的构词逻辑是不同的。入关之后的档案和文本，在某些指代国家之意的场合中，gurun一词才逐渐带有了「疆域」的概念。

从gurun在满语的很多用法中都能看出来gurun指代人。且不说锡伯语中 booi gurun意为「家人」，满文老档里就有多处这类gurun的用法。长山在2011年的《论满语gurun》一文中就举了一些例子，方便起见我直接借用这些例子了：

tereci gurun de jekui alban gaijarakū ofi, gurun inu joborakū oho. (自是免徵百姓粮赋， 百姓遂无忧苦。)
sini neneme mutuha emu eme de banjiha ahūn deo juwe jui de, sunjata minggan boo gurun, jakūta tanggū adun, emte tumen yan menggun, jakūnjuta ejehe buhe. (故赐尔同母所生之长兄弟二子各五千户人、 牧群八百、 银一万两、 敕书八十道。）

可见此二处gurun都是指「人（们）」，尤其是后面一句boo gurun指「一户人」这个用法。

再比如，也是老档中的例子，努尔哈赤描述叶赫时说过的一句话：

...yehe muse oci encu gisuni jusen(jušen) gurun kai.

这里台湾方面的翻译是「叶赫和咱们是不同语言的诸申国啊」——但实际上如果这样说：「叶赫和咱们是不同语言的诸申人啊」，是不是更通顺？可见gurun这个词，与汉语中的「国」是不完全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洲」就不是国名（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将来报导要是出现了偏差……）毕竟「大韩民国」也是国名啊。。。

其次，满洲（manju）这个词本来指的就是人。

《御制增订清文鉴》（下简称《清文鉴》）作为一本按照类别划分的辞典，manju这个词是划在了「人部」里面的——与nikan, monggo （汉人、蒙古人）等词是写在一个分类下面的。这是比较直观的、对manju一词性质的一个体现。

《清文鉴》里对manju词条的解释比较长，我摘抄一下重点：

.... i jergi gurun aiman be gemu dailame dahabuha, ese be gemu manju obuha. （前面列举了各个部族）...等部族都征服了，使这些（部族、人）都成为了满洲（人）

从这个解释也可以看出，manju跟一般意义上的「国名」是有区别的，其根本含义还是从族、人这个意义上演变而来。大家可以细细体会清文鉴里的这一解释。

满洲这个词就说到这里。

八旗

八旗，如 @日和见主义者 所说，就是清代的军事和生活组织形式——这里有军事上的划分管理，也有日常户口管理的职能在（旗人生死娶嫁都需在旗内报备）。八旗包括满蒙汉三大类八旗，其中的民族属性不见得一一对应各类八旗（比如汉八旗和蒙八旗中也可能有满人，反之亦然），旗人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重合（比如说蒙古八旗与蒙古旗盟就是两回事）。

我们说旗人的时候，有点类似于「军籍」这类划分——八旗内的管理，包括出仕都是有旗内的途径的，这里不详细展开说了，我个人了解也比较有限……咳。

清末时，旗人（尤其是京旗）逐渐形成了类似的文化，所以慢慢也有些类似于现代语义上的「民族」这一概念。不过根本上，与旗人对应的概念是「民人」——旗、民这样的划分。

中国

满语直译汉语，dulimbai gurun （中的国）。这个词自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时候，满文里就是直接说「dulimbai gurun」——比如开篇中「中国大皇帝」，说的就是「dulimbai gurun i enduringge hvwangdi...」，其中并未使用「daicing gurun 大清国」一词。一直到清晚期的各类条约里，也多次出现dulimbai gurun作为对外（国）的称呼。

一个比较初步的结论：中国（dulimbai gurun）与大清国（daicing gurun）的概念是有比较大的重合度的，区别是daicing gurun 和 dulimbai gurun分别用于对内和对外的称呼。像条约中，大量使用dulimbai gurun的概念，用于外交场合（如对俄国等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绝对外国）上的对外称谓。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异域录》中，图里堔等人在对外言及中国时，使用的也是dulimbai gurun一词，而非daicing gurun。

再者，像《北京条约》中同时出现过「dulimbai gurun」和「daicing gurun」。其中dulimbai gurun用于诸如「黑龙江与乌苏里河交界以北归俄国,南边到乌苏里河口属于中国」这类描述；daicing gurun出现的场合，均为「大清国钦派大臣」、「大清国军机处」这类职务、官署名，可见这两个词虽然指代的事物是等同的，但是确有内外的差别。

懒得翻资料，大概先写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