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到底是怎么样的皇帝，为什么新唐书评价他是中材之主，杜甫将刘禅比作他？ 第1页

李碧妍老师在写她的《危机与重构》时，对李德裕曾有过这样一番感慨：

其实李德裕主政时还对河北周围河东藩镇的人选作了很好的安排，我在书的注释中也提到过。他辅佐几任并不杰出的皇帝，但本人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以至于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在河北与朝廷关系这个问题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那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渺小，因为我一个每天宅在书房挤论文、尚未踏足社会的小姑娘，却要洞悉一个唐朝最一流政治家的想法，常常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部分写作有时候我会停顿个半天、一天，因为觉得李德裕太了不起，面对他我有时真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但他的最后命运却是可悲的。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

同情古人，尽可能地站在古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随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我想这才是我们分析历史人物所应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对于李碧妍老师崇拜的李德裕是如此，对于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唐代宗也是如此。

仇鹿鸣先生曾说，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是非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唐朝灭亡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而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能再延续一个半世纪之久，正是因为唐廷通过不懈努力成功地化解了自安禄山叛乱以来的藩镇危机（安禄山叛乱起因正是安控制的东北藩镇对中央权力的挑战）。而我们的主人公唐代宗正是这一转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那么，唐代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

所谓知人论世，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了解唐代宗的“成长历程”，分析他彼时到底面对哪些挑战，再看看他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在即位前的表现。

唐代宗和他的弟弟建宁王李倓是促成唐肃宗分兵灵武自立的关键人物（当然，李倓的作用更积极一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治见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有人说，这有什么，唐肃宗一伙人为了私利抢班夺权有什么可称道的？其实不然，以当时的形势而论，代宗之父肃宗虽是名正言顺的东宫太子，但其实根基很浅，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基础。在安史之乱前，肃宗的储君地位就多次遭到挑战而几乎不保（可参看知乎用户：唐肃宗在其父唐玄宗未驾崩时直接即皇帝位，是否具有合法性？）。

外廷的强势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曾多次发动动摇肃宗东宫之位的行动，而内廷的禁军和宦官更是严密地掌控在玄宗手中，更何况深谙权力游戏的玄宗本就对东宫太子刻意加以提防控制。所以，彼时肃宗的东宫之位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朝不保夕。对此，代宗都是亲身经历的。正因如此，马嵬驿兵变后，建宁王李倓和代宗才会极力促成分兵北上灵武的行动。首先，跟着玄宗入蜀绝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长期以来，肃宗的太子地位就一直受到玄宗的强力压制，根本没有丝毫安全感，一旦随玄宗入蜀，就会继续受到玄宗的控制，几乎等于永无出头之日，这对于之前一直朝不保夕，毫无安全感的肃宗父子而言，绝对是难以忍受的。另一方面，玄宗对肃宗这位东宫太子的定位与其他皇子并无显著不同，而且玄宗还进一步地试图制约已经分兵北上的肃宗，从其入蜀后发布的诸皇子分统诸道的诏书来看，肃宗的区区适长之名显然并不足以让他弹压心怀异图的其他皇子，永王之乱即在此背景下发生。而玄宗同意肃宗父子分兵北上的行动更多地也不过是想让肃宗一行人吸引已经迫近长安的叛军的注意力，好让自己安全入蜀罢了。因此，对于肃宗父子而言，趁着马嵬驿兵变人心骚动的机会分兵北上是他们摆脱玄宗压制，获取独立发展乃止最终夺取最高权力的绝佳机会。

那么，为何自马嵬驿分兵后一定要去灵武呢？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安禄山叛军兵锋甚盛，洛阳，长安相继失守，而唯一有望抵挡叛军的河西、陇西兵马又在灵宝一役全军覆没，所以，彼时唯一建制保存比较完整且有战斗力的武装就是朔方军。而肃宗昔日在东宫时曾为朔方节度大使，与朔方军的将领还算有点联系；再者，在哥舒翰之前统领西方军事集团的名将王忠嗣自幼便与肃宗同养宫中，关系密切（朔方军名将李光弼昔年正是王忠嗣的爱将），有了这层关系，肃宗要联络朔方军自然就更有把握了。所以，北上灵武，联络控制住彼时唯一还有战力的朔方军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唐廷的命脉。因为控制朔方军的灵武政权是唯一有望中兴唐室的力量，这也是后来肃宗在与玄宗的权力斗争中最后胜出的根本原因。因为，正如后来返回长安的玄宗所说，两京（指长安、洛阳）是汝所复，天数、人心皆归于汝。再者，玄宗入蜀，限于关山迢迢的形势，显然也难以整合北方忠于唐室的势力继续与叛军周旋，相对地，近在灵武的肃宗朝廷显然更有优势。

所以我们说，马嵬驿之后，代宗与其弟建宁王李倓促成分兵北上灵武的行动绝对是颇有见识的。

接着，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应对张皇后的。肃宗于灵武自立后，他最信任的人有三个，一是与他共患难的张良娣（后来被立为皇后），二是谋士李泌，三便是宦官李辅国。李辅国与张良娣互为表里，权势熏天。育有皇子的张良娣自然对功勋卓著的代宗、建宁王李倓兄弟十分忌惮，必欲除之而后快。建宁王李倓太过锋芒毕露，终为张良娣构陷而死，谋士李泌大惧之下归隐。在此种情形下，代宗委曲求全，处处小心，才避免了重蹈李倓之覆辙。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即位后的表现。

对于唐代宗而言，他接手的李唐江山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在内，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依仗所谓拥立之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在外，西边的强敌吐蕃不断蚕食大唐西境领土，帝国的心脏—关中地区都暴露在吐蕃人的面前，在北边，归降的安史部将继续割据称雄，并不把中央朝廷放在眼里。那么，代宗是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呢？

不同于自幼养在深宫的肃宗，代宗号好歹是领兵收复两京，经历过战场杀伐的，所以处理起宦官来比他父亲肃宗就高明得多了。

首先我们看代宗是如何处理李辅国的。

《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代宗即位，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横。私奏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怒其不逊，以方握禁军，不欲遽责。

则李辅国的骄横跋扈由此可见一斑。

但很快，代宗就将李辅国给处置了。

同书同传接着说：五月，加司空、中书令，食实封八百户。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乃罢辅国判元帅行军事，其闲厩已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辅国始惧，茫然失据。

显然是代宗利用李辅国与另一宦官首脑程元振的矛盾，将其架空乃至于剥夺一切权力。此时距离代宗即位不过才两个月。

到后来代宗更是直接派人刺杀李辅国于其宅第，彻底了结了这位权倾朝野的宦官首领。

《李辅国传》说：十月十八日夜，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首臂而去。诏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是李辅国被杀似与代宗无关。

但《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十月壬戌条《考异》引《统纪》则记云：辅国悖于明皇（指李辅国逼迁玄宗于西内之事），上（代宗）在东宫，闻而颇怒。及践祚，辅国又立功，难于显戮，密令人刺之，断其首，弃之溷中，又断其右臂，驰祭泰陵（唐玄宗陵墓），中外莫测。后杭州刺史杜济话于人曰：『尝识一武人为牙门将，曰：某即害尚父者。今从旧传。〕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可见指使盗贼刺杀李辅国的正是代宗。

李辅国既死，程元振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代宗接下来开始着手解决程元振。

《旧唐书·程元振传》云：代宗即位，以功拜飞龙副使、右监门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事。寻代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专制禁兵，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封保定县侯，充宝应军使。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军中呼为“十郎”。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下诏征兵，诸道卒无至者。十月，蕃军至便桥，代宗苍黄出幸陕州；贼陷京师，府库荡尽。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顾人情归咎，乃罢元振官，放归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车驾还京。元振服缞麻于车中，入京城，以规任用。与御史大夫王昇饮酒，为御史所弹。诏（中略）宜长流榛州。

可见程元振的权势亦曾显赫一时，那么何以在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幸陕州后会束手就擒，毫无反抗之力呢？同书同卷《鱼朝恩传》给出了答案：自相州之败，史思明再陷河洛，朝恩常统禁军镇陕，以殿东夏。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

显然，吐蕃攻陷长安时，程元振所统之禁军已然溃散，他此时随代宗逃往陕州，不过是无兵可用的光杆司令，为鱼朝恩大军所卫护的代宗自然很容易使他就范。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言，代宗能在此乱离之时办成这件平时不易办成的大事，足见代宗的果断机敏。

处置完程元振，骄横跋扈的鱼朝恩自然也不能为代宗所容，于是代宗又利用宰相元载来对付鱼。

《新唐书·鱼朝恩传》云：

　元载乃用左散骑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财结其党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陕，而皓射生将。自是朝恩隐谋奥语，悉为帝知。希暹觉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惧，然见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潜计不轨。帝遂倚载决除之，惧不克，载曰：“陛下第专属臣，必济。”朝恩入殿，尝从武士百人自卫，皓统之，而温握兵在外。载乃徙凤翔尹李抱玉节度山南西道，以温代节度凤翔，阳重其权，寔内温以自助。载留温京师，未即遣，约与皓共诛朝恩。谋定，以闻，帝曰：“善图之，勿反受祸！”方寒食，宴禁中，既罢，将还营，有诏留议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车入宫省。帝闻车声，危坐，载守中书省。朝恩至，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辩悖傲，皓与左右禽缢之，死年四十九，外无知者。帝隐之，下诏罢观军容等使，增实封户六百，内侍监如故。外咸言“既奉诏，乃投缢”云。

这简直就是唐文宗时期甘露之变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元载能将鱼朝恩的亲信皇甫温、周皓引以为己用，所以能稳操胜券。至于元载为何如此处心积虑地要除掉鱼朝恩，自由于鱼太过骄横跋扈，欺凌宰相，甚至于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视变换宰相如同儿戏自为元载所不能容忍。代宗正好借刀杀人，利用元载除掉鱼朝恩。

元载除掉鱼朝恩后，依仗功劳骄纵不法，代宗显然也不会坐视不理。

《旧唐书·元载传》云：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与王缙同列，缙方务聚财，遂睦于载，二人相得甚欢，日益纵横。代宗尽察其迹，以载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载尝独见，上诫之，不悛。

紧接着就是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后，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宦官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与载同恶，先载于禁中杖杀之。

自此，代宗牢牢掌控了朝局，中枢朝局稳定下来。后来德宗即位，其初期能积极振作以图削平藩镇，显然是受益于此。

至于有人批评代宗姑息纵容河北藩镇，我觉得未免对他太过苛求。彼时内有权阉擅权，外有吐蕃侵扰，中央根本就没有余力来对付河北藩镇。事有轻重缓急，相比远在河北的藩镇而言，近在咫尺的阉党和威胁关中的吐蕃才是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