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被视为「传统」的事物其实历史不算长？ 第1页

俄罗斯套娃，发明时间是1891年，制作者是谢尔盖·马柳金。

和今天人们普遍抱有的观点相反，俄罗斯套娃跟俄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这是接到马蒙托夫委托仿制日本嵌套玩偶的订单后，马柳金凭空想象出来的设计。他构思了一个筒形身材红脸蛋的农村姑娘，胳膊里抱着一只鸡。每个更小的娃娃都描绘俄国农村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中间最小的部分是一个俄罗斯风格的襁褓包着的娃娃。

在此后数年间热销数百万件后，俄罗斯套娃才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象征之一。

华容道游戏。原本是英国人John H. Fleming在1932年申请专利的，民国时传入中国才本土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有类似的游戏叫「箱入り娘」。

日本的“鲸骨鸟居”，现在被当做日本捕鲸文化之一，实际上是二战后才出现的，并且是误解欧美“鲸拱门”的产物。

日本现存的“鲸骨鸟居”都是使用鲸鱼的下颌骨搭成的，共有三处，分别位于和歌山县太地町的惠比寿神社，长崎县上五岛町的海童神社和宫城县南三陆町的饭纲神社，其中只有前两地有捕鲸的传统。

此外，二战前日本占据的桦太岛（库页岛）知床村的惠比寿神社、“北方四岛”的色丹岛的斜古丹神社，以及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神社所存留的照片中也有类似“鲸骨鸟居”的建筑。

和歌山县太地町是纪录片《海豚湾》的背景舞台，当地有着悠久的捕鲸传统。江户时代的文学家井原西鹤在1688年出版的《日本永代藏》第二卷中有一篇《天狗は家な風車》的人物传记，讲述的是在当地有一位以“风车”作为家纹的船主天狗源内，通过采用新的捕鲸方法发家致富的故事。

在故事的开头，介绍故事的背景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描写：

紀路大湊、泰地といふ里の、妻子のうたへり。此所は繁昌にして、若松村立ける中に、鯨恵比須の宮をいはひ。鳥井に、其魚の胴骨立しに、高さ、三丈ばかりも、有ぬべし。

大致说在主角天狗源内出生的太地（泰地）的若松村，有一个名叫“鲸惠比须宫”的神社，该神社的鸟居是由鲸鱼的“胴骨”建成的，高约三丈（9米）。

当地的渔民根据这条记载，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将捕获的鲸鱼的下颌骨进献给惠比寿神社（即“惠比须宫”），以还原当年的“鲸骨鸟居”。当然，鲸鱼的下颌骨的长度也就三米多长，远远达不到《日本永代藏》中的记载。

东京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宇仁义和翻遍了江户时代以来的关于捕鲸的古画、书籍，发现日本所有的关于捕鲸的渔村的古画中，惠比寿神社、祭祀海神的神社的鸟居都是木制鸟居。对于鲸鱼的说明图中，也没有鲸鱼的下颌骨被叫做“胴骨”的记载，只有一些捕鲸者将鲸鱼的脊椎骨叫做“胴骨”。

由于在江户时代捕获的鲸鱼的长度大概会在15米左右，其脊柱的长度在10米左右。宇仁义和推断，《日本永代藏》的作者井原西鹤大概误以为鲸鱼的脊椎骨能够一节一节的搭成鸟居，所以就如此描写。实际上并不存在鲸鱼下颌骨搭成的鸟居。

色丹岛乃至台湾岛的所谓的二战前的“鲸骨鸟居”照片上的“鲸骨鸟居”，实际上都是位于神社的木制鸟居外，库页岛的“鲸骨鸟居”，也不过是由于地势太陡峭，没地方修建木制鸟居而已。

由于神社的鸟居内才是“神域”，因此宇仁义和认为，所谓的“鲸骨鸟居”，可能仅仅堆在神社前进献给神灵的“贡品”或者纪念碑而已，并不是象征着神域的“鸟居”。

那么，现存的所谓“鲸骨鸟居”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原来，从18、19世纪开始，以挪威为起点，英国、美国、沙俄等国的捕鲸者，会把捕获的鲸鱼的下颌骨顶端交叉，搭成一个“鲸拱门”作为彰显自己捕鲸事业的“纪念碑”。库页岛、色丹岛、台湾的“鲸骨鸟居”，几乎和这些欧美的“鲸拱门”完全一致，从先后顺序来看，很明显是日本受到了欧美的影响。

而日本保存的最早的“鲸拱门”，是1909年由挪威捕鲸者在长崎县的长生浦加工厂拍摄的，这个加工厂属于沙俄的捕鲸公司，因此很可能是由沙俄的捕鲸者建造的捕鲸纪念碑。

另外在1910年拍摄的东洋捕鲸公司在宫城县石卷市的鲇川加工厂前，也曾经搭建过“鲸拱门”。

因此，大概率是日本渔民们，把二战前修建在神社前的、作为捕鲸纪念献给神灵的“鲸拱门”误当成了鸟居，因此在二战后模仿着鸟居的样子搭建了所谓的“鲸骨鸟居”，成为了日本捕鲸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已经提到了，白酒。

不过他说的比较简单，评论区里质疑也很多，我来补充一下吧。

很多人反驳白酒历史的重要依据是什么你看谁谁诗文里提到喝了xx酒了、我是xx地的人，我们当地某某酒厂有几千年历史，反正托各大酒厂的福，让不少人以为这些白酒动不动就千年历史了。

然而对不起，这些基本都是扯。古代中国喝的主要是黄烧二酒，分别是「黄酒」和「米酒」（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把米酒叫烧酒）。还流行过葡萄酒，正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还有一些酒，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失传了，比较典型的我举一个例子「口嚼酒」，粮食煮熟了，必须要由美丽的少女嚼碎吐出来，然后等待发酵成酒（没错，就是《你的名字》里的口嚼酒），在唐朝的时候口嚼酒还在盛行，但是后来渐渐就在中国失传了。

所以那些历史上的名酒，很多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历史上的酒跟现在酒厂产的酒毛关系没有。

为什么古代那些不可能是白酒？这涉及到工艺问题，「蒸馏」技术才是白酒区分于传统黄酒、米酒的关键。蒸馏最明显的作用是显著提高了酒精度，基本在没有蒸馏之前，各种酿造酒酒精度的极限是接近20度，蒸馏技术出现之后，才开始出现这些高度酒。此外蒸馏还包括提纯去杂质等功能。

而这个蒸馏技术，现在一般认为是元朝出现的。

我知道肯定有人要提，去年在海昏侯墓中就发现了疑似蒸馏酒的器具。能否说明白酒出现的历史其实比元朝更早？

并不能。

首先，这只是疑似，事实是还不能就确凿认定这是用来蒸馏酒的，其实如果是配套在一堆酿造酒的设备当中发现了这个，会有说服力的多。

而我之所以认为白酒出现历史不可能这么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了白酒，在历史上那么多保留至今的农书当中，应该有记载。

比如《齐民要术》，接受过初中历史课本教育的应该对这本书有印象，这是历史上第一本系统的农书，虽然叫农书，但是其实里面内容包罗万象，还包括很多菜谱、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就包括酿酒。而且记载步骤非常详细，齐民要术几乎囊括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方方面面：

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把农副产品的加工（如酿造）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

在卷七的酿酒部分，其中提到了多达四十多种酿酒法，没有一种提到了类似「蒸馏」的工艺。试举一例：

造酒法：全饼曲，晒经五日许，日三过以炊帚刷治之，绝令使净。若遇好日，可三日晒。然后细锉，布帊盛，高屋厨上晒经一日，莫使风土秽污。乃平量曲一斗，臼中捣令碎。若浸曲一斗，与五升水（十一）。浸曲三日，如鱼眼汤沸，酘米。其米绝令精细。淘米可二十遍。酒饭，人狗不令啖。淘米及炊釜中水、为酒之具有所洗浣者，悉用河水佳也。

《齐民要术》写出来本就是为了指导全国人民进行农业生产，所以本身取材范围极广、经常一下记载几十种方法，同时为了起到指导作用，步骤的记载也非常详细、有可操作性。

试想如果真的在当时已经有了白酒，很难想象已经收录了四十多种酿酒方法里，其中竟然不包括蒸馏酒的酿造方法。

所以，不要拿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出来说曹操喝的都是杜康酒了，书里可是写了曹操喝的酒是怎么酿的：

魏武帝上九酝法，奏曰：“臣县故令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引曰： ‘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石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易饮不病。”

这跟你现在喝的杜康酒一点关系没有。

《齐民要术》作为后世农书的范本，后世农书都直接沿袭了齐民要术的体系。

如果蒸馏法真的曾经很早就在中国古代出现，很难想象在正规农书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蒸馏技术的记载。即便是其他无数介绍过酒生产技术的书，直到元朝之前，也并未见到蒸馏技术。但是在南宋的一些炼丹书籍中提到用蒸馏的方法蒸取蔷薇、茉莉等花露水。后来也发现过金代的蒸馏器。但都是一些孤证，并不能必然证明南宋时期就有了蒸馏酒，缺乏其他佐证。

当然，有些反对意见的人，主要拿着古诗词里只言片语就断言中国唐朝就有了蒸馏技术，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比如「荔支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但已经有相关书籍提到唐朝烧酒其实就是指煮了或者加热酒而已，并非蒸馏酒。唐《投荒杂录》：

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

而现在一般认为蒸馏酒技术最初出现在元朝，主要依据就是元朝开始很多书籍开始提到蒸馏酒技术，而且还专门提到是元朝时期国外传入。

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

时珍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

元人朱德润有一篇《札赖机酒赋》，也是直接记载了蒸馏酒的流程：

甑一器而两圈，铛外环而中洼，中实以酒，仍緘合之无余。少焉火炽既盛，鼎沸为汤，色混沌于郁蒸，鼓元气于中央。熏陶渐渍，凝结为炀，中涵竭于连漉，顶淄咸濡于四旁。乃泻之金盘，盛之以瑶樽。

可以说，并不能断言元朝之前就没人搞出了蒸馏酒，毕竟宋金时期理论上从技术原理、到设备都有了，理论上具备了生产蒸馏酒的条件。但真的在酿酒过程中开始大规模用上蒸馏技术、并被当时人记录在书籍中是始于元朝。

而蒸馏技术出现和现代白酒之间更是隔了很远。早年间白酒生产工艺不规范，各家有各家的工艺，以汾酒为例，确定了现在汾酒生产流程和口味标准的是杨德龄，这位老先生可是1945年才去世……

基本可以说，白酒酒厂要是正经能追溯到清朝，就算历史悠久了。白酒诞生贵诞生，但是就算在民国时期，无论南北，上流社会喝酒喝的都是黄酒，这点，唐鲁孙先生在《谈酒》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早年仕宦人家，只要是嗜好杯中物，差不多家里都存着几坛子佳酿。平常请客全是酿酒庄送酒来喝。遇到请的客人有真正会品酒的酒友时，合计一下人数销酒量，够上这一餐能把一坛酒喝光的时候，才舍得开整坛子酒来待客。因为如果一顿喝不光，剩下的酒一隔夜，酒一发酸，糟香尽失，就全糟蹋啦。绍酒还有一样，最怕太阳晒，太阳晒过的酒，自然温度增高，不但加速变酸，而且颜色加重。您到上海的高长兴，北平的长盛、同宝泰之类的大酒店去看，柜上窖里一坛子一坛子都泥头固封的酒瓶装的太雕花雕，全是现装现卖，很少有老早装瓶，等主顾上门的。北平虽然不出产绍兴酒，凡是正式宾客，还差不多都是拿绍兴酒待客。

虽然茅台一杆子把自己历史打到了汉武帝，但是对于白酒风格有研究的都知道，茅台最初是清朝时候，晋陕盐商把家乡酿酒老师傅请到茅台开始酿酒，才确定了现代茅台的风味。

诚然，很多地方确实在历史上有酿酒的传统，但那当初酿的普遍都是黄酒米酒，跟现代酒厂卖的白酒除了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洋枪洋炮打出来的镖局。河北涿州高家镖局威震武林，靠的不是内力或者刀法，而是20支走私的美国海军大左轮。

很多武侠小说不分朝代，都默认镖局遍布天下，镖师是最常见的一类江湖好（fei）手（wu），主要工作是给中等水平的邪魔外道欺负，替正道子弟呐喊助威，维护武侠世界经济体系的日常运转。比如元朝背景的倚天屠龙记：

俞岱岩闭了闭眼，再睁开来时，仍是见到这面小小的镖旗……心道：“这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镖旗啊。我到底怎么了？”………都大锦强抑怒气，说道：“我这龙门镖局开设二十年来，官镖、盐镖，金银珠宝，再大的生意也接过，可从来没出过半点岔子…………牵扯纠缠的镖我们不接，来历不明的镖不接，五万两银子以下的镖不接。”

某游戏设定的唐朝镖局

更著名的镖局文学是老舍的《断魂枪》，被选入中学课本。在主角沙子龙的回忆中，镖局和西洋快枪的时代是对立的，这也让普通人觉得镖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呢，松散的镖师群体到了晚明才有零散记载（打行、标行）；而成形的镖局要到康熙年间才出现。镖局的全盛时期恰恰正是19世纪后期，即鸦片战争之后的洋枪时代。

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当然老舍这里的描写倒也不是故意的谬误，只是说明人类感性认识有局限，喜欢把自己童年就存在的东西当“传统”罢了；就像1981年出生的我，总觉得1983年才出现的CA15解放卡车是“传统””。

但无论在民间回忆中镖局有多么古老，如果火炮没有成为军队的制式装备，走镖就是给土豪送菜；如果没有西化军队保证长途商路的总体安全，镖局再牛，也不可能在各地豪强的地盘上运送高价值货物。所谓的镖局“江湖”，并非冷兵器时代的“传统”，恰恰是火器进步和西方工业技术的副产品。

具体来说，我在之前的一些回答里谈到过封建社会的特征：

在这漫长的铁器时代里，农业社会总体上依然处于地理上的分隔状态，教育依然是少数人垄断的特权。所以，这样的社会既无法构造有效的官僚机构（现代意义上的），也无法实行真正的集权和标准化管理，只能在大多数基层社区继续推行事实上的封建制。

什么是“事实上的封建制”？。这意味着大多数管理权是家族世袭的，有固定等级和权限范围，相对皇权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名义上独立生活的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和封建主有人身依附关系。比如说军官身份和军人身份，在大明朝就是世袭的，在其他朝代也多数是世袭的。（高层指挥机关需要选拔，但中层军官世袭，士兵也世袭，进入高层军官的预选行列也靠家世，成为将门的基干军官更要世袭）。各县的胥吏也基本分行业世袭，比如说管户房的吏典，基本就是家传一套全县的土地税收数据，别人无从插手。至于税关的助手、各乡的管事、民兵头目，各村的长老，要么是家族世袭，要么是当地大户的附庸。这才是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主力。而貌似反“封建”的科举制到了王朝中后期，也必然是利益交换和权钱交易的工具，被官僚世家垄断了相当的位置。

这样的社会尽管没有独立王侯，也同样算是封建社会。底层平民看似“自由”，实际上和贵族封建邦国时代类似，也要依附于这些基层封建主才能生存。这就是我认为秦汉之后的中国是官僚化封建社会的原因（之前为邦国封建社会）。在这里，封建二字指的是社会靠家族分权和分肥惯例来搭建基本统治秩序，靠人身依附性来发起经济或军事动员。具体要不要把这个秩序挑明为实际上的裂土封疆，那就看具体的统治需要了……但即便在王朝最鼎盛时期，在皇权最强大时期，在最富饶的内地农业地区，大多数中层职务和相当一部分中上层职务也是世袭的。那些非正式但是非常重要的基层管理职务，几乎完全是世袭的。家族传承的不仅仅是职务，还有代代相传的统治艺术和关系网，以及和其他封建头领之间妥协的权责边界。

大多数宋朝官员的出仕资格恰恰来自世袭。就连科举出身的寒门官员，首先谋取的待遇也是：“封妻荫子”，而不是鼓吹所有人起跑线平等。

而在大多数百姓日常接触的地方官员中，荫补官又占了绝大多数。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宋朝人，你能感受到的社会秩序就是世袭，是拼爹，以及很窄很窄很窄的一条科举之路（多数科举名额被仕宦人家占据），无论你的视角着重于经济等级还是政治等级，这个感受都是正确的。

我翻出此前的两个回答，是想指出：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文明区域，虽然传统中国网王朝的中央集权程度远高于同期其他国家，但基层社会的统治规则依然是分权和世袭，绝不要以为“封建”二字是生拉硬套的说法。所谓皇权不下县，就算中央任命的科举官员，也无法越过绅士、地主、庄主、团练头目……等基层直接管理平民。这些这些黑白两道通吃的土豪才是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可以决定本地物流渠道是否通畅。

那么，由城市中产和大城市附近地主子弟组成的镖局，有没有足够的人手威慑这些土豪呢？

中国最大的镖局是会友局，鼎盛时期有1000多雇员（再多的话政府也不放心了），各地非武装的“行政人员”要占到十分之一以上，剩下的八九百人还要分出一多半看家护院、贴身卫护、当职业打手、维护赌场秩序……真正能江湖走镖的，不过是三四百人，分散在四五条主要的镖路上轮换工作。这样算下来，最大的业务，也就是几十个镖师全程跟随，平日里就算是大刀王五亲自出马，也就是十几个镖师执勤。这十几支、几十支刀矛，怀里偷偷揣的几支手枪，如果碰上往日土豪几百上千的临时武装（其中不乏经常练武的教头和半职业的土匪做骨干），根本不够看。只要地方上各路人马见财起意，或是有意阻挡，镖局就不可能安全通过。

最大的镖局

当然，土豪的武装也不是职业军队，不能长期动员，出战几天，就必须回家种地，否则没饭吃；真打起来，也不会冒着重大风险去硬拼。但反过来说，镖局的任务也不是长期驻扎下来给土豪找麻烦，也不会为了求财搭上性命。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镖师们功夫再好，也不可能靠孤立无援的小队伍慑服一路的小封建主。只有宽敞的南方水路无法被封锁，能让异乡人的团队自由穿越，偶尔横行，“江湖好汉”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跑江湖能变成好汉，而是只有“江湖”上才有外来的好汉。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如果一定要在人口稠密区的陆路发送商队，要么用钱把一路的土豪喂饱，要么干脆通过分包、分销让土豪们接力做物流，总之不需要镖局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小型武装搞威慑。实际上，几十人的武装队伍公开通过这些土豪的辖区，本身就意味着挑衅行为。不需要专业土匪出面，半官方身份的土豪就能教他们学做人，直到火器时代的前夜依然如此。

西方历史书经常告诉我们，可移动的火炮炸碎了西欧诸侯的城堡，火枪击穿了骑士的铠甲，从此中世纪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这个描绘虽然粗糙，但的确说明了大趋势——火器时代的战斗遵循

，即军队实力和本身战斗单位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冷兵器时代往往只是一次方），中央王权相对地方诸侯的相对权威开始转化为绝对权力。再加上炮兵对城寨的破坏力，火器的普及在全世界都削弱了地方封建主，加强了中央集权（或是最强诸侯的霸权）。

中国火器虽然落后于西方，但明朝也开始使用攻城火炮。到了清朝，政府军主力已经完成了火器化，无论是远征中亚、蒙古，还是内地镇压，主要杀伤输出都依赖枪炮。英国使节访华，沿途清朝驻军持枪列炮致敬。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地方能力，明朝、宋朝那些避税的大地主，那些控制地方、弄垮中央的士绅都要向总督巡抚低头，乖乖按财产纳税。就连名义上独立的地方团练，也变成了武警性质的中央武装。

1690年乌兰布通战役古画

土豪照章纳税，就没有过去那么多资源供养私兵，豢养教头；公开武装力量都进入国家体制，随意抢掠，自设关卡的概率就低了很多。等到洋务运动给清朝带来了新式火器，等到中央政府用鸦片税养了新军，尽管大清朝一步步走向药丸，但人口稠密区的长距离陆路贸易反而比以前兴旺了。商队不用接力运送，就能穿州过府，千里贩运。孤身闯江湖挑战各地大豪的武侠传说也逐渐出现——之前的听众都知道这样的主角会第一时间被庄丁打死。

当然，80年代的中国尚且车匪路霸横行，19世纪的大清再平安也不能空手上路。于是镖局行业兴旺起来，替商队（包括官商）摆平和地方势力的矛盾，对付体制外的土匪流贼，充当大清内陆经济润滑剂，为传统封建社会送最后一程。即便在这个镖局的兴旺时期，镖师们的主要业务也是搞公关，出手搏命只是最后的威慑。大多数残余的地方武装都给镖局力量一个面子，分润一点镖费就让路。

“朋友”见面以后，必须拿黑话对谈，说明这一方面确是内行，对方确是“江湖上的朋友”。黑话的内容，不外两点，第一，彼此都是一师所传，应当讲江湖的义气。更重要的，镖行必须承认，你这碗饭是贼赏给你吃的。他问：“穿的谁家的衣？”就答：“穿的朋友的衣。”要问：“吃的谁家的饭？”就答：“吃的朋友的饭。”这到是句老实话，要没有做贼的，也就用不着保镖的了。做贼的，每天以打劫行抢为主，看著镖行的情面，有一部分“高高手，放过去”了，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留下的这碗饭么？所以镖行称贼作“当家的”，跟称呼镖行的“掌柜的”一样。

…………

贼在北京住几天，连买东西，带看热闹，住够了，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临走时，起五更，由镖局派轿车，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贼坐在镖车里面，送出城后，镖局子人就就回来了。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代过，反正坐车的人叫你把车赶到哪儿，就送他到哪儿，什么话也不用问。送他到了地方后，他一定多给赏钱，决不少给。

贼进北京这几天，镖局子必须特别小心，决不能让他出事。要是贼住在镖局里，出了事，让官面上给逮去，这一来，镖局子就算栽了，你再保镖，路上遇见贼人的同伙，他必和你作对，镖就不能走了

李尧臣——《我的保镖生涯》

万一有不要命的大盗非要劫镖，和官方联系紧密的镖局往往能迅速得到附近驻军的支援。比如说1901年宋锡朋在直隶劫会友镖局的银子，镖师把船撑到河心，用手枪封锁河面，派人游泳去附近的巡防营求援，政府军迅速派来骑兵队解围。事后查验，十万两镖银只丢了2000两，8位镖师幸存4名。八大镖局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威胁，联合派出上百名镖师展开江湖围剿，追杀宋锡朋。

死了4个镖师，丢了2000两白银，放在武侠小说里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在现实中，案子惊动了正规军骑兵，还引发八大镖局放下生意全力报复。这说明镖局平时的业务非常“和平”，以至于4个镖师的性命就足以动摇镖局的士气，不报复不足以继续营业。

很快，八大镖局查清了宋锡朋的行踪，在政府军默许下发动两次夜袭，杀光了宋锡朋团伙的骨干。擒获宋锡朋的人，就是会友镖局的第一高手，掌班镖师焦凤林。后来大多数“江湖追杀令”的传说就来自这次剿匪行动。但大家也不要把这次江湖风波想象的很有“武侠范”，因为除了生擒宋锡朋这几秒钟的拳脚交锋外，几次护镖、夜袭的主要武器都是洋枪。就算是最后被迫用武功见高低，原因也是宋锡朋的子弹打光了……

总之，镖局的存在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常态，而是新技术冲击下封建末世的过渡期产物。到了20世纪初，新型警察控制了城市治安，铁路和现代军队接手了长距离贸易，银行抢走了汇兑买卖，邮局能够廉价的送信，镖局各项业务都做不成了，只能迅速地退出历史。

1921年，会友镖局关门，临行连肉菜都没有，吃一碗面算散伙饭。会友镖局的末代镖头李尧臣号称武林大豪，后来1933年长城抗战曾为29军训练大刀队，实际效果么……往往是上百精兵夜袭，被十几把日本刺刀赶下山头，自相践踏，可见江湖手段见不得大世面。戚继光打倭寇尚且明令禁止招募江湖武士，何况20世纪的现代战争？

镖局高手聚会，中排左起第二人是会友镖局末代镖头李尧臣

“在喜峰口方面，我们先占有地利，敌人进攻，比较困难。宋军……有一次，在夜里大举逆袭敌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听说俘获了他们坦克车与大炮，及许多的战利品。西北军每个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不知他那次逆袭的胜利，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而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

“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两女士，还特地到喜峰口去慰劳，并且手捧着大刀，摄了一个照片。她俩到北平来见我，同声的说：‘这把大刀，还有敌人的血留在上面呢!’我听了实在有些好笑!她们好像只知道喜峰口的神秘大刀队，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队，同样的在那里作壮烈的牺牲，而不去慰劳。我说明了，她们还觉得惊异。停战后，我在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鼓吹大刀的问题。我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他说：‘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我当时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抗战如此，我们的新闻界也是如此。”

——桂系军官、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

主要用于宣传的大刀队

1，瓦哈比派思想

虽然瓦哈比派自称宗教原教主义，号称要恢复到先知年代，可他们的那套思想逻辑，都是过去二百多年形成的，甚至现在的有些观点是上个为了反世纪大阿拉伯民族主义才出现的。

2，所谓的“宗教文化习俗”

除了哪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外，各国或族群的文化传统和习俗都是具有时代性，随着生产关系、环境、对外交流和政治发生变化。现在大部分民族或群体的所谓的传统习俗或文化都是近代形成的，就算有古代成分也是近代得到了本质性变化和重塑。

现在保守派拒绝改变的所谓的一些“宗教文化习俗”，其中大部分都是19-20世纪接触东西方文化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才形成的，伊斯兰教的法令都是根据实际重新颁布和解释，不存在所谓的千年不变的文化或思想。比如，我家乡不让女性露出头发额头之类的观点，都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才出现的，我九爷爷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高级教士说这是听都没听说的荒唐事。

3，“汉服”

现在所谓的汉服是十几年前出现的仿古服，并非是汉族人民千百年来延续的传统服饰。千百年来延续和发展的汉族传统服饰有偏远地区老百姓还保留着。

本人对汉族传统服饰或“汉服”没有任何想法，一直尊重所有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只是碰见了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如此利用汉服，鼓吹种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样子。

一边敌视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文化，污蔑成破坏国家统一、加速离心、制造隔阂的万恶之源。并且以维护国家统一或发展现代化的名义要求主动放弃，或未来转右为借口恐吓鼓吹暴力强制消灭和推行同化。另一边却鼓吹汉服可以复兴汉族，汉服保护汉族的民族利益民族记忆或民族认同等等，而且不喜欢汉服都被打成虚化汉族诋毁汉族的逆汉民族主义和反汉反国的逆民，被某些人造谣人身攻击和组团围攻。连汉族人都被扣上反汉反国两面人“满遗”“东突”“精阿”罪名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