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不是文明？ 第1页

转载这篇文章，可以看看当下考古学者是如何思考这一问题的：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摘要：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不仅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确凿的分工；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坝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良渚社会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还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因此，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设计的良渚古城，在建设过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会；整个良渚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各“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

近些年来，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发现惊艳学界，声名甚至远播海外。业界泰斗伦福儒就说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这是国外学者长期对中国考古不甚了解，在认真关注之后发出的感慨。但国内至少部分人譬如我却恰恰相反，在很长时间里担心的是不要过早过高评价良渚文化的成就，怕说过了头，贻笑大方。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内学者明确地表达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观点的人没有几位，反倒是主张良渚还处在酋邦社会阶段的研究者似乎更多一点。例如兴师动众十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直到第三期结束时（该项目从2002年开始，连续开展了四期、十四年）才提到良渚就是国家，就是文明。但作为工程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当时有关的证据仍嫌薄弱，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工程内部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明确认可，把它写到工程第三期的结项报告里，其实我也是有几分心虚的。但从去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讨论良渚社会是国家、是文明时，需要先对这两个概念做个尽量简短却是必要的界定说明。

“文明”是一个有多种解释、定义的概念。小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大到整个人类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点成就和全部成就，都可以叫作“文明”。“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组织，当然也是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词。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其“文明”大致就是这么个用法。本文也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明”和“国家”这两个词。

“国家”也是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大致上，国家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按照“地区原则”来划分自己的人民；（二）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条内容并不适合中国历史的情况。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譬如商周时期，社会并非是按照地区原则规划组织的，而是保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集体——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所以，国家的本质就剩了一条——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其又多被强调为“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 01

不过，对于考古学而言，困难在于在绝大多数考古学的物质资料中，只保留了权力行使的结果，如战场、人牲杀殉等（就算这些结果都能保留了下来，且都被考古发现了），却很难发现有关行使权力过程的记录。也就是说你无法直接知道这些结果究竟是由什么权力主体造成的，权力的强制性有多大。在尚未产生文字的史前时代，尤其如此。所以，考古学家只能从这些现象反推造成它们的背后的权力的权威强度或性质——这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因此，主要是形成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国家理论中列举的文明的特征、要素，虽然业已成为考古学家评估考古现象时的依据。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而言，经典作家提出的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这三条文明标志和考古学对其进一步的补充， 02 依然是考古学探讨这个问题时的主要工具。当然，这些主要提炼于近东考古资料中的文明标志是否完全符合史前中国的情况，是大有探讨空间的。对此，我的这篇小文力所不能及了。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若考虑到人类历史发展有它普遍性的一面，则如果中国的一项考古记录符合了这些标准之大部分，我们是可以将其发展程度判断为国家或者文明的。

那么，良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大量考古发现得知，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不仅意味着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的存在确凿的分工，制造业内部如制玉业内部还有细密分工，即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反山 03 、瑶山 04 等贵族专属墓地积累的大量财富与普通墓地的情况反差如此巨大，据此可以认为良渚是个阶级社会。以上两项的相关资料非常丰富，兹不详细列举和展开讨论了。以下想就良渚其它几项文明成就做些讨论。

2007年，在瓶窑镇葡萄畈地点发现了堆筑城墙。寻此线索，很快确认出一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学者又发现可以将古城南部的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几条长达几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很可能围成一环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积倍增至800万平方米。 05 06 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脚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筑起来的长达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遗址。塘山土垣在很长的段落上为内外双重结构，建筑方法一如古城城垣，规模也同样宏大。关于这道东西向一字拉开的土垣的功能，曾经有不少推测，其中一种是防备大遮山上的山洪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以此来保卫古城。也是在最近几年，塘山土垣系水利工程的推测得到新的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在4.5公里土垣的西端，考古学工作者发现向西南方向，有一连串自然岗地，岗地间被类似土垣的人工堆筑土垄联系起来，于是在古城西北方向围起来水面海拔高约10米、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区。在蓄水区西北方向的大遮山最大山口处，又发现了若干封闭山口的人工堆筑高坝，坝顶海拔高约20米，可以拦蓄百年一遇的大涝山水。 07 至此，田野考古完整地揭示出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建筑体系（图01）。

图01/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归纳起来，重要者有如下几项。

1.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可见，建造水利系统一开始是有改造古城所在广大地区水环境的工程学目的的。又如许多学者分析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关于后者，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2. 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和外围的水利系统是个规模庞大的工程。浙江考古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米、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 ① 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也许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慢条斯理，而是集中在几个较短的时段中特定季节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则每天动员的人众数量就更大。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推测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色彩，当不为过！

3. 明确的城乡差别

这是源自2016年最新考古发现得来的认识。多年来的考古，让我们对良渚文化一般村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桐乡普安桥 08 、新地里 09 ，海宁皇坟头 10 ，余杭玉架山 11 、茅山 12 等遗址的发现可知，这个时期的村落面积（不计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万平方米上下，村落内分散坐落着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筑，其旁往往还有墓葬等遗迹，也即多不过十户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态。出土遗物多为普通家居生活用陶制器皿、耘田器、刀、石犁等石质工具等。从墓葬有无葬具和随葬品数量多寡、质量高下来看，村落成员间有一定的分化，如新地里遗址还发现有规格显得高大一些的房子。但总体上未见完全脱离一般村落生活的情况，如没有高级人物的专门墓地、高高在上的殿堂建筑等等。所以，这些分化现象很可能是一个血缘集体内部个不同单位因为劳动力状况等自然原因导致财产拥有不平衡的反映，当然，家长拥有管理村落的权利也可能是分化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其间的差异到不了阶级分层的程度。余杭茅山遗址的发掘，在村落近旁发现了一块面积约80亩的水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描述出村落农业经济活动的实例。据此可以推测这些村落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兼有采集渔捞、家畜饲养和必要的家庭手工业，富裕的村民有渠道从外部获得少许玉器、象牙器等较高等级的手工业制品，但获取渠道不得而知。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古城不惟面积巨大，城内最为高阔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沟环绕，内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区和大型仓储， 13 当是最高贵族的居所。相应地，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 14 等最高等贵族的专属墓地，阶级壁垒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稍高的垄阜上，旁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对分散的村落内部不同，建筑也讲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点是一条东西向条形垄地，垄下河道下放置纵横相交的粗大方形纴木、枕木，枕木之上排立厚达15厘米左右的木板，形成一人多高的河道护壁，壁上再覆以扣板和纴木，把护壁紧紧拉住。之内便是推测为沿垄地排开的房屋建筑了。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的发掘得窥一豹。 15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点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高地之上为居住区，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3、4厘米，直径仅为1毫米多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兹证这一带是一处高端玉器制作区。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有推测是否为制作漆器等精致高级品的工具。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这么多年以来在良渚古城内首次发现了可以证明普通城内居民身份的证据，说明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而多年来，几支考古队伍在古城附近用尽各种办法寻找水田未果。两个证据表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联通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4. “畿内”

目前的考古资料皆指证良渚古城居民皆为非农业人口，那么问题就来了，城市居民的食物从何而来？我推测，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古城的食物供应应当主要来自附近周边。若按照古城居民人口2万计算——这当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提出它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个推测古城直接控制的食物资源范围的一个参照系。第二，从良渚古城的规模看，2万人口这个数字也未必十分离谱。那么，暂且以2万男女老幼人均日需要1斤粮食计，古城全年需要3650吨粮食才能保障最低需求（且不论莫角山上还有可能为最高贵族专享的规模巨大的粮仓，也即有更大的粮食消耗）。

已知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如茅山，村民7、8户，人口35～40人， ② 这之中成年劳动力14～16人或稍多，但不大可能超过20人，水田80多亩。以此计，茅山村民也不可能耕作再多的田亩了。现在没有任何当时水稻亩产的资料。若高打高算按亩产200斤计，每年总产8吨。同样按人均消费1斤/天计，则村落每年需要（35～40）人×365天≈6.38~7.3吨，平均6.8吨，也即茅山每年能够供应良渚城的粮食约1.2吨。要满足良渚城的总需求，要有约3000座茅山这样的村落。目前也没有良渚时期一个区域内村落分布密度的资料。不过，已知在茅山以北有玉架山遗址，两座遗址相距500多米。如此，每座遗址连同它的“领地”约25万平方米，也即1平方公里内可有4座村落——这极可能是个偏大很多的推测，因为目前只有这样一份两座比邻村落的资料，不敢就此断言所有村落都是间隔500来米分布的。且这两座遗址所在是平坦开阔的地区，当时应为水网沼泽的环境，而水网沼泽中未必随处都有可供开辟为水田的微地貌条件。但就算是这样，3000多座村落均匀地铺散开来，将占地约800平方公里之广。换言之，良渚古城需要大约800平方公里的平坦开阔地域的农业生产来满足需求，也即这800平方公里上的10.5～12万人口（我很怀疑当时能有如此大的人口密度，所以，这个区域的范围很可能更大）的生活和良渚城紧紧拴在一起了。顺便说到，近些年来，良渚的考古工作者们口头上经常提到从良渚遗址群所在环境看，这是一个向东方敞口的“C”字形盆地，按照他们的测算，这个“C”字形盆地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而且他们倾向性地认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范围，应当从整个盆地的角度来把握。而我上述计算出来的800平方公里和盆地面积居然相差不大！此外，良渚城的运转需要的不仅有粮食，肯定还有其它物资，譬如产自山地的竹木、石材、薪柴之类。如此，古城直接控制的基本生活物资生产区还要大得多！

“C”字形盆地内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再次声明的是，以上推算绝非历史的真实。但通过这样一番计算，可知良渚古城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颇为广大的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古人将王都附近称为“畿”“畿内”“畿辅”“京畿”等，也叫“甸”，和王城的关系是“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用作良渚古城的场合，颇妥切。当然，我们目前还并不能知道良渚古城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这些粮食的，譬如交换？税赋？抑或强取豪夺等等。但你很难想象古城和村落之间是完全靠着平等互惠或等价交换来获得上述生活物资的，不难想象到其至少是部分物资的获取背后有权威、强制的背景。

5. 武力、暴力

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却委实不多，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条件极不利于人骨保存，丧失掉了大部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有关。以致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其乐也融融，公共权力更多地运用在社会管理方面。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体现孔武能力的斧钺往往是最重要的随葬器物的品类。反山12号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钺，更被学者普遍诠释为军事权力与神权结合的象征。也是在钟家港河道的发掘中，发现明显带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头骨、腿骨。2015年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发掘揭露出一片良渚文化的墓地，内分两区，其一等级较高，墓葬多有棺椁、随葬品亦丰；另一区等级较低，所葬或为平民大众。墓葬中的人骨大多保存尚好，殊为难得。与本节内容相关的是在一些墓葬中发现有殉人。 16 类似贵族平民分区埋葬和殉人的现象也见于早年发掘的新沂花厅墓地中。 17 所以，良渚所谓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也许不过是个假象。

6. 宗教与社会

从良渚文化遗留下来的大量图像资料看，良渚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上，几乎只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较之仅见于玉琮等器物之边角位置的鸟纹，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而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所以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图02）。 18

图02/良渚神人兽面图像的演变

1.凌家滩98M29:14; 2.张陵山M4:02; 3.瑶山M7:50; 4.瑶山M9:4; 5.瑶山M10:16; 6.瑶山M10:20; 7.瑶山M10:19; 8.反山M12:98; 9.反山M12:93; 10.福泉山M65:50; 11.反山M23:22; 12.寺墩M3:26

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纳吞为了消弱对抗底比斯实力强大的阿蒙祭司集团进行的宗教改革，贬低废黜其它神祇，独尊太阳神。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整合分散生活在迦南地区各部族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统一各部族宗教信仰，创建了犹太教。公元6、7世纪，历史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剧情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半岛统一。因此，一神教不仅仅是人民自发而纯粹的精神信仰，其本质是按照需求被创造出来的政治宗教。

那么，良渚宗教的本质如何呢？我们虽然没有任何有关良渚宗教教义、教规的资料，但仍可从以下现象触摸到它的本质。用类型学方法排比良渚各时期的神人兽面纹，可发现它可能源自崧泽文化玉器上的写实的人物形象。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良渚文化的产生，并非崧泽文化的自然演进，而是发生过一场重大变故！原本崧泽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安徽含山凌家滩超大型聚落废弃了，而远在200公里之外的一片泽国之上，人们聚集起来，经过仔细规划设计，良渚城拔地而起。恰恰是和这个过程相吻合，作为装饰品的玉镯演变成并无实用功能的玉琮，写实的人物形象也被不断地、着意地神化渲染成驯服猛兽的神人，并成为玉琮上最主要的装饰图像。发生在良渚人向良渚的迁徙聚集和庞大古城工程建设中的这一神格化现象，和以色列人建立早期国家过程中耶和华的地位在众神之中冉冉上升的情形何其相似！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图像的神格化实乃和良渚城的建设一样，是人为精心设计、推动的。

从神人兽面图形演变看，当其神格化过程完成之后，便转而愈发变得简约抽象，最后完全丢失了诸如兽面上的獠牙之类的细节和繁缛的刻划，几乎简化成符号。这可能意味着神人兽面纹背后的故事性逐渐淡化，但作为一种所有良渚人都理解的概念，却长久地驻留在集体意识之中。

事情尚不止于此。良渚的宗教不仅发挥着统一族群精神意识的作用，它还直接参与了社会管理与运作。在认为是王一级人物的余杭反山墓地，其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也即在最高政治层面，宗教和军事权威是合而为一的。青浦福泉山是上海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墓地，不但历年发现许多精美程度堪比良渚的玉琮，其207号墓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 19 这说明良渚最重要的人物总是具有宗教身份色彩，并以这样的身份管理社会。

7. “中央”与“地方”

以上第1～第5项，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指向良渚的国家性质。第6项关于良渚宗教的讨论，把我们的视野进一步从良渚古城引向了整个良渚文化。我们已经发现，分布在如此广大地域里的良渚文化，除却它们各地的物质文化特征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外，至少在社会层面还有两点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即各地人们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第二，各地皆实行政教合一的社会管控。于是就自然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良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一般分为地域国家或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和城邦国家（City state）两种类型。 20 良渚属于哪种呢？

在去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戴向明先生的报告给我很大启发。他将良渚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与中原地区的情况做了对比，发现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建造了很多城址，但规模仿佛，似乎是个群雄并起，竞争激烈的大环境。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情况不同，它有一个最大的中心——良渚古城，各地虽有自己的地方中心，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 21 遗址等等，但规模上、规格上远不及良渚古城，甚至至今尚未在这些中心聚落上发现城垣建筑等，从而显示出某种层级状的宏观社会组织结构。中村慎一先生比较了各地出土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是实则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地方的，用这样的形式承认或分派给各地贵族的地方区域治权，反之换取后者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的辖制、控制。 22

若同意这二位的分析，则良渚古城就不仅仅是一个连同其“畿内”的城邦国家，并且与其它地方的城邦并举。我们发现，它和其它地方中心的关系既明显地不对等，却又透过玉琮之类的权力象征物可把握到它与这些地方中心保持着政治的、宗教的种种联系——而且或许是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并借此把整个良渚社会组织成了一个整体。诚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良渚古城和各地方中心的关系究竟紧密到何种程度。譬如它们是完完全全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各地方享有高度的主权自治，仅在名义上服从良渚古城里的那位领袖？不过，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注释：

① 这个估计当不过分，理由一是工程规模大，建筑所用土石是不能做到全部在工地附近就近取材的，相当部分如铺垫墙基的石块、纯净的黄粘土等也不产自沼泽环境理，而需要到远处山上开采，运输而来。理由之二是良渚人手中的工具无非石、木、竹器类，生产效率不高。据我年轻时在农村用铁锹挖渠的经历，拼死一天下来可挖6立方米土方，平常也就是日均2立方米。所以估计良渚人日均采土（石）1立方米。

② 茅山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完全公布，对其居住区上不得其详。但从皇坟头、普安桥等遗址上的发现，万余平方米的遗址上的房子数量大致如此。这类房子主要是单间建筑，面积20～30平方米，当系一个核心家庭的居所。每个核心家庭均5人当属比较合理的范围。

参考文献：

01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J].历史研究，2014（2）.

02 Childe VG. The Urban Revolution[M]. Town Planning Reviev,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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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M].文物出版社，2003.

0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发掘[J].考古，2008（7）.

0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与美人地和扁担山的发掘[J].考古，2015（1）.

0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J].考古，2015（1）.

08 赵辉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8（4）.

0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M].文物出版社，2006.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海宁皇坟头新石器时代遗址[C]//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1 丁品，陆文宝，方忠华.浙江余杭玉架山史前聚落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00226（4）.

12 丁品，郑云飞，陈旭高等.浙江余杭临平茅山遗址[N].中国文物报，20100406（6）.

13 2011年，在解剖莫角山东坡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片堆积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碳化稻米，折合约为2～3万斤米，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一处仓储。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97（7）.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城内考古发掘及城外勘探取得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61216.

16 甘恢元等.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J].考古，2016（7）.

17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8 赵辉.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权力与信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9 陈杰.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5（10）.

20 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M].徐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1 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J].考古，1981（3）.

22 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C]//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