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题主都用上“败军死将崇拜”这种学术词汇了,看看相关的学术文章应该就能找到答案了,我简单复读一下吧。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巨变,至秦汉社会,逐渐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单元与社会结构的多元。社会 结构的多元必然造就社会信仰的多样性。汉代出现了疯狂的造神运动,使得民间信仰的神灵范围也大大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间信仰继续发展的时期。 两汉以来所表现出的泛神崇拜的特点至魏晋以后已趋于淡化,魏晋以后的民间信仰仍属于多神信仰但增加理性的成分。由于战争和人口移动的关系使得相对封闭 的社会被打破,这样各地的民间信仰的差异性也逐渐的减小,不同地区的民间信 仰开始借鉴和融合,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征不断地加强。——马新、蒋红艳《中国古代民间信仰》
汉代的巫术,总的来说由于得到皇帝的推崇,朝廷的支持而得到迅猛的发展。魏晋时期曹操与孙权等都有信巫的记载。进入南北朝,统治阶级爱好巫术并加以利用。隋唐时期的帝王也多有信巫。——高国藩《中国巫术史》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今日南京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属于丹阳郡,丹阳郡与九江郡、庐江郡、会稽郡、吴郡、豫章郡、广陵郡等在分野上均属于吴地。自古以来淫祀巫风盛行。众所周知楚地“ 信巫鬼,重淫祀 ” , 而“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 《汉书 · 地理志》 ) 。这一带,汉代以来多有淫 祀的记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莁。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 , 发病且死先为牛鸣 , 前后郡将莫敢禁。” ( 《后汉书 · 第五伦传》 ) 东汉末孙坚、孙策平定江东时 , 吴地淫祀巫风依然昌盛。—— 陈圣宇《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与地名——以蒋子文和苏峻为例》
在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人们对恶名昭著的凶神特别敬畏,因而对凶神的祭祀也特别虔敬。——张承宗《六朝民俗》
蒋子文基本上是一种厉鬼,而崇拜厉鬼正是从汉末以至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和巫觋信仰的核心,同时也是当时道教徒所鄙视、拒斥的‘败军死将’、‘乱军死兵’、‘巫鬼’、 ‘邪神’之祀。——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蒋子文信仰》
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衹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刘湘兰《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
类此败军之将为何成为鬼主?瘟神?实涉及当时人,尤其道教众人的瘟神疫鬼观:其中蕴涵有两种意义,一是战役、大兵之后尸体未能完善处理,导致传染病流行的恐怖经验,这是根据经验原则所形成的认知;另一则是对于凶死者成为厉鬼,基于怖惧情绪乃相信在阴界雄将率领鬼卒为祟。——李丰楙《行瘟与送瘟——道教与民众瘟疫观的交流与分歧》
总的来说这种“败军死将”作为厉神崇拜的一种,是有长期的、丰厚的历史人文背景的,加之六朝时期的特殊性,例如统治中心集中在“信巫鬼”的吴、楚地区,例如战乱、疫病频发等等,使得这种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种民间神,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到了蒋子文、苏峻、石虎、董卓、项羽,项羽比较特殊,他在民间的形象既有善神的一面也有凶神的一面,比较复杂。
朱大渭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考据了十三人,分别是:有曹操、邓艾、贾逵、诸葛亮、邓芝、孙坚、周瑜、蒋子文、苏峻、袁双、孔愉、萧承之、邓县令。
成书于西晋到唐代的《洞渊神咒经》记录了许多“大鬼”,其中有大量历史人物:
道言:自大汉之后,有五通大鬼,鬼名王翦、白起、韩章、乐阳、楚狂。又有郝景、女娲、祝融三万九千人,各领八亿万人。此鬼从伏牺以来,帝王相丞,此大鬼主召领十二万人。天下小鬼依凭求食,与其鬼王作兵,来耗动万民,万民患之。各各伺人家,取人男女,疾病、急厄、口舌、官事、水火。千万为众,枉其良民,病杀无辜,诳斥家亲,催促灶君,令人宅神不安,每事不果,行万种病,病痛急疾。乘风驾雀,妄作光怪,自顷以来,不唯一条。今遣正一功曹、大明使者、验神使者,各领铁面骑吏九亿万人,手持大戟,杀鬼之具。太上强力健士四十九万人,一合下来。收捕此土国中死将之鬼、一切魔邪、百千万魅、不正之祥、来害生人之家者,一一收捕打杀之,令荡除宅中杀鬼。鬼王等悉加甩力,次次缚之。若有一鬼不去者,鬼王等千斩不恕。急急如律令。
道言:国土有大鬼主邓艾、锺士季、赵山、王莽、李敖、杜周、刘斗乌、王离、夏侯婴、蒋公琰、南阳叶公里、夏檀支、萧何、申屠伯、韩信、田进、梁洪、高沛、孙温、司马迥、刘元达,有此大鬼,主令世人。或有祠祀武帝、文王,世问供养,立祠不绝。各各有兵马,为天下人作祟,祟病杀人,年年月月,行千万种病。或四支沈重,寒热下痢,臃肿水腹黑病,头目悉痛,胸背燠热。或有黄瘅,謦欬咽喉不通。一切万病,杀人无度矣。
道言:此等之人,皆悉是往时大将、任事之人,死亡之后,各有人立祠,祀之不止。今传有百鬼附之,唯成大众,仍伺人形便,杀害百姓。令人水火口舌,官事万凶。凶来奄杀,人口多死,从来非一。今遣赤卢大禁兵,身长万丈,八十万人,各领三亿万众,来下收捕此等之鬼王,得便斩杀之,不恕矣。
这其中有些人可能有恶行或者不得善终,但也有些人并非如此,甚至还有受百姓爱戴之人,却因“皆是往时大将”而成为鬼主,可能也是由于厉神信仰的扩大化。
前燕祭祀冉闵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主要目的是安抚原冉魏境内的支持者,为自己入主中原做铺垫。最多反映了王充在《论衡》中提到的“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的思想,但其并非自民间崇拜升入朝堂,也没有因为前燕官方的祭祀走向民间,很难作为六朝时期盛行的“败军死将”崇拜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