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纪录片《种子种子》提到「种子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根基」，如何理解种子是农业「芯片」这一说法？ 第1页

这期睡前消息正好做种子话题，前几年中国说起种子，有两件事讳莫如深，连中央政府也不敢说：

1 转基因。

2 引入大企业主导种业。

但是形势比人强，今年一号文件在两个方向都松口了，说一千道一万，拿不出好种子，大道理是不打粮食的。

2020年的一号文件，只在第26条一句话提到了育种工作，连标点符号算上43个字：

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实施国家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工程，推进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

到了2021年，一号文件第八节全部都是育种内容，用了278个字来描述育种工作安排。删掉和2020年基本重合的部分，再删掉那些需要长期起效的安排：

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可以看到，2021年的文件方向是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还提出了“种业龙头企业”概念，要用商业手段来发展育种业。这一节的小标题是 “打好种业翻身仗”。看来国家要在育种行业搞改革，从国家主导转向企业引领，希望能彻底改变中国种业落后问题。

刚刚过去的2022年2月22日，今年的一号文件来了。依然是整个第八节都用来讲育种问题。

今年的文件没有提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在生物育种方面的说法不再是“严格监管”，而是直接说“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这里说的“生物育种”可不是说让生物自然生长，挑选种子，而是“生物技术育种”的简写，从实验室里制造新物种。考虑到前一年说的“严格监管”，重大项目显然是指转基因育种。

之前的1月20日，农业部总农艺师曾衍德参加国家新闻办的发布会，公开表示，农业部已经对两种转基因粮食开展了产业化试点。转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大幅减少了防虫成本。

现在一号文件再次确认“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应该是要大规模推广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了。

生物育种内容后面的内容，静静帮我读一下：

贯彻落实种子法，实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犯罪行为。

2021年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22年是“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还具体说了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打击套牌侵权。这是今年另一个重大动作。

所谓“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就是说，如果某个机构，某个企业开发了一个有明显优势的新品种，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独享这个品种的商业利益，还可以限制其他企业或者农民搞衍生品种。不能在优势品种上修修改改，换几个基因和性状就省下授权费。

至于说“套牌侵权”，就是常见的商业欺诈，把普通种子换个商标，自称名牌种子。

国家定义“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时候号召打假，政策的导向性非常明显，就是要在种子市场建立清晰的商业秩序，让企业可以在种子市场放心赚钱，放心投资。从而提高中国育种水平。

最近十几年，机械在收割、耕地方面取代了很多人力，让老年农民也能保持自己年轻时的产量，但中国人还是要投入上亿的劳动力，去种每亩市场价值一两千元的粮食，这才维持了国内的粮价稳定。这几千万中老年劳动力不是因为经济效益才留在农业的，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习惯、兴趣和文化在种地，维持了小农场的高产，还给城市送去很多零散，但总量不可忽视的新鲜蔬菜。

未来20年，中国生于农业社会的农民会逐渐失去劳动能力，而化肥供应也会越来越紧张。中国人为了粮食安全必须考虑如何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建设节约人力的高产大农场。二是考虑怎样落实中央精神“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这里的重点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种子，目前我国的育种水平和国外差距还非常大。所以，种子行业必须在技术和制度上做全面转型，鼓励企业搞科研，用生物育种，尤其是分子育种技术，给未来农场提供新型农作物。

至于说“调结构”，和种业的关系就更大了。文件里的调结构主要就是指大豆，甚至一号文件还专门用另一个章节来讲一个非主粮农作物，在一号文件历史上都很罕见。

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主要作物,为人类提供了30%的脂肪和60%的植物蛋白质。我国2019年豆类产量2132万吨，消费量超过一亿吨，对外依存度83%。中国人的植物油高度依赖于美国供应。原因是大豆育种水平差距较大，亩产收益低，农民不愿种。就算勉强种了，因为亩产不行，反而会影响其他方面的主粮自给率。

2020年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说了：“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众所周知，芯片是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产业，同时我们国家芯片生产和进口是被实质性制裁的。国家把芯片和种子放在同一个水平上讨论，说明农业发展也被育种能力限制了。

中国的种子市场规模世界第二，但大多数种子企业规模很小。2020年，中国种子市场前五大企业，只占了12%的市场。同样是2020年，全球种子市场的几大企业：拜尔孟山都、科迪华杜邦、中化先正达、巴斯夫占了52%，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一号文件提出“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中国化工在国际上收购了超级企业先正达，但国内缺乏强力种子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去的成功经验束缚了中国的种子市场秩序。过去几十年，因为粮食供应紧张，有了好品种立刻就要0门槛推广，中国并不太重视具体人员和单位的种子知识产权，这在商业化农业时代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压制了企业投资育种技术的意愿。

从组织方式看，中国过去鼓励全国基层人员一起搞育种，建立了按行政边界划分的育种机构，大多数科研人员约束在属地科研项目上，研究适合本地的几种作物。这在农业靠天吃饭，受气候影响大的时代有积极作用，但在21世纪已经显得落后了，不适应资本和技术越来越集中的现代种子开发流程。

当然国有机构也有自己的优点，政府主导的科研项目，适合搞基础研究，但是在产业转化方面，几乎不可能和商业机构相比。种子是一个科研和产业紧密结合的行业，国有机构基础科研多，在产业化方面一直做得不够。所以中国许多种子企业通过“仿种子”盗用其他企业的研发成果，或者干脆用不大的代价收买研发人员，获得亲本，自己杂交繁育，抢占市场。这进一步打击了国内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些体制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袁隆平的身份问题。过去几十年，在农业育种行业内部，“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一直存在争议，袁隆平三次落选科学院院士，1995年只能到新成立的工程院当院士。原因就是国内传统科研团队不重视具体人员和单位贡献，宁可打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要维护旧体制的惯性。当然袁隆平自己可以不计名利，但我们不能指望未来的中国育种科研人员都靠献身精神来保证工作效率。这些体制问题累加在一起，再加上民间对转基因的认识存在偏差，迫使国有机构采取保守技术路线，影响了中国种子产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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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来搞农业科技，首先在集中投资方面占优势。孟山都2019 年公司研发支出53.42 亿欧元，我国10家A股上市的种子公司2019年研发支出6.69亿元人民币。孟山都一家的研发支出是10家公司总和的62倍。没有大资本，就没有资格搞先进育种技术。种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资本+科技的竞争。

当然，如果仅仅是集中投资，打破被行政区划分割的育种机构，国有机构也一样可以干，只要把育种体系改成垂直管理就行了。但育种并不是大力投入一定出奇迹的地方，往往是巨额投入只能提高成功概率，不能完全避免失败。这种规律对企业来说是市场常态，对政府或者国有机构的负责人来说，就不一定能坦然接受了，因为这些机构内部的晋升规律往往是一次失败可以盖过十次成功。所以，在育种投资越来越大的今天，国有机构很难做出有效突破，大企业凭借冒险精神还有明显优势。

最后，企业天生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赚到所有的钱，这种本能的负面效果是垄断，而正面效果就是企业会主动延长产业链，提高行业效率。比如说，在中国名声不好的孟山都，本来是一家农药公司，从上世纪80年代起，孟山都不断收购种业资产，在开发转基因种子的同时，销售和与之配合的农药。延长产业链，所以市场稳定，能不断推出新产品。

但我们不能仅仅把孟山都的发展历程都看做大企业的贪婪扩张，因为随着育种技术的进步，高技术含量的种子发挥基因优势，的确越来越需要整条产业链的配合。比如土壤水分、PH值、日照时数和有效辐射，还包括各种农资物流的配送，和下游的市场及电商渠道。如果完全放任农民按照自己的经验操作，高科技产品可能反而成为破坏因素。

2015年，隆平高科的超级稻被引种到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地区，因为没有对农民进行适当培训，发生稻瘟病，大面积绝收，一度被质疑虚假宣传。所以，农业核心龙头企业如果掌握了最新的育种技术，就必须会把产业链向农业各个环节延伸，最终把农业变成大平台主导的精确生产流程。

2020年9月11日166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中国养猪行业对丹麦等过进口种猪的依赖。171期节目，我们又分析了丹麦农业问题，指出这是一个猪肉出口量经常排在世界前三名的小国。在农业体制方面，丹麦以中等农场为主，但禁止农场主把农场直接留给子女，而是要求子女找农业信贷机构借钱，买父母的农场。如果不努力学习农业技术，不跟随科技机构的引导，经营不善，农民不能拥有农场。

从这些例子来看，中国也必然是由一批大型科技平台负责设计农业产业链，农民负责执行，农民数量一定远远少于今天。但这应该理解为进步。现在把农民束缚在几亩地的小农场上，种每亩价格两三千块的粮食，并不是保护农民，只是滥用农民种地的习惯而已。现在农民的孩子也许有一部分喜欢农业，但几乎没人想复制自己父辈在20世纪末的生活，所以，未来的农业必然是少数人利用科技设备，培养分子育种的农作物，搞高效率的生产。

但是，我也理解一些观众离开农村之后，替农民发出的担心，这说明企业和国家行为之间应该有一条明确的边界。

如果担心市场化影响粮食安全，那就应该明确纵向切分种业市场，划出清晰的边界线。在边界线的一边，国有机构提供基础保障门类的种子，由农民自主种植。但如果农民自主选择了和大企业合作，愿意在更大的经营范围内使用自己的土地，那也要用商业规则保护增殖部分的市场规则，让企业有信心投资育种。

如果担心市场化影响农民利益，就应该明确横向切分农业产业链，告诉种业公司的经营边界在哪里，也告诉农民通过种子获利的边界在哪里。双方都不允许越界，但在界限内拥有经营自由。这样企业才能明确规划产业链。

过去几十年，或者说过去几千年，农业既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职业，也是生存保障，还是他们唯一熟悉的生活方式。但随着社会分工加深，包括育种在内的农业，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资产、重科技的专业领域，拒绝资本介入是不可能的，只有划出明确的边界，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