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是一种高级智慧,善意博弈的方程与解都不好弄,但很多大字不识几个的人们,却非常有感并擅长操弄。
总而言之,在资源一旦脱离极端逼仄的生死博弈厚,善意博弈的获利不仅更大,而且有利于引入更高的格局,因此是个划算的举动,而使得采行此道的基因能够流传下来。
进化并非以个体,而是是以基因为尺度进行的。
父母会为了子女不顾一切,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扶。
这些都是以个体的付出换来基因层面的传承。
所以并不矛盾。
那为什么有些细胞要放弃自主生活能力呀
还不是因为有进化优势……
“善良”不是“自私”的反义词,你想讨论的可能是利己和利他。
个体的利他行为由演化、表观遗传、个体生活经历共同塑造的神经回路所操作,其长期存在可能是因为相关的遗传因素能够视为中性性状,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因素能提高携带者家族·种群或物种的适应性,例如利他者组成的血亲群体更强大。2003 年,一项研究发现鼓励合作的人类社会和其他类型的人类社会相比有较高的存活率[1]。
利他行为并不需要“完全没有利己性质”,更不需要完全由遗传解释。另外,看起来绝大部分生物没有自我意识,“利己”未必需要认知到自己的存在,“利他”也不限于能认识到的对象。
实验证明,人类婴儿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即使婴儿无法独立生存、在 12~20 个月时才具备视觉自我认知能力(很可能那时候才有自我意识),他们对其他人类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的程度还是超过绝大多数非人生物的。
年龄很小的人类婴儿对其他婴儿的哭声的反应程度,要大于对同等音量的机械噪音或动物咆哮的反应程度。在早期,人类婴儿对其他婴儿的哭声的反应主要是“自己也开始哭”。几个月后,有了一定的移动能力,他们就会朝在哭的婴儿爬行、抬头观看他们、发出呀呀的声音、试图伸手抚摸他人。人类婴儿在很可能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就会用手举起自己的玩具等物品去跟他人分享,并愿意在成人表现出需要帮助的时候抬手参与——尽管他们可能无法有效帮助成人。
婴儿大大的头和眼睛、短短的四肢带来的幼态外观,可以利用演化塑造的回路迅速吸引成人的注意力,并会在女性和婴儿的眼睛对视时引起女性大脑释放催产素。在此基础上,婴儿可能是靠上述亲社会行为来引导成人“愿意让婴儿继续存活”的。
针对婴儿利他行为的实验可以证明“人类潜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利他”。例如 2006 年 3 月 2 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内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人类利他主义天性的研究成果”[2][3]。沃内克说,这项研究通过观察人脑复杂的发育过程,揭示出人类的“利他主义和合作精神”是如何产生的。
心理学研究员每天在一群刚刚会爬的婴儿面前做些简单的动作,例如用挂衣钩将衣服挂在一条线上、把书垒成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员故意搞砸这些任务:把挂衣钩弄掉了,把书堆碰倒了。在搞砸后的 10 秒内,他表现出试图拿起挂衣钩但失败之类行为,在接下来的 10 秒内看着婴儿,在 20 秒后开口说“我的挂衣钩!”但不说要做什么。此时,实验室里的 24 个婴儿在很短时间内表现出要帮忙的意思,84% 发生在10秒内,连眼神交流都不需要。
根据研究录像,一个裹着尿布的婴儿看看研究员,又看看掉在地上的挂衣钩,手脚并用地爬过来,抓起挂衣钩推到研究员脚边。婴儿都表现出同样的热诚,似乎非常愿意帮助笨手笨脚的研究员。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研究员从不主动要求婴儿帮助他,也不说“谢谢”之类的话,以避免产生条件反射或使婴儿为回报而帮助人。为防止孩子们遇到过挂衣服的情况,他还开发出更复杂的盒子测试等情景,结果也一样。
沃内克提出,婴儿表现出利他主义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1、大脑发育出足够的认知能力,可以判断别人的意图和是否需要帮助。在实验中,如果研究员故意把书碰倒、把挂衣钩丢到地上、把勺子扔进盒子里,婴儿们通常不会伸出援手;
2、婴儿发展出“亲社会倾向”,渴望融入社会。
一般来说,婴儿到 18 个月大甚至更早就会具备这两个条件。通常,人类婴儿在 18 个月大的时候有半数以上可以通过镜子测试,此时可认为其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人类的社会性与利他行为可以比自我意识先出现。
他们在黑猩猩身上观察到类似的行为,虽然需要更简单的场景。黑猩猩也能在一些情况下无私地帮助饲养员。
关于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结论,当然可以推广到成年人。2016 年 2 月,两项研究显示人脑有与共情和利他决策相关的脑部区域且可以被干预[4][5][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Leonardo Christov-Moore 和同事首先进行第一项研究:识别与共情相关的脑部区域。该研究有 20 人作为实验对象,先向他们播放手被针刺痛的视频,然后让他们模仿显示着不同表情的照片:快乐、悲伤、愤怒、兴奋。期间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对他们进行脑部扫描,密切关注一些脑部区域的活动。
研究发现,杏仁核、体感皮层、前脑岛参与了疼痛知觉、情感和模仿,前额叶皮层的背外侧和背内侧负责调节行为、控制冲动。
接着对实验对象进行“独裁者游戏”测试,内容是每轮给他们 10 美元,共计 24 轮,询问他们是想保留自己手中的钱还是与一个陌生人分享,他们会拿到陌生人的年龄、收入等信息。
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较活跃的人们每轮分给陌生人的钱最少(在 1~3 美元)。与疼痛知觉、情感和模仿相关的区域较活跃的人们分享了手中 75% 的钱,研究者认为这是“亲社会性共鸣”,是驱动利他主义的关键因素:一个人越能间接体会他人的状态,就越倾向于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
然后,研究者又请来 58 人作为实验对象参与第二项研究,这些人接受了非侵入性 θ 波磁脉冲经颅刺激来暂时降低大脑中某些区域的活性:其中 38 人的前额叶皮层背外侧或背内侧活性下降,另外 20 人的视觉区域活性下降。在这个状态下对实验对象进行“独裁者游戏”测试,以评估抑制这些区域的活动将如何影响实验对象与他人分享金钱的意愿。
研究发现,降低前额叶皮层活性让人变慷慨了 50%。降低前额叶皮层背内侧的活性会让人对任何陌生人都更慷慨,而降低前额叶皮层背外侧的活性会让人更喜欢与较高收入的陌生人分享金钱。研究人员说:“正常情况下,参与者会根据需要进行分享,但由于大脑的这一区域受到了抑制,他们暂时失去了社交判断的能力,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这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了增强移情的潜在途径,对治疗 PTSD 或反社会人格有所启发。后者更显示出,通过非侵入性的暂时干预,人就可以使人们以更加亲社会的方式行动。
类群选择,有时也翻译成“群体选择”“族群选择”,是一种演化机制:自然选择在群体层面上发挥作用时,能够将一些利于整个群体的生存而不利于生物个体存续的性状视为有利性状。
这种机制通常用来解释“动物是如何产生利他行为的”:
利他行为很可能造成个体的适应度下降、死亡率上升,让相关基因在群体内的占比下降;但是,利他行为可能有利于整个群体的生存,允许带有相关基因的类群的个体总数比平时更快地增长;如果利他行为导致类群个体总数增长的幅度超过利他行为导致个体死亡让群体数量减少的幅度,带有相关基因的个体数量就还是会增加(而且,由于生物的群体规模通常是很有限的,这会引起利他群体更快地成长为多个群体)。于是,利他行为可以通过类群选择进行演化。
将类群选择作为“真社会性昆虫之外的生物”演化的主要机制的观点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现在不是主流学说。爱德华·威尔逊在 1975 年的《社会生物学》一书中建立了不需要类群选择的模型。道金斯在 1976 年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主要谈论基因中心论的演化学说,认为无需引入类群选择,“自私的基因”就能促使群体的整体适应度提升,让整个种群朝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演变。这两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在当年重创了类群选择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类群选择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上升,但在进化生物学上的名声还是不怎么样,这种机制在地球生物圈里的重要性有争议:
当然,你可以将多种机制结合起来运用:
1994 年,David Sloan Wilson 和 E. Sober 考虑自然选择在各个层级上同时发挥作用,提出了多层级选择(multilevel selection),就像俄罗斯套娃那样,最里面一层是基因,往外一层是细胞,更外面一层是个体,最外面一层是类群,同时受自然选择影响而提高适应度,只在“作用于类群的选择压超过作用于个体的选择压”的时候,利他行为才能通过类群选择演化出来。
多层级选择可以像道金斯写的模因演化一样拿来解释文化的演化,例如人类社会的各种风俗文化经常会降低个体的适应度,但也许会提高部落、家族、民族等层面的适应度,让群体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2010 年,几位学者谈论多层级选择可以比亲属选择更好地解释真社会性的起源[8],这引起 137 位进化生物学家的联合反对[9]。
如果人人自私,自私该怎么谋利呢?
正是善良(或者说利他性)让群体得以形成,利己者才能借此谋取利益。
进化以种群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