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史学界的公论、主流观点你不赞成？ 第1页

說個曾經的主流觀點吧，現在討論的學者少了，但還有很大的影響力。

陳勝的國號。

以往很多學者認為陳勝國號為「張楚」，稱其國為「張楚政權」。

其立論依據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為張楚」，與《史記·陳涉世家》中的「陳涉乃自立為王，號為張楚」。

但實際上陳勝的國號是「楚」，是「楚王」。

《史記·秦始皇本紀》在「為張楚」的下一句便是「勝自立為楚王」。《史記·高祖本紀》、《漢書·高帝紀》則稱陳涉諡號為「楚隱王陳涉」，並予守陵人十家。《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楚表」稱「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從典籍內證來說，「楚王陳勝」應當是無疑的，張楚不過為呼號。

但是為什麼早期學者很多堅持認為是「張楚」呢？除了觀點之爭，其實另有緣由。

「張楚」在早期所見出土文獻中，的確曾被誤認為是紀年或國號，在1974年公佈的馬王堆帛書《五星占》，有（秦）「（三十）八·張楚」的字樣。

很多學者誤認為是年號之意，甚至進一步解釋為以國號紀年號。

兩邊的爭論沒有更新更有用的材料，這個爭論就擱置了。

然而到了2013年，出土「張楚之歲觚」，才明白「張楚之歲」是楚國大事紀年法的「歲號」，即陳勝建國的次年（秦二世二年），「張楚」是秦二世元年的「大事」，而非國號、年號。

「張楚」指的就是陳勝稱王建國這件大事，這在《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中即有「今已張大楚」，就是指陳勝已反秦建國。

如果沒有2013年出土秦二世二年的器物，「張楚」一說恐怕仍要繼續佔據上風了。

「張楚政權」的稱呼已經不適用了，應該叫「陳勝楚國」。

实际上，综合《史记》、《战国策》中涉及黔中郡的文字内容与近几十年来考古的成果来看，楚黔中郡的范围很可能是在今重庆巫山以西、涪陵以东的长江沿岸。既不是湖南湘西，也不是重庆彭水，更不是陕鄂交界或者是湖北清江——这几种说法就好比是盲人摸象。

欢迎诸位捧场指正批评。

〇、必也正名乎——楚之黔中郡与秦之巫黔中郡

楚在战国时期有黔中郡，《史记》、《战国策》有许多秦楚争夺黔中的精彩故事可证，自然不必多说。然而，若以时间为序排列所有时间比较明确的记录，会发现有关「黔中」的记载终结在了公元前277年^[1]：

（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秦本紀》
（楚頃襄王）二十二（前277年）：秦拔我巫、黔中。《六國年表·楚》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楚世家》

此前一年， 白起攻克楚郢都，楚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淮北。在蜀守张若扫尾后，黔中再也不是秦楚争战的主要战线，战略地位跌落到趋近于无，不再有什么重要事件值得记载。

上面第一条记载也是过去两千多年里认为秦有黔中郡最直接的文献证据，甚至许多人将其列入「秦始皇三十六郡」中。直到2005年，北京文雅堂所收藏的西安「相家巷南地」出土秦封泥披露了一批地理内容，其中「巫黔□邸」、「巫黔右工」（见下图）赫然在列^[2]，于是一些学者转而认为这一秦郡当叫做「巫黔郡」。

不过，当时学者们忽略了一个细节，秦邸官印一般格式是「××（郡名）邸印」，如「南陽邸印」、「漢中底印」、「叄川邸印」等，则「巫黔郡」之邸官印亦当作「巫黔邸印」。可见，「巫黔□邸」形式特殊，其郡名定为「巫黔□郡」乃至「巫黔中郡」更为适宜——前所未见的三字名秦郡。近年新披露了「巫黔中守」封泥^[3]，此郡名为「巫黔中郡」无疑。

由此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1. 上引《史记·秦本纪》记载可能有脱文（取巫郡及江南爲〖巫〗黔中郡），当然也可能司马迁自己就没搞清楚。
2. 巫黔中郡应是秦合并楚的巫郡与黔中郡而置者，那么，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楚巫郡与黔中郡之所在应直接相邻。所谓「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应直接相邻」，是说从巫郡和黔中郡在当时应有道路直接接通，而不能光在地图上画得相邻。

巫郡的位置自然是明确的，其名得自巫山，中心当在今重庆巫山县。由此观之，现在流行的几种「黔中郡」位置的观点，都只能做到「在地图上画得相邻」。

一、关于黔中郡地望的流行观点

以我目力所及，学界对黔中郡地望的看法主要有四种，依主流程度分别是——

1.武陵说

这是最主流的观点。其立论的根基是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保存在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中）的相关记载：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後漢書·郡國四》^[4]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

（臨沅）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莽更之曰建平也。《沅水注》^[5]

这一说法往往会等同起楚「黔中郡」和《史记》中的「江南」、「江旁十五邑」：

（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年），……楚人反我江南。《秦本紀》
（楚頃襄王）二十三：秦所拔我江旁反秦。《六國年表·楚》
（楚頃襄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楚世家》

2.彭水说

成书约晚于《续汉书》半个世纪的成汉常璩《华阳国志》^[6]，则将黔中郡的位置放在了当时涪陵郡（治今重庆彭水）之涪水（即乌江）上游：

（巴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志》
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巴志》
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泝舟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也。《巴志》

从北周到南宋，彭水一带置有黔州黔中郡。近当代持此说者主要有饶宗颐^[7]、桑秀云^[8]、王晨光^[9]等，此外蒙文通主张「漢的涪陵、武陵，在六國時俱名黔中」，其中古涪陵则被其称为「巴黔中」^[10]。

3.商於说

然而，《华阳国志》又多次将黔中郡与所谓「商於之地」联系起来：

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巴志》
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泝舟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也。《巴志》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蜀志》

「商於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仪欺楚」传说中所涉及的「商於六百里」，钱穆^[11]、石泉^[12]等学者正是基于此将「黔中郡」定位在陕鄂之交。石泉为了维护其说，甚至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将整个荆楚地区的整体北移，绝对震毁三观。

然而，正如贺刚所指出：

然而，常《志》在援引《史记》时却未能详审，不仅将早出近四十年的司马错灭蜀事与 错取黔中事搅在一起，而且擅将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与同年错取汉北，割楚上庸、汉北地予秦事强二为一。于是，便把错攻之黔中与汉北之商于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域挂起钩来，但又因涪陵确与楚黔中地接壤，故又由此生出涪陵“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的枝节，自相矛盾地又把商于之地移到了巴枳以南、延江水（今乌江）以东的地带。

贺刚所谓的「强二为一」，指的是《史记》里以下一些记载：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錯攻楚。……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本紀》
（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楚世家》

简言之，常璩将《史记》的记载一锅乱炖，甚至将「商於地」挪移到了彭水以南。至于常璩心目中的「商於地」究竟在哪，「武陵说」与「彭水说」的支持者自然各有想法。然而无论如何，这里的「商於地」绝不是那个公认的商於，这里明明白白有个汉中郡，「商於说」纯属一厢情愿。

4.清江说

只严耕望一人主此说^[13]。驳论虽然精彩，但因立论的基础过于薄弱，故而没有什么影响。

5.秦黔中郡的「大黔中说」

谭其骧在名作《秦郡界址考》中，即以「武陵说」为基础，综合「彭水说」、「清江说」，将秦「黔中郡」的范围划得非常大：

黔中：北接漢中，有峽江兩岸，及清江流域之地，……西北今四川東南隅黔江流域之地（注：即今重庆东南乌江流域一带），酈元江水注以爲乃昭襄王時司馬錯取楚黔中地所經由，疑亦當在界內，……^[14]

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秦代卷》中也基本是如此画法。虽然峡江两岸没有包括其中，但依然囊括了沅水-澧水流域、乌江流域与清江流域这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然而我们不禁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以秦代的交通技术条件，真的有能力让一个一级政区同时管辖三个被武陵山脉分割开来、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吗？要知道，湘鄂渝黔交界处的交通条件在今天也不能称为便利。而且这个地区也不存在什么「犬牙相制」的必要。

楚黔中的四说中，「商於说」和「清江说」要么是误读了本就糊涂的文献、要么是缺乏正面的论据，没有后继的主张者。接下来先不去指摘「武陵说」和「彭水说」的问题，而是重新审视《史记》、《战国策》有关「黔中」的记载。实际上，这些记载中已经暗示了「黔中」地望所在。

二、重审《史记》、《战国策》的相关记载

学者们在论证其所持有关于黔中地望的某一观点时，确实会征引理应最重要的《史》、《策》之记载。不过，这两本书并没有明确指出黔中的位置，于是看起来对以上所有观点都「无害又无用」。其实，一旦仔细琢磨起来，就会发现能符合《史》、《策》两书相关记载的只有一种可能性——以上四种说法都不是。

依《史记》所说，至迟在秦孝公继位时，楚邦已置有黔中郡，且在汉中郡之南、与巴地相邻：

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秦本紀》

有两点要特地说明：

1. 一般断句为「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然而巴不在楚之南方，「南」应是「楚自漢中南」之谓语。
2. 有的学者，如蒙文通^[10]，将「巴、黔中」断作「巴黔中」。这种断法的依据不够简洁，而且这么断也不影响「（楚黔中郡）在汉中郡之南」的结论。

据司马迁在西南夷地区的所闻，楚邦之后以巴、黔中为基地向西经略滇地：

始楚威王時（前339-前329年），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西南夷列傳》

后来的许多史家都怀疑这段文字的可靠性，在引述时纷纷改写细节。哪怕是最忠实于《史记》的《汉书》，也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将「略巴、蜀、黔中以西」中的「蜀」字删去^[15]。然而后来记述与《史记》有差异的地方，如果不能搞清楚它们的独立来源，可信度自然不如《史记》的一手见闻。我们也不关心诸如时间、领兵者等内容，只关心司马迁所记载的进军路线：

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

路线非常清楚：楚军从郢都出发沿大江-金沙江西上，穿过巴、蜀、黔中之地后直至滇池。我们似乎能从中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司马迁所认为的黔中在长江干流沿岸。「秦擊奪楚巴、黔中郡」后，秦邦控制长江干流，滇与楚便「道塞不通」了。

秦灭蜀后，黔中成为了秦邦千方百计要夺取的目标：

（楚懷王）三十年（前299年），……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世家》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本紀》
（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秦本紀》
（楚頃襄王）二十二（前277年）：秦拔我巫、黔中。《六國年表·楚》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楚世家》

这表明黔中郡乃楚接秦之边郡。

下面再看《史》、《策》中具有拟托性质的策士文章，我们可从中窥知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人们观念中的黔中地望。

（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16]、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戰國策·秦策一》第二章^[17]

苏秦所说之秦王历来颇有争论。《史》、《策》所言之秦惠王自不可信，杨宽认为是秦昭王其实也有问题。硬要找一个的话，当以秦武王最为合理。所谓「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可理解为巫山、黔中作为秦楚之边界，楚人亦不便从此攻秦。

（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蘇秦列傳》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楚策一》第十七章

苏秦游说六国之事虽为策士拟托，但从中亦可探知策士们认为黔中在楚郢都之西。里耶秦简出土后，我们知道了秦代湖南实为洞庭、苍梧二郡，它们恰好在秦代南郡以南。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張儀列傳》

司马迁将此事系于丹阳-蓝田之战后，即前311年。「武關外」也就是秦在丹阳-蓝田之战中夺取的楚汉中郡，自然是秦楚之北界，那么黔中地只能是秦楚之南界。此时秦已灭蜀，倒也可能有在这一方向进取以保护蜀地的意愿。

甚至这些文章中还隐藏了司马错、张若伐楚的进军路线：

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蘇秦列傳》
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楚策一》第十七章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張儀列傳》
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楚策一》

所谓「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正是鄢郢之战中秦军的两路攻势。拟托者将后来的事情放进过去的时代背景下，以表现纵横家的「先见之明」。而具体的路线则是从汶山出发沿江而下，直扑扞关（今重庆鱼复江关），遂取楚黔中、巫二郡，威慑以东楚邦各城。这和前面指出的「黔中在长江干流沿岸」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史》、《策》中能用于确认黔中地望的主要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地理信息：

1. 黔中在汉中之南、与巴、巫郡相邻；
2. 黔中在长江干流沿岸；
3. 黔中郡乃楚西南接秦之边郡；
4. 黔中在楚郢都之西。

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司马错伐楚黔中路线辩

上节提到，《史》、《策》中已暗示了司马错、张若伐楚黔中、巫郡乃是沿江而下。不过，传世文献中对前一次司马错伐楚的路线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而张若取黔中在白起拔郢之后，自然可以顺江而下、直至江南，故没有争议。

《华阳国志》中有一种说法与《史》、《策》内容较为接近：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蜀志》

当然常璩把时间安排在周赧王七年肯定是不对的。

不过，《华阳国志》中还记载了一条沿涪水（乌江）而上、与「彭水说」更为配合的路线：

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巴志》
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泝舟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也。《巴志》

然而，「武陵说」的支持者可以将「商於地」理解成武陵郡。在《江水注》、《延江水注》、《沅水注》中，郦道元依托《水经·延江水》记载，将司马错取楚黔中的路线经所谓的「延江之枝津」「更始水」延伸至酉水，从而进入沅水流域，即「武陵说」所期望的「黔中」所在：

（江水）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江水注》（句讀有所改動）
（延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延江水注》
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即延江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沅水注》

可以看到，《水经·江水》与《延江水》对延江水（即乌江）流向的描述自相矛盾：《江水》所记正是乌江的实际走向；而《延江水》中乌江在巴郡涪陵县（今彭水）突然注入所谓「更始水」，经过一段神奇的旅途后居然横穿武陵山脉、从武陵郡酉阳县进入了酉水，这种走向现实中当然不存在。对此，张修桂指出：

延江水即今注入长江的乌江，其与酉水之间有山地阻隔，不可能通过更始水即西乡溪至武陵郡酉阳县注入酉水，《经》文有误。郦氏也知其误，然仍忠于原著作此不合实际的注文。 ……
郦氏据《经》文谓更始水之下流为注入酉水的西乡溪，实际上更始水当属延江水之支流，西乡溪则为酉水之支流，二者源头被分水岭阻隔，不得联通。这……是被当时粗略的地图所误导。^[18]

而郦道元的操作可谓离谱到家了：他引庾仲雍之说为据，表示延江水就是能同时注入长江和酉水。王晨光一针见血地指出，郦道元这么做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

郦氏所纠结的在于这条山岭溪径条件实在恶劣，即使存在也根本无法负载战国时期司马错的大舶水军东入酉水，而这则会对楚黔中郡治位于武陵的说法构成根本性冲突。最终，为弥合《华阳国志》沿乌江取黔中与他所接受的楚黔中武陵说的矛盾，郦道元只能将其搜集到的这唯一的可能性水路记载夹入文中，来尴尬地维护其所作注疏内部的一贯性。^[9]

近现代学者自然明白郦道元的安排狗屁不通。为此，他们必须为司马错进军路线安排一段陆路。如「清江说」的唯一主张者严耕望就说：

司馬所泝即由今烏江至彭水縣，東折循郁江至恩施一帶即入清江流域，或循烏水上至龔灘，再東折泝唐岩江亦可。^[13]

而当代「武陵说」的支持者所选的路线则以郭仁成之说为代表：

司马错溯黔江只到今唐岩河入口（龚滩）就登陆了，从这里走旱路，过今酉阳东行不远，就可到达酉水的支流，走水路可溯唐岩河到达今黔江县。而黔江县正是今川湘公路与川鄂公路交会之处，旱道是畅通的。^[19]

可是，这些说法不但与《史》、《策》、常《志》纯走水路之说有所背离，且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司马错大军能否顺利通行、保证补给、控制减员、维持士气也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谭其骧「大黔中说」的问题根本上也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通说「武陵说」断不可信。

四、幽微中的第五种观点

随着三峡工程即将开展，世纪之交的考古工作者们在三峡库区展开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这些工作表明，从西周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在三峡地区不断西渐，然后突然中断而又为巴文化所取代。白九江将这一西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20]：

1. 「第一次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时候在秭归及其以东地区楚文化色彩浓重，而巴东地区稍弱一些。」
2. 「第二次是在春秋中、晚期。……可以认为，春秋中、晚期的鄂西、巫山地区是楚文化的完全控制区域，俸节、云阳及其邻近地区是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区域 , 而万州、忠县等地春秋至战国早期是楚文化略有影响的地区 , 丰都及以上区域楚文化很少影响。」
3. 「第三次是在战国中期晚段至晚期早段 , 约在秦灭巴、蜀或及其后不久。此时在巫山、俸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以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文化墓葬，这种典型的楚文化墓葬出现得比较突然，消失也比较快，其时间集中在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 从分布范围看，它主要集中在沿长江干流一带，显示其对重要交通干线、资源出产地和军事要塞的控制；而在长江支流内的李家坝墓群，则只发现了两座随葬鼎、敦、壶的的（注：原文如此）墓葬，且都有巴文化器物同葬，说明其对较偏远地区并不注重实际控制。目前考古所见典型的战国时期楚文化墓葬分布最西边止于忠县崖脚墓群 。」

基于这些考古成果，结合《史》、《策》记载，一些学者提出了楚黔中郡范围的全新说法。徐少华、李海勇认为「可知楚黔中郡位于楚国西部地区，与位于楚之南土的洞庭、苍梧相对应，且临近巫、巴两地，其大致区域应在汉中之南、捍关以东、长江以北的鄂西与川东一带」^[21]。陈朝霞则进一步将其师徐少华之说修正为「长江以北的巫山以西至忠县一带可能就是楚黔中郡之所在」^[22]。这里姑且将其称为「渝东说」。

目前尚未在彭水一带发现有什么楚文化遗存，而以巴蜀文化为主，对「彭水说」十分不利。而且位于彭水乌江下游的今重庆涪陵，也就是当时的枳，是巴邦重要的政治中心：

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巴志》

常《志》所说的「先王陵墓」或可与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葬群对应。巴的影响力能溯乌江而上直至今彭水等地，而楚则很难越过枳而在今彭水置郡驻军。而常《志》「泝舟涪水」之说，恐怕也是先确定黔中位置，再安排司马错进军路线，甚至常璩可能也在暗地里将黔中指向汉武陵郡。

当然，对「彭水说」的批评还是以严耕望最为犀利：

今貴州懸遠楚都，就當時地利言之，價值猶在湘西以下，則秦軍下黔中即逼楚京之說及以關外爲易之議更不可解。

我以为，「武陵说」与《史》、《策》记载南辕北辙，而「彭水说」则没有出土依据，「渝东说」是唯一能同时得到《史》、《策》佐证和考古支撑的说法。

黔中郡正当峡江干道，与秦江州城相对，是阻挡秦军顺江而下、直取江汉的屏障之一，秦邦自然孜孜以求。而秦得江汉后，巫黔中郡就不再是秦前线边郡，战略价值大减，遂不见记载了。

五、战国时代的洞庭郡

里耶简陆续出土、公布后，汉武陵郡在秦代实为洞庭郡已是无可置疑的公论。其实传世文献中并非没有洞庭、苍梧的记载。比如拟托的苏秦说楚故事描述楚战国的巅峰版图时说「南有洞庭、蒼梧」，《后汉书》更是记载了楚开拓洞庭、苍梧之地的年代——楚悼王时（范晔反而能看到司马迁看不到的资料，比如《竹书纪年》）：

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南蠻西南夷列傳》

将秦代的洞庭、苍梧两郡直接上推到楚时期，本是非常顺畅自然的思路^[23]。但是有一些学者仍然想将这些发现与「武陵说」、「江南」弥缝起来。

如周振鹤虽已注意到上引诸《史》、《策》记载，指出「要确定楚国黔中郡的地望，一是如上述，大致认定其位于湖北西部重庆东部」，但紧接着就说「同时还要注意其位于江南的特点」，进而将「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理解为「伐楚巫郡与在江南的黔中郡」（「爲」作「是」解），从而让楚「黔中郡」能在「鄂西南与渝东南的长江以南地区」觅得一栖身之所；巫郡与黔中郡「似乎合起来只有十五县之地」、「江旁或许指长江南北 岸之地，即巫与黔中两郡之和」^[24]。

又有一些支持「武陵说」者主张黔中郡与洞庭郡乃前后相续的关系^[25][26]。其实，只要注意到传世文献所载、特别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说，就很难认同这个说法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点，不妨先看看近年学者们利用里耶秦简研究秦代洞庭郡辖县的成果^{[27][28][29][30][31][32]}：

诸家考订结果虽各有异，但大体都在十五个左右。这正能与「江旁十五邑」对应起来。徐少华、李海勇早已指出^[21]：

从“江旁十五邑”又称“江南”的情况来看，这“十五邑”的多数应在南方地区，主要部分可能在今湘西北地区。楚人取“江旁十五邑”所置之郡的名称，文献无载，从其地域范围来看，唯有洞庭郡可堪当之，“江旁十五邑”很可能就是其所辖的十五县。

而「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中的「郡」显然是洞庭郡。其实，《史记》提到此事时恒称「江南」、「江旁」而非「黔中」，太史公应当是不把「江南」、「江旁」当作「黔中」的。

秦、楚争夺洞庭郡的战争在湘西地区留下了许多遗存。在澧水流域的张家界三角坪战国墓中出土了“廿七年蜀守若”戈，直接佐证了《秦本纪》张若攻江南的记载。据《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或《沅水注》「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秦取江南之初，将其一并纳入新置的巫黔中郡下。大概是因为攻黔中、巫郡与洞庭的是一支军队，秦邦做了方便军事的临时安排。到了次年巫黔中郡丧失了江南之地，全郡都在一个统一的地理单元中，就成了一正式的秦郡。

战国后期湖南秦墓「墓葬形制与葬具多沿楚俗」^[33]、「葬制主要是沿用楚国的葬制，即长方形土坑竖穴」^[34]，当是楚军迅速收复江南后，战胜一方的楚人用自己的葬俗埋葬了战死的秦军将士。此后整个湖南都不见秦文化（或秦统治下的巴蜀文化）的遗存，可见楚邦完全将秦的势力逐出沅、澧流域，而秦也没有反击的念头，直到秦始皇二十五年天下抵定时方重返江南。

总结

1. 楚国逾江西进，先后在峡江东部与西部设置了巫郡与黔中郡。
2. 秦夺取巫、黔中、洞庭三郡后，置巫黔中郡。洞庭郡旋为楚国夺回。
3. 「江旁十五邑」即楚洞庭郡所辖十五县，与黔中郡无涉。

后记

自去年四月起，我突然对秦在统一前的行政区划产生兴趣。逐郡分析至巫黔中郡时，拜读了王晨光的《黔中、洞庭分治论——楚秦南部地缘与治理空间》，其对《水经注》记载的剖析和对「武陵说」的批判我都十分认同，读者们也可以读一读。但我很快注意到「彭水说」没有相应的考古依据。与此同时，我之前看到的峡江考古成果让脑海中突然有了灵感——「渝东说」。再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相核对，简直是「侔合不爽」^[13]。不久后偶然看到了陈朝霞的博士论文中有一样的见解，大概这就是「吾道不孤」矣。

参考

1. ^ 《史记》一般用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
2. ^ 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 ^王伟：《新出秦封泥“巫黔中守”与秦巫黔中郡小议——兼谈〈史记·楚世家〉的一处标点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州博物馆：汉代玺印封泥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7月。 https://www.sohu.com/a/331572022_311846
4. ^ 《后汉书》一般用中华书局1965年本。
5. ^ 水经注一般用〔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6. ^ 《华阳国志》一般引自〔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这是本简体字书。
7. ^ 饶宗颐：《楚黔中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8. ^ 桑秀雲：《黔中、黔中郡和武陵郡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二本第三分册，1981年。
9. ^ ^{a b} 王晨光：《黔中、洞庭分治论——楚秦南部地缘与治理空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3卷第4辑，2018年。
10. ^ ^{a b} 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第5期。
11. ^ 錢穆：《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史記地名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85页。
12. ^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 ^ ^{a b c} 嚴耕望：《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責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19期。
14. ^ 譚其驤：《秦郡界址考》，《眞理雜誌》1941年第一卷第二期。
15. ^ 当然，也可能是《史记》中的「蜀」字乃衍文或是《汉书》流传中脱失「蜀」字。
16. ^ 「貉」亦是北方一部族。《荀子·彊國》曰“（秦）北有胡、貉”（〔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17. ^ 《战国策》一般用〔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8. ^ 张修桂：《〈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历史地理》第二十九辑，2014年。
19. ^ 郭仁成：《楚国经济史新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20. ^ 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21. ^ ^{a b} 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22. ^ 陈朝霞：《楚国西部疆域演变与民族融合》，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3页。
23. ^ 如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及上引徐少华、李海勇（2005）。
24. ^ 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5. ^ 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26. ^ 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7页、第42-47页。
27. ^ 莊小霞：《〈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考》，《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1-63页。
28. ^ 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历史地理》第三十辑，2014年。
29. ^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戰國秦漢郡縣制個案研究之一》，簡帛網，2015年9月29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16
30. ^ 郑威：《出土文献所见秦代洞庭郡新识》，《考古》2016年第11期。
31. ^ 但昌武：《〈二年律令·秩律〉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讨》，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6-18页。
32. ^ 郭涛：《文书行政与秦代洞庭郡的县际网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33. ^ 贺刚：《论湖南秦墓、秦代墓与秦文化因素》，《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1989年。
34. ^ 高至喜：《论湖南秦墓》，《文博》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