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的一些畅销史书总是习惯性地给予宋朝较高的评价？ 第1页

这样说吧，很多家庭都会有存款，但是即便是住的最近的邻居也不会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存款。

那么什么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存款才会被人知道得最清楚呢？被抢了，被劫匪抢了个底朝天。

有趣的是，劫匪并不会写一个报告，告诉我们抢了多少。他们只是用他们突然奢侈起来的行为告诉我们，他们抢了一票大的。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汉朝到底有多少家底。因为从未有任何一个邻国能够将汉朝洗劫一空。

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唐朝有多少家底。

所有人都只知道汉唐很强。

但是，宋朝有多少家底，有人是知道的。

辽朝知道一部分，金朝知道一半，元朝知道全部。

辽朝知道一部分，建立了对草原一百多年的统治。

金朝知道一部分，建立了对草原一百多年的统治。

元朝知道全部，在只知道一部分的时候，忽必烈就用汉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否认了忽里台大会的选举结果，击败了正宗的蒙古帝国大汗阿里不哥，做了蒙古大汗。

元朝盛极一时，被西域来的游客盛赞其富庶。

这些西域来的客人，很多也是第一次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国家，或者说，统治这个国家。例如说大量的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官吏。

据说蒙古攻打南宋的时候，征集的兵力甚至包括西亚和东欧。

可以说，中国从未像在宋朝一样，曾经受到全世界的参观。

就连清末都没有这么惨。

人人都知道，东方有个富庶的国度，而且他的富庶是人们可以抢到的。

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存在了那么多年，因此发财的人那么多，都没有在罗马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著作记载，但是在宋朝灭亡之后，就有了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一批“游记”作品。这说明那个时代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就算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他的真实财务状况大多数时候也是保密的，除了必要的财税证券监管体系以外，只会有一些他们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公布出来，不会让其他企业知晓太多深刻的东西。

但是宋朝却能够获得极高的评价。

尤其是这是一个丝绸之路几乎断掉被西夏等国切断的时代。

说到底是被抢得太彻底了，连一件遮羞的衣服都没有了。

《哈佛中国史》主编，英属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卜正民先生(Timothy Brook)为该系列作的序恰好能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中国的历史是士族的历史，是华夏正统本位的历史。西方学者通过那扇小窗对中国的观察，肯定没有屋内的中国学者那么精细、确切，然而却能走出一些传统中国史学认知的观念，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这座宏伟的房间所处的位置。

因此他们更容易看到宋朝时江南经济的腾飞、程朱理学的精妙、范王改革的进步，而不是其国力的衰微、少数民族关系的变化以及内部权力结构的混乱。透过那扇窗户，卜正民等人看到的是一个儒家统治下处于经济、思想激烈变革中的东方帝国——迪特-库恩为《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宋史取的名字正叫做《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所以无所谓高估低估、谁对谁错，不过是视角不同罢了。但多读读这窗外的视角，也许对屋内人也能有进一步的启发。

题主引文所提到的“工业革命”、“先于西方”、“中世纪巅峰”、“文艺复兴”或明或暗都是在和西方做比较。我给题主翻译一下你引用的几句话的意思，你就明白这些人有没有“媚宋”了：

小赵同学的物理成绩本来应该很好；

小赵同学如果父母不离婚，应该比小欧同学高考分数更高；

小赵同学是高二全班成绩第一；

小赵同学的语文成绩突然滑坡了。

看出问题了没有，这些话的重点并不在于小赵同学高二的成绩有多好，这些话的重点是：“为什么高二成绩非常好的小赵同学却没有考上本科？”/“为什么高二成绩非常好的小赵同学高考成绩比小欧同学低这么多？”

正经的说，宋朝是960年到1279年，对应的是欧洲的中世纪前期到中期。所谓欧洲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当然是一种错误的概括，但我们说欧洲在8到12世纪这一时间段确实处于低谷并不算说错。尽管欧洲在11、12世纪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发展，但横向比较，宋朝的发展水平并不逊于欧洲（这当然取决于比较的口径和方法）。而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为什么在1000年看上去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欧洲从15、16世纪开始遥遥领先于世界（且不考虑不同人对于“大分流”的时间点争议，起码“大分流”的存在是普遍认可的）是一个站在世界史或者文明史角度更有意义的问题。

而在这个问题背景下，宋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失败案例。因为对于那些并不专精宋史，或者没兴趣比较谁强谁弱的人来说，更有吸引力力的问题是：宋朝似乎在1000年具备了一些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要素/潜力，为什么这些要素没有推进宋朝启动现代化。当然，如果往细里说这个大问题可能根本上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比如对现代化的理解本身有问题），可能是对宋朝做出的错误的评估（比如对宋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或者城市化程度的理解有误），可能是对现代化理论一些具体部分理解不充分（比如对劳动力价格和现代化关系的理解不充分）。至于宋朝被“高估”还是“低估”其实真的没所谓。

知乎上的回答，很有意思。

或者极端的崇洋媚外，或者极端的民族主义，凡是评论，一定要走个极端。

谈大明大清，就是疆域辽阔，盛世气象，不谈廷仗、文字狱，不谈特务组织。

谈大唐，就是兼容并包，雍容大度，不谈天宝以后军阀割据，三吏三别。

轮到宋朝了，就是积贫积弱，靖康之耻，连一点儿好处都没了。

实际上，宋朝是没有宦官专权，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女主，没有权臣的开明政治时代。

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宋朝，可以过得相对富足，相对体面，相对有尊严。

凡是秉持着平民史观，文化史观的中外学者，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谓的高估，不过就是读史视角的差别。

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天然喜欢分封。

站在权臣的立场上，天然喜欢内阁。

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天然喜欢集权。

当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过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在宋朝过得真不一定差。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在朝我可以不用担心廷仗、锦衣卫，在野我可以优哉游哉的梅妻鹤子。从这个角度而言，大宋官家再怎么被高估似乎都不那么过分。

再强调一遍，幽云十六州是儿皇帝送出去的，这锅，大宋不背。

评论区里很多人担心我穿越回去，在宋朝当农民会因高昂的赋税饿死。

那么好吧，我就多补充一些材料，来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宋朝的农民负担并不沉重。

先看《宋史》。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宋史·食货》

什么叫“未闻有所增益”，什么叫“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宋史》是元政府编定的官修史书，对于两宋贬多誉少。

再来看两篇论文。

北宋中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已大部分来自非农业收入。

——孔泾源《关于宋代的田赋税率和农民负担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北宋中期的农民田赋实际负担并不重,苏州虽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其地生产力较为发达……如果说月入9贯或者15贯 是温饱标准,苏州户有5~6人,肯定是达到了小康标准。

——耿元骊《北宋中期苏州农民的田租负担和生活水平》

看到没？北宋中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已经大部分来自非农收入了。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农户已经达到了小康标准。

黑两宋冗官冗费，战斗力差，还算是黑到了点子上。

黑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真的是，张嘴就来？

再引一段明人的表述：

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

——郎瑛《七修类稿》

文字分析题，“过今远矣”指的是跟谁比？“赋税尤繁”指的是哪个朝代？

两宋亡于异族入侵。基本上是史学界公论了。

倒是大明真的是标标准准亡于农民起义。

很多网友指出两宋农民起义频繁，为历代之最。

其中 @南城以南 提到了何竹淇先生的《两宋农民起义史料汇编》。

很遗憾，这本书我并没有。而且，这本书只有两宋农民起义的数据，不能做纵向对比。

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本资料。

叫《中国历代战争年表》。里面收录了历朝历代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大多数战争的六要素信息。

为什么选这本书呢？

1.曾有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献引用过该书的资料（如黄冠佳 温思美《君主素质、宗教约束与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证明该书数据经得起检验。

2.该书为中国军事史编写组集体编写，出版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大概率不会“为尊者讳”。

3.该书收录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信息，可以拿来横向比较。如果有的起义规模较小，未被该书收录，至少在面对其他朝代的相应起义时，该书立场一致。看起来较为公正，不存在偏袒任一历史时期的可能性。不存在蓄意不收录，篡改信息的情况。

然后我就做了个“笨工作”。

利用《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卷）把宋元明清的所有农民起义次数统计了一遍！

先上一个截图。

根据我的粗略统计：

两宋农民起义次数为：95次。

元代农民起义次数为：102次。

明代农民起义次数为：246次。

清代农民起义次数为：135次。

注1：本统计统计的农民起义包括苗、蛮、夷等少数民族起义在内。

注2：两宋的反金起义，明代的抗倭起义等有对外性质，并未列入统计范畴。

注3：清代农民起义数据不包含兴中会、同盟会等会党起义在内。

注4：本统计因为粗率，可能存在误差，误差在±20左右。该书电子版在网上并不难找到，欢迎对我的统计有质疑的同学，进行二次三次复核。

所以，结论很明显了吧？

所谓的两宋农民起义频繁，也就是319年间，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95次。

平均3.4年左右出现一次。

频繁么？好像也挺频繁的。

但与元明清三朝相比，如何呢？

我再次声明一下我的观点。

我不认为两宋是最完美无缺的朝代。

冗官冗费，军队战斗力低下，无力完成中国的统一，一度丧权辱国，等等……

但相对而言，注意，是相对其他王朝而言，不是相对于现在而言。

在两宋生活的普通人（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过得真不一定差。

这也就是题主好奇的，为什么西方汉学界在不同的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两宋的原因。

好吧，没想到大家对这个问题这么有兴趣。

为了进一步说明，宋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我对我的答案做进一步的更新。

首先，先来看宋代农民的负担问题。

这里我主要引用任仲书的《宋代农民负担问题》一文中的数据和结论。

任文中提到

宋代在名义上是对所有百姓都课以赋税的但在实际执行中是有许多差别的。其中主户中第4、5等户的属于自耕农、半自耕农性质的农民是国家赋役征收的主要对象,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国家以各种名目征缴上去,构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所谓“经费万端,其如尽出于农也。”

出于这个原因，任文把第4等户的农民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由于自耕农是封建国家赋役负担的实际的和主要的承担者,我们就以主户中第4等户,即自耕农为例,估算一下这个阶层农民的收入情况、负担情况以及生活状况。

然后列了很多税种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来第4等户农民的收入、负担情况。

如果将这几项主要赋税合起来计算,则第4等户农民的赋税额至少为30石,占其收入的30%。据中折算,宋代1石,折今市石6.6斗,合46.2公斤。这样以亩产2石计,50亩之家粮食收入则为4620公斤,交纳税额为1386公斤,其剩余为3240公斤。

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没耐心，那我就直接贴结论了：

以此看来,第4等户的5口之家农民不仅仅是承担国家赋税,并且是在其收入的30%的情况下,
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

也就是说，两宋作为第4等户的自耕农，在承担的赋税大致占到其收入30%的情况下，基本能维持温饱的生活。

是不是跟很多人的印象不一致？

那与其他朝代相比如何呢？

有的人认为，明清经济发展了、技术进步了，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一定得到了改善。

可斯波义信先生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研究区域经济史、两宋经济史的名著）中指出：“宋代同前代相比，各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远不及后来的16世纪、19世纪的明清时代的变化。可耐人寻味的是明清时代的这些增长指数并未使明清的生活质量有大的改观。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抵消无疑是一重大原因。”

注意，斯波义信先生跟李伯重老师一样是“宋代经济革命论”的否定者，在很多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看来，他可算是“宋黑”了吧。他书中给出的结论可信吗？

说完了农民，再来谈谈两宋市民的生活水平。

我再引用一篇任野的硕士论文，题目就叫《宋代的物价变动与市民生活》。

里面的数据很丰富，这里我图省事儿直接上结论。

自耕农能温饱，市民生活水平在正常年景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两宋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是不是与一些朝代比，要好上一些呢？

我是一个执着且较真的人。

有朋友提到了唐宋的对比。那我就把唐宋的对比材料再补充上。

全汉昇先生有一篇关于唐宋政府税收的讨论，题目叫《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这篇文章在网上直接可以查到，我就直截了当的贴出来：

全汉昇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不过他的治史特点向来以重数据，重量化为主。自唐宋以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涉猎。被杨联升先生评价为：“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在《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一文中他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册府元龟》、《朝野杂记》、《唐会要》、《宋会要》等一手材料中的记载，精心制表二十一张。对唐宋的政府岁入进行了详细的比对。

得出的一个判断是：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

看到这里，有些同学可能就很开心了。你看，北宋收的税比唐多这么多，多好几倍，都激增了，滥发货币，通货膨胀，老百姓一定民不聊生！

别急，论文要读完。

在论文的后半部分，全汉昇先生通过数据对比详细探讨了北宋岁入较唐激增的原因。

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物品生产、消费和交换的发达，及钱币供给的增加，北宋政府自专卖事业及商税中征收到大量的钱币，故当日岁入钱数能继续唐中叶以后增加的趋势而作激剧地增加。

那，唐宋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如何呢？

由于缺乏具体翔实的数据，只能大致估算。

全先生拿唐代绢价和宋代绢价作对比，唐代米价和宋代米价作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

就大体上说，北宋物价水准并不较唐代为高，或甚至要较唐代为低。

即使拿很多人心目中人民生活水平质量较高的唐朝来对比，北宋的物价也并不高。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把“赋税高”与“物价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相联系的结论是靠怎么对比论证讨论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我举的例子里，古今中外，一手、二手，文献、数据，专著、论文，俱在。

如果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就真的只能说明，有些人真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段历史了。

为这个问题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实在有些倦怠了。

（主要是昨晚我导儿把我准备发表的论文批了一顿，情绪低落中ing）

送给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看历史的朋友几句话吧：

你以为你以为的，真的只是你以为的。

既不等同于真实存在的历史，也与学界的研究结论相距甚远。

高估也好，低估也罢，都不过是情绪的表达。

历史，教会我们的，应该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本答案不再更新，评论区不再回复了。就到这儿吧。

本问题的不少回答都颇有价值。我最喜欢的是 @姜志成 和 @Angus Shih 的回答。欢迎大家去围观。

最后，谢谢给我点赞和点感谢的朋友们。鞠躬。

先肯定題主，其實題主提出了一個很棒的問題，即為何西方漢學家筆下的宋朝，同我國人民「認知」中的宋朝有很大的差距。可惜，雖然筆者讀了幾年宋史，卻無法高屋建瓴地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從一些細枝末節之處隔靴搔癢一下，希望後來能人志士得概述此問題。需要補充的是，若要回答上述問題，應至少需要一篇完整的西方漢學界中對宋史研究的學術史回顧方能概括，這方面最接近的可能是魏希德撰寫的《北美的宋代研究》一篇，可惜刊載該文的《北美中國學》一書出版於2010年，此後無更新。

我想，若總結題主所論述的書籍，除了題主所擬的「暢銷史書」標籤外，很多都是該作者比較「Generally」的書，所謂Generally在我的定義中，指的是跨越時代、領域較大的歷史學類著作。再觀察題主所提的人物，可以發現大部分作者都不是專職研究宋史，僅有的一位是宮崎市定先生（且是否將他歸類到「西方」筆者存疑）。進而觀察這幾本書與作者，大偉克里斯蒂安提倡的是所謂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徑，《大歷史》更多展示的是這條研究取徑；布勞戴爾的《文明史綱》，是他作為年鑒學派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三層次與長時代概念的展示；恕我無能，我並未翻閱過《劍橋世界文明史》，在我的記憶中其中也沒有專門論述宋代的專冊；即使以宋史為專長的宮崎市定先生，他的有關宋史代表作也不是這本《概說亞洲史》。

此處，我舉例的目的只是想說明兩點：這些作者絕大部分不治宋史；這些書籍大部分不以「宋」為立足考察的重點。筆者認為，與其給西方學者扣上「媚宋」、「吹宋」的帽子，更需要去討論的是：西方專門研究宋史的學者，到底在討論些什麼？

以宮崎市定先生為例，其同宋史相關的論著集中在巖波書店出版的《宮崎市定全集》第9-11冊，其中第九冊主要收入的是宋代的資本運作問題，包括通貨、鹽鐵、資本運作等等，若題主能夠閱讀日文的話，相信從這三冊書，尤其是第九冊中能夠管中窺豹，得出宮崎氏對宋代經濟發展的評價。進一步地，對宋代經濟史的研究在日本向來後繼有人，現在仍活躍在學術圈的斯波義信先生亦有眾多論述，比較概括性的，可參閱《劍橋中國史》vol.5 Part.2中由其聯合撰寫的相關章節。

若將眼光嚴格限定在西方，現在學界比較活躍的西方宋史學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狄培理（William T. deBary）包弼德（Peter K. Bol）和他的眾多學生（包括魏希德等人），有興趣的可以閱讀包弼德的《斯文》、《歷史上的理學》，魏希德的《義旨之爭》等書，了解西方漢學界對宋代思想、科舉等方面的相關最新進展。排開這支以思想史為主的系統，還有韓明士（Robert Hymes）、伊佩霞（Patricia Ebrey）、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等人主要經營的社會史方向之研究。

回到兩岸學界，若是題主閱讀過目前仍然在學界活躍的鄧小南、包偉民、黃寬重、余英時（當然，可以把他歸到西方漢學的脈絡亦未嘗不可）、梁庚堯等人的著作，不知答主又會作何感想？

其實到這裡，筆者仍然無法給答主一個「為何媚宋」的答案。因為有幾點：一是，筆者不認為在閱讀書籍，并了解學術史脈絡之前，可以給出一個「媚宋」的總體性評價，題主的靶子並不存在；二是，題主用來編織靶子的稻草也並不妥當，若是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任何宋史學者的學術專著中存在嚴重的個人偏見（且按照題主的說法，應當是群體性的個人偏見），那麼題主的問題才是成立的，此處顯非；三是，筆者也沒有能力撰寫皇皇對宋史研究的回顧，甚至進入對其史學史的研究，故而限於學力，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以上，謹悉雅教。

西方是横向对比，卧槽我们这边是黑暗的中世纪，你们宋朝还不错啊

我们是纵向对比，我勒个去啊！这窝囊宋啊！

--------------不说军事上了-----------

说别的地方，就说宋吹最喜欢鼓吹的宋代的生活吧。

公知普遍认为宋朝特别牛掰，回到宋朝特别幸福，是这样吗？前提是你得是当官的，很多人都想当然得觉得自己在古代一定不是个小民，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底层人民的后代，宋代的底层人民生活怎样呢？我们以南宋为例：

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

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

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

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

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地主，镇压佃客。朱熹曾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再“听其曲直之辞”。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虽直不佑”。就是说，在下者虽然“理直”，也不能保护。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

当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及“以地客杀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争。朱熹认为，这类事情关系到“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三纲之重”，必须以“经术义理裁之”，否则就是“泯灭”“天理”。

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收集了地方官们处理刑狱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

明太祖高皇帝建立明王朝之初，朱元璋从农本思想出发，“锄强扶弱”，“右贫抑富”，对于提高当时农民的身份地位和促使明后期的农民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也有着积极影响。法律上进一步确立了佃户的“凡人”地位。

早在洪武建国前的吴元年，朱元璋一次除授了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行前，他告诫百官曰：“君长”与“百官有司”的职责在“锄强扶弱，奖 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

洪武三年，朱元璋得知淮西苏州一带多富民，曰：“富民多豪 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宜召其来，朕将勉谕之。”待富民入见时，他一再训诫他们为要保全身家，必须“循分守法……毋凌弱，毋吞寡，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亲族，周济贫乏，逊顺乡里”，争取做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就是说，富民再不能像在元时一样奴役和凌虐农民，武断乡曲，必须按朱元璋所订之法行事。

那么朱元璋所订之法的特点是什么? 这就是“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洪武五年，朱元璋继续着手改革元蒙时期的旧俗，谓：“乡党论齿，从古所尚，凡平居 相见，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岁时宴会，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一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 之礼行之。”就在这次谈话中，他随即宣布要恢复古代“乡饮之礼”，以期“明长幼，厚风俗”。叶盛详载当日举行乡饮酒礼盛况，谓主持者“奉诏惟谨， 乃即其乡宾礼耆英， 远近毕至”。 又曰： “洪武五年……朝廷降乡饮酒读律仪式， 命有司官会同儒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 以宾之年最长者居中，众则序齿居左右。”《五礼通考》云：“洪武二十二年所定乡饮仪，分善恶三等叙坐，不得溷淆。”根据后面的一系列记录，在乡饮酒礼中并不十分看重主佃等级之分，而是按年齿与德义论坐，善恶分等或分别就席，不能混淆。参加的人士农 工商均有。即使从洪武五年朱元璋的谈话看，也仅把地主的异姓佃户视为幼辈，如是同姓亲属，则仍“不分主佃”，止行亲属礼。

总之， 按《明律》和当时的礼仪精神，佃户与地主一样只要能“循分守法”，则都是国家的良民，如越礼犯分，则都有可能成为奸恶，成为“非良民”。“乡宦”与佃户是有“贵贱之别”的，但朱元璋立法定制的本意是确认佃户为国家齐民，“锄强扶弱”，“右贫抑富”，禁约地主以至“乡宦”擅作威福，欺凌弱小。

所以朱元璋维护“贵贱之别”的条件是贵族官僚也须承认佃户是国家的齐民， 不是私人的奴隶， 不能任意摆布和“打缚”， 如果对佃户横加凌虐， 则业主自己已经陷身于刑网之中，是要依法惩处的问题， 根本谈不上“存 体”了。对“乡宦”尚且如此，对一般地主更可以想见。

反映明代佃户已确立“凡人”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官府和豪强任意役使农民。封建社会的公私徭役历来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朱元璋为了均平徭役，避免使官府差徭被片面转嫁到农民头上，曾于洪武元年、三年、八年一再申令实行按田出夫之制，田一顷， 年出一夫，每年赴官府供役一个月。为防止地主转嫁官差于农民，又特别规定：凡田多丁少者如以佃人充夫，则田主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其费用。

所以富豪权贵喜欢宋代，是因为他们可以恣意挥霍，恣意压榨驱使屌丝，到明代前期也可以欺负屌丝，但是可能要慎而又慎了，而屌丝们喜欢宋代，真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宋朝是古典中国的最高峰。宋朝的灭亡标志着古典中国的结束。

宋朝之后的中国：

1、被蒙古人灭亡和占领了。

2、100年后朱元璋推翻了蒙古人统治复国，建立了明朝，一定程度上已经胡化了。

3、明朝持续了276年，然后又被后金人灭亡，直到被袁推翻。

所以，宋朝结束之后，历史上那个古典中国就灭亡了。

日本人侵华的时候，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从外国人的某种视角来看，宋朝之后中国跟古典中国是两码事了，就好像现代的意大利不能代表罗马帝国一样。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面有一段，说中国有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乐器，比如编钟，但是演奏方法已经失传了。（明朝）演奏者基本是乱敲一气。从这段文字我们多少看到，宋朝的灭亡和随后的种族灭绝式的蒙古大屠杀，对中国文化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当然，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人种、文字、语言及很多文化都延续下来的了，文化有所改变，但是基础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

竟然还有人意淫宋朝百姓生活好。真是笑死人了。

宋朝是最被高估的朝代。

其实，宋朝不仅军事弱，而且政治非常污浊，贪腐严重，而且宋朝的民生非常差。

多次看到宋粉黑其他朝代、吹宋朝。 动不动就拿着别的朝代的黑历史给宋朝黑历史洗地。然而，宋朝的黑历史既远比其他朝代的黑历史严重、又远比其他朝代的黑历史多。

比上限，宋朝的上限远低于其他朝代的上限。比下限，宋朝的下限仍然远低于其他朝代的下限。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宋朝，有大量文字狱。正是宋朝开始出现大量文字狱。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宋朝生活会非常悲惨。虽然历朝历代都压榨百姓。但是，宋朝对百姓的压榨特别严重。

学者赵翼指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朱子语类》指出宋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而且，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

蔡勘称宋朝：“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

黄震指出宋朝真实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明林大钦《廷试策》指出宋朝“昏混衰世之政……冗员、冗兵、冗费”。

宋朝，不仅宋朝的战乱阶段老百姓生活悲惨，而且宋朝的和平阶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惨，被宋朝的严重压榨逼的出现杀婴习俗。

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出现杀婴习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杀婴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时期里即使其中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杀婴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而宋朝的战乱阶段就更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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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初期竟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这种中等规模的起义。大部分长寿王朝的初期是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

宋史大家邓广铭指出宋朝：1、冗官太多、政费太大、行政效率太低，2、冗兵太多、军费太大、作战能力太低，3、“积贫”局面造成。

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史料汇编》，宋朝民众起义极其频繁，仅北宋160余年就发生民众起义203次，宋朝这么频繁的民众起义，在其他朝代是罕见的。

宋朝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北宋、南宋还没活到矛盾积累到农民起义发展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就被外敌灭了。北宋约160多年，被金人灭了，南宋约150年，被蒙古人灭了。

即使宋史大家邓广铭也承认：如果不是出现了民族矛盾激剧上升（金灭北宋）的情况，北宋政权势必是要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记载于《邓广铭全集第二卷》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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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确实弱。宋朝军事确实弱。实际上宋朝对外战争是胜少负多。不是谣言里吹的胜多负少。

宋朝那300多年就别拿来吹了，前半段缺了幽云十几州（中原这汉人根本之地的一部分），不久还丢了灵州，连中原都没能统一；后半段被外敌打的连中原这汉人根本之地都丢了还收复不了，最后被外敌打的连南方这汉人的大后方也丢了。哪来的脸跟其他前期后期都有中原与南方的王朝比？

即使宋史泰斗邓广铭、王曾瑜也承认，宋朝弱、 军事弱、军队差，并且承认是宋朝自己造成的。

宋朝收入的十分之八到六分之五都要用来养兵，这简直跟北朝鲜的先军政治一样。想想现代人看北朝鲜是什么观点。宋朝简直就是古代版本的北朝鲜。 而且宋朝虽然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养兵，但是这些钱财却因为宋朝严重腐败 而大部分被官员贪污消耗了，实际用于养兵的很少，导致宋朝大部军队战斗力很差。 连宋史大家邓广铭也不得不承认在宋太祖之后，宋朝的绝大部分军队的战斗力很差。

陈襄的《论冗兵札子》说：“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篇》说：“本朝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中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邓广铭全集 第六卷》240-241页指出：宋朝军队的数目庞大，而在宋太祖以后，却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对内镇压以防民变的岗位上，缺乏应有的教阅训练， 素质很差，作战能力很低 ……

《邓广铭全集 第六卷》656页指出，宋朝对外军事能力弱是由宋朝一系列“守内虚外”的政策造成的。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也指出宋朝军事弱是宋朝自己造成的，宋朝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军制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还指出，宋军招剌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废弛、军政腐败、军纪败坏、官员对军士役使和刻剥、军队营利性经营、轻视骑兵建设、以文制武、兵权分散、将从中御，这些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严复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严复面对的历史背景是晚清的屈辱和落后，中国人到晚清成那个样子就是宋朝开的头，中国近代的落后宋朝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曾经指出：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性，大抵皆渊源于宋。宋代政治重文轻武，学术思想重王抑霸之结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学无术，文者则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以文章斗其议论。

因为宋朝宋太祖是武将篡取后周江山，宋朝皇帝深恐其他武将效仿，所以宋朝皇帝进行那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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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朝远不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富裕的朝代。宋朝穷，宋朝远没有富裕到大家都懒得打仗。 而且宋朝可不是花点钱给北方的游牧民族买个平安，宋朝可是被外敌金人、蒙古打的连中原、南方这汉人核心疆域都丢了，还收复不了。

宋朝这可不是花点钱。宋朝长期被外敌辽占着幽云十几州的地盘与大量经济产出，辽不称臣于宋，宋还要长期倒贴岁币给辽。而且宋没有幽云十几州，宋养着大量军队、还频繁调动，花费比打仗的花费还大。 这正负两方面，宋朝损失大了。

宋朝被金长期占着中原的地盘与大量经济产出，金不称臣于宋，宋还要称臣于金，还要长期倒贴岁币给金。 宋朝这损失太大了，连中原这汉人根本之地都损失了。

还有人阿Q般的幻想通过贸易赚回了岁币的。然而，宋朝贸易并没有把岁币都换回来，而是只换回其中一部分。 而且，宋朝的敌人辽、金也对边境贸易收税，从边境贸易中获利。 而宋朝仍然要白白长期送岁币给辽、金。 宋朝那是用自己有价值的财物换回岁币的一部分，并不是赚回。等于是宋朝白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财物给了辽、金。

宋朝各项收入里，农业税仍然是最多的，而商税连前三都排不进。有些人把工商业专卖收入算作商税，来说宋朝商税占总收入的大部分，然而，按照这种算法，在宋朝之前的朝代，就已经有中国其他朝代实现了商税占总收入的大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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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外贸易赚回大量白银，那是明朝的事。

而宋朝通过海上对外贸易输入宋朝的白银不多。 陆上对外贸易，连每年给辽、金的岁币里的白衣都没能全换回来。而且那是用宋朝的有价值的商品换回宋朝每年白给辽、金的岁币，等于宋朝每年白给辽、金财物、白银，仍然是损失，不是赚。

查资料，宋朝（包括南宋）往外国出口赚回的白银并不多。反倒是铜钱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宋朝经济。 别人把宋朝铜钱熔了做铜器，能获利十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三 熙寧十年（丁巳，1077）：“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 记载：“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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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吹把四大发明意淫成三个是宋朝发明的。然而事实是，四大发明至少三个不是宋朝发明的。 指南针早于宋朝，造纸术不晚于汉朝，火药不晚于唐朝，这三个显然不是宋朝发明的。 而印刷术，要看你说的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是唐朝发明的，并且在唐朝后期开始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才是宋朝发明的。但宋朝广泛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北宋已经发明活字印刷术，然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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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制始于宋朝王安石变法， 但在元代从未实行过。元代实行的是村社制，且社长亦非北人，而是由本地土著推举德高望重之人，其职责乃是协助政府完粮纳税、公布朝廷政令、教化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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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仍然是古代自然经济。宋朝的商品经济远不如明朝发达。

事实上，宋朝没有经济革命。历史学家、经济史大家李伯重的《“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彻底否定了"宋代经济革命说"这种观点。文章指出宋朝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宋朝经济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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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实际有大量事实上的部曲、奴隶、奴婢。 宋朝的佃户、客户的实际处境与前代的部曲、奴婢一样，甚至比之前的部曲、奴婢更差。

宋朝比起之前管控百姓更狠，一来宋朝阶层固化，二来宋朝官吏集团扩大数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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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路引制，只不过改了个名字，叫做“凭由”。宋吹所谓的无过所、无路引，然而宋朝有“凭由”，相当于过所、路引。

宋朝人不但没有迁徙之自由，反而被管控的更严苛。

宋朝初期对农民流动的管控限制比之前的朝代要严苛，后面到宋仁宗才假惺惺形式的说 客户起源……商量去处，但是实际客户仍然控制在主人手里。

从《宋会要》来看：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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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经济远不如明朝。

弘治年间，明人丘浚曾就宋明两朝的财政结构和收支及储积方面作过比较，指出：“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较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足国用议》，载《明经世文编》卷72）”。也说明明代比宋代财政收入多，支出又少，故储积宏厚，非宋可比的。

根据黄启臣教授的研究，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4 年）年产生铁7，241，000 斤，南宋初年（约1127—1162 年）年产生铁2，162，144 斤，明洪武初年（约1368 年）年产生铁18，476，026 斤。洪武初年的产量“相当于北宋的2.8 倍，相当南宋初年的8.1 倍。”永乐初年（十五世纪初），官营铁冶的生铁产量是9237 吨，宣德九年（1434年）民营铁冶的生铁产量就达到13831 吨，嘉靖以后更达到45000 吨。可见铁的产量，明代比宋代增长了八倍。

明代白银大量涌入，因而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突破了宋朝经济发展的瓶颈。明代出现了全国性市场、大商帮和钱庄，这是商品流通和资本积累超越前代的反映。

在商业规模、商人数量、商人地位等方面，宋朝大大不如明代尤其是晚明。(万明《晚明社会变迁》p.90)

明代中国拓展了海外贸易的范围，这方面相比起宋代也是进步。“中国丝绸不仅泛监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丝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樊树志《晚明史》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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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商业史》。宋朝士绅官僚垄断了市场，民间商业资本流动消失，中国商业走向另一个体系。而同一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个民选之城；比萨城。又出现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它们出现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意识。

《欧洲文明进程》。自由的商业催生自由的城市，自由的城市催生了独立自主的大学和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而大学催生了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商业和自由思想在加入公民契约的法律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基石。而宋朝士绅必须依附皇权，出现了皇权和士绅阶层垄断的政治经济体制。

11.12世纪是中西文明的大分流，宋朝在社会制度上开始走向保守，而欧洲开始在创新。欧洲在此时出现了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法、对君王权利的限制等法权思想，但在同一时期的宋朝，士绅阶层与皇权专制不断加强，不可能出现法权萌芽也不可能出现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意识。


北宋、南宋的治国者开始更加严酷方式来维持秩序，经济政策趋向保守，最终必然走向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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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吹宋朝GDP占世界GDP百分比，然而，在各朝代GDP占世界GDP百分比里，宋朝反而是个低估。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宋朝的GDP占世界的22.7% ，看其它朝代GDP占世界的比重：
汉朝，占26.2%；
明朝公元1500年，占25%；
明朝公元1600年，占29.1%；
清朝公元1820年，占32.9%；
相比较下，宋朝GDP的比重反而较低，是个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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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宋吹意淫的“宋朝真正提倡平庶民、提出庶民和官员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士农工商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 错的可笑。

而事实是，宋朝对平民庶民更加严厉，宋朝士绅阶层与皇权压制平民庶民更加严重。

某些宋吹意淫的“不要求强制兵役，不要求强制为国家劳动，只要交钱就可以了……” 错的非常可笑。

而事实是，宋朝抓壮丁、强制兵役劳役，宋朝强制百姓为国家劳动。 宋朝额外加收“免役钱”之后并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宋朝百姓多交了钱财之后，反而仍然要服徭役。宋朝不仅强制百姓为国家、官员、士绅阶层劳动，而且是要百姓多交了钱财、多交了“免役钱”之后，仍然不免役，仍然要服徭役。

宋朝那所谓的纸币交子实际是个缺乏贵金属货币+专制政权凑在一起搞出来的怪胎。
交子产生的原因跟交易额大不大基本上没啥关系，而是因为北宋征服四川以后刻意在四川实行歧视性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禁止四川人用铜钱，只能用价值密度更低的铁钱，川人没办法才发明交子
交子被北宋政府拿过去之后不到二十年就毫无信誉可言了，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便在陕西无钞本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对西夏作战之粮草费；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不得不“罢陕西交子法”；哲宗以后，宋廷发交子连脸都不要了，直接抛弃准备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交子完全成了废纸，不得不废除，改换名头曰”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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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宋朝慢于农政，不及时修筑水利，导致宋朝东南的水利、农业反而不如五代时期，失东南之大利，“五代羣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宋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比于当时，其贵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国不得不虚矣。】”

欧阳修《原弊》记载宋朝：“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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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立国之初的一系列法制，称“祖宗家法”，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待遇之优渥，超越历代。宋代实行“益俸制”和“职田制”，想方设法增加官员俸禄。京官除了有数倍于前朝的薪水（正俸）外，还有用来做春冬服的绫罗绸缎、供养仆人的衣粮、禄粟、茶酒厨料、炭、盐、职钱、折食钱、茶汤钱等；外官除薪水外，还有数倍于薪水的各种补贴以及职田（归官员所有的田地）。这些都是为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让其一心一意为朝廷做事。然而，宋朝高薪养廉的结果却是“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宋代官员以“不贪为怪”，有的利用职权普遍经商，且强买强卖，偷税漏税，有的卖官鬻爵甚至贩卖人口，种种腐败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王安石也把加薪作为治贪的手段，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宋朝的岁入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就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是：政丅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朝廷令斗麦折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的几乎三倍。（转引自《中国史纲要》）而此一法，还仅为两宋盘剥之术九牛之一毛。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敛财高手。确实，各朝都重视“理财”，拼命扩大岁入来弥补其日益庞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变法前，有宋岁入较国家初建时增加六倍，而国库反而从有赢余变为大亏空。以国营工商业等形式与民争利自然是一条生财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的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丅府积贫的局面。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

　　宋室南渡后，情况愈演愈烈。叶水心说：“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宋的赋税，苛烈亘古所未闻，也为后世历代所绝无。只举一个例子：宋的正税之一是“身丁钱”（北宋在南方征收，南宋在全境征收），也就是人头税。然而，唐中期以后搞两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然而，却在此又征一道，从20岁征到60岁。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已死之人。如此税外加税的搞法，民何以堪？

宋朝人民活得比任何朝代都苦！宋朝是官员的天堂，却是广大百姓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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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这样垃圾的将领风气。

宋朝这样差的兵士待遇。

宋朝绝大部分军人的实际待遇极差。

宋朝，“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

“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

“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

“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

“军中甚有贫极，日不能糊口者"；

“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

“竭天下之力困于转输，谓宜士饱马腾，而连营菜色刻心，勇气销铄殆尽!”

“金益兵来，横等皆无甲，是以败”。

宋军"衣甲皆软脆，不足当矢石 ”。

宋朝宋军本来有科技优势的。但是宋朝自己把兵器搞的粗制滥造。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 兵十一 记载宋朝兵器【 京师所制军器，多不锋利 】【 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 】【 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责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 】【 因循弛废，兵不犀利 】

欧阳修指出宋朝兵器“仅能成器，全不堪用”“铁刃不刚，筋胶不固”“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

贾昌朝指出宋朝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且不适用”，

张方平指出宋朝兵器“徒有其数，实皆滥恶，不足为用……”，

华岳指出宋朝兵器“类皆苟简灭裂，而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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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幽云地区仍然是心向中原王朝的。 后周-宋初，幽云地区仍然心向 后周-宋。反倒是经过北宋，到北宋后期时，幽云地区对宋的向心力降低了。

幽云（此处指燕云十六州）这事其实怨不了其他朝代，只能怪宋朝自己太弱。

宋朝建国时面对的条件、形势，远好于汉、唐、明建国时面对的条件、形势。（宋朝直接篡取已经统一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宋朝建国时，地盘、人口远大于汉、唐、明建国时的地盘、人口。 而且宋朝面对割据势力都是既军事弱小、又不联合抵抗宋朝的，远不如汉、唐、明面对的那些割据势力强大。 宋朝建国时，外敌辽正处于内讧、衰弱时期。而汉、唐、明建国时，匈奴正崛起强大，隋末东突厥达到“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极盛程度，明面对的蒙元的地盘与势力也远强于辽。 但是之后，汉、唐、明的表现远强于宋的表现。）

其实宋朝接手的条件、形势远好于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

宋朝赵匡胤直接篡取了强大的、已经统一了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其他割据势力又弱（要么军事弱、要么君主昏庸）又不联合抵抗宋朝，外敌辽正是内部3个势力内讧、昏庸的睡王当政、下属各部纷纷反辽的时候。

而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地盘极小，几乎没有地盘，还面对内外众多强敌。（刘邦起兵时地盘很小；李渊起兵时只有太原一地，地盘也很小；朱元璋起兵时地盘也很小。都远小于宋初接手的后周。）

有人说宋朝没有幽云、没有产马地。然而，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不仅没有幽云、没有产马地（而宋初有产马地），而且地盘远小于宋初接手的后周。

但是汉、唐、明击败众多内外强敌，扩张占据了幽云，还占据了产马地，还扩张占据庞大疆域。而宋朝却连幽云十几州这中原的一部分都占不了，连统一都没做到。

刘邦起兵时马很少，李渊起兵时临时买的2000匹马，也很少，朱元璋起兵时马仍然很少，都远少于宋初的战马数量。即使在后来明朝在漠北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明朝马匹仍然不多，根据《中国养马史》、《明史》记载，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只有马45080匹，这还是在驱逐蒙古、基本统一之后，才有这些马。

但是汉唐明击败强敌，自己扩张占据产马地，发展马政，马匹数量增多。

而宋初官方掌握的马匹曾超过20万匹，远多于刘邦李渊朱元璋起兵时的马匹数量。

宋朝战马曾经很多，《文献通考》兵考四 记载宋朝：“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
宋太宗之后，《文献通考》记载宋朝：“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宋朝曾有战马数十万匹， 后来宋朝坊监及诸军马曾超过20万匹。然而，朱元璋统一全国、并且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才45080匹马。而宋朝拥有更多的马匹，却连幽云等地这中原的一部分都没能占据。

宋朝本来有战马产地，宋初有灵武，灵武既是战马产地又是输入战马的通道，但是后来宋朝自己犯错误丢失了灵武。

即使这样，宋朝还有河东路和永兴军路等战马产地，

《宋史》兵制马政记载 “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然而宋朝后来自己搞砸了马政，导致缺马。

（甚至江浙也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宋朝之前的五代时期，江浙还有养马的地方，杭州近郊还有马场，“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五代时江浙割据者在杭州近郊设马场，《梦梁录》记载：“昔吴越钱王牧马于钱塘门外东西马塍，其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今（南宋）余杭，临安，于潜三邑，犹有牧马遗迹也。” 南宋就在临安（今杭州）、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设置马监。
然而宋朝后来自己搞砸了马政，导致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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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 游牧、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给宋朝洗地了。在古代，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不一定比匈奴这种汗国强。（何况辽、西夏、金、蒙古并不是严密组织的帝国，没有达到组织严密的程度。）辽这“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 被还是部落的金迅速攻灭了。后来金变成“组织帝国 、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国家、封建国家”之后，又被部落的蒙古打垮了。

别吹什么宋朝的对手辽、西夏、金强了。实际辽、西夏、金并不强。

契丹（辽）已经建国之后，雄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辽）开国精锐、全国兵力“空国入寇”，却被小小的李存勖打的惨败。当时的李存勖只有河东一隅之地、马才1万匹、一面还与后梁大战，却仍然把雄主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辽）开国精锐、全国兵力的“空国入寇”打的惨败。 可见辽是个什么水平。

而且宋初接手强大的、已经统一大部分中原的后周，其他割据势力又弱（一些是君主昏庸、其他的是军事弱小）又不联合抵抗宋朝。而辽正是内部3个势力内讧、昏庸的睡王当政、辽下属各部反叛……宋却连幽云也占不了。

后来辽内部多次内讧，宋却因为自己太弱而无力利用。

专业研究宋辽夏金历史的历史学家王曾瑜根据史料考证证明了《辽史 兵卫志》里把辽军的数量夸大了10倍。辽军的实际数量只有《辽史 兵卫志》记载的十分之一。

正是宋朝犯错误导致西夏（党项李继迁及其后裔）崛起的。宋初，李继捧把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献给了宋朝。而李继迁只有几十个人奔入地斤泽，还不如个小部落。但是宋朝竟然被小小的李继迁折腾的把五州之地给了李继迁，宋朝又犯错误导致中立以及偏向宋朝的部族投靠了李继迁，李继迁实力上升，攻占宋朝灵州，李继迁坐大，其后裔建立西夏。

但是西夏仍然不强。西夏地小、军队少、缺乏战略迂回空间（不像匈奴那样有漠南漠北广大的战略迂回空间），而且西夏就在中原西北离中原核心太近，大幅降低了中原王朝打击他的难度、距离（不像汉朝打匈奴那样要远征漠南、漠北等地）。

金完颜氏起兵时，还是部落水平，而且诸路兵加起来才2500人，还不如个中等部落。但是他们却迅速攻灭了那个长期占着幽云十几州的产出还让宋朝无可奈何长期送岁币的辽。可见辽、宋是什么水平，臭棋篓子下棋、菜鸡互啄。（更奇葩的是，辽被金打的快灭亡了，宋趁机攻辽，结果宋竟然被残辽打的惨败，可见宋的战斗力差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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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完颜氏起兵时，还是部落水平，而且诸路兵加起来才2500人，还不如个中等部落。
《金史》卷二 本纪第二：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寥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但就是这部落水平的金人，却迅速攻灭了那个长期占着幽云这中原的一部分、不称臣于宋还让宋朝无可奈何长期送岁币的辽，又迅速攻灭了北宋。
金打的辽快灭亡了，宋趁机攻辽，结果宋竟然再次被辽打的惨败，尸横遍野。

耶律大石能到中亚建立西辽，是因为西逃的耶律大石召集了很多游牧部族，而且当时中亚没有强大的对手。

宋朝被外敌攻灭的原因，正是宋朝弱。
宋朝的对手金人并不太强。

蒙古虽强，但并不是无敌的。当时，马穆鲁克、德利苏丹都多次击败蒙古。马穆鲁克与蒙古4次交战，马穆鲁克1次小败、3次大胜。 德利苏丹9次击败蒙古军。 而南宋却被蒙古分裂出的5个部分之一的蒙元迅速攻灭了。

1268年，蒙元南征，用兵襄阳。1276年，南宋投降于蒙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余部彻底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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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拿宋朝抵抗死磕蒙古50年（或45年）来吹宋朝，这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宋朝龟缩南方占据地利，而当时蒙古西征、多次内讧内战严重牵扯了蒙古的力量，这些是宋朝能多活那么多年的重要原因。（另外，蒙哥汗是病死的。）

列举一下蒙宋战争时期蒙古方面一些主要的大事记：
1234年 南宋端平入洛失败；
1235-1236蒙古三路征宋，同年蒙古忽里勒台大会，窝阔台决定主力西征——长子西征，这次西征一直持续到1243年；
1241 窝阔台死，脱例哥摄政，蒙古开始争夺汗位；
1246 贵由汗继位，久久内乱的蒙古终于开始统合，这时候贵由要做的不是南征，依然面临巨大的内部问题；
1248 贵由率领十几万大军西征同拔都大军对峙，期间莫名其妙死亡，被毒死嫌疑最大，蒙古再次陷入争汗；
1251 在拔都支持下，蒙哥继位；1252-1256 蒙古忙着整顿内部，以及远征大理云南；

1257-1259蒙哥南征，结果蒙哥病死于钓鱼城外，蒙古撤退；
1259-1264阿里不哥同忽必烈争汗，爆发内战，双方各自数十万兵马厮杀数年，期间还有山东李璮叛乱；蒙古忙于内部整顿；
1268年，蒙元南征，用兵襄阳。

1276年，南宋投降于蒙元。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余部彻底被灭。
南宋号称抵抗了45年，其实真正的抵抗时间只有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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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西夏兵力不超过10万。

长编卷125：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言：以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军马分为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步骑，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

长编卷131：韩琦言：诚以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余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

长编卷146：赵师民言：羌贼所盗陕右数州，于本路（陕西路）十二分之二，校其人众，七八分之一，虽兼戎狄，亦不过五六分之一。

范文正集补编卷一：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

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昊贼据数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万；言其精兵才及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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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在唐末已经崩溃衰弱分裂，留下一批衰弱分裂的部族。而宋朝打的青塘吐蕃只是吐蕃衰弱分裂出来的众多势力里的一个。

《定功继伐碑》这种把战绩吹上天的东西还拿出来说战绩？如果《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东西也能信的话，那么可以用史料记载里说汉唐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 ” 来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了。然而没有人会拿史料里的那两句话去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

而《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的东西，其所说的战绩是不可信的。
《定功继伐碑》吹宋军在宣和元年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 然而，看《续资治通鉴》 的记载，在宣和元年，宋朝的对外战争是一场损失十万军队“丧师十万” 的失败，但是童贯隐瞒这失败，反而谎称胜利，然后宋徽宗命人做《定功继伐碑》吹嘘这虚假的胜利。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 宋纪九十三 记载 宣和元年 宋军的对外战绩是：“
（宣和元年）
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出至统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骑三陈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硃峞，守兵追之，法坠崖折足，乃斩首而去。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丙辰，败夏人于震武。”
其中， “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败夏人于震武” 这种记载极其简略、连杀获几个敌人都没有、不受重视的作战，不可能是《定功继伐碑》吹的那么大的作战。这种“大破某某”“败某某”的胜利在其他朝代对外作战中太多了在宋朝也不少，如果这是《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那么宋朝那么多“大破某某”“败某某”都成了《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宋朝早就占领整个地球了。（而其他朝代的众多“大破某某”“败某某”，都成了《定功继伐碑》说的那么大的作战，那么其他朝代对外战绩仍然是远强于宋朝。 ）

那么只能是“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这次作战是这一年里是宋军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而且其中也说了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定功继伐碑》吹嘘的宋朝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其实不但不是胜利，反而是宋军“丧师十万” 的失败，被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隐瞒失败，谎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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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宋朝对外的奇葩战绩：

2000宋军在宋朝境内主动去打17个金人，结果2000宋军被17个金人打的惨败，死者近半。

《三朝北盟会编 卷三十六》：　　和议已定 金人遣十七骑持文字报其国中 经由磁州 李侃以身为兵官 且承掩杀之旨（初金人抵京师也。渊圣诏河北州军略曰：种师道姚平仲远提西兵以助天讨云：云：深恐其宵遁令河北州军尽行掩杀） 乃率禁军民兵二千往击之，与十七骑相遇，金人曰：不须用兵今城下巳讲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国中干事。侃不信 欲与之战 十七骑者分为三 以七骑居前 各分五骑为左右翼 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


13万宋军，被河对岸的金军的战鼓吓的溃逃。

《续资治通鉴 卷第九十七》：
金宗翰自太原趋汴，官吏弃城走者，远近相望。癸酉，至河外，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与之对垒。时佥书枢密院事李回以万骑防河，亦至河上。敌发数十骑来觇，回报其帅曰：“南兵亦盛，未可轻渡。”或欲整兵俟战，洛索曰：“南兵虽多，不足畏也。与之战则胜负未可知，不若加以虚声，尽取战鼓，击之达旦，以观其变。”众以为然。黎明，河上之师悉溃，遂长驱而南。甲戌，金兵悉渡。知河阳燕瑛、西道总管王襄皆弃城走，永安军、郑州并降于金。”


不到100蒙人打的2000宋军惨败，宋军死500人，被生擒数十人。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十四》：
伯颜、阿术殿后，不满百骑。十月戊午，行大泽中，郢将赵文义、范兴以骑二千来袭，伯颜、阿术未及介胄，亟还军迎击之。伯颜手杀文义，擒范兴杀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获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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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罗一战，宋军被外敌打的惨败，数十万宋军死伤殆尽、全军覆没。（宋朝这可是在南方这汉人根本之地、大后方遭遇的对外惨败。）（《元史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十四》记载此战“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还有丁家洲之战，南宋贾似道率领的13万大军、二千五百艘战舰的惨败。（这又是宋朝在南方这汉人根本之地、大后方遭遇的对外惨败。）

《元史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十四》：“宋宰臣贾似道遣宋京致书，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遣武略将军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聪报命，止京以待，且使谓似道曰：“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囊加歹还，乃释宋京。庚申，发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众军大呼曰：“宋军败矣！”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挺身登舟，手柁冲敌船，舳舻相荡，乍分乍合。阿术以小旗麾何玮、李庭等并舟深入，伯颜命步骑左右掎之，追杀百五十余里，溺死无算，得船二千余艘，及其军资器仗、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贵走庐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缙及知无为军刘权、知镇巢军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师次建康之龙湾，大赉将士。三月癸酉，宋沿江制置赵溍遁，溍兄淮起兵溧阳，就执而死。都统徐王荣、翁福等以城降，命招讨使唆都守之。知镇江府洪起畏遁，总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宁国府赵与可遁，知饶州唐震死，而江东诸郡皆下。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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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对辽：岐沟关之战，宋惨败，死者数万，沙河为之不流……君子馆之战，宋惨败，全军覆没，死者数万；宣和伐辽，宋大败，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

宋朝对西夏：三川口之战，宋战败主将被俘；好水川之战，宋惨败全军覆没；定川寨之战，宋惨败全军覆没；灵州、永乐城之战，宋官军、民兵死者60万人，钱粮损失不可胜计…… 宋神宗受此沉重打击，锐气尽消，无意再西伐。

（宋对西夏的灵州、永乐城之战：其中，灵州之战，宋军王中正率兵6万及民夫6万，种谔率5.4万及畿内7将兵3.9万，高遵裕率兵8.7万及民夫9.5万，刘昌祚率并5万，李宪率熙何、秦凤兵…… 这仅率领的士兵就约30万，还有民夫15.5万。……种谔部先胜后败，只有3万人归队； 王正中部沿途兵马多遭陷没，当进抵宥州奈王井时，军粮告竭，士兵死亡2万人；刘昌祚、高遵裕部在灵州城下战败，高遵裕撤军时被西夏追击，只剩残兵1.3万人……灵州之战与永乐城之战之间，宋朝还发动宋朝官军与民兵。之后永乐城之战宋军再次失败，宋朝官军损失数十万，此外宋朝民兵民夫也大量损失。灵州、永乐城之战，宋官军、民兵死者60万人，钱粮损失不可胜计…… 宋神宗受此沉重打击，锐气尽消，无意再西伐。）

宋朝被越南打进广西搞屠杀。

宋朝被一个小小的侬智高打进了两广，大肆杀戮、劫掠。

宋对金，宋的损失惨重失败太多了，直接被打的丢了中原的地盘与百姓，还没能收复。 南宋的隆兴北伐、开禧北伐都失败了，而且基本上就是在宋境内厮杀。

宋朝对蒙古：阳罗之战，蒙军大破宋军，宋军数十万众死伤殆尽；丁家州之战，宋惨败，13万军士，2500艘战舰全军覆没；岳州之战，宋惨败，2万军士，1600艘战舰全军覆没，岳州陷落；焦山之战，宋惨败，700余艘战舰被俘获……扬州之战，宋惨败，6万多军士被杀或投降，扬州及淮东16州32县陷落……静江之战，宋惨败，静江沦陷，广南西路15州投降……文天祥反攻江西之战，宋战败，全军覆没；崖山之战，宋惨败，损失20万人，上千艘战舰全军覆没，宋朝灭亡。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第二百五：苏缄，字宣甫……（熙宁）四年，交阯谋入寇……八年，蛮遂入寇，众号八万，陷钦、廉，破邕四砦……缄初求救于刘彝，彝遣将张守节救之，逗遛不进。缄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泣，督守节。守节皇恐，遽移屯大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举军皆覆。蛮获北军，知其善攻城，啖以利，使为云梯，又为攻濠洞子，蒙以华布，缄悉焚之。蛮计已穷，将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贼囊土傅城者，顷刻高数丈，蚁附而登，城遂陷。缄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而力不敌，乃曰："吾义不死贼手。"亟还州治，杀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纵火自焚。蛮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万余人，率百人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隤三州城以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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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几乎一辈子在送岁币，长年送给辽、金等大量财物，但辽仍然占着宋朝家门（幽云十几州），金直接把宋朝的卧室（中原）都占了。

而且宋朝送岁币根本不解决问题，不省钱。 宋朝送了岁币，辽、金的威胁仍在，宋朝仍然要养着大批军队（坑爹的是这大批宋军大多战斗力很差），频繁调防发财物花费巨大，宋朝即使不打仗，经费上仍等于经常动员、经常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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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靖康稗史笺证》 ：“靖康稗史序 其二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

（宋）《靖康稗史笺证》：“ 附录诸跋 其九 自古亡国之耻辱，未有如赵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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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唯一一个把中原与南方这汉人核心疆域都丢给外敌的中原王朝，是汉人首次完全亡国于外族外敌。

宋朝才约160年就被外敌金打的丢了中原这汉人核心疆域的地盘与百姓，再也没能收复，

宋朝将太后、皇后、后妃、公主、宗室女、宗室女眷等等近万名宫廷、宗室妇女明码标价地卖给了金人为奴、为娼，宋朝还允许外敌金人劫掠、杀掠宋朝首都以及整个宋朝中原的百姓妇女与财物，允许外敌金人长期占据宋朝中原、长期奸蘯淫掳掠奴役压迫宋朝中原的百姓，还被金人一度杀掠了宋朝江南的部分地区。宋朝皇帝却还“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

后来蒙古打垮了金人。而宋朝连中原都没能收复，反而称臣纳贡求和于蒙古，最终蒙古仍然攻灭了宋朝，宋朝被外敌打的连南方这汉人大后方的地盘与百姓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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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二六》记载，宋高宗在给金人的“乞哀”中说：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金军南下跨过长江，搜山检海捉赵构。
1129年,完颜兀术仅率领两万金兵,过长江追捉宋高宗赵构。素不习水战的金军甚至追上大海。天会七年（1129年，金太宗年号）兀术率军南下，五月奔袭扬州，赵构南逃；十月，兀术率军直趋江浙；十一月，在和州大破宋军，强渡长江，直逼建康（今南京）城下，赵构逃往杭州；兀术紧追不舍，连下广德、安吉等地，勇闯天险独松岭，十二月又克杭州，赵构又逃往越州（今绍兴）；兀术驻兵杭州，不给赵构以喘息的机会，命先锋阿里、浦卢浑率4000千轻骑追袭，兵未发已闻赵构又逃往明州（今宁波），金兵便巧渡曹娥江大败宋将张俊，攻克明州；至此，吓破了胆的赵构已无处可逃，只好乘船亡命海上；金兵入海又追了300余里，由于不习水战，追之不及而还。
这次金兀术领兵追赵构，跨江河，越天险，破关隘，捣城池，搜山川，入大海，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时间之短，战线之长，地域之广，都出人意料，金人称之为“搜山检海”捉赵构。此役大大振奋金国朝野，使兀术一战成名。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
签书枢密院何铸、知合门事曹勋进誓表于金。
　　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

面对靖康之耻这奇耻大辱，宋朝竟然仍称臣纳贡于金。 而且，后来宋朝没能报仇。后来是蒙古打垮了金，掳走了金人皇族宗室，而南宋只得了金末代皇帝的尸体，与靖康之耻比，完全不足以报仇，而且南宋连中原都没能收复。

连宋人写的《蒙鞑备録》也承认是蒙古打垮的金人，是蒙古打的金人“竭国中精锐……罄金虏百年兵力，消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

《蒙鞑备録》：忒没真（铁木真）忿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长驱犯燕……（金）虏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惊恐，乃竭国中精锐，以忽杀虎元帅统马、步五十万迎击之，（金）虏大败。又再刷山东、河北等处及随驾护卫等人马三十万，令高琪为大元帅，再败。是以鞑人迫于燕京城下。是战也，罄金虏百年兵力，消折溃散殆尽，其国遂衰。后来凡围河北、山东北诸州等处，虏皆不敢撄其锋。

之后，蒙元灭宋，宋朝称侄纳贡、称侄孙、称臣纳贡以求和，蒙元仍然灭了宋朝。

《宋史》卷四十七 本纪第四十七：“
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戊辰，还。太皇太后命用臣礼。己巳，嘉兴守刘汉杰以城降。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以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全永坚浙东抚谕使。辛未，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楙参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诸关兵尽溃。
遣监察御史刘岊奉表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

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其表曰："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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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
原作者 张明华
[关键词] 靖康之难;宫廷女性;宗室女性;洗衣院
[摘　要]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铘延铘残铘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铘暴和蹂躏。北宋政铘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铘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A Study on Northern Song Dynasty Royalty Women Kidnapped in Jing Kang Calamity
ZHANG Ming-hua
Key Words :Jing Kang calamity ;royalty women ;ladies ;washing court
Abstract :At the end of Northern-Song dynasty ,soilders of Jin surrounded capital of Northern Song. In order to keep the government ,Song Hui-zong and Song Qin-zong mortgaged royalty women to their enemy. These women suffered rape and injury in Jin’s camps. When Northern Sung dynasty was ended ,the women were forced marching with their Emperors to the north and a lot of them died in the journey. After they arrived in the capital of Jin , they were distributed to washing courts , Emperor’s camps ,Jin’s Generals ,or sold as slАVes and prostitutes.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铘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① 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铘母韦氏》② 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资料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铘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1 ] (p2) 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①《文史》第39 期,中华书局1994 年版。
②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608～623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一　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分析

从靖康元年(1126) 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
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 (金国) 准免道宗(宋徽宗) 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 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 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 ] (p136) 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 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 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 战栗无人色”[
2 ] (p139) ,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
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 竟“ 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 ] (卷七七,p584) ,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 000
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 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 ] (p139) ,当然,被淘汰的2 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二　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3 名女性被斩首示众;1 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3 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斡离不指着这3 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3 名帝姬和2 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 ,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 2 ] (p155～156) 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铘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2 ] (p154) 的命令。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 国相(粘罕、斡离不) 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2 ] (p139) ,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3 000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2 ] (p154) 。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 秀曼光丽, 紫帻青袍, 金束带为饰”[3 ] (p623) 。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 2 ] (p160)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铘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2 ] (p170)在金军将领的淫铘威之下“, 各寨妇女死亡相继”[2 ] (p156) 。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 谁得金?”斡离不回答“: 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 谁须犒军? 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 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 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铘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 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2] (p174～175) ,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　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7 批押往金国都城上铘京(今黑龙江阿城市) ,途中历时1～2 个月,除忍饥挨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铘经或怀铘孕) ,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铘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5000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7](p177)。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7](p178)。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后，金军将领听说朱妃、朱慎妃擅长填词歌咏,逼铘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7](p179)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7](p182)，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7](p185)，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8](p1⑨8)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9](p244)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铘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铘奸，以致“多嬲毙”[8](p194)。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8](p195)。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铘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铘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8](p206)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8](p209)。发送前，金国统铘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8](p211)。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7](p191)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铘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铘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铘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铘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8](p209)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8](p217)，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宋朝皇族宗室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9](p274～278)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铘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拐⒋镪恪六^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覩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9](p254～261)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9](p284～285)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铘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9](p263～266)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9](p278～283)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8](p199)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铘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铘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铘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铘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覩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铘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抛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铘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铘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铘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铘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

这近万名宋朝皇后后妃公主宗室女宗室女眷等贵族女子尚且如此悲惨，宋朝中原广大地区的百姓被金人、乱兵祸害，其惨状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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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未，金左副元帅宗翰，命诸路州县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罢籍客户，拘之入官；至次年春，尽以铁索锁之云中，于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立价卖之，馀者驱之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时金既立刘豫，复以旧河为界，宗翰恐两河陷没士庶非本土之人，逃归豫地，故有是举。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⑩。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不可能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⑾。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⑿，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⒀。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⒁。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朝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朝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⒂。金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⒃。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⒄，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⒅。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⒆。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⒇，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⑩《金史》卷2《太祖记》。
⑾《会编》卷98《燕云录》，《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未，《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⑿《要录》卷132绍兴九年秋。
⒀《金史》卷84《耨碗温敦思忠传》。
⒁《会编》卷3，《金史》卷15《刑志》，卷46《食货志》。
⒂《金史》卷46《食贷志》载，金世宗在金海陵王末年，尚有“奴婢万数”。《金史》卷80《突合速传》说，完颜突合速有二千名奴隶。
⒃参见《金史》卷72《彀英传》，卷77《宗弼传》，卷80《济安传》，卷82《乌延吾里补传》。
⒄《金史》卷46《食货志》。
⒅《说乳》卷101洪遵《谱双》。
⒆《会编》卷3。
⒇《会编》卷215《征蒙记》。

女真贵族宣称“搜山检海已毕”，④又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最先遭殃的是明州，州城里的居民基本杀光，除东南角的几所佛寺外，房屋也全部烧成灰烬。金军又派兵四出，在整个州境搜剔杀掠，即使是人人迹罕至的深山穷谷，也罹其荼毒。接着，金军又在临安府城纵火，连烧三天三夜，烟焰不绝。临安府在南宋初几经兵燹，户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⑤在平江府，纵横百余里的大火，五天方灭。金军的杀掠，加之官军的骚扰，建炎四年夏季的瘟疫，平江府人民丧生者近五十万，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口幸免于难。⑥ 此次金兵渡江，东路军所蹂躏的面积比西路军小，约为两浙路的一半和江东路的一角，但这个地区却是宋朝最丰膄的谷仓，是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区，饱受了如此酷烈的战祸，非短时期所能恢复。

④《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⑤临安府户口的变化参见《宋会要》食货38之19，《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⑥金军北撤时的破坏，参见《要录》卷31，卷32，《挥麈后录》卷9，卷10，范成大《吴郡志》卷1《户口税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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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起源于宋朝。

海禁也起源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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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张邦炜的《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宋朝“民间苦赋重”，“王税何由备？” 　　

学者赵翼指出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不必查阅卷帙浩繁的《全宋诗》，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宋代百姓苦难的大量证据。

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刘攽《江南田家》云：“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

南宋徐照《促促词》曰：“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

戴复古《庚子荐饥》云：“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至于梅尧臣的《汝坟贫女》、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张舜民的《打麦》以及范成大的前后《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百姓苦难生活的名篇。

宋朝人一再叹息：“开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人贱不如泥，三叹而已矣。” 北宋张咏《愍农》诗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33]

南宋利登《野农谣》云：“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34]

梅尧臣《田家语》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35]宋诗中这类抨击官府压榨、盘剥百姓的篇章为数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北宋李觏浩叹：“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36]

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37]

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38]

百姓哀叹：“王税何由备？”[39]

总之，宋代的实情是“民间苦赋重”。[40]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宋代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毕竟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之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实施时间短。如负责安葬贫不能葬的死者的义冢，元丰年间（1078-1085）在开封府界始具规模，但更名为漏泽园并推广到全国是在崇宁三年（1104），23年后北宋即亡国。负责收养遗弃婴儿的慈幼局设立于庆元元年间（1195），宋理宗时“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45]，数十年后南宋便覆灭。所有这些机构均旋兴旋废，并非始终存在。
第二，规模小。如负责收养老疾穷丐者的居养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继承唐朝旧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东、西两所仅收养24人而已。嘉佑年间（1056-1063）增设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养300人为定额，仍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地的漏泽园规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后殡者多发前冢，弃枯骼而纳新棺。”[46]
第三，覆盖面窄。如福田院、和剂局、惠民局等通常仅设立于京城，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仅分别创行于福州、桂阳军（今湖南桂阳）、江南东路。所有这些机构并非全国各地都有，特别是广大农村往往被遗忘。正如当时人所说：赈济孤独之政，“其惠偏于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养院往往收养不当，“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48]专门负责救助贫病的安济坊，由于官吏敷衍塞责，或“为庸医盗其直，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49]惠民局、和剂局本应为民众提供廉价优质药品，但其官吏将这类药品“留应权贵之需”，民众气愤地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泽园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园僧人，守园僧人“遂有析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并未兑现，如生子给钱米。绍兴年间，司农寺主簿盛师文指出：“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并感叹：“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52]当时杀婴之风盛行，特别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区，“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53]包括生子给钱米以及设立慈幼局在内的一切慈幼举措，其目的都在于扭转杀婴之风。然而由于这些举措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杀婴之风终有宋之世而不变。可见，对于宋朝的社会福利不能估计过高。
至于说“宋朝街上没有乞丐”，显然不是事实。《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两书就有关于乞丐的记载，朱熹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54]一语。某些时段、某些地区或因灾荒或因苛政或因物价飞涨，乞丐为数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灾的河北地区，民众“舍其亲戚，弃其邱垄，流离道路，乞丐于人。”[55]宣和年间（1119-1125），刘寄等官员在京西地区，“取民间税地，谓之公田，敛取无艺，百姓失业，流丐者众。”[56]嘉定二年（1209）冬，“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57]官府对于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养，有时还加以驱赶。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迎接宋真宗东封泰山归来，“贫儿乞丐尽被开封府赶在城外”[58]。宋代不仅有乞丐，还有丐帮，“宋时丐者之长曰团头”。[59]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

宋朝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寳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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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说宋仁宗。行啊：

宋仁宗。评价一个人要放在所属历史阶段，宋仁宗明显没有做好他应该做的事。坐视三冗问题。一个老范都用不好的人。

某些人不顾宋仁宗对国家大事（包括对外对内政策以及对大部分百姓等等）的影响，反而关注宋仁宗个人的吃蛤蜊、羊肉汤、留不留女人这类事情，舍本逐末。28贯，28000钱，与国家大事、对全国大部分百姓的影响相比，这点钱微不足道。

而在国家大事上，宋仁宗有严重硬伤。宋仁宗拥有先进的中原与南方，有极其大量的军队，却始终无法使北方的辽国臣服，反而还被辽占着幽云地区（这是中原的一部分），宋仍然无可奈何长期送岁币给辽。

宋仁宗庆历年间，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长达数年的战争，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宋军屡战屡败。

辽又迫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史称重熙增币。 宋在向辽、西夏送岁币的同时，仍然要花费巨资养军队。

宋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而宋仁宗花费巨大养着庞大的军队，对外战绩却不佳，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能扩张出较大的疆域，连幽云这中原的一部分都没有。

宋真宗与宋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 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宋史》卷一三七）（《长 编》卷二）

王夫之批评宋仁宗“无定志”，“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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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酷刑正是在宋朝开始成为法定刑罚、并且开始泛滥使用的。

之前的众多王朝，虽然有个别凌迟，但是凌迟没有成为法定刑罚。而凌迟酷刑正是在宋朝开始成为法定刑罚、并且开始泛滥使用的。凌迟宋朝《庆元条法事例》明确列为死刑条目的。宋仁宗时刺配刑开始滥用。有个记宋朝刑罚的口诀叫“仁宗不仁，神宗不神”。

《文献通考》说宋仁宗以前凌迟未尝轻用，之后宋朝用凌迟[2]，宋朝《庆元条法事类》首度加载此刑，《宋史·刑法志》:“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有汪端“数千人聚山泽为盗”，被俘后“磔汪端于郎州”[3]。淳化五年（994年），又“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4]。熙宁八年（1075年），沂州百姓朱唐告发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此事牵连了秀州团练使赵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最后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

南宋诗人陆游曾经请求废除凌迟，《请除凌迟刑》云：“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明尤存。感伤致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5]，但未被朝廷接受。

[2]^ 《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

[3]^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

[4]^ 《宋史》卷5《太宗本纪》

[5]”^ 《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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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仅宋朝的战乱阶段老百姓生活悲惨，而且宋朝的和平阶段老百姓生活也很悲惨，被宋朝的严重压榨逼的出现杀婴习俗。

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出现杀婴习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杀婴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导致：宋朝时期里即使其中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杀婴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而宋朝的战乱阶段就更惨了。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即使两浙路（今上海浙圌江一带）的社会经济比宋朝其他地区发达，但是在宋朝对百姓的沉重压榨下，两浙路的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继五代，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

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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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虽好莫吟诗”，宋朝的“特务”，文字狱等，

“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03]

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104]

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

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

[101]《司马光奏议》卷7《皇城司廵察亲事官札子》，第58页。
[10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三八月庚午，第1687页。
[103]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9熙宁五年正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许沛藻等点校，第451页。
[104]《司马光奏议》卷7《皇城司廵察亲事官札子》，第59页。
[10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年四月甲申，第6162页。
[106]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63《百官门·内待下·上哲宗弹劾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第697-698页。
[107]《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65页。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109]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伋言不由衷，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11]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112]“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113]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114]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115]。

绍兴十四年（1144），“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116]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
宋代文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訾，无所不至。”[117]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典型的文化专制。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 苏轼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赤壁之贬”[118]。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19]

[109]《宋史》卷19《徽宗本纪一》，第367页。
[110]《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60-13761页。
[1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徐规点校，第149页。
[1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三月庚寅，第2608页。
[1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己丑，第2747页。
[114]《宋史》卷30《高宗本纪七》，第574页。
[115]《宋史》卷360《赵鼎传》，第11294-11295页。
[116]《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第13759页。
[1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第7336页。
[118]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4《诗祸》，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瑞来点校，第188页。
[119]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54《宋朝杂事上》，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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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习俗开始于宋朝。历史研究著作《缠足史》考证众多史料，证明了宋朝之前不缠足，北宋初期也不缠足，但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缠足。缠足习俗开始于宋朝。宋朝缠足已经造成很大痛苦，“受无限之苦”。 而且缠足习俗在南宋已经兴起了，南宋妇女缠足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小脚”已经成为妇女的通称。

北宋欧阳修表彰过被陌生的男人拉过手就砍掉自己手的寡妇。

北宋后期程颐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认为寡妇饿死也不应该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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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还有人幻想宋朝政治平民化。实际上，宋朝政治没有平民化。

大多数宋朝官员的出仕资格恰恰来自世袭。

而且，在宋朝大多数百姓日常接触的地方官员中，荫补官又占了绝大多数。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宋朝人，你能感受到的社会秩序就是世袭，是拼爹。

另外，宋朝科举的名额大部分被仕宦人家占据。

士大夫官宦在宋朝形成阶层、贵族。

宋朝政治根本不是平民化的。

范仲淹和文天祥的家国天下的情怀？ 然而，从汉朝到唐朝到明朝，各朝代的平民出身的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的官员并不比宋朝的少。即使那门阀、宗室、军功后代出身的官员里，也有很多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的。

反倒是在蒙元灭宋时，在这外敌入侵时，宋朝士大夫、官员大批大批的逃跑、投降，令宋朝的太皇太后痛心疾首。

竟然还胡扯什么“假如共和国亡了,诸位有殉国的想法去投海吗?”，拿着宋朝鄙视现在。 现在的政治平民化程度把宋朝爆的渣都不剩。现在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平民化。而宋朝却没有政治平民化。 连现在都不会有10万人去殉国投海，何况宋朝。

而宋朝灭亡时，除了陆秀夫等极个别人是真的殉国投海，其他那10万人是因为蒙古火攻引燃宋朝船队，这些人没地方逃，慌不择路跳海，才淹死这么多人。

宋朝当时数千人人口，蒙元打过来，竟然只有这十万人跟着宋朝，而其他人纷纷投降于蒙元。而这十万人的死还基本是因为被蒙元包围、放火，慌不择路才跳海。

可见，拿着崖山海战死十万人来意淫宋朝政治平民化是多么荒谬。宋朝政治根本就没有平民化。

蒙元灭宋时，除了文天祥、陆秀夫等极个别的士大夫坚持抵抗以外，大部分宋朝士大夫、官员要么逃跑，要么望风而降。

宋朝“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庚寅，元兵既迫，临安戒严，同知枢密院曾渊子、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两浙转运副使许自、浙东安抚使王霖龙、侍从陈坚、何梦桂、曾希贤等数十人皆遁，朝中为之萧然。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讽台谏劾己，章未上，亟出关遁。

太皇太后闻之，诏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馀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并转二资，其负国弃予者，御史台觉察以闻。”然不能禁也。

宋朝末年蒙元军逼近临安时，士大夫上上下下纷纷弃官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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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多数宋朝官员的出仕资格恰恰来自世袭。就连科举出身的寒门官员，首先谋取的待遇也是：“封妻荫子”，而不是鼓吹所有人起跑线平等。

而在大多数百姓日常接触的地方官员中，荫补官又占了绝大多数。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宋朝人，你能感受到的社会秩序就是世袭，是拼爹，以及很窄很窄很窄的一条科举之路（多数科举名额被仕宦人家占据），无论你的视角着重于经济等级还是政治等级，这个感受都是正确的。

引用一些考据后的数字：

宋代荫补官员与地方政治

57%的占比，就算没法做大官，也很惊人了。

掏钱买官在宋朝也是常事：

此外，虽然科举官的上升速度要高于荫补官，但荫补官也可以通过“锁厅试”去考进士，录取率、考试资源都远远超过普通的读书人。

宋代“锁厅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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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宋朝的户籍构成。

宋朝的户籍按阶级分为：官户、民户（细分之下还有形势户、平户）

按居住地区分为：坊郭户、乡村户【坊郭户、乡村户人口比大约在1：20左右。】

按财产标准分为：“五等”和“十等”【“五等”、“十等”：第一等人户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 第三等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户分为“上、下”二等。】【又，乡村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四等户为中户；五等户为下户】

按照不动产（？）分为：主户、客户【坊郭主户有屋税，即是有房产；坊郭客户无屋税， 即是无 房产。乡村主户为地主、富农、中农；客户为佃农。】

（惠安县乡村五等主户拥有田地额）

（乡村客户和下户在宋朝户口总数中所占比重）

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34. 5%，则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 ～ 59%，估计客户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78. 2%～93. 5%。

而史载客户和乡村下户“所收不满廪庾，所畜不实囷窌，其间父母之供，妻子之养，死丧、疾病之费，婚姻、祷祀之用，皆给于此。用之不足，必称贷而益之春取一斗，秋倍偿之，经岁不能偿，则又倍之。 不幸连年水旱，无所纳贡，则一斗之粟，俄而为一石矣；一石之粟，俄而为数十石矣。自一至百，自百至千，计其生业，不足酬其息利，则俄而其田见夺矣。以至举族嗷嗷，老稚转死，其少壮 幸生者，则就食为佣夫矣。彼富人者，殊无不忍人之心，既取其粟，夺其田，不顾其家之孤苦，而又役其人。”“当府诸县似此贫户田尽税在者甚多。”

这十分之八九的贫苦人民，遭受着官府、大地主的层层盘剥，几乎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而那些所谓的文人士大夫，却夜夜笙歌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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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经济，汉朝商品经济完爆宋朝，乡间市邑发达就不说了，说说货币流通，不仅铜钱铸造量超过宋朝（仅仅汉五铢就超过北宋的全部钱币发行量，而且汉五铢是货真价实的铜钱，不像大宋连铁钱都算进去了；汉五铢除了赤仄五铢外都是小平钱，不像大宋，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名目一大堆），贵金属流通量更是远超宋朝

要说思想，西汉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前有黄老中有刑名后有儒家，比起宋朝调和佛道的儒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要说社会风气，西汉男子尚武，气魄雄大。女子所受的礼教束缚远不如宋朝强烈，女子封爵事同男子，妻女代户更是为汉律所认可，比照龟缩一隅只敢在女性身上强调自己权势的宋朝士大夫，都不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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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把他的评论不予显示，没有隐藏他的评论，更没有删除他的评论。 没想到他竟然诬陷我把他的评论不予显示。 他这宋吹真是够不要脸的。

有脸吹宋朝科举进士人数超过明清？然而那是因为宋朝乱增加科举进士人数，使宋朝科举进士的“含金量”大幅下降。 说明朝明朝荫补的文官在前期不需要考试？ 然而，宋朝大批官员的出仕资格恰恰来自世袭，不需要考试。

而在科举考试里，宋朝科举的名额大部分被仕宦人家占据。

说明朝在成化三年以前，武官远亲也可以荫补。然而宋朝文官、武馆荫补更加泛滥。

明朝好歹做到过规定需要参加科举。而宋朝大批大批仕宦人家的子弟不科举就世袭做官。

宋朝没有政治平民化。何谈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平民化的巅峰？ 他没有的东西，他还说达到了这东西的巅峰？ 宋朝没有核聚变工业，然而按他的逻辑，他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核聚变工业的巅峰，或者说，他可以意淫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核聚变工业的巅峰。

宋朝远不是封建王朝做的最好的一代。 其实，宋朝士大夫官宦形成另一种贵族阶层，而且宋朝士大夫官员压榨百姓更狠。 宋朝阶层固化更严重。

有脸笑清朝？ 清朝可是废除了贱民阶层，还做到过官绅一体纳粮。

横渠四句、岳阳楼记、正气歌，在宋朝只是极个别。而看总体情况，宋朝士风“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
宋朝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侂胄颛朝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侂胄首遗之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讬郡邑，商筭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寳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侂胄用事，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而且，就在文天祥正气歌那个年代，宋朝的绝大部分士大夫积极投降于外敌蒙古。 而陆秀夫、文天祥这种反倒是极少数。

说明朝藩王降爵封、武将后代远亲承袭，清朝满人直接就特权阶级。 然而宋朝各种功臣、士大夫官宦、武将、将门世家、武将后代远亲更是各种承袭，各种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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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ci-xiu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能让我们深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自己如何反省自己对于过往，而 @Angus Shih 的答案则是其中写的最好的之一，只是学术论文这种答案在知乎上没有抖机灵来的更让大众喜欢点赞。

@关毛 说了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宋朝，那我说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宋朝。其实无论是正式的教科书里还是我们网络上的讨论，现今的人们大多数是更喜欢明朝而不是宋朝，明粉更是比宋粉不知道多了多少。

其实大家不喜欢宋朝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民族被欺负的太狠了，太惨了，弯腰弯的久了好不容易直起来，对于自己历史上弯着的、跪着的王朝自然打心眼里瞧不起。北宋给辽朝、西夏弯腰作揖，南宋直接跪在了金朝面前，而相比较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骨气，宋朝实在太没有骨气了。在小说、评书中《说岳全传》、《杨家将》中的宋朝就是一个大写的“怂”，而饱受帝国主义国家摧残的我们自然会对宋朝以及宋朝皇帝的评价非常之低。近些年国家昌盛以后，“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才开始去正视宋朝的文化与经济，所以国内才开始有对于宋朝逐渐上升的评价。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导致宋朝被国内看低，就是由于儒学。儒学起势于汉朝，没落始于三国，唐末、宋代才起势，到宋朝时期儒学才真正压倒佛道两门并将其吸收至自身，并于随后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近代以来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建国以后的主流思想，对于儒学都以批判为主，认为他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要“打倒孔家店”，那么儒学最为昌盛又国势最为羸弱的宋代自然也就成为近现代学者批判对象之一了。

最后就是由于我们的教材问题了。中国人了解历史绝大多数来源于课本，中学课本中讲到宋朝主要就三点，建立王朝、改革、灭亡，实际上其他方面涉及很少。大家更多能记住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多一点就是庆历新政，其中王安石变法一定是古代史的考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我们需要一系列古代的变革历史为我们去阐释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而提到王安石变法，一定是冗兵冗官冗费三大问题，王安石变法最后又以失败结束，结束后没几年就是靖康之难，那么，北宋是不是没救了？？

而西方对于宋朝比较认同则是从另外一个窗户来看中国这个大屋里的陈设的。

相比较同时期的欧洲，中华文明确实是要先进。置于具体数据上的差距，我手边只有公元1000年左右北宋的数据，而没有具体的西方的数据。找到以后再补进来。

我不知道在哪里听过人讲一句话，宋朝是“太祖定规矩，太宗定氛围，真宗仁宗定格调”。不说后两者，对于宋太祖本人为宋朝奠基下的基础我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喜欢去比较武功如何，战果如何，但却忽略了对手忽略了大势。宋太祖和明太祖在面临的问题困境上是一致的，就是怎么把纷乱的天下整合为一。但是宋太祖不如明太祖的是一来他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和国家作为对手，二来他既要强军以平定天下，还要限制军队防止重蹈唐末五代覆辙，三来他命短，如果他能多活五年，燕云是否能收回也是不可知之数。从石敬瑭送出燕云十六州开始，就注定了宋朝如果不能收回燕云，就迟早会亡于此。而辽朝本身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燕云之地的老百姓是不拿自己当宋朝人的，人心不在宋朝这边。到随后太宗为保皇位抬举文官打压武官，高粱河之后再无可能收回燕云，只能以守势面对辽朝。可以说宋朝为了政治稳定和降低成本放弃了“天朝大国”的梦想。

但是防御性政策也是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反面是没骨气、没气节，但正面就是与民休息。很多时候政策一旦使用就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正如 @封常水 引用的下图所说的，宋代的农民起义是最少的，而且规模都没有大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唯一不好的是，那几次大的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所以给人们留下宋朝民不聊生的印象。根据他统计宋朝农民起义不到100次，这正是一个坏政策带来的好结果吧。

宋朝相对前后朝代较为先进的一点是曾经试图通过工商业去转移农业人口。在太宗至道年间，天下两税折钱18 971 860贯，而当时仅茶税就有2 852 990贯，仅茶税就有农业税的六分之一，在北宋年间商税已经可以与农业税持平，仅此一点，农民的财政压力就小得多。至于下面所提到的佃户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看制度层面，或者说，如果明朝制度真的那么完美，为什么最终亡于农民起义，难道全赖小冰期不成？

宋明两个朝代整体年数差不多，但是仅仅看看农民起义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明朝时候老百姓过得会比宋朝好。至少，宋朝老百姓种地不成还可以去成里找活干，明朝老百姓是走不远的，宋朝的制度层面更类似一个近代的社会，而明朝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顶层设计。所以，当最后老百姓找不到饭吃又没有出路的时候，只能开门迎闯王了。

在打不过对方时候究竟要采取什么态度始终是个难题，每个人性格不同所采取的方案也不同。我个人是不反对花钱买太平的，只要这种付钱的行为别成习惯就好。宋朝麻烦就麻烦再花钱买太平买习惯了，对辽朝花小钱，对金朝花大钱，到对蒙古时候还不揣冒昧地想继续花钱，好战必危、忘战必亡，所以难免最后亡于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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