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现存最早完整版本来自11世纪，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质疑这本书是伪造的，或者因此质疑我国历史呢？ 第1页

但凡有學一點文獻學的常識，或者但凡能熟悉《史記》內容，也不會問出這種問題。

《史記》（《太史公書》）並不是自司馬遷寫完之後就一直不變的，在漢代還存在先秦遺風，著作並不屬於個人，他人也可以繼續創作編於其後。褚少孫補《史記》也是因此，《史記》中有不少「褚先生曰」，就是褚少孫所創作的內容。

同時，東漢初年的班固作《漢書》時，大部分重合的內容基本原文照抄《史記》，基本可以證明今本《史記》與當時所見《史記》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史源學上也可以證明今本《史記》就是從司馬遷《史記》而來。《史記》先秦至秦代的內容大多直接來自於對《尚書》、《國語》、《春秋》《左傳》、《戰國策》，以及秦官方發佈的《秦紀》的改寫。無論是今本早期典籍還是出土《戰國策》前身及出土典籍文獻，還有出土的「年記」、「葉書」類秦簡，絕大多數都與《史記》記載相符。漢代的部分應當來自於漢朝官方發佈的「歲紀」（荊州胡家草場出土有漢文帝十六年版的《歲紀》），結合自己的走訪調查，搜集資料後做出自己的判斷。雖然就記載混亂的秦漢之際而言《史記》的記載在時間日期上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入漢以後的記載，大多都沒有問題，可以用出土漢簡旁證。比如對秦國擴張的時間記載，與睡虎地秦簡《葉書》基本一致。對呂后元年的記載，《史記·呂后本紀》的時間線和荊州胡家草場漢簡《歲紀》呂后元年的記載是一致的。

最簡單的一點，《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陳嬰一欄記載了陳嬰定「豫章（此處為故鄣之訛）、浙江」，歷代皆不明其浙江所指是浙江水（錢塘江）還是一個地名。直到近年出土秦代銅印與簡牘中發現秦代有「浙江郡」，才開始理解這裡的「浙江」，而在近年以前除了《史記》，沒有任何一篇文獻提到秦代有「浙江郡」之事，唯有能看到秦代官方文書和秦漢之際漢官方記載的司馬遷在此處記載了「浙江郡」存在的痕跡。東漢以後的人已經無法理解這裡的「浙江」所指，根本不知道曾經「浙江郡」的存在，如果《史記》為中古以後的人所偽造，必不可能留下「浙江郡」存在的痕跡，而是應偽造成「定豫章、會稽」。也就是說，今本《史記》保留記錄下了當時原始文獻面貌，這正是今本《史記》就來自於司馬遷所作《史記》的最有力證明。

此外，漢代小學氛圍相當濃厚，為古書作傳作注成為一時風氣，《史記》也不例外。

今本《史記》並不單單是司馬遷作的《史記》和褚少孫所補的內容，同時還有「三家注」。而「三家注」也並不是三人的一家之言，而是匯集了自漢代至魏晉南北朝不同時期的人的注解，以及不同時期的人看到的不同版本，以及同期文獻的互證。比如東漢的應劭等，就是時間較近的人所做的注解。

在其他兩漢魏晉隋唐時期古籍文獻中所引用的《史記》文段，基本也和今本《史記》沒有什麼差異。

某版古本的亡佚並不等於該文獻的亡佚，這種文獻學的基本常識，甚至是思維邏輯上的基本常識，就不必再多說了。

所以今本《史記》至少和兩漢之交的《史記》版本沒有明顯差距，和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差距也僅是褚少孫所補的內容，以及褚少孫以前就已經亡佚的部分篇章。

《史記》在流傳中當然會出現訛誤、錯簡、殘簡、佚文、訛入（他文訛入，或注文訛入正文）等問題，但這離「偽造」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史記》中還有一個細節，可以看出西漢後期《史記》內容在傳抄的過程中已經產生了錯訛。司馬遷作《史記》的時代廬江郡全境皆在長江以南，武帝後期以後廬江郡全境皆在長江以北，《史記》在大多數位置都是指江南的廬江郡。《史記》中有個別內容將廬江郡說成在「江淮之間」，而《越絕書》等文獻記載同一事則明言是江南之廬江郡，這很顯然是後人理解上的偏差，導致注解或補文訛入正文。而班固《漢書》直接將這部分照抄下來，這證明至早西漢後期、至晚兩漢之交，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誤解，並且已訛入《史記》正文，這要麼是褚少孫的創作，要麼是西漢中後期其他人對《史記》的接續創作所帶來的。這亦說明今本《史記》直接來源於司馬遷《史記》。

這題目問的就是壓根不讀書，看到個新聞瞎賣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