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真的对大宋有利吗？ 第2页

对大宋和大宋人民短期有利，而且这个短期挺长的，有一百多年才显现恶果。

澶渊之盟的那点岁币就算在真宗朝，也是九牛一毛，更不用说之后的仁宗英宗盛世了。

按比例我国今天出口退税，外贸补贴给的钱都比这点岁币多。

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宋辽双方用互相卖国，放弃统一诉求，来换取均势和平。

这种玩法给宋辽带来了百年和平，民间经济大发展，这是好处，没有穷兵黩武，战乱不断，大家都能吃饱饭了，不少还吃上肉了，老百姓讲一句感恩大宋或大辽都没问题。

不过弊端则是，大宋在北方地区掌握较高生产力的情况下，依然容许大辽占据幽云农耕区，实际上是养虎为患，进一步则是起到养蛊作用。

在高生产力支撑下，北方的政权兴替极容易出现新兴超级军事强权，而且一代比一代强。这和生产力水平极低，可以“一汉敌五胡”的匈奴突厥根本不再是一个概念。

于是辽灭了有金，金灭了有蒙古，一个比一个更狠。

而稳定发展，贫富分化的大宋，则极容易被新兴强权暴击。

所以一旦养蛊过程结束，从辽末开始，大宋就要进入一百多年不可逆的被削弱沦亡过程。

这就是澶渊之盟的最终结果。

然而，宋辽和解，在其后四十年，七十年，甚至一百年，都没有显现什么恶果，以至于宋真宗被捧成了和宋太祖级别的伟人，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

而我们又能说这些老百姓不对吗？

谁能总想着一百年后的事情？

宋太祖固然看到了幽云重要，力图北征，但是这种穷兵黩武不是老百姓想要的。

幽云一万年也要收复，或者当了裤子也要搞出骑兵军团，时刻准备宋辽大战的伟大口号，对老百姓而言远没有发展经济，分田到户有吸引力。

评价澶渊之盟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实际上宋徽宗要辽金灭辽的考虑因素之一，就是打算节省岁币啊。这样看起来岁币对宋国的压力，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水平。国家力有不计给人送钱，可以理解。但是非要论证送钱是宋国赢麻了的反正我无法理解。

政和八年四月，太宰郑居中奏乞守盟誓，罢遣女真人使事。又於朝堂责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真军前议事，夹攻大辽，出自李良嗣，欲快己意。公为首台，国之元老，不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庙算。且在昔章圣皇帝与大辽，昭圣立誓，至今几二百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遽兴此举？且兵者，不祥之器，势不获已，即可暂用。昔景德中，辽人举国来寇，真宗用宰相寇准之策亲征，后遣使议和，自此守约，不复盗边者三十九年。及庆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关南地为名，仁宗用富弼报聘增币。观真宗、仁宗意不欲动兵，恐害生灵，坚守誓约，至今一百七十四年，四方无虞。今若导主上弃约复燕，恐天怒夷怨，切在熟虑，无遗后悔。事系宗庙，岂可轻议！又况用兵之道，胜负不常，苟或必胜，则府库乏於犒赏，编户困於供役，蠹国害民，莫过此也。脱或不胜，则患害不测。”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疋、两，故有此意。”居中曰：“岁币五十万疋、两，比之汉世和单于，岁尚给一亿九十万，西域七千四百八十万，则今与之币，未为失策。又后汉永初中，诸羌反十四年，当时用兵用财二百四十亿。永和后，复经七年，用八十万亿。且前古帝王岂忍中国之富，填於卢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盖圣人重惜民生之本也。载在史策，非妄言也。”京曰：“上意已决，岂可沮乎。”居中曰：“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使之，未知公异日何如也？”遂作色而起。又载知枢密院事邓洵武上书，乞守信罢兵，保境息民。引邓洵武《家传》曰：时上意感动，欲兴师，蔡京谋复燕京，洵武屡折之，而蔡京密启於上，不令洵武预议。洵武乃约童贯到枢密院，具以利害晓之。贯反说洵武曰：“枢密在上前且承当，取商量也。商量得十来年悰，不要相拗，官家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说话，恐为他人所夺。”语已而笑。洵武知京、贯之意，遂请閒日，力陈宗社之计，请以上意令京条对。又上奏曰：“雍熙中，尝有此举，是时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东，赵普在南阳闻之，上疏切谏，彬、美卒无功而还。”因出赵普疏本，与曹、潘传进读曰：“陛下审视今日议政之臣，孰如赵普？将帅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练，孰如国初？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为将，百战百胜，征伐四方，而独於燕云乃尔。况在今日，何可轻议。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民告敌国乎？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寤。翌日，语京曰：“北事休做！祖宗誓盟，违之不祥。”京色变，其议遂寝。契丹既衰，宰相王黼复为兼弱攻昧之言，以动上心。洵武复从容为上言曰：“自西方用兵，禁旅减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数，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无可言。设有风尘之警，可为寒心！”上为之动容。因劝上宜保境息民，谨备自治，无启边衅。王黼言：“当兼弱攻昧，臣独谓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独兵势如此，而又财用匮乏，民力彫敝，人皆知之，无敢言者。臣今取诸路廉访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实数，作旁通册。愿陛下置之御座，暗赐御览，则天下虚实可知。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议复中止。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曰：政和末，知雄州和诜奏：“契丹益发燕云之兵，燕民亦叛。有董庞儿者，率众为剧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时领三省事，侥倖一切之功，遂招庞儿，许以燕地王之。庞儿上表，自号“扶宋破虏大将军”。董才后归朝，赐姓名赵诩者是也。乞遣兵为援，期取中国故地。京大喜，乃更戍朔方、陕右之兵，命江外州军制袍带，欲以冠带新民。邓洵武子常知枢密院，为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虏之言，而欲败百年之盟，不可！”京不听。是时童贯以太师、枢密院总边事，洵武又为贯言：“西北虏势强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连祸结，卒无已时。”贯亦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