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吧,这几波输入疫情,都是能倒回去找原因的,回去把漏洞堵上,就没了。
去年冷链传毒来了好几波,出台一项冷链必须检测、消毒,带毒按公司熔断的规定之后,今年虽然全球疫情更加严重,带毒冷链更多,但“冷链传毒”在中国已经没了,这个问题就被解决了。
今年有“病毒强化传染性后造成隔离酒店感染”、“入境偷渡人员造成感染”,“机场国际区没有与国内区隔离造成感染”,“蒙古司机免隔离造成感染”等,这些疏漏。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疏漏,但只要做好了内外区完全隔离,新建“隔离小镇”独立下水道防交叉感染,边境建墙防偷渡、面对必须免隔离的人员做好防护,等等措施之后,这些疏漏也会被堵上。
诚然,随着病毒的变异,他找破口的能力也在逐渐加强,开发出很多新的入境方式,但破口毕竟是有限的,有一个破口堵一个,新冠病毒想要入境,就会越来越难。当然,堵这些破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相比“放病毒入境”会带来的损失,这些就是九牛一毛,是国家财政完全可以承担的。
并不需要悲观。
如果每次有本土病例时,哪怕只有一两例,哪怕因为防控及时没传开,都能总结经验、分享经验,在全国范围杜绝这种方式的传播,那么留给新冠病毒的余地就不多了。
网上有各种什么“如果新冠病毒持续20年,不可能一直堵下去”之类的论调,对于这种论调,我只想说,如果新冠病毒持续20年,那么欧洲、美国一直不积极抗疫,最保守的情况,也会各死至少1000万人。欧洲、美国死亡1000万都可以承受,中国维持20年全球最松的防疫措施,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今天意识到钟南山院士说的一个道理的正确性: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清零政策,是最低成本的选择
我们发现疫情,核酸检测,隔离清零
看似成本很大,但是对比一下国外的开放
几百万人感染,治理,隔离的成本难道就低了吗?只会更昂贵。
看似我们一次次的大规模核酸检测,消耗了很多检测试剂
难道国外就不消耗了吗?同样消耗
这是直接成本
那么间接成本呢?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国内生产正常,供应链也正常,虽然价格偏高,但是并非不可接受
选择开放的国家,经济就能正常运行了吗?
美国3亿人口,死了74万,两年来感染了4000多万人,还有大量的儿童,经济就正常运转了吗?
欧洲呢?
为什么呢?
小时候都被问过,树上七只鸟,开了一枪放倒一只,剩几只的问题?
道理一样,真正对经济造成影响的是人心
总是有疫情在传播,你就能安心的工作,旅游,消费了吗?
美国的特朗普说了,新冠就是大号流感,到如今,美国不少人也认为这是大号流感
问题是: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们,轮流流感一次吗?
治疗流感不花钱吗?
各位家长们,想想,你孩子感冒了是个什么情景?要是好几个孩子一起感冒了是个什么情景?何况孩子们还要上学,学校还在争论戴不戴口罩·····
经济学里面有一片空白,这片空白就是大规模死人之后,对经济的影响。以前灾难经济学说,自然灾害后重建将使经济总量增加,拉升GDP,但是如果死的人太多呢?
有人说,对啊,3亿多人口,死了70万不多,影响不大····人要是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是啊,树上不是还有六只鸟吗?
何况新冠比感冒厉害多了
这美国不是有4600万人已经体验过了吗?
我们坚持清零政策,事实上证明我们的经济受到的冲击最小
出口继续,贸易继续,只是人员往来麻烦了许多,动不动隔离一个月···
但是如今是个网络世界,人身隔离了,但是信息还能继续流通。
疫情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让人们开始收入降低重视储蓄,缩减消费······以及财政支出减少,经济乏力····
总之,辛苦的日子可能要熬过几年
但是,一旦躺平,会怎么样呢?
恐怕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人需要隔离治疗,这需要多少费用?多少资源?
那个冲击有多大?那时候可能我们消耗将比美国大多了。
新加坡,以色列,躺平之后又被新冠拉了起来
人民日报说了,我们和新冠病毒之间是你死我亡的斗争···
刘慈欣说了: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最大的重视是——赶尽杀绝
所以,抗议清零,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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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查看地址:2021年10月额济纳旗疫情传播链 | 密码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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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额济纳旗策克口岸境外货车途径道路与境内人员活动区域未完全分离,且口岸区域有游客进入
又如进口俄罗斯货物的黑河港离居民区较近
口岸区域应当合理布局,离居民区有适当距离,且禁止无关人员出入。
浦东机场要求:一线岗位人员集中居住,封闭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场内人员2-3天一次核酸检测。一线人员定期轮换休息,轮换休息时,必须隔离一段时间才允许进入城区。
通过以上方式,浦东机场相关的疫情都可以控制在萌芽状态。
如果内蒙和黑龙江也能坚持类似的管理制度,疫情输入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嘉峪关疾控发现混采阳性后没有给西安发函隔离,只是电话通知要求游客去复测。
(2)在发现指向额济纳旗的多个传播链后,当地提升风险等级较慢。如果能更早提升风险等级,其他地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看到有旅行史人员的黄码,及时采取措施。
(3)多地对有额济纳旗旅行史的游客隔离较晚。
(4)跨地区的游客一旦确诊,沿途信息公布不及时。
自驾的旅客一旦确诊或者明确为密接,应当进行全程流调并及时通告沿途所有经过地区。如果公布不全面,就不能及时提示到过相同服务区的人员去核酸检测。
(5)还有多个传播链不能明确源头,疫情还有继续扩散的风险。
经验可以通过线上培训和考试解决,在去年春节后,我国北大医院等优秀医院的老师录制了在线课程,全国的医务工作者都学习考试,提升了业务能力。
在疾控领域也可以开展类似的培训。
西部地区疾控人员完成线上培训和考试后,可安排发达地区有经验的疾控人员赴中西部边境县进行现场交流。
也可以考虑对口支援。
根据2020年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的风险划定标准,新冠疫情风险地区以县市区为单位划分。
其中,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为低风险地区;14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不超过50例,或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14天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为中风险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为高风险地区。[1]
如果疫情发现较晚传播面积较大,发现疫情时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容易延误定级;
另外不常发生疫情的地区可能缺乏经验,定级可能较慢。
建议考虑传播链条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多条传播链集中指向某一地区,即使该地区病例没有50例,也应当及时定中风险。
在今年1月石家庄疫情、南京疫情、莆田疫情中,都没有做到尽早发现,直到疫情扩散开才发现。究其原因,我们还缺乏普适性的社区监控手段。
@陈晨 提到:核酸检测费用对于很多老百姓价格还是过高,导致宁愿自己买药,也不愿意去正规医院检测。
另外,只有城镇才有核酸检测场所,农村地区的群众去检测需要跑很远,时间成本也很高。
(1)在国际机场周边、对外码头周边、沿边村寨等高危地点建立核酸检测能力,每3天检测一次。
(2)加快快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并努力降低成本,让所有地区的群众可以方便的随时检测。
我就想知道疫苗的有效率究竟是多少?本轮为什么这么多重症?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动了躺平的心思。
主要原因是现在世界的疫情已经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觉得国内这样费大功夫清零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疫情的进展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的预测了,就像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预测它会像今天这么严重,但是他就这样了。
大家都对疫情开始绝望的时候,说不定事情就会有转机。
很显然,经验主义对新冠病毒是无效的。
就算那些躺平了的国家,仍然面临比较严重的医疗问题,在不断的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比我们现在封锁的代价更大。
现在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以静待变:坚持清零政策,等待国外疫情的演变。
不管疫情管控多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都是受影响最小的一个。
怕什么呢?
记得今年夏天在去南京的高铁上,
有一个中国人带着两个日本人坐在我后面,看起来是日企的中国员工带着日本领导出行。
他们三个(尤其是日本人)说话声音有点大,让我不自觉地就听到他们的谈话。
两个日本人会讲一些中文,口音很重,时不时遇到不会讲的词就会换成英语和中国人交流。
我记得很清楚有这么一个对话
“那个,窗外的,就是中国的乡村吗?”
————当时正好经过一片田野
“是的,这就是普通的农村。”
一片惊叹声,“看起来太好了,比日本xxxxxx(夹杂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中文,听不懂),简直和这个火车一样优秀。”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时代的风向变了,
中国不再是弱国了。
人的睡眠偏好被称为“睡眠类型”或“时型”(chronotype),具体分为早睡早起的“清晨型’(morningness),晚睡晚起的“夜晚型”(eveningness)和不早不晚的中间型,中间型占的比例可能最多,而睡眠类型一般相信是先天性加上后天环境的影响。 一般以11点睡眠为中间型的分界,题主想比较的10pm – 6am的睡眠模式属于早晨型,而2am – 10am睡眠模式属于夜晚型。
我们大脑中的下丘脑维持着人体的总生物钟,称为视交叉上核(SCN)。而人体大部分细胞器官都维持各自的子生物钟(peripheral clock)。 SCN从瞳孔接收光信息,维持大概24小时的昼夜节律,SCN通过神经系统(自主神经,autonomic nerve),荷尔蒙系统(下丘脑-垂体,hypothalamo-pituitary)等的信号(例如乙酰胆碱、褪黑素、皮质醇等)跟其他细胞器官的子生物钟沟通和同步。总生物钟SCN主要通过光线作出反应,细胞器官的子生物钟主要通过饮食和身体运动调整。 饮食包括食物质量、食物的卡路里和进食时间等都在影响子生物钟,这些饮食和运动因素称为“授时因子”(zeitgebers)。授时因子会推迟或加快大脑总生物钟的时间,生物钟的时差称为“相位偏差”(phase-shift)。所以总生物钟接收光信号后,会影响身体细胞器官的功能,而细胞器官则对进食和运动作出反应,影响大脑的总生物钟。 所以我们晚间的光线,进食时间和运动时间等,都是影响我们生物钟的“睡眠类型”的环境因素。
习惯了晚睡晚起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夜猫子,一定是夜晚型的,相反习惯了早睡早起的一般都觉得自己是早晨型的,但其实有更科学的方法分析诊断究竟个人属于哪一个睡眠类型的:问卷方法或DLMO测试方法。问卷方法顾名思义是通过回答问卷得出量表分数,两个公认比较准确的问卷量表是“慕尼黑时型问卷.” (MCTQ) 和清晨型-夜晚型量表(MEQ),两者都有一定的准确度,但公认最准确达到是“褪黑素昼夜节律时间”(DLMO),原理是人的内源褪黑素在准备入睡前会增加分泌,DLMO是通过晚上到早上收集尿液或唾液化验评估褪黑素在不同时点分泌的状况以作出最准确的判断。有研究比对了MCTQ和MEQ跟DLMO的差异,[1]发现偏差还挺大,所以就算较为科学认可的问卷都不能准确反映人体真正的睡眠类型,我们自己猜可能就更大偏差了,也许我们不应该过早给自己下定论,自己一定就是夜晚型一定需要晚睡。光线压抑褪黑素的分泌,推迟正常睡眠时间,造成人为的“晚间型”睡眠模式,对健康造成隐患。[2]
大量研究比较过夜晚型和早晨型人群的代谢性指标发现夜晚型的人出现各种代谢性疾病更多,2015年的对照组研究,[3] 韩国的研究人员把1620名年龄在47-59岁的人群样本归类为早晨型(29.6%),夜晚型(5.9%)和不早睡也不晚睡的中间型(64.5%)。研究发现只有夜晚型的人群跟更高的代谢性疾病有关,特别是男性,夜晚型的男性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是298%,肌肉缺乏症的风险是389%,而女性出现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也高达222%。
研究也发现夜晚型人群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2013年日本的一项对照组研究,[4]比对了早晨型和夜晚型的糖尿病受试者,发现夜晚型的受试者,反映中期血糖水平的HbA1c和LDL水平更高,更难控制血糖水平。
夜晚型也跟精神健康有关联性,2019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家大学学者发表的研究,[5] 分析了362家学校的2.9万高中生,发现夜晚型学生出现情绪问题,行为问题的风险更高,而精神健康分数也越低,尽管考虑了睡眠时长的因素,睡眠时间越晚,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还是越高。
2019年的文献回顾,[6] 也发现夜晚型的成年人跟抑郁症,药物滥用,睡眠障碍和精神障碍有关联性。
哥伦比亚大学的横断研究,[7] 也发现夜晚型的女性跟心血管疾病有关联性,夜晚型女性的心血管风险增加241%。
那为什么夜晚型的人更容易出现各种代谢性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 因为晚睡很多时跟不健康的饮食和“错误”的进食时间有关。 [8] 研究发现夜晚型的人晚上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而晚上摄入卡路里增加肥胖风险。
哈佛大学和爱荷华大学的学者在2019年发表的对照组研究,[9] 跟踪了872名受试者一年时间,得出早晨型和夜晚型受试者的饮食跟健康关系的有趣的数据。研究发现夜晚型人群在晚间摄入最多卡路里比例的,相对同是晚间型的人但晚间摄入卡路里最少比例的,肥胖风险增加5倍!夜晚型人群晚间吃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多的,肥胖风险分别增加4.5倍和3.7倍,但早晨型的人没有同样的风险。
题主也问到晚上10点睡到清晨4点是否健康,其实成人的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已经有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过短和过长的睡眠时间跟疾病和死亡率有J型或U型关系。例如青岛大学发表的荟萃分析,[10] 包括了35个研究一共150万人的样本,当中有14万个死亡案例,发现睡眠时间时长在7小时,全因死亡率最低,过短和过长的睡眠可能跟健康问题有关,最佳全因死亡全因死亡率,建议大家7小时睡眠可能可以降低死亡风险。所以一天6小时睡眠并不是最理想的。
综合上述近年的研究,人的睡眠类型有早晨型的早睡早起型,夜晚型的晚睡晚起型,和正常作息的中间型,睡眠类型受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晚间光线会推迟我们的生物钟,造成人为的夜晚型睡眠类型,而夜晚型睡眠模式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病和精神健康风险。这些风险起码部分跟饮食模式有关,如果晚睡晚起的人可以减少晚间摄入的卡路里,实行更健康的饮食模式,研究发现可以大幅降低肥胖和代谢性风险。
参考
[1] Kantermann, T., Sung, H., & Burgess, H. J. (2015). Comparing the 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 and Munich ChronoType Questionnaire to the Dim Light Melatonin Onset. Journal of biological rhythms, 30(5), 449–453. https://doi.org/10.1177/0748730415597520
[2] Ashbrook, L. H., Krystal, A. D., Fu, Y. H., & Ptáček, L. J. (2020). Genetics of the human circadian clock and sleep homeostat.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45(1), 45–54. https://doi.org/10.1038/s41386-019-0476-7
[3] Yu, Ji & Yun, Chang-Ho & Ahn, Jae & Suh, Aly & Cho, Hyun & Lee, Seung & Yoo, Hye Jin & Seo, Ji A & Kim, Sin Gon & Choi, Kyung Mook & Baik, Sei Hyun & Choi, Dong & Shin, Chol & Kim, Na-Hyung. (2015). Evening Chronotype Is Associated With Metabolic Disorders and Body Composition in Middle-Aged Adults.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100. jc20143754. 10.1210/jc.2014-3754.
[4] Iwasaki, M., Hirose, T., Mita, T., Sato, F., Ito, C., Yamamoto, R., Someya, Y., Yoshihara, T., Tamura, Y., Kanazawa, A., Kawamori, R., Fujitani, Y., & Watada, H. (2013). 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 score correlates with glycated hemoglobin in middle-aged male worker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Journal of diabetes investigation, 4(4), 376–381. https://doi.org/10.1111/jdi.12047
[5] Gariépy, G., Riehm, K. E., Whitehead, R. D., Doré, I., & Elgar, F. J. (2019). Teenage night owls or early birds? Chronotype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28(3), e12723. https://doi.org/10.1111/jsr.12723
[6] Kivelä, L., Papadopoulos, M. R., & Antypa, N. (2018). Chronotyp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Current sleep medicine reports, 4(2), 94–103. https://doi.org/10.1007/s40675-018-0113-8
[7] Makarem, N., Paul, J., Giardina, E. V., Liao, M., & Aggarwal, B. (2020). Evening chronotype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adverse health behaviors in a diverse population of women. Chronobiology international, 37(5), 673–685. https://doi.org/10.1080/07420528.2020.1732403
[8] Mazri, F. H., Manaf, Z. A., Shahar, S., & Mat Ludin, A. F. (2019).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ronotype and Dietary Pattern among Adults: A Scoping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 68.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010068
[9] Xiao, Q., Garaulet, M., & Scheer, F. (2019). Meal timing and obesity: interactions with macronutrient intake and chronoty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2005), 43(9), 1701–1711. https://doi.org/10.1038/s41366-018-0284-x
[10] Shen, Xiaoli & Wu, Yili & Zhang, Dongfeng. (2016). Nighttime sleep duration, 24-hour sleep duration and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among adults: A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Scientific Reports. 6. 21480. 10.1038/srep21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