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过,是引起全国叛乱的主因。
我们常常调侃,说印度不仅仅是缺毛教员,往上一直缺2000年,一直缺 缺到秦始皇呢。
那么阿富汗就相当于是从秦始皇还得往前600年,刚完成周厉王国人暴动呢。
我们100年前的局面,和我们2800年前的局面,那能一样吗?
解放那是围墙里面有先进的东西被束缚压抑着,你一炮把墙打穿,先进的东西脱离束缚蹦出来,那才有解放。
那墙里面没有先进的东西,你一炮把墙打穿,(先进的东西)没有的 还是没有。反而只释放出一堆妖魔鬼怪出来。
不是你以为自己在搞解放,就能解放出什么你想要的东西的!
搞过,成功引起了全国反叛,和阿富汗人民打成一片。
《无规则游戏》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 [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 [2] 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 [3] 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 (1) ,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 [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 [5] 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
……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着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着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着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着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 [1] 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同时,在乡村地区活动的苏军也发现,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必输的战争。战争极度血腥,那些支离破碎、不成规模的部队(对方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几乎不能称之为“部队”)总能占得先机,他们从不与苏军正面冲突,唯有遇上有利时机、进入有利地形时,才会选择出击。
二次编辑,有个高赞答案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比尔海特八世 ,开口给别人扣“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结尾再来句“我一点也不了解”......味儿太冲了真的。
念了半天“七大路线”的经,唯独记不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件事。
关于“毛拉”跟贫下中农们有没有矛盾,你以为实践下“圣经”,每个国家都适用?
还你不信贫下中农跟毛拉们没矛盾,不能组织农会?
对不起,人家天生宗教信仰,“土地都是XX定的,没权该变,我跟毛拉的矛盾也是XX定的,改不了。”
在四月革命之前,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有:
“阿富汗民族”;
“平等”;
“民族”;
“民族联盟”;
“民族阵线”。
以上都是些沙文主义的阿富汗组织,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无论如何也算具有“进步意义”的。
等塔拉基的人搞土改后,阿富汗的非政府组织有:
阿富汗伊斯兰同盟;
哈列斯伊斯兰党;
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
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
阿富汗民族救亡阵线。
所以,到底是苏联人没有让贫下中农批斗毛拉,还是阿富汗的贫下中农根本不想批斗毛拉???
怎么四月革命前,阿富汗遍地是沙文主义的组织,四月革命土改,全变成XXX组织了?
你以为苏联人没有下基层么?
1979年3月15日,赫拉特省发生了暴动,毛拉们连在农村(够不够基层)的两个苏联顾问都杀了。
这件事直接导致苏联开始考虑出兵阿富汗的可能。
希望您在背诵“七大路线”的时候,先做一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项工作,麻烦了。
原回答:
做过,具体实施的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马列主义)在塔拉基的率领下,于1978年四月革命中推翻了达乌德政府,在阿富汗境内实施了土改和妇女解放,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当地的马利克和毛拉组织无知的农民抵抗,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全国范围掀起反社会主义改革的叛乱。
1980年,塔拉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法令,我给大家截图展示比较有说服力。
土地改革的部分:
妇女解放的部分:
这些土地改革政策,在我们眼里简直不能再熟悉了,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阿富汗来说,“土改”这种积极意义的行为,比要他们的命还难受。
额外再科普一些内容,在四月革命之前,阿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的组织:
塔拉基领导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工人阶级先锋队,“人民派”(激进左);
卡尔迈勒领导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全体劳动人民先锋队,“旗帜派”(温和左);
(以上这俩都被苏联支持,也是四月革命的主力)
关于四月革命,以及旗帜派和人民派的简史,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我又补充一篇关于阿富汗土改的具体文章,欢迎大家捧场,互相学习。
阿富汗进行过土改,不是苏联进行的,阿富汗的土地改革是由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
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了“四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在人民民主党颁布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责任的基本纲领》(又称“三十点纲领”)中明确指出,阿富汗具有封建的社会经济体系,阿富汗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村、阿富汗与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这个新生的政权将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颠覆阿富汗的部落社会结构。
其中与土地相关的是第六号法令与第八号法令。第六号法令的内容是:废除高利贷,并且免除佃农的债务,减免自耕农的债务。为此,阿富汗政府在地方设立“农民问题解决委员会”,以处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和债务问题。第八号法令的内容是:重新分配土地,以便消灭封建制度的根基。具体的政策是每户占有的一等土地(灌溉土地)不超过30加布里(约6公顷)。国家没收超过的部分,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国家禁止土地交易,并且对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征收土地税和征兵。同时,阿富汗效仿苏联,推行农村合作制度。
到1979年4月,阿富汗政府把分得土地的224000户农民中的100000户组织成立了764个合作社。到1979年中期阿富汗政府宣布土改完成时,已有665000公顷土地被重新分配。但实际上,这只占阿富汗耕地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抛荒。
人民民主党虽然从形式上减免了农民的债务,但缺乏相应的举措支持农牧民的生产。佃农尽管分得土地,但没有资源进行生产。土地和债务改革不仅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并使农民受益,反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的衰落,以及农村生产秩序的紊乱。甚至间接地引发了反政府武装叛乱,特别是土改中失去特权的地方势力参加之后,反政府势力更为强大。
结果是,9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阿富汗出现了粮荒。在1981年从苏联进口了30至40万吨粮食。1981年2月起,政府禁止了面粉和大米的自由买卖,实行配给制;与此同时在黑市上,小麦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每公斤3美元。
1981年9月,阿富汗中央召开土改联合委员会会议,决定从当年9月22日开始“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长达十四年,分为四期:第一期1年,清理1979年土改工作;第二期3年,纠正1979年土改中的错误;第三期5年,把农民组织起来;第4期5年,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任阿富汗领导人卡尔迈勒特别强调,土改不触动清真寺和神职人员的土地。[1]
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改革的出发点本身存在问题。
尽管部落首领对于部落民存在一定剥削,但这与所谓的封建制度截然不同。部落民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部落社会本身就是具有自组织性的传统社会组织,它并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形态挂钩。而且阿富汗部落地区长期以小土地所有制为主。据《喀布尔时报》报道,在1978年,阿富汗83%的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为0.5-10英亩。60%以上的阿富汗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喀布尔、卡塔汗、巴达赫尚、巴米扬等省,拥有土地的农民占到70%以上。这一数字在帕克蒂亚省更是高达94.3% 除此之外,土地不仅是资源和财产,更是阿富汗人尤其是普什图人的身份象征。人民民主党的改革触碰了阿富汗部落政治的禁忌,因此遭到强烈的反抗。[2]
这个回答下面,很多人不懂土改,就是乱答。首先土地多少与土改的必要性没有直接关系。土改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单位土地利用率,继而提高生产力。土地多人均摊的多,土地少人均摊的少。我国土地资源虽然不少,但人均也并不多。可是我国土地改革效果显著,成为了建国后国家几十年发展的基础,十分成功。
然后,回答题主:
阿富汗进行过土改。但是是阿富汗自己进行的土改,不是苏联。这也是阿富汗土改失败的原因,因为阿富汗只学到其形,并不了解其中根本原理。
我常说革命是一个“技术活”,不是一般人想想中那么简单。同时,土改也是。你翻一翻党史,新中国国史就会发现。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这是一系列的改革。
土改并不想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一个初期口号,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重点是之后的一系列举措。想了解这些首先要明白土地兼并的基础原理。
封建王朝初期,大多数农民也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到了王朝末期,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却都被兼并。其根本原因是自耕农的生产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所以每当遇到天灾人祸为了解决眼前的生存困难,农民不得已出售自己手中的土地。其根本原因就是自耕农的生产力有限。
所以,我国在土改后,还推出了合作社等举措,以提高自耕农的生产力水准。但事实上工作的重点不在农业,而在工业。现代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工业与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已经逐渐脱离经验积累迈进了科技基础时代。以成功的土地改革为例,我国与苏联在土改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工业发展上,甚至一定程度上抑制农业发展。因为农业发展的本身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升,那就跳不出王朝循环。耽误之急是用工业发展反哺农业。
所以,土改不是简单的农业改革,它是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环。与其搭配的是一系列后续的政策改革。至少计划经济中工业计划,如三大改造、五年计划等工业生产计划都是土改的重中之重。
高赞答案应该说清楚了:搞了。结果反作用。
阿富汗可以视为明朝早期的藏蒙。别说直接用土改了,就算有明清调教了那么久,有了七八百年的铺垫(将游牧民族变成了圈养),消磨那种到处抢的文化基因后,在没有一神教的前提下,新中国也不搞土改,也还要花50年以上才给普罗大众完成精神基础上的革命认可(2000年之前的血缘部族依然是土皇帝)
内蒙古自治区刚成立不久,东部个别地方照搬照套东北汉族农业区土改的办法在牧区进行改革,结果造成大批牲畜死亡,严重破坏了生产。乌兰夫认真研究总结了教训,制止了那些地方“左”的做法。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乌兰夫提出了工作要“慎重稳进”,明确提出牧区民主改革要废除王公的封建特权,实行自由放牧和“三不两利”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接着他又提出牧区实现“人畜两旺”的目标。
如果还涉及一神教,我这里就不贴了。大家查"*教+土改"。
这样说吧,西北地区早期土改基本都是失败的。真正成功,靠的是“尊重民族习惯”,而且都是能坚持50年的。之前有些地区被中东赞助清真寺导致乱象,并不是宗教领袖和组织突然冒出来,而是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几十年内一直都得到很好的照顾。
先帮你把经济发展了,赶走地主然后政府代替地主给你宗教领袖钱。只要你允许下面的人读书就好(不过一神教的教义相对平等,农奴问题相对少。经文赞同读书的,倒也算大幅减少了压力)。纯粹靠给底层扶贫和教育,持续几代人,慢慢扭转过来的。
而这一切,在1970的中国都已经是实践有成果的了。说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还真不冤枉。都这么多年了,还不会实事求是。还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列主义中最根基的理论。
当然,如果苏联真的遵循马列主义。就不至于出兵了。但就算用中国这一套先发展农村经济的做法,在阿富汗也是不够的。
毕竟,阿富汗之前没有明清那套几百年的驯化。更糟糕的是,阿富汗是一个生造的国家,历史上这个统治这个地区的各个王国的疆域,最富裕的土地全都被割走了。
你能想象,孤零零的一个宁夏,人还在元朝时代的观念,没有外部大量资源协调(这里不是说宁夏地理差。事实上宁夏比阿富汗环境好。这里只是说需要全国互补才能发展)。能自己搞定经济发展跟上现代世界吗?搞不定经济,后面的东西还怎么搞?
阿富汗土地不如宁夏。旁边的苏联加盟国也穷帮不上什么忙。苏联进去,又不肯老老实实只修路少插手政治。
还玩个屁啊。说苏联自己找死,没有冤枉它。
早就知道知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对七大路线指导下的土改的理解就是南辕北辙,一个字也没对过。
这个问题下的答案真是特别典型的展现出了这一点。
土改的目的是什么?
土改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给农民分地,也不是什么粮食增产,更不是让农民有钱。
土改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基层政权建到农民的炕头上,通过这样的基层政权在一切领域对农民进行改造。
所以中共土改最为要害的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一定要农民自己起来把村里原来的乡贤/凝结核砸碎,我不管他是好地主还是坏地主,我也不管他是传统文化还是神之使者,哪怕听我召唤的是流氓无产者,只要他肯动手打地主,那他就是新的村支书!
至于地主的地,土改期间不没收地主(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中共宣布取消一切地租和高利贷。而且地主要从抗战前起算,开始退租和退还高利贷,必须立刻、马上、一毛钱不许少的退还。
如果没有,拿地来赔!还是不够,抄家分浮!胆敢抵抗,立即处决!藏地契借据,视为翻把账,罪加一等!
考察土改工作,最重要的是看贫农会、妇女会、民兵队的组建情况,确保领导这些机构的人手里有地主的血,听党的话跟党走,白军来了你也别想反水,扶植一批陈永贵就是胜利!
然后用这些村级政权纵向打破农民的家主权,彻底粉碎农村的封建残余,妇女运动尤其是这一项的重中之重,以解放妇女为抓手去每个农民的炕头斗争他们。
阿富汗当年的土改我一点也没有了解,看看已有的答案,那股子辣眼睛的苏修味儿,难怪他们挨骂。
我就不相信,毛拉们的村子里平时就一点矛盾也没有,张三没欺负过李四、李四没骂过王五。找到那个挨欺负的,鼓动他闹、帮助他闹,谁敢还嘴就把枪塞给他,让他开枪。
妇女也得有民兵!
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斗群众,靠组织工作队来包办代替,读过《李有才板话》没有?像这么搞土改,中国也她妈的改不动,也得让地主武装给扬了。
改了,也就是改了才让傀儡政权更快完蛋了。
不要把土改吹成万灵丹,更不是所有民族都像我们一样把土地当成最核心资产。
这问题是问人品
比较复杂,因为除了郭老私人感情,他朋友上下级对他评价都很好。
私人感情上你单看结果,确实不该借鉴
但你放在当时时代,滚滚历史长河,都是裹挟人前进的。郭老也逃离不了时代。他真的不爱第一个夫人,因为包办婚姻。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第一个夫人怎么怎么为郭家,那都是她自己的事,她做的好,后人会评价她好,她离开了,后人也没资格指责她。
第二个夫人,也是最多人怜悯的,郭安娜
确实是遗憾,因为郭老和她是相爱的。你看他们生了几个就知道了。而且处境那么困难。至于说什么婚内出轨,真的什么野史都有,要是有,都会有记录。目前来看,更为信服的是没有。
郭老有三段婚姻,五段感情史 。但没有婚内出轨过。发生三段感情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为什么抛弃郭安娜,不是他故意。是必须这样做!郭老是回国抗战,代表中国对抗郭安娜一家的日本右翼势力。这时你带着右翼主要家族来中国抗战,你有多少信服度?你能保证你妻子儿女不会因为民众迁怒遭遇危险?
而且郭安娜也是右翼分子,她不过是因为对郭老的爱,才没表现那么严重。但她也是不支持郭老回国的。在中国,一个男子要为国报效是至高荣誉,此时一个人对此表示不支持,你会气愤吗?理智点,他妻子是大家族女儿,留在日本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虽然安娜父母不支持,但起码日本不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后来安娜遭到监禁,但也恢复日常生活。
至于后来遇到第三任夫人,我老师就说过,感情的事,没有对错 。真的情来了,你是躲不掉的。何况大家忽略了一点,当时抗战到什么程度?郭老作为对日宣传工作的高官,深知中日绝不两立,你死我活。你觉得和日本妻子相聚有可能?这不是多爱的问题,这还是民族气节的问题。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很多情况,你是很难全的。难道普通人家庭不幸福吗?但那就是普通人的幸福,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所以为什么城外的想进去,城内的想出去了。
后来遇到第三位夫人,你觉得你是重新和第二位夫人和好?无论怎么做,郭老都是要被后人指责的。但当初他回国是写好遗书了,因此他活下来,是幸运的。安娜还能遇到郭老也是幸运的。很明显,十几年,是你你也是喜欢现任,对前任更多是抱歉和遗憾。
众人遗憾这感情,是因为安娜很棒,她移居大连,转为中国籍,为中国奉献一生,死后捐出全部遗产。子女为中国建设出力。但我们也没有一直说郭老没错啊,我们慰问她,选为政协委员。说明我们也是遗憾这感情的。
但再遗憾,也是别人的感情。倘若你你能让几位女子对你那么痴情,你此生也满足了。何况你还是单身狗,感情都没经历几年就讲对错。恕我直言,严他不律己
第三位夫人,那这。不太好评价。
这位夫人是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意外离世,原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不好。加上郭老先走了,和知道与姐姐的感情史。嗯,复杂。
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何结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与她姐姐的感情史?真的在后面才知道的吗?这要考究。
总有人说是受不了自己是姐姐的替代品,原来先喜欢姐姐什么的。人家都结婚几十年了,那个年代什么风浪没见过,一根稻草就压垮了我们共产党员?很明显还有其他的事情嘛。
这个锅,郭老不能背,毕竟他是先结识于老的姐姐,也没结婚同居什么啊 只是相中。
后来和于老结婚,说明是爱这位夫人的。
因此,抛开郭老全部功绩来说
评价郭老应该说
是个感情史丰富的人,他多情,他对于感情事情处理不够圆滑。
他对几位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抱有愧疚,有遗憾。
结合他对感情的处理
他不是渣男,不是故意的,不是背叛家庭的人。第一位夫人,他不爱,但他知道她一直守寡在老家,后来特意去拜访,鞠躬表示愧疚。第二位夫人,因为时代原因,错过了,便不爱了。但他没有推卸责任,人们评论时,他都没有反驳。子女他让他们回国了,文哥郭老一家承担了,他还是有爱,但这爱已经不能表现出来了。第三位夫人,他没有错,子女离世,他也痛苦,倘若他知道妻子在意之前的和她姐的感情过往,他一定会好好请罪。可惜,郭老师先于老走了。
加上郭老的功绩
这些都是小事,放在国家危亡之际,放在那个民族困难年代,这些值得一提?
天天提这些的还不是你们这群能站在前人鲜血搏杀获得的安逸的人。恕我直言,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是这剧情的主角估计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一名国外著名大学优等生,奖学金拿到手软。在自己领域成为风云人物。被前政府邀请为部长级人物,委员会一员,打仗时担当将军。后即使抛开政治研究学术,也是科学院主任级别等等等。你和我谈他年轻时恋爱次数多,感情多么渣?
对不起,这样痛苦我也想承担一下,请问你能告诉我怎么像他一样吗?
一个马桶牌子,用来装奥利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