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科研力量为什么一直没能碾压美国科研？ 第1页

让我一个学俄语的吐个槽吧。

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么？小学课本上是这样写的。事实上，最早成功商业化的弧光灯是俄国人亚布洛奇科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блочков)发明的，比爱迪生的电灯早了3年，当年照亮了巴黎和伦敦的大街的就是这种被称为“电烛”的弧光灯。

苏联在成立之前就不是一个科研落后的国家（感谢彼得一世）。事实上，苏联科学家对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科学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0多年来，战斗民族有很多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但他们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实现科技创新转发和产业的多样化升级，将大量的科研技术通过制造加工业转换成了财富。想想市面上的高科技产品，中国产的无人机、泰国产的硬盘，韩国产的汽车，印度产的外包小哥，但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并没有什么知名的科技消费品。俄罗斯笔记本？或者俄罗斯手机？好像平行世界里的剧情。除了无可比拟的航天领域和军事力量，苏联好像没留下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他们好像无法将科技进步转化为商业模式。

普京大帝现在说，他领导的国家必须打破“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在我们看来。这都不像是一个大国说出来的话，但与此同时，也说出了前苏联的窘境。

苏联从始至终，都是战争的产物和斗争的牺牲品。大部分时间里，点的科技树都是在备战那一枝。航天科技也是为了备战，军工也是为了备战，在此基础上开出的花朵，就是一个奇葩。所以他们固执的认为，现代化的秘密在于技术的比拼。苏联不存在科研成果商业化所必需的社会特征。苏联人们认为商业是肮脏的，在知识分子心中，放着科研不做去下海从商，是和腐败、堕落、肮脏、没有先进思想的表现。

举个例子。1964年，苏联人普罗霍罗夫、巴索夫和一个美国人汤斯因量子电子学和激光的研究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梅曼表示不服）。这是苏美两方独立从事的激光研究，可以说在激光这一领域是齐头并进的。但汤斯那边马上就有很多投资人找上门来，甚至有公司为了专利的归属而大打官司，后期又催化出了若干个诺贝尔奖得主和一大批专利，激光最终成为了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科技之一，相机CD打印机、光纤扫码祛斑仪，都离不开激光。反观苏联这边，普罗霍罗夫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没想过要创办一家公司，由于是国家研究所，所以也没有想过自己申请专利，也没有什么投资者，更不可能IPO上市。将科研技术转化为商机的所有因素都缺失了。对了，上面说到的那个亚布洛奇科夫，在法国发财后回归故土，在俄国开了一家公司，结果因为找不到投资者而破产了。他甚至无法在他住的旅馆里安装电灯，因为他们觉得煤气灯就挺好了，干嘛要改变呢？（这个思路也体现在联盟号飞船的研发上，以后有空单独写吧）

BTW，美国哈佛教授年薪150万RMB，常春藤也有120万，莫斯科的教授一个月只有五六万卢布，也就差不多是6000块RMB一个月，怎么比？

美国有乔布斯、爱迪生、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巨头，这在苏联是不可想象的。缺少商业转化就缺少像美国那样的巨额经费支持，没有资本的驱动，这在现代科研界几乎是无法生存的。那为什么军用领域的科研成果还是很强？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方面的技术是被美国封锁的，只能靠国家财政大量输血搞研究，来维护国家安全。

300年来一直说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到今天还是靠石油和天然气赚钱花。俄罗斯人有个笑话，说俄罗斯就是一个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啊。

老实地说，我对苏联的科研了解不多，但是对我们自己却有一些了解，尝试着对比聊聊，为大家提供一些素材。

我出生在大学大院里，住在苏式宿舍楼里，整个大学都是用莫斯科某大学的图纸盖的。

1952年院系调整，在北京城外成立了八大学院，北航、北医、地质、钢院、矿院、石油、林院、农机，一看名字就知道，专业性很强。再看系的设置，(我按受重视的程度排序，一所大学里，我知道的)，理化系、材料系、冶金系、机械系、采矿系、基础部等，大学最初的教师主要来自清华、东北大学、唐山某大学，教授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归国学者。

从院系设置看，理工科院系非常强，文科几乎没有，仅有的文科是政治，基础部里包括了：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电工、外语、政治等，级别是教研组。我母亲在政治教研组，教政治，虽然她学的是经济。

教材几乎都是苏联的，我家里有大量的数学、物理、力学教材，当然还有很多政治书，我后来一直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数学力学书，我父亲52年已经毕业了，他是学无线电的，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教材是我一个舅舅的，他50年代在北航上学，这些苏联教材是他留下的。等到我上大学时，我曾经把这些教材拿出来当辅导教材，可是，看不懂，文字很别扭，仿佛在看古文，习题很难，大部分都不会做，内容很深，都是专业级的教材，我拿出这些教材时，我的同学们一开始都很羡慕，但是看一眼之后就不羡慕了，对我们如同隔世，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太深了，我们消化不了。

我对文革前的大学的了解只能停留在这些表面现象上，我那时还太小，很多东西理解不了。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大学生的课程设置太窄，太专一了，他们是纯专业的尖子，但是其他方面受到的教育似乎少了一些。

一个小故事，我的舅舅，1957年“引蛇出洞”的时候，也参加了辩论，他把他的同学们辩得很惨，引经据典，论据充足，你能想到的他都准备了，因为，我家不缺马列经典著作，而且他有一个正统马列的姐姐，和一个帮腔的姐夫，他在家里先用姐姐姐夫预演了以后才上阵的，那些工科男如何是他的对手？当然，结局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按现在的话，他打的是马列牌，还有一个因素，他入学前做过两年中学的政治辅导员，有社会经验。过去的事了，只是想说，当时的教育太偏科了。

再说另一个苏联模式，研究院所。

一直到9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进研究院所都是首选的目标，科学院很多西方国家也有，但是研究院所似乎是苏联体系特有的，而且规模庞大，是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按现在的话就是事业单位。

到我1982年大学毕业时，我们报志愿时选择的次序：留校任教，研究院，机关单位，最不济的是去工厂。我也曾问过我母亲，她们那时追崇什么？她说那时留校任教的最多，然后是部委机关，那时还没有很多的研究院，我父亲一开始是去的广播局，相当于准政府单位，后来去了分离出来的科研所。我母亲说那时也有鄙视链的，去机关的并不是首选，去工厂的很少很少。但是几十年下来，去政府机关的现在都最光彩，留大学的命运各异，去研究院的一般都长寿哦！(玩笑话)，不过去研究院的真的很清闲舒适。

我曾经在三个研究院工作过，了解还是很多的，但我又属于90年代“下海”的，有下远海的，也有下近海的，我就是属于下近海的，在研究院下面的三产公司，后来停薪留职了，大部分时间游离于体制内外的结合地带，里外都了解。

90年代以前，国家的科研任务绝大部分都是交给科研院所去完成的，研究院里也划分了很多专业科室，科室里面再分成很多专业组，彼此之间联系并不多，一个研究院有的几千人，快赶上一所大学了，研究院还会分系统，分级别，国家级的应该是科学院系统，这是国家顶级的机构。然后是部委级的，然后是省级的，最后是市级的，这是一套大于大学体系的科研体系，在研究院体系里也可以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的，但是在大家的鄙视链里，大学的博士硕士似乎比研究院的要价值高一些，这个肯定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在90年代以前，我们的科技精英主要存在于大学和研究院所体系里面，大学不分析了，研究院所一般是不负责生产商品的，但是有些非商品类的产品是要负责生产改进的，比如军工，航天，航空，核能等，按现在的话说是，产学研是分离的，即使在一个系统中，彼此之间的配合也是由行政部门组织协调的，叫做科研处，各个组之间的协作也是很松散的，甚至经济利益之间也是独立的，科技成果、责任也是分离的，即责权利并不是一体的，扯皮就在所难免了。

也许在一个重大项目上有利于集中优势力量，采用军事化管理，以牺牲奉献精神去从事工作，可以创造奇迹，但是持之以恒地去做效果就不及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好了，而且科研成果的继承与再发展，由于攻关时属于集体所有，当攻关结束时往往又属于各个子部门，子部门在有经济利益时是不会全部交给科研处去共享的，即科技产权的问题，看似一个整体，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这样很多成果都停留在初级的，重复的状态中。

以我自己参加的一些项目中，我们组写的源程序是不会公开的，组长甚至不会给我们这些组员看，更不会给其他组或者部门了，是相当封闭的，也举个例子。

我的另一个舅舅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导师把全部源程序都交给他继续改进，他也完成得很不错，他回国时带回来全部源程序，他给了我一个子模块的源程序，我的程序就一下子上了一个大台阶，其实这些子模块在美国是可以花钱买到的，你不需要自己从头写起，卖家实现了成果的商品化，也获得了收益，买家节省投资与研发的时间，你也不必再招收一个数学专业的程序员，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前提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过程，你用可以，但是在我们约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告你个倾家荡产。

我在90年代为部委机关写过一个管理程序系统，当我与部委的某个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以后，我们出局了，人家是甲方当然有这个权力，但是他们的管理程序的2.0版交给了部信息中心，他们没有我们的源程序继承，只能从头写起，几个核心功能他们写不出来，又找到我，…。我是1998年离开的，他们到2001年才找我，两年多时间2.0版都没出来，一直在使用我的1.0版，这是不是很悲哀呢？如果我拒绝帮助他们呢？不是说离开谁地球就不转了，但是从发展看，这种体制是不是很低效呢？

理论上讲我是不拥有程序的版权的，我没有权力提供职务创作的内容，我的前老板是有权力告我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可以良性循环的产权体系，我们出局以后把1.0版卖掉，我们赚了，信息中心也省钱了，还有时间。

在后来我自己拥有版权的程序，在遭受盗版冲击以后，把它卖掉了，浙江的老板在一系列操作中，获得了他们的利益，买软件版权的钱只是一点小钱，各取所需，市场经济就这点好，合同约定，5年内我不能把程序再卖给别人，也不能再做同类软件，大家遵守就是了。其实我以前的合作伙伴找过我好几次，打算再起炉灶，我没同意，守信比钱重要。而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则看中这个，让我为他的软件服务，一直到今天。

我就是一个程序员，大道理咱说不出来，可是现实中的道理可以说给大家分享，好与不好大家自己去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