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当然要正面上,拯救那些被国民党反动派洗脑的台湾群众。
对于所谓“苏援”数量和作用问题,其他回答说的不少了,我这里先摆结论——要是苏联不援助中国军队,放任国共双方进入前日占区决斗,解放战争起码提前半年胜利。
论据有两点:
首先,如果没有苏援武器,国民党解放战争五大主力至少有两个不成气候——74军(王耀武张灵甫)和5军(邱清泉熊笑三)。这两支部队都属于40年代形成的四大苏援攻击军,在苏联枪炮和顾问武装下,成为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总预备队。要知道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到1945年1月(半年后日本投降)才打通,你觉得抗战中期的国军靠哪国补充重武器?而这几支苏援部队也因此上升为绝对主力,以至于国民党夸口,说十个74师包打天下。所以你要是敢到张灵甫杜聿明面前骂苏联援助,那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必然会被拖出去枪毙十分钟,前五分钟不许打躯干。
另外两个苏援攻击军是1军和2军。虽然未能排进五大主力,但1军作为胡宗南的主力专心对付共产党,也是劲旅,后来攻占延安就是这个苏援扶起来的1军(没想到吧)。国民党在延安开过一次祝捷大会,会上摆出了不少苏联武器,不难猜到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2军是孟良崮战役期间前往解围,未能“拉兄弟一把”的整编第九师。再往前追溯,20年代整个黄埔系部队都靠苏联武器打仗,靠苏联卢布吃饭,否则根本不可能从广州打到南京。这期间的苏联援助要是给了红军四分之一,国民党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至于五大主力的另外三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都是第一批换装美械的部队,美国援助之前十八军还曾经为了苏联武器份额和74军争的头破血流。再加上其他八九个美械军做各战区骨干,就这也好意思造谣别人有外国援助?
其次,所谓苏联援助八路军,无非是苏联红军允许第一批出关到达东北的中国正规军接管一部分日军武器,就地维持东北治安,而且这批正规军还是抗战期间唯一有关外作战经历,正面对抗关东军的中国军队(我不是说抗联,而是说冀热辽八路军)。这有什么不对?难道国民党接管的日军地区,仓库没有归国民党?国民党去日本接回的赔偿军舰,有没有分给解放军几艘?国民党扩充的那么多日械部队,最后被共产党用美制105炮砸烂了,这怨谁?
更何况美军受降地区如青岛,日军缴获是100%给国民党的。而苏联控制的东北,大城市如期交给了国民党,工业和重武器也交给了国民党,只允许共产党在日军仓库拿走一小部分轻武器,并默许共产党到乡村的日军据点拿到一些残破重武器,否则林彪的野战军怎么会到辽沈战役期间都做不到每人一支枪?东北最后关头,卫立煌都不愿放弃沈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人把沈阳兵工厂这个中国最大的军火中心留给了国民党,就算死守孤城,用飞机往里运粮食,回程运炮弹,对国民党全国战局都很有利。
实际上,蒋介石自己也知道,如果苏联打完日本人转身就走,即便美国人已经提供了大批运输机和登陆艇给他运兵,东北的大多数武器还是会落在解放军手里,失去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根本没有任何取胜机会。所以,在苏军控制东北后期,跪下来求苏联放慢撤离速度的是国民党,是蒋介石,是挖出苏联留学期间老关系的蒋经国。如果说苏联允许中国军队控制日本仓库就算援助,那显然解放战争期间依靠苏联援助打仗的是蒋介石(之所以不说是国民党军,是因为蒋系部队独吞了苏联援助,没有让桂系晋系分享)。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相关回答:
苏联当时没直接给老毛发波波莎T34已经可以说非常克制了。
再说了不交给老毛还能交给谁?让苏联人出车皮拉到南京总统府?估计就算到了总统府最后也是落到老毛手里,国民党自己跟筛子似的就算不打内战也挺不了几年。
按照这个说法,海南琼崖纵队应该早就被灭掉了啊,你看琼崖纵队武器来源无非就两个:自己解决和战斗缴获,本来抗日战争英国会支援一批武器,貌似黄了。巅峰时期2.5万人,但是同时面对国民党军10余万人,形势是这样的:
再看海南史志:
1948年底,琼崖纵队秋季攻势胜利后,府海地区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决心为解放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根据中共琼崖区委11月13日发出的《关于做好新战役准备工作的通知》,府海特别区委、琼澄县委、琼山县委和县政府通过充分准备,利用各种形式,从人力、财力方面支援春、夏攻势战役的作战。
(一)开展“一颗弹”运动。1949年初,在琼山县、琼澄县广大解放区开展“一颗弹”运动,把每人捐献一颗子弹的任务落实到户到人,有子弹的出子弹,没有子弹的出钱代替。民主政府也把任务派到国民党乡府人员和军队家属,敦促他们缴交。琼山四区咸来乡大尼坡村的拳术师傅郑兰卿捐献了100颗子弹。当时,每个乡平均捐献子弹七八百颗,有力地支援琼崖解放战争。
(二)开展借粮、捐粮运动。当时,在琼山全县掀起借粮捐粮高潮。三区永大乡在五保、六保的吴村、范头、罗群、龙马等村一带设点,咸来乡在美桐、咸来、福泽、水沟一带设点,筹集粮食。每个点大约筹集粮食10—20石,有些以钱代粮。各村借粮捐粮运动中还搭台开展群众竞赛,大致坡范头村的陈文杰在竞赛会一次就捐献一石五斗米。二区以乡为单位发动群众捐款购买军需品和粮食。涵泳村捐献光洋350块,塘柳村捐献光洋200多块,仲宅坡村捐献光洋105块、大米750斤。在仁里、儒万山设立储粮点,没有粮食的地方则收取代金。琼山的群众听到捐钱捐粮支援部队作战解放家乡的消息后,宁愿自己少吃,或吃杂粮,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留给部队。
(三)购买武器弹药支援解放区。在海南岛上,琼崖纵队长期孤岛作战,武器弹药十分缺乏。中共琼崖区委一方面自办军工厂,生产武器弹药,一方面指示府海城市地下党组织从敌人手中购买军火及各种军需品。从1948年1月起,中共海口东区委派王山、陈友在海口设立固定的军火收藏转运站和传送联络点,有东排溪姐住宅,设在海口居仁坊8号(今新华路58号),由周琼英、吴多祥负责。这个点收藏的军火转送西线解放区(即从海口、秀英至丰盈、马村);王炳南住宅,设在海口居仁坊2号(今博爱南路2号),由王炳南负责,转运军火至东、西线解放区;郑苓住宅,设在新民西路76号(西门芳记)楼上,由郑苓、卢藻阳负责,把购买来的军火转到秀英书场吴法达处,再转运西线解放区;黄奕深住宅,设在海口水巷口的九八行,由郑苓、王山、周琼英负责,主要是收藏、包装和押运军火往东线解放区;秀英书场站,直接将军火转运丰盈、马村、羊山及北海等地的转运站,再送往解放区,由吴法达负责,曾秋桂、柯启存、吴祥龙、郑善琚等做联络工作。
中共琼山县委和澄迈县委分别开辟东、西两条军火运输线,用两辆汽车运送军火等物资;西线自丰盈经秀英到海口,车站在海口民乐茶店前,司机洪宗知兄弟俩;东线自曲口经演丰至海口,汽车老板黄奕深,司机姚甸茂和林道新,车站在民乐茶店附近。中共海口东区委派符川在市内负责联络工作。
中共府海特别区委成立后,继续抓紧购买军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海南解放,海口地下党组织购买的军火、物资计有:陈友从海口军警督察处一名组长处买到一支驳壳枪和一批子弹;从国民党中统海口办事处一名组长处买到一批雷管;从琼山县自卫大队一名队长处买到1支加拿大手枪及一批七九步枪子弹;从海口机场机械修理部少尉排长曹生处买到2000斤炸药、手榴弹几百颗,子弹和雷管一批;从海口机场空军站长处买到2部电话机、1门迫击炮、几千米电线、一批子弹和雷管;从国民党三十二军一名副团长处买到几千个雷管和一批武器及子弹;王山、陈友、郑苓等先后买到子弹几万发、炸药3000斤、雷管4万个;陈德全通过打入国民党第九区行政专员公署弹药库当管理兵的中共地下党员,先后买到子弹3万发,炸药、雷管、军用电线一批;黄春等多次从海口机场买到大批炸药,装在棺材里运送出去;曾桂琴通过翁妚利介绍,在海口富兴街购买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等等。地下党员吴成仁、蔡寿鸿、符开福、王山、陈友负责将买到的军火伪装,躲过检查,安全地运到解放区。后来,王青支部的黄志、黄春、吴泉等也参加军火运送工作。
中共琼山县三区委还派出武工队到海口夺取武器,运给解放区。1949年秋,琼山三区委委员符国道获悉国民党某部送机枪4挺、驳壳枪2支到海口长沙坡(今海口粮食加工厂)修械所修理,布置林泰宽、张光时、唐辉耀、“妚肥仔”等5名驳壳班战士,化装进入修械所,智取机枪4挺、驳壳枪2支和其他军需用品。
1949年春,琼崖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在紧张地筹备,中共琼崖区委妇委书记、琼崖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刘秋菊②病倒。8月24日,在五指山解放区毛贵乡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全国妇联来电悼念,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妇联筹委会联合组织了悼念活动。刘秋菊是琼崖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她智勇双全,是一名威震敌胆,被广大群众传颂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是做群众工作、情报工作,还是参加武装斗争,她都能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沉着、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为了琼崖革命事业和妇女的解放,历尽艰苦、不屈不挠而奋斗终身。
注:①陈介山(1916—1991),海口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琼崖抗日独立队组织股长、中共琼山县二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共琼澄县工委书记、琼澄县委书记兼县长。海南解放后,历任琼山县副县长、县长、中共琼山县委副书记、中共乐会县委书记、海南行署文教处副处长、中共海口市委秘书长、海口市委副书记、海口市副市长、中共海南区委统战部副部长。1991年病逝。
②刘秋菊(1889—1949),海口市塔市乡福云村人(今属桂林洋农场)。1926年参加府海地区农民运动,任乡农会委员。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交通员。1928年5月被捕入狱,1930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历任中共琼山县委委员、区委书记、琼崖区委妇委书记、特委委员、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委员、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委员、琼崖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等职。
二、袭夺国民党军据点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琼崖解放区各级党组织一方面领导军民英勇作战,狠狠打击敌人;一方面派出地方武装,袭击国民党军,牵制敌人,配合琼崖纵队战略攻势。
消灭国民党自卫队长谢家河。谢家河是国民党琼山县东新乡自卫队长。中共琼山县委决定由海口东区工委组织驳壳枪队除掉他。1947年7月13日,王海支部的成员化装行动,由苏庆河指挥,在东新乡蔡店中击毙谢家河,缴获短枪1支。在战斗中,苏庆河牺牲。袭击东新乡自卫队,击毙谢家河,轰动整个府海国统区,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扭转了东新乡对敌斗争的局面。
夺取国民党军火船。1947年11月间,国民党军一艘帆船停泊在沙上港,船上装满军火。海口东区工委决定夺取这只帆船,琼山县委派一个驳壳班配合行动。王海支部派王文新化装小商贩到沙上村侦察路线、地点和潮汛等情况,选好舵手。15名党员化装成船工接近敌帆船,迅速冲上去制服敌人,把船驶回演丰红树林里,缴获布匹和军火一大批。这一消息传到海口,群众很受鼓舞。
在琼崖纵队开展秋季攻势中,中共琼山县五区的地方武装和琼崖纵队独立团两个营开展政治攻势,迫使中税乡国民党自卫队约30人撤出中税据点。这个据点被捣毁。琼崖纵队独立团团长郑章率部拔掉国民党文胜炮楼、天罗湖据点,缴获长短枪10余支,打死顽抗的班长,其余全部俘虏,并将炮楼烧毁。迫使国民党禄马、中税乡公所不得不撤出。独立团副团长张发华率独立团一部,摧毁七星坡炮楼,缴获100多支长短枪、5挺机枪和一批弹药,以及一些其他物品,歼灭炮楼里的国民党守军五六十人和国民党乡公所人员,副乡长和二保、三保的保长逃跑。七星坡据点被拔除后,使这一带地区变成一个小解放区。后来,北区地委迁到这里,领导和开展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工作。
1948年10月23日,在琼东北一带活动的松江队攻占塔市,全歼国民党守军,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5支。接着,又袭击文昌县铺前墟,全歼该墟警察局,毙伤敌10余人,缴枪8支。
10月,中共琼山县委书记冯尔迅①根据北区地委的指示精神,决定袭击在府城的国民党琼山县警察局,由三区委委员兼新林乡党总支书记、乡长符国道②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符国道率领丁壮英、甘昌明、林志光、陈宗兴、陈虾三等6人,潜入府城,偷袭国民党琼山县警察局成功,打死打伤1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手榴弹3枚、子弹100多发。中共琼崖区委通令嘉奖参战人员。袭击府城警察局,是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开展的打击行动,给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国民党琼崖当局将派往文昌“清剿”根据地的一个师调回海口,加强防卫。同时,也把琼山县警察局长撤职,并逮捕入狱。
1948年间,中共琼山四区道崇乡地方武装配合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八支队,在土桥墟往本立村公路上伏击土桥据点敌军,击毙10多人,缴获驳壳枪2支、步枪4支。同年秋,灵山乡地方武装在儒同村,包围进攻驻扎在该乡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取得胜利。10月,国民党灵山乡乡长带领10多名乡兵在福同村喝喜酒,琼山县民主政府武装大队在福同桥伏击,打死1名乡兵,其余乡兵逃命。
同年间,在琼山二区活动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挺进大队大队长魏学良带领一个中队,攻打仁里庙据点的国民党保安团兵,捣毁了这个据点。下半年,在梁沙据点四周布设下竹签标语地雷,保安团派兵拔除,被炸死1人,炸伤多人。
1949年春,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中共琼崖区委向全琼军民发出“积极行动、扩大秋季攻势胜利成果”的号召,集中琼崖纵队主力部队开展春季攻势。各地地方武装寻机袭击国民党军据点,并逐一将其拔除。
3月,中共琼山县三区区委委员符国道通过内线了解到国民党在海口市三亚街的武器机械修理厂正在修理4挺机枪和2支驳壳枪。于是,符国道布置唐辉耀等2人为向导,带领吴明新、冯世兰、张光时、林泰宽等6人组成游击队,化装悄悄地摸进国民党武器机械修理厂,一弹不发巧妙地缴获手提机枪1挺、驳壳枪1支、轻机枪3挺,还有其他军用品。
7月,琼崖纵队独立团③14名短枪班战士,化装成华侨商人到国民党塔市乡公所“登记”户口,乘敌人用膳之机,潜入碉堡,当场毙敌2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4支。12月28日,独立团又进攻三江守敌,歼击乡长以下76人,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79支。
1949年上半年,中共琼山县二区区长杨德平、区常备中队队长李家义、指导员周利益等组织武装队伍,在雅咏村口埋下地雷,炸死国民党保安第三团一名副连长。二区地方武装还配合琼崖纵队第一总队挺进大队拔掉东兴、美党、安仁、美城等据点,俘虏敌保甲长几十人,缴获一批枪支、子弹和物资。独立团一营包围一区永秀乡的儒兰庙据点,用炸药爆破炮楼,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军,其余的狼狈逃窜回海口。不久,该据点国民党守军全部撤回海口。
琼崖纵队夏季攻势在乐会县打响,为配合琼纵夏季攻势,7月下旬,中共府海特别区委在三民乡成立挺进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7月间,国民党军1艘装运军火的机帆船,开往徐闻北东港上游山狗吼海面。府海特别区委派驳壳班战士,与徐闻党组织派来的人员一起,截获了军火船,缴获大型电台1部、子弹2万多发以及光洋两水缸。9月,获悉国民党的军火船从这里经过,琼崖纵队予以截获,并缴获军火一批。
然后
1947年底琼崖纵队拥有3个总队7500多人的兵力,另外还有总人数1400人的地方武装和1万余人的民兵队伍。琼崖解放战争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琼崖国民党军队已被迫转入全面防御,琼崖纵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
战略进攻??
党国这边两个大输出,林彪是后期才起来的,可粟裕从开局就在不停收人头,而且,还是在国军的包围下越塔强杀,装备也是越来越好,到后期重炮坦克都有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解放战争国军败北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美援,在共谍的运作下,美国政府受到蒙蔽,给了太多太好的美援,硬生生把粟裕等一干共军给养肥了。后来美国人虽然停止了美援,但大错已经铸成,但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人停手还算及时,否则几年后百万美械志愿军将横扫朝鲜,此乃自由世界之大幸。
果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德行: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
先上结论,当然能银。无非进展快慢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华北、海南、西北、山西等地的共军根本没可能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而且与当地国军的兵力兵器对比远比东北、山东地区的共军要悬殊,然而被剿灭了没有?国军连条件如此艰苦的这些地区的共军都无法剿灭,又怎么可能剿灭东北、山东的共军?
散布此类言论的不过是反共分子而已,目的是抹黑TG。发表此类言论的反共分子一向一方面认为苏军洗劫了东北,一方面认为苏联支援了TG。于是问题来了,苏军来东北到底是抢钱来的还是送钱来的?
斯大林:我想问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支援过TG?
我们随手找一个这样的反共分子来进行解剖。先提一下,这位毛毛蛆大湿喜欢把自己的头像P到上传的资料上,比如这样:
这位大湿曾说过,伪满洲国生活水平超过PRC前30年,是货真价实的反共分子,参见:
这位大湿还发表过如下言论:
这位大湿曾表示,如果没有朝鲜送给TG的2000车皮武器弹药,则TG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苏联,则TG必败无疑。如此劲爆的言论,吓得我嗦不粗话
那么,号称扭转了解放战争局势,使TG反败为胜的2000车皮的弹药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出自《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交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学研究所翻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9月10日出版),P71
据此估计,2000车皮乘以11.5,将大致等同于苏军为准备为期50天(从7月5日到8月23日为50天。不过7月4日已经爆发局部战斗)、参战苏军兵力约250万(库尔斯克防御战役中苏军尚未全部参战。在北线的奥廖尔进攻战役中西方面军左翼、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在战役爆发时分别参战23.33万人、40.9万人、64.53万人,以上合计8个坦克军、82个师、14个旅、3个筑垒地域,共128.76万人,战役期间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第11集团军也投入战斗,共5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11个师;在南线的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中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在战役爆发时分别参战73.94万人、40.46万人,以上合计11个坦克军/机械化军、50个师、5个旅,共114.4万人,战役期间近卫第4集团军,第47、57集团军也投入战斗,共1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9个师、2个旅。估计连同战役期间增援的各军团在内苏军参战总计有250万人)的库尔斯克会战所准备的弹药量
苏军估计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共歼敌50万人。德国人认为远远没有这么多。不过也要考虑到德军的伤亡报告是一个认定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期间德军参战部队伤亡2万多,然而在7月20日时还分别有13787、17119、14232人的德军第57、255、332步兵师分别只剩1791、3336、342人(自行计算这3个师从7月20日到战役结束后的8月2X日的兵力净减少值)的神奇存在。综上,2000车皮军火如果全部装的是弹药,那么这些弹药相当于苏军在有约250万苏军参战,持续约50天,歼敌可能有四五十万的库尔斯克会战前进行准备时囤积的弹药的1/11.5(或者也可以表述为苏军如果想歼灭4万左右德军可能需要囤积2000车皮弹药?)
当然,囤积的弹药并不一定全部消耗掉,比如说柏林战役,有确切记载,消耗弹药11636辆(车皮)。但金日成送给TG的军火同样不一定全部消耗掉,所以还是拿囤积量去比
而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的共军与国军的大致情况为:
1946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有34万人;7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为2个二级军区、10个三级军区、26个军分区、5个野战纵队15个主力师、10个独立师,另有骑兵师、特种兵等,共38万多人
1947年下半年扩编后的东北民主联军有9个野战纵队27个师、9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6个炮兵团共290677人,3个二级军区、13个三级军区所属地方武装227340人,合计51.8万多人
到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有野战军12个步兵纵队36个步兵师(平均1.2万多人)、3个骑兵师、15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3个野榴炮团2个摩托化重炮团1个重迫炮团2个摩托化高炮团1个炮兵旅、1个铁道纵队(又称铁路修复工程局)4个支队、1个坦克团共70多万人;地方部队33万多人。东北野战军合计103万人
到1949年初,东北野战军在平津地区修整的部队有13个步兵纵队52个师、1个工兵指挥所又2个团,1个高射炮兵指挥所、2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共23个炮兵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共3个团,以上合计81.8万多人;东北军区11个步兵师63个团、5个骑兵师18个团、6个三级军区、9个军分区共39.9万多人。二者合计121.7万人
国民革命军/中华民国国军在东北的兵力,1946年1月还只有14万人,到2月就增加到24万人;1947年是50万人;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55万人
到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4.2万人,其中起义、投诚、俘虏35.7万人;辽沈战役中,国军正规军伤亡5.55万、地方军伤亡1300,合计5.68万;正规军被俘30.56万、地方军被俘1.87万,合计32.43万;正规军反正及投诚5.53万、地方军反正及投诚9600,合计6.49万;正规军起义2.6万,以上合计歼敌47.2万
也就是说,相当于准备一场将要歼敌四五十万人的大型战役所需的弹药的十几分之一的2000节车皮的军火放到遥远的东方就使得共军在东北打了2年多,消灭国军100万人以上……
虽说反共反党分子炮制出“如果没有苏联援助武器TG就会被干掉”这种骗人的说辞是为了黑TG,但一番考证之后怎么给人感觉是在变相狂黑KMT?
顺便再补充一点资料
KMT仅在抗战结束后接收的美援就价值50亿$以上,如果从抗战史开始追溯,合计接收了价值67.244亿$的美援
那么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接收的美援一共有多少呢?合计只有106.7亿$。占美国在那几年里对外援助的24%
毛毛蛆大湿(注意看他的头像)说过,租借法案(美国的106.7亿$和英国的3.12亿£)是再造苏联。而KMT接收的美援也有50-70亿$了,结果被2000节车皮(相当于苏军准备库尔斯克会战时囤积的弹药的1/11.5)给赶到了宝岛……
让我想想这到底是在黑苏联还是在黑KMT还是在黑美援
顺便附上一点TG里通外国的铁证:
根据1950年的关于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公告,苏军进入东北后缴获的日伪资产,全部移交给TG
根据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6-9年,TG与苏联贸易额达4.9亿多卢布,相当于9257.74万$。按照果粉的逻辑,里通外国可以说被石锤了
不过究竟是1亿$重要,还是KMT受到的超过50亿$重要,脑子正常的人应该是分得清楚的
最后的最后,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席卷兽穴的风暴”和“红色文献翻译”
1949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量使用(看清楚!大量使用的)标准步兵装备一般是这样的,步枪:友坂38式/99式、斯普林费尔德、汤普森、黄油枪、恩菲尔德,机枪:捷克式、歪把子、96/99式、美制M1917、92式、马克沁,手枪:王八盒子、镜面匣子,支援武器:日式掷弹筒、92步兵炮、60/82迫击炮。哪个是大规模苏援?
国粉们,看的懂大规模苏援这句话吗?看不懂就把我拉黑吧。在东北和毛子喝酒换来的关东军日械、苏联红军撤退时候移交的破烂,这叫大规模苏援吗?
同时期傅作义可是一船一船的接收美援。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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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