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
流传下来的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而是经过汉武帝和董仲舒改造进化之后的儒家,是法儒杂糅,表儒内法。
儒家是治天下的学问。所以天下一统的时候,统治者靠儒家维护阶级秩序。社会各阶层依据礼法,自动摆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尊卑有序对号入座,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管理方案。
但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要靠法家来集权来增强国力,于是法家的势力就会增长。
所以如题主所说,春秋的时候孔子不大吃香,周游列国见七十二君,想让人家恢复周制,但效果欠佳。
为什么不听?
因为春秋战国是乱世,各国需要靠改革来富国强兵。
所以,最后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还是在法家的道路上实现了大一统。
但见识过强秦的猝死之后,大家又认识到法家治国是有大问题的。
于是,大家总结经验后发现,单纯的儒家或者单纯的法家都不是很好的统治工具,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用法儒杂糅表儒内法的方式来治国才是最理想的,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又可以巩固中央集权。
这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干的事情。
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学说包装成汉朝的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统一,但具体统治却要靠法家的方法。
孔孟主张父子相隐,把家放在国的前面。
董仲舒则主张忠孝不能两全,主张大义灭亲。
孔孟主张民为邦本,认为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民意。
董仲舒则主张皇帝的绝对权力。
孔孟用礼来约束人的权责利,把礼当做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契约,即使皇帝也不例外。
董仲舒则总结出三纲五常,要求民众对皇帝的绝对服从。
在汉武帝的推动下,董仲舒天才般的把法家和儒家结合了起来,这才让儒家成为后世统治者的理论工具。
否则如果就按照孔孟那套“民贵君轻”的说法,以汉武帝之霸道岂能容之,明明法家才是最对他胃口的。
再说一例。
后世的宋神宗好读《韩非子》(这是法家教科书),但对外却从不敢提。
颍王(宋神宗登基前为颖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翻译过来就是:
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这就是说,法家可以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儒家可以这么说,但绝不能这么干。
这种法儒杂糅的新儒家才是后世历代王朝所用的统治理论,春秋时期的儒家已经过时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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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无人敢用?
为啥用敢?
为啥用敢?
为啥用敢?
春秋战国那些国君贵胄,有几个成材的人?
说儒家不能富国强兵,好。
那吴起呢?
在鲁鲁强,在魏魏强,在楚楚强。结果呢?
说秦不要儒家那一套愚民政策,人家商君书都把弱民愚民写书上了还隔这吹法家?
秦统一才14年,他怎么敢用法家的呀。
你这个是误区
胡亥身边就全是儒家博士
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功蕲入陈,于公何如?”
打仗的时候儒家是没用,比如儒家去投靠刘邦都不敢说自己是儒家,得穿楚国的衣服,说狗才是儒家,我是楚国士子····
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经过战国时期几百年的检验,已经知道儒家没啥用了
但是天下太平了,儒家还是很有用的
司马谈认为儒家牛逼的地方在于:“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 易也。”
大家看朱熹圣人的言论:以下告上,虽直不佑,就是你一个小老百姓告地主告官员,哪怕你是有道理,也不能护着你,因为你以下犯上,这是“泯灭天理”的,要从重惩处那种。
再看清代好奴才武训
家里房子和地被抢了,出去打工被拖欠工资,武训不上访不告状,不堵门不闹事,乞讨办学培养更多的好奴才
这么好的奴才培养学,你喜欢不喜欢?
所以,题主的问题就有解了
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还想取消祭孔呢,结果做了天下就“家孔孟而户程朱”“一定要教儒家经典,纵横学问千万不能教”,也是,他当初在各路军阀中闪转腾挪发展起来,靠的就是纵横家的学问
后世还有人说:打天下就反儒,坐天下就尊儒
要是有一天,我们也把孔夫子请回来,那就说明我们也没办法了,就是自己要投降了,决定就三百年周期律了
说难听点,我们这些儒黑,别看我们黑儒,真穿越回去不用当皇帝,就当个小地主,推广儒学的力度能让儒粉都自愧不如,压制自然科学的力度能让康熙五体投地。
毕竟这是最好的奴才统治学,仅次于印度教
前几年有点撑不住,各地要“乡贤”治国的时候,还真把“大清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过,不过没几天就偷偷撤了
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