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洛朗·拉瓦锡被处决是冤枉，还是革命必要的牺牲？ 第2页

先说结论：既不是冤案，也并非革命必要的牺牲，而是一场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悲剧。

目前对拉瓦锡之死的争论有如下的几个谬误：

（1）拉瓦锡死于马拉与他的私人恩怨。

（2）拉瓦锡死于与雅各宾派的政治冲突。

（3）拉瓦锡利用保税官一职攫取财富穷奢极欲，理应处死。

我们一条条辨析。

（1）是最容易反驳的，同时这条观点的错误也是最明显的：死于1793年7月13日的让·保尔·马拉不可能杀害死于1794年5月8日的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同时，敌视“科学院的精英主义者”的政治领袖也绝不止马拉——一贯以“温和”形象示人的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也曾在《法兰西爱国者报》上激烈抨击拉瓦锡：“包税总会包税官和科学院院士是专制统治嘉奖他的两个头衔，更糟糕的是，他还是巴黎关税围墙计划的起草者。参加布鲁瓦竞选时，他被人群的抗议声搞得哑口无言，获得的选票都是通过慈善捐款得来的。”曾为拉瓦锡与他的妻子画像的画家大卫与后面同样死于断头台的孔多塞，也都曾表达过对科学院的“精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不满，而罗伯斯庇尔更是高兴于“永远关闭这些充斥着奉承和奴性的学院”。尽管如此，雅各宾派仍然尊重并保护了部分科学家，其中甚至包括默尼耶、蒙热、贝托莱等拉瓦锡的亲密同事，以及他的门生富克卢瓦。

吊诡的是，拉瓦锡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便缘于马拉之死。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们并非天生就嗜血且疯狂，斐扬派的几名意见领袖，吉伦特派的布里索等人，都是从雅各宾修道院中走出来的。而罗伯斯庇尔在恐怖时期开始前也以坚持宪政和反战反暴力的观点著称（他曾拯救了包括托马斯潘恩在内了几十名吉伦特派支持者）。那么是什么让山岳派的领袖们走向疯狂的呢？军事前线的失利、动员经济的困境、保皇党与联邦党的大规模起义、迪穆里埃与部分将军的叛国——以及最重要的，将山岳派领袖们彻底推向多疑与嗜杀地步的马拉之死。自此后，雅各宾共和国决心以最严厉的手段对抗任何可能存在的敌人，前保税官拉瓦锡最终没能在这种打击下幸免于难。

（2）的讨论余地相对大，但仍然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在11月24日前，革命恐怖便已经开始，如果拉瓦锡真的认为自己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观点冲突，那么他为什么不逃走？在11月26日，拉瓦锡仍“逍遥法外”时，他又是为什么要自首并主动要求两个无套裤汉来看守自己？在他被逮捕的两个月前，革命政府授予了拉瓦锡一份“公民美德证明”，证明中指出，所调查文件中的一切“都体现了你的美德精神，足以消除任何对你的怀疑。”在他被逮捕后，如果真的是政治观点相左，为什么雅各宾派不直接为他安上一个“叛国”亦或其他政治意味更浓的罪名，而是将他与其他包税官共同关押，在随后进行了数个月的账目审核与审判程序才最终决定处死他？真正的答案显而易见，拉瓦锡死于包税官的身份。另一个使得他不得不死的原因也许是战时经济对社会财富的渴求，而包税官正意味着法国最富有的群体之一。

再回到拉瓦锡本人的政治观念问题，他的确是一个反感民粹暴力的“温和派”，但他更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而雅各宾统治的哲学观正是基于这种对理性的崇拜之上的。拉瓦锡所推崇的孔狄亚克的《逻辑学》便暗示思想、语言和写作的协同作用延伸到了行动领域——如果说化学可以遵循代数规则，那么为什么政治不能呢？也许拉瓦锡确实没有想过将政治理性化的统治逻辑延伸到如此地步，但在这种原则上，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以及对旧制度颇有些恋恋不舍的拉瓦锡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孔多塞在死前不久还愉快地预言：“……总有一天，太阳只会照耀那些只以理性为主的自由人”，拉瓦锡本人也是度量衡-历法“理性化”的倡导者，也支持在牧月20日设立“理性节”。安托万·洛朗·拉瓦锡忠于理性，在生命的最后也终于理性。

顺便在这里辟个谣，那句经典的“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确为后人杜撰。

（3）与前两点常出现在雅各宾反对者口中不同的是，这一观点则一般用以为雅各宾派处死拉瓦锡的行动正名。然而正如布里索的质疑一样：“如果不给予重要的公共职位以经济补偿（这里指科学院），那么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这些职位”。尽管这句话针对的是“科学院的精英主义”，但也揭示了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科学院的薪水是不足以单独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院院士每年的平均津贴为2000里弗尔，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还是不足以维持巴黎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及额外的科学研究，于是拉瓦锡选择了投资包税总会并参与管理。无可否认的是，拉瓦锡确实在包税官的位子上获益良多，但他更多地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了科学研究和公共事业改良中了。

拉瓦锡在化学上的成就自不用提，他的私人实验室由自己投资并不断扩建，主持或参与的社交活动也大多为科学沙龙，而拉瓦锡与夫人玛丽的生活充其量不过在中产阶级的水平。而公共事业改良上的成就却少有人谈到：由水质研究衍生而来的通风问题研究是主宫医院的重建及1780年巴黎监狱卫生改造项目成功的关键，他所设计的审查计算系统严苛打击了烟草市场的掺假行为，参杂烟灰的烟草被证实对身体健康更加有害，他的另一个改良成就则是对火药质量的改善。拉瓦锡对理性的追求延伸到了他的经济领域，自他将金钱理解为“一种流体，金钱的流动必然导致平衡”开始，拉瓦锡在科学研究之余也参与经济改革中，而他所积极投入的杜尔哥的激进改革反倒危害包税官的利益。

综上，我个人以为，一个与雅各宾统治逻辑并不相悖的拉瓦锡，一个曾作为包税官盘剥黎庶的拉瓦锡，一个倡导了科学革新与成就斐然的化学家拉瓦锡的死，既不是必要的牺牲，也并不冤枉。这颗天才般的脑袋落地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拉瓦锡和孔多塞的死，也许是最能体现法国革命的悲剧性本质的事件。

恐怖期间罹难的很多知识精英，大多是启蒙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赞同对法国社会进行合理化改革，革命开始时也一度满怀希望地参与革命，拉瓦锡和孔多塞都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科学应该服务于乃至于要引领社会进步，要增进民众的福祉；而且，革命的到来、法国社会的“再生”似乎为这个理想开辟了无限的可能。

很多人都知道，拉瓦锡是总包税所的合伙人，这家机构在旧制度后期和革命期间名声很不好，这是事实。很多人以为，拉瓦锡的死跟他的这个身份有关。在接触到更具体的资料之前，我们姑且认为这是有根据的；他在被处死之前，革命法庭的法官据传曾说，“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话或许有可能。

拉瓦锡和孔多塞这样支持改革乃至革命的科学家，何以会遭受这样的结局？

私以为应该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中去寻找：它既是理性和进步的大业，也是追求平等的狂热激情的展现。

像当时的很多科学家一样，拉瓦锡的身份非常多样。除了总包税所的合伙人，他还是科学院的院士，杜尔哥当政期间（1774-1776），他被委任为硝石工业的顾问，并且积极投身农业改革。从他留下的报告看，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一个被后世历史学家经常探讨的话题：为什么18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农业革命，而法国却没有？像孔多塞等人一样，拉瓦锡把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分析方法运用到了社会和和政治事务中，并且就法国的农业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法国的土地与英国一样肥沃，农民与英国人一样勤劳，但法国的农业竟远落后于英国——那问题应该出在政府政策方面。

另一项意义深远、并且可以充分展现他的科学学识的工作，是旧制度后期和革命期间的度量衡改革运动。说起来难以置信，革命前夕法国的度量衡种类多达25万种。拉瓦锡在农村调研时对这种混乱造成的弊端深有体悟。革命开始后，革命议会成立了度量衡委员会，他和孔多塞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拉瓦锡一度担任委员会的司库——大概跟他在总包税所任职善于理财不无关系；在具体分工中，他负责新重量标准的测定工作。

参加度量衡委员会的有当时法国最精英的一批科学家，除了拉瓦锡和孔多塞，拉普拉斯、拉格朗日、蒙日、卡西尼等人都在其中。科学家们都深信他们的工作不仅会造福于法国人，而且会造福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个理想并非虚妄。

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理性和进步的一面，也是它会吸引当时欧洲的知识精英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革命还有另一种理性无法遏制的激情，那就是对平等的渴求，以及战乱局面导致的政治激进化。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证明平等激情造成的冲击，1793年秋科学院的废除是个典型案例。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科学院不仅带有某种高人一等的贵族色彩，而且是旧制度时代典型的特权“团体”的化身，在平等之友眼里，“科学院的扶手椅”必须被掀翻，院士的头衔应该被取缔，人人都要以公民相称。

这件事对院士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即使在外进行科学测量，也被警告不要说自己是院士。即使他们出示革命议会的通行证，地方革命民众也未必会买账。

对拉瓦锡而言，共和国成立之后，他过去的身份还有一个污点，就是他曾为国王工作过，是总包税所的合伙人。甚至在度量衡委员会内部，Prieur de la Cote-d’Or 特地强调他的这个身份，并提议委员会的工作应交给“憎恨国王、值得信任的爱国者”。共和二年雪月三日，救国委员会颁布法令，停止拉瓦锡、拉普拉斯等六人在度量衡委员会的工作。

这当然是他不幸结局的开端。我们很难设想，委员会内部的 Prieur 在处置拉瓦锡时的政治动机之外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入狱后，很多同样强烈要求释放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因为新度量衡标准的制定延续了很长时间。

可以说，他的死源自法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激情和革命进程。

以上是本人的初步了解。希望将来能有学人能就这一话题撰写更为专业、论据更扎实的研究。

补充一点：很多网友提到包税所的恶，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复杂的。归根结底，包税所的存在是旧制度本身的结果。它也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任意课税的吸血鬼，否则包税制度根本存在不了几个世纪。从很多方面看，它是个有效率的机构。这是后世史家的看法，当时民众的想象很不一样，认为它中饱私囊，盘剥百姓，所以关于它当时就存在很多黑色传说，但很多传说并不真实。包税所的矛盾在于，它是一家私人性质的公司，从事的是收税这样的公共事务。这种错位有历史根源，在当时也并非罕见。

在拉瓦锡被处死前几年，总包税所就已经被废除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约翰·博谢尔：“欧洲背景下法国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

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

科学知识迟早会被研究出来——这是一个问题，就好比芯片问题、5纳米问题，光刻机问题，也是迟早被研究出来，就好比你去让一只猴子去写红楼梦，也是迟早能写出来的，打鸡血一时爽，一直打一直爽。

标准答案：革命的必要牺牲。

什么是革命？

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到了不能被统治阶级镇压的程度之后，而爆发的社会运动。

而当统治阶级还能够镇压阶级矛盾的时候，就产生了国家。

就列宁主义的视角而言，为了国家而革命，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国家＝压迫，革命＝反压迫，为了压迫而反压迫？

革命自始自终都是混乱的、反秩序的，革命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建设一个新秩序，而是为了消灭一部分阶级矛盾，使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下降到统治阶级可以镇压的水平，使被压迫阶级可以继续勉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所以，通俗的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人，通过消灭人来削弱高涨的、不能被镇压的阶级矛盾。

至于如何消灭人，那只是一个手段问题。

今天你还在兴致勃勃的革命，明天你就被革命以革命的名义拉出去毙了，这也是革命消灭人的手段之一。

这就是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因为革命而死在革命中的人，都是革命的祭品，都是国家与秩序失败的牺牲品。

革命从不冤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