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说法，三星堆文化是来自于西亚，你怎么看？ 第1页

印度洋—印度、缅甸、越南—云南大理、陆丰、晋宁、楚雄、昆明——四川凉山、茂县—三星堆金沙文明。

刚刚我们说到，古身毒道沿线发现了许多齿贝。既然齿贝的传入路线找到了，而南亚印度洋地区又和西亚毗邻，也肯定有经济交流。经济交流带来文化交流。那么这些西亚的青铜雕像、黄金面罩、权杖等制作工艺也可能影响南亚，进而通过这条商贸道路传入巴蜀。考古证据也表明，这条路沿线除了有齿贝以外，也有也有很多西亚的工艺品，或者受西亚的审美而在本地制作的产品。古蜀三星堆和金沙文明只是这条路的终点，沿线也受到了影响。例如（海外段的研究受当地的考古发掘、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比较缺乏）：

比如四川茂汶地区的早期石棺葬 中, 曾发现琉璃珠,经科学测定这些琉璃珠大都不含钡,而我国战国时代自制的琉璃珠制品则属于铅钡玻璃。 学者们认为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人的。
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属于 战国时代的2 号墓中也出土有外来的琉璃珠 在李家山 24 号墓 中则土了来 自西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滇文化中的储贝器、兵器也和三星堆很像。
云南曲靖八塔台春秋古墓群中女性墓主人足部的用于舞蹈时伴舞用的脚铃, 就是典型的南亚风格。 南亚的其他考古遗迹，也发现了西亚文化对其的影响。

总之蜀地和西亚文化形式近似，那必然有交流，交流必然得有交流的道路。而齿贝及其他产品又证明确实存在经济交流，沿线和重点发现的工艺品又说明这条经济之路也是文化之路。这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我一直在说齿贝，说蜀地和西亚近似的器物，这些都是考古证据。那么有没有文献证明呢？蜀地早期历史是缺乏文献记载的（多是后人追溯）。《史记》成书于西汉，距离金沙时期已经几百年了。其中《史记·货殖列传》 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意思就是蜀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和滇西缅甸、宜宾等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地方均临近西亚（司马迁自然无法记录下超过本国疆域的事情），那时必然已经有经济交流了。那么在更遥远的时期，蜀地也可能早就和西亚发生了交往。

3、古蜀对西亚的反向影响——丝绸及其他

既然叫做丝绸之路，那么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产品就是古蜀的丝绸。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和经济交流肯定不是单向的，不只是西亚影响蜀地，蜀地照样在影响西亚。证据如下（这些证据有的是属于三星堆时期，有的是金沙时期）：

（1）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 世纪（这个时候正是蜀地的三星堆时期。）已传至埃及。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古埃及二十一王朝（相当于中国商周时期）的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产自蜀地的丝绸。

（2）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 年（相当于蜀地的金沙时期）就已传至欧洲, 希腊雅典Kerameikos （凯拉米克斯）一处公元前5 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
（3）公元前4 世纪印度古书《国事论》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 , 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此外，在古梵文文献里也记录了，因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沿途不少地方文化、服饰出现变化，印度教大神喜欢穿中国的丝绸衣衫。特别是黄色的丝绸。而黄色的丝绸正是蜀地丝绸的特征。扬雄《蜀都赋》“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正是描述成都的丝绸颜色。
（4）段渝教授认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中的“支那（cina）”其实就是指的成都。成都古称“成”，上古音为真部从纽，读作“支”。“支”双音节化后正是读作“支那”。成都后来和支那、赛里斯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丝国。因此丝国实际上是指成都，而非中原王朝。
（5）古蜀开明王朝被秦国攻破后，蜀王子开明泮沿着通商道路，带三万军民花了数十年时间，最终在越南一带建立瓯雒国，自称安阳王，“如此规模迁徙，也把四川文化一路带到多地。”
（6）喀布尔一带的亚历山大城诸多遗迹出现丝绸。喀布尔也是南方丝绸之路要道。

......

也同样，这种经济交流也是文化交流。古蜀文化部分来自西亚，但也有自己的特征，古蜀文化、中原文化也开始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反向传播。

越南冯元文化的玉瑗、玉璋、玉壁和玉壁芯、陶高柄豆、陶釜等, 冯元文化和桐豆文化的的玉戈, 与三星堆的玉瑗、玉璋、玉壁、玉戈、玉壁芯、高柄陶豆形器, 什邡战国墓的陶釜等对比极为相似。（玉器是华夏特征）
东山文化和桐豆文化的铜瑗, 东山文化的土陶器盖、陶圈足豆、铜三角援直内戈、长胡三穿戈、铜无肩钺、铜长骹矛等, 与三星堆的铜瑗、陶器盖, 荥经南罗坝战国墓的陶圈足豆, 什邡战国墓的铜三角援直内戈。

...更多证据不一一列举。但是遗憾还没有传到西亚去，古蜀就覆灭了。此后文化输出的重任则由秦汉等大一统王朝完成。

所以早在商代中晚期, 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 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与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 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而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蜀地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自己的艺术产品。但是似乎没有对西亚的文化艺术形式产生太多的影响。

（二）、蜀身毒道的后续发展

先秦时期形成的身毒道对于三星堆文化艺术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蜀地虽然也在向外输出，但显然输入>输出。秦汉以后，身毒道则变成中原王朝对外输出影响的途径，此时是输出>输入。

随着楚地的鱉灵入蜀（蚕丛鱼凫柏灌—望帝杜宇—丛帝开明—秦巴蜀郡，鱉灵即丛帝，开明王朝创始人），三星堆文化出现了断裂。开明王朝后来迁都金沙，金沙虽然和三星堆一脉相承，但是又不完全雷同。开明王朝被秦灭之后，古蜀文化更是出现明显的断层。身毒道成为了民间商人商贸往来的通道，限于生产力水平，路况差规模小。秦汉时期，身毒道经历了民间道路到官道的的转变。此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实力日强，中原和蜀地又借此路输出自己的文化影响。

（1）到了秦时期，身毒道可以说是规模较小的民间道路，统治者不知道有这条路，或者知道了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作用。

（2）秦灭巴蜀以后, 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李冰主持修建了把成都和宜宾（僰道）连接起来的道路，从而使得身毒道的成都-宜宾部分得到发展。

（3）秦始皇统一之后把李冰修建的道路延长到了云南曲靖，因路面宽五尺，称五尺道。

（4）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时。

《史记·大宛列传》载: 汉武帝元狩元年( 前122年) , 博望侯张赛出使西域大夏国归来, 向汉武帝报告说: “ 臣在大夏时, 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 曰: 从东南身毒国, 可数干里, 得蜀贾人市，或闻西二干余里有身毒国。”

也就是在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武帝派张骞出西域，张骞在大夏，也就是阿富汗一带见到了蜀布、邛竹杖等四川物品，一问方知都是经印度运来的。除了《史记》，还有《汉书》、《华阳国志》等史书都记载了在张骞开凿北方丝绸之路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条由蜀国通往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身毒道。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布、邛杖就是这条道路传出去的。

西汉武帝听张骞说有一条通往西亚的商道之后，出于政治军事及经济考虑，汉朝加紧了对这条商道在汉朝内部这一段路的官方化过程，于是之后又有司马相如出使以及修建夜郎道、西夷道。解决匈奴威胁之后，又把这路延伸到了云南的苍山洱海。

（5）到东汉明帝将身毒道修缮完成，设立永昌郡（滇西），此时身毒道已经接近缅甸。至于汉朝疆域之外，就不好考证了。

（6）汉唐以后，中外交流明显增加。蜀地经常发现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 （珍贵的域外宝石），中亚和西亚也经常会发现华夏的器物。

这条在古身毒道的基础上修成的通往西亚南亚的道路后来变成了茶马古道的一支，为了区别于张骞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这条路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此后唐宋元明清，这条道路都在发挥其价值，比如朝贡贸易等等。

三、三星堆的中原文明风格

开篇我们就说，三星堆文化来自于西亚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知道三星堆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吸收西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三星堆是不是和中原没有交流呢？

并不是。三星堆有自己的风格（下一节会说），也有中原的风格。只是西亚因素太过新奇显眼，而使得人们选择性忽视中原因素。

1.龙

三星堆还有一个明显的东方文化符号——龙。龙凤可以说是氐羌系民族的图腾。我们熟悉的青铜神树，基座就是龙形。一号坑曾经出土一件铜龙残柱（下图，图自网络）。此外还有衣饰也是龙形，据统计坑内还有28件龙形饰件，其中带有龙头的12件。

当然，三星堆的龙也和中原略有不同。据冯广宏先生的研究，三星堆的龙具有以下特点：

1．三星堆器物中，多处特别夸张眼睛的作用，尤其是面具上，鸟类的形象上，甚至坑内还出过大量眼睛的单独模型。可是龙的眼睛却相当普通，不大显著，可见龙的潜力并不在眼睛这一方面。
2．三星堆龙都有角，应该属于虬龙，但角也不很强壮，基本上类似羊角，所以这种龙并不带战斗性，其优势应在于潜在的法力。
3．三星堆龙的头面带长方形，基本像马，而三星堆器物中根本没有马的形迹。所以不能排除纬书所谓“龙化马”的可能性，或许这种龙有着天帝使者的身份。
4．三星堆铜人手掌异常扩大并圈指成环，那应该是一种巫术手语，类似宗教界的“手印”晗 。铜人上龙纹也是圈指成拳，一致的手姿必有相同的文化渊源，似乎都在施行某种法术。这样看来，那龙并不是什么普通的龙，而是神化的龙。
5．研究者多以为神树是一种通天的阶梯，与《山海经》里“若木”类似；那么依附着它的索形龙当然也是通天的神物了。其所以做成索状，或许是按照“藤缠树”的理念，使之与神树归为一类。索龙嫁接的人手，极度刻画其纤细，具有女性特征，似表达一种和平的母性；但藤条挂刀则警告外部，自家已经设防，并不好惹。
6．抱柱的龙，也有嫁接的人手，所以仍然有通灵的功能；而且柱状物亦有通天的含义。
7．龙的断臂，接上去的是人的肢体，象征着人与龙的融合，或者说人龙一体。不过人的形象在其中仍然高大，因为嫁接的手和拳，都要比龙肢更大些。这说明人的档次远高于龙。
8、折臂龙是古蜀的特色造型，不见于其他地区，亦不载与其他文献，在中华龙群中独树一帜，从而开辟了一个龙文化的新领域。

2.良渚（约在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与三星堆同时或略早）

三星堆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10节22cm特高玉琮应非本地产品,而是良渚文化玉器。（成都地铁七号线金沙遗址站的柱子设计风格灵感来源于此玉琮）

铜虎也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

3.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 18-前 16世纪，或为夏文化遗址)

已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绿松石铜牌饰应该是遥承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当地制造的。

4、商文化（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

三星堆发现了陶盉、豆、玉璋、玉戈、有领玉璧和有领玉环也可能受到中原商人玉文化的深刻影响。

5、西周文化（前1046—前771，与金沙同时）

金沙一只玉圭阴刻的连体兽面纹与中原西周早期铜鼎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种风格也受到商周文化影响。

总之，三星堆遗址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绝不会少。

四、三星堆的蜀地风格（待续）

三星堆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它吸收中原和域外的文明形式有着影响。但是，它依然是土生土长的蜀地本土文化。这个本应该重点论述，但是本人不想更新了。。。。

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J].四川文物,1989(S1):37-43.

一号坑中所出的陶尖底盏、器座 以及广肩平底堆和颈部施凹弦纹的壶, 都是三星堆遗 址 中的典型器物。玉器中的璋, 也有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如一号坑中出土的一种大型玉 璋, 射部或呈鱼嘴形 的叉刃, 或者镂刻成鸟形 ( 原 报告中分为A、B型 ),与中原的式样有。 玉器中出土 的大量斧、斤、凿、裤等非实用性 生产工具, 也是其它地区所见不多的, 体现 了蜀文化的特征。 这一文化传统, 在后期的蜀文化墓葬中还一直得以保留。

再比如出土的青铜面具，和西亚的青铜面具也不同。有人说是外星人，实际上《华阳国志》卷三就有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所以这种面具，很有可能是对蜀王蚕丛的一种夸张描绘。

然后可能又有人说，可能蜀王是外星人...

现在的学者大多认为，巴蜀地区先民为氐羌民族后裔。而面具中这种高鼻深目的面貌正是数千年前氐羌民族的典型特征，当然描绘有些夸张。随着氐羌扩散并适应各地环境、民族融合，这种样貌也逐渐少见了。而当今川渝地区的居民大多是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过来的，和这种高鼻深目不太一样。

借用本问题下 @王博恩 的回答的照片。出处未做考证，意思是这个意思。

除此之外，三星堆和金沙发现的某些文物，表现出的独特的崇拜形式，可以在巴蜀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中找到根源。
1、太阳崇拜

太阳给大自然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独特的盆地环境使得蜀地多阴雨天气。这里湿度大、云雾多, 夏季多暴雨, 秋季多绵雨, 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达1000毫米左右, 所以古有“漏天”之称。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 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时, 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蜀地有“蜀犬吠日”的故事。意思就是出太阳太稀奇，以至于狗都为此而吠叫。这种自然环境也造就了不同于中原、也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太阳崇拜。中原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盛行射日神话, 而蜀地民众则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 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传于川西坝子上的《两兄妹守日月》与《太阳宝和月儿光》两个神话。

三星堆的青铜“轮形器”、青铜人像头顶的太阳头饰，以及栖息着九只金乌的青铜神树...都是蜀地太阳崇拜的产物。金沙遗址“四鸟绕日”金箔，直接以12条涡状牙纹象征太阳，更成为成都市市徽以及国家文物局的标志。

2、鸟崇拜

鸟儿在天上飞翔，接近天，也更自由。在世界不少民族传说中, 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 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古蜀人也把太阳崇拜和鸟兽崇拜联系在一起了。三星堆神树枝头上的九只立鸟, 正是金乌——太阳的写照。但是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神话。

传说中的古蜀部落蚕丛、柏灌、鱼凫、望帝多与鸟有关。比如鱼凫就是一种水鸟，柏灌中是一种树鸟。而“望帝春心托杜鹃”，也是一种鸟。因此，古蜀的鸟崇拜也带有先祖崇拜、部族崇拜的色彩。这显然是本土化的。

3、树崇拜

树崇拜在许多地方都有，比如弗雷泽的《金枝》就记载了关于树的一个古老习俗。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也有许多关于“树崇拜”的故事, 如《山海经》记载的东方的“扶桑”, 西方的“若木”, 中央的“建木”等。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这些部分就是蜀人写的。这些树都是蜀人树崇拜的文字记载。

他还认为有关“建木”等部分成书于成都平原一带。古代三星堆的人们曾认为自己居于天地的中心, 可以借助“神树”上天下地。。。

（就这样吧，不更新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可以说三星堆文化和西亚有斩不断的联系,蜀地除了同西亚交流外还和中原有交流，同时蜀地本土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它的影响也是极大的。至于说蜀人来自西亚就属于无稽之谈了(不涉及人类走出非洲的话）。

当然我也不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可能还有错误，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1].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2009,(01):4-23.

[2].屈小玲.中国西南与境外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及其研究述略[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172-179.

[3].邱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J].中华文化论坛,2013,(04):37-44.

[4].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01):108-111.

[5].冯广宏.三星堆的折臂龙[J].文史杂志,2013,(3),30-33.

1、附纪录片《蜀道》链接：

《蜀道》_纪实台_央视网(cctv.com)

2、附网易公开课《巴蜀文化专题选讲》：

网易公开课第五讲 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3、附BBC纪录片《奇妙的人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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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蜀身毒道”百度百科链接：

蜀身毒道_百度百科

5、附“南方丝绸之路”百度百科链接：

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古代贸易路线）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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