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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会早亡。甚至刘备不会撑到建号称帝的那一天,史书中可能留不下蜀汉的章节,只剩下伪汉中王备的闹剧,诸葛亮也没机会拿到谥号。
这个结局与法正或诸葛亮的才能无关,而是与时势和当事人性格有关。
首先看时势,刘备入蜀,靠的是两支队伍:一支是基本盘荆楚集团,一支是外围统战对象益州本土力量,尤其是早年就侨居益州的外省人。说白了蜀汉是外来户统治土著的空降政权,新旧两股势力的矛盾贯穿蜀汉政权的始终。蜀汉统治者所有的努力,就在于最大程度保证荆楚集团后继有人,能控制或至少能平衡本土力量。荆楚集团的翘楚是诸葛亮,如果在刘备时代诸葛亮就意外早夭,而荆楚集团的蒋琬费祎等接班人还没上道,等到刘备一去世,蜀汉政权就将面临被土著先架空后反嗜的危机。
刘备和诸葛亮都对新旧集团的冲突心知肚明,因此不断通过分享权利、在益州本土力量中培养代理人来维持政权团结稳定。法正、董和与李严就是典型代表。但即便如此,也架不住本地人野心和欲望的日渐膨胀,到诸葛亮执政中期,被迫废掉了李严,才勉强压住了本土派争权的小动作。但即便如此,等到蜀汉末年荆楚派大佬纷纷去世,谯周为代表的本土派一有机会说话,立刻就化身意识形态带路党,直接促成了蜀汉的衰亡。
其次看性格。在一个先天不平衡、不团结的统治体内,最重要的就是持正公允,聚拢人心。在这方面,诸葛亮无愧大政治家的典范,《三国志》称赞诸葛亮治国:“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可以说,诸葛亮儒法并举,最大程度地维护了领导集体的团结,既保证了荆楚集团的长期主导地位,又通过合理公正的奖惩机制强化了大部分益州土著的忠诚、震慑了其中的消极力量。
而法正从性格上则恰恰相反。法正说到底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史称法正瑕疵必报,而其背叛刘璋的举动也证明这个人对个人前途的重视远高于对集体安危的关注。法正交往过厚的朋友也都是张松、孟达一类不安分的反复轻狡之徒。这样的人执政,最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团结,甚至其一事不如意,就可能卖主求荣、导致蜀汉祸起萧墙。
英雄和时势互相造就。英雄的性格不仅决定命运,甚至决定国运。
成就一个英雄,需要找准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让他上场;而有时候更难的,是要在合适的时机让他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