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各汗国有像元朝任用色目人那样任用汉人么？ 第1页

波斯文献记载中最著名的汉人，应当是伊尔汗国旭烈兀汗身边的宫廷医生，《史集》中作Fūminjī，亦见于《五族谱·中国帝王世系》、《班那卡提史》和《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等史料。根据日本学者宫纪子的考证，Fūminjī就是见于《儒门事亲》中的傅野，是伊尔汗国的汉人官员。傅野字孟质，Fūminjī为姓字合称的波斯语音译。元人高鸣为《儒门事亲》中统三年刻本所作序言中称：

賢王以貴介弟，疆理西域十余年。間雖戎事甚殷，茍有可以利天下，知無不為。而山林奇逸韞懷道藝者，欽其風誼，亦樂自售，故其所得弘多。歲己未，相郡漕司常德入覲。燕間之次，從臣萬家奴、尚醫傅野輩言其雅善醫術。王曰: 何韜晦之深？從誰汝所學？德以宛丘張子和對。

至于汪吉阳，@关毛 的说法值得商榷，“汪吉阳”是余大钧译本《史集》的译名（见于第三卷《旭烈兀汗传》），波斯文原文作Vankiānū，根据现代研究来看，这位法尔斯总督更可能是畏兀儿人，而且就是上引高鸣序中的“从臣万家奴”。

Vankiānū在波斯文文献中有多种形式，兹列举如下：

《史集》的两种较好抄本：伊斯坦布尔本和塔什干本都写作Vankiānū，且塔什干本写形的第一个音节辅音v上标有开音节符，提示元音为短音a，即此人名应拼作Vankiānū。《五族谱》的写形第一个音节的元音直接以长音ā显示，人名转写作Vānkiānū。这两种译音与“万家奴”的汉语读音皆能够准确地对音。

14世纪波斯文献《瓦撒夫史》、《班那卡提史》、《设剌子志》、15世纪哈菲兹·阿不鲁《地理书》等文献的记载都采用这一写形。根据波斯语的发音规则，词首第一音节，可有an、in或un三种读法，过去一些研究文章采用an或in这两种读音。现在通过此名在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写形，可知词首应转写为Un，整个名字读作Unkiānū。这里词首缺失辅音，将汉语va/wa音变成u/o的现象，是回鹘语、蒙古语及波斯语转写汉语的常见特点。因此Unkiānū是“万家奴”符合波斯语译音习惯的写法。

16世纪的《千年史》（Tārīkh-i Ulfī）写作此形。词首ū的长音表现得更为明确。这也印证了上述第二种写形词首应为un。

14世纪初穆斯妥菲·可疾维尼（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的长篇史诗《武功纪》（Ẓ afarnāma）中作此形。由于《武功纪》是诗歌体，格律上有很多局限，因此其中对人名的拼写常常省略音节。Ūkānū这一写形就表现出了鼻音和介音省略的特点。

波斯文献所载三类“万家奴”的译名形式，体现了波斯语音译汉语字音的典型处理方式。此外，一些文献抄本将词尾音节nū写作tū， 这是由于波斯字母t和n在写形上非常近似，手抄时会经常造成混淆。因此，可直接将tū校勘成正确形式nū。综上可知，波斯文献记载的这个人名，在语音上完全能够与“万家奴”对应。

在身份信息上，汉文和波斯文的记载也能够勘同。高鸣的序文中指出万家奴的身份是旭烈兀身边的从臣，波斯文《五族谱》“旭烈兀异密名录”也有相应的记载：

异密万家奴，是一位近侍异密（umarā-yi mulāzim）。

所谓近侍异密就是指在君王身边服侍的高级官员，即是从臣。总之，无论是人名对音上，还是他的身份上，波斯、汉文两方记载皆能契合，可知波斯文文献中的Vankiānū与高鸣序文中的万家奴确为同一人。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推测，万家奴应该是一位信仰佛教、有着较好文化素养且热衷汉文化的畏兀儿人。

从名字上看，“某家奴”是辽金元时期流行于契丹、女真、畏兀儿、蒙古等民族的人名。除“万家奴”外，史籍中还常见百家奴、千家奴、众家奴、僧家奴、佛家奴、道家奴等相似结构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发音为汉语，并常带有浓烈的佛教色彩或受到佛教的影响，本为汉人的小名，但一些信仰佛教的非汉民族，在与汉人交往交流中，逐渐更多地采用这些名字。波斯史料记载万家奴是一个“突厥人”（Turk），其所谓“突厥人”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在蒙元时期操突厥语的各部族中，取“万家奴”这一名字的，最有可能是信仰佛教、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畏兀儿人。早在1209年，高昌亦都护就率众归附了蒙古汗国。此后，大量畏兀儿人入仕蒙古汗廷，他们在蒙古政权中的任职人数超过其他各突厥语部族。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畏兀儿官员也随行来到伊朗，史籍中记载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和事迹。当时的畏兀儿人基本上都是佛教徒，这也与波斯史料所记万家奴的信仰情况相符合。《瓦撒夫史》记载了万家奴与伊斯兰学者的一次宗教交流活动，文中透露出了他的信仰状况。记载说：有一日万家奴参加了一场由洒黑纳只不丁·阿里·本·不兹古失（Najīb al-Dīn ‘Alī b. Buzgush）主持的宗教集会，两人就宗教问题进行问答。洒黑用灯烛之光与太阳之光作比，指出万家奴的信仰远不及伊斯兰教信仰。未待讲演结束，万家奴突然起身离去。随后他派人向这位洒黑道歉并解释自己的举动，他说：虽然自己的离去很不礼貌，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如果继续听下去的话，他一定会被迫放弃自己父祖的信仰。这则故事明确反映出万家奴及其家族的信仰不是伊斯兰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并非来自中西亚的已经伊斯兰化的突厥语部族。他的名字和族属信息，也都指向他是一名佛教徒。佛教在蒙古征服、统治伊朗前期是上层统治集团信奉的主要宗教，在合赞汗改宗伊斯兰教之前，历任伊利汗皆笃信之。而跟随旭烈兀从东方而来的蒙古、畏兀儿、契丹、女真、汉各族人众，信仰佛教者甚多。《瓦撒夫史》的记述尽管带有作者的宗教倾向，但反映的事实是清楚的，即万家奴虽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吸引，但最终仍未改其佛教信仰。

其次，万家奴受到汉文化较多的濡染与影响。畏兀儿人普遍文化水平较高，善于学习和接受先进文化，万家奴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特质。《儒门事亲》高鸣序言所记万家奴向旭烈兀推荐常德医术的情节，就反映出他与汉人知识分子的交游经历和他对汉文化的崇尚。此外，他在法儿思发行带有“宝”字的钱币，也表明他是传播汉文化的力行者。即使这些汉字钱币真的不是万家奴所造，但其政敌却能以此嫁祸于他，也说明了万家奴的汉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具有做这件事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在他们看来，如此攻讦他是可以令阿八哈汗相信的。而关于这些钱币用途，朱迪思·高巴斯（Judith Kolbas）指出，从样式和材质来看，它们应该是用于上缴人头税和地方财政收支所用的，但“宝”字似乎又表明它们用于东方的贸易。“宝”字出现在法儿思地方的货币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为印证法儿思当地生活着一定数量的汉人群体又提供了一份证据。14世纪中叶成书的波斯文会计指南《幸福之书》（Risāla-yi Falakiyya）就记载了法儿思地区汉人工匠的活动状况。该书收录的一份建筑账目显示，在设剌子装饰一幢两层的房屋和一个凉亭，需要：

画师20名，薪金每人30底纳儿，共计600底纳儿；
画师学徒20名，薪金每人20底纳儿，共计200底纳儿；
汉人画师2名，每人40底纳儿，共计80底纳儿。

这份账目显示法儿思地区活动着一定数量的汉人画师，他们的画技受到当地人的喜爱，借此获得较好的收入。结合这份材料来看，法儿思具备打造汉字钱币的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程彤曾将法儿思“宝”字钱币与察合台汗国发现的“宝”字钱币作对比，发现法儿思钱币上汉字的书写水准明显高于察合台钱币。其撰写者具有相当好的书法功底，且不同钱币上的“宝”字并非同一模型，这说明每次铸钱都要请人书写一次。法儿思地区活跃的汉人工匠，无疑能够为法儿思“宝”字钱币的设计、书写提供技术支持。假如这些“宝”字钱币的发行确实与万家奴有关，这也可以说明他与法儿思的汉人群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促使他形成打造汉字钱币的想法，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参考来源：陈春晓《伊利汗国法儿思总督万家奴史事探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蒙元重用色目人来统治汉人，这是个伪命题……

蒙元起家后，除了蒙古人外，能被算作开国勋臣的外族勋贵基本就只有这几个出身：

1、汉人世侯家族，军事勋贵。

2、汉人文吏。

3、畏兀儿官吏，也就是最常见的色目人。

4、钦察为主的各路突厥语军事勋贵勋贵。

其中汉人世侯和钦察贵族主要从事军事，汉人文吏和畏兀儿官吏主要从事行政。而契丹人、女真人则被蒙古人归入汉人。这些外族勋臣共同组成蒙元的第二层阶级，当然第一层就是蒙古贵族。

而蒙元主要统治的人马，基本可以说都是汉人，蒙古人色目人那点人口真不够塞牙缝的。而高级官吏却有很多都是畏兀儿人和钦察等其他非蒙古的草原民族组成的，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蒙元是利用色目人来欺压汉人、官制汉人一样。其实你抛开民族属性的话，理解成朱元璋重用淮泗大老粗欺压全国汉人这样的错觉也是同理。

蒙古西征时，金帐汗国的建立时期是长子西征，主力是蒙古大军，裹挟钦察突厥，所以金帐汗国很少见到汉人官吏，也极少见到畏兀儿官吏。

而蒙古西征建立伊尔汗国时期，是抽调全国部分兵马的行为，部队来源很杂，有许多汉人世侯参与，然而由于汉人世侯势力是蒙哥、忽必烈最倚仗的外族兵力，所以在西征胜利后，汉人世侯主力调回，继续参与灭宋。所以也没多少留在伊尔汗国，在历史上留名的伊尔汗国汉人官吏里，也仅有法尔斯异密（埃米尔）汪吉阳一人。

而至于蒙元重用色目人压制汉人一说，大抵是李璮起兵吓坏忽必烈，导致忽必烈晚年不信任汉人的影响。在蒙元政府混的不爽的汉人贵族，又不敢直言说蒙古人不配骑在我们头上，就找个好打的靶子，酸一把色目人而已。

其实啊，在这个时候，大伙都是高级奴才，蒙古人既没想到色目人能制衡汉人，也没想到用汉人制衡色目人。关键在元朝统治的区域，色目人有制衡汉人的本事吗？

根本木有……

色目人的军队导致像星罗棋布一样散步于中国各地，似乎是在监视汉人。

其实……呵呵，即使元朝统治者政治都是一位数，也懂得既然汉人无法分散控制，色目人这么点体量总要分散控制吧，难道让他们聚在一起鼓捣造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