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有人致力于恢复前三十年,就知道法先王的魅力有多大。没人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前路茫茫只有手头的利益是真的。
人民群众,指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人,却影响了汉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这种人,叫逆历史潮流。
孔子是打左灯往右转,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代弄潮儿。
封建社会也就是贵族社会,最有价值的垄断资源是知识垄断,孔子是私人教育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崩溃,士人阶层崛起,新兴地主阶级不满足于政治地位的落后,向血缘贵族阶级不断发起总攻。
而孔子无疑是时代的弄潮儿,孔门弟子三千,大多数是平民和破落士人,孔子教会这些人知识,用实际行动为士人阶层的冲锋提供炮弹。
比如很多反儒人士,对法家津津乐道,但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根上倒几乎全部出自孔门一脉。
商鞅的思想源自李悝、吴起,而李悝吴起师承子夏,子夏是孔子亲传弟子,孔门十哲。
可以说子夏是狂砍战国一条街的法家思想总舵主。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韩非、李斯也是荀子高徒。
毫无疑问,孔子亲自推动的普世教育行动造就了一大批后来的风云人物,从实际结果看,孔子无疑对封建制的结束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我知道以上这些话会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从事实上看,确实如此。
至于孔子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
另外说几句仁的问题。
孔子的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礼,二是恕。
为什么不说忠恕?
因为忠的本意是尽心最好份内的事,它包含了君君臣臣父父子,但忠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一部分。
忠隶属于礼,包括中庸也是一样,这些概念都接近于各人做好各自的事,安分守己,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礼的一部分。
孔子之所以吹捧周礼是出于现实考虑,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
很多人在教材上看过这句话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
要说乱世,以后的两千多年比战国乱的时期有的是,战国凭什么最黑暗?
你能把这个问题想通,你就能理解孔子,就能摸到仁的门槛。
其实道理很简单,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乱世,当时的生产力实在太低。
以秦赵长平之战为例,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秦国从后方运到长平前线的粮食损耗率达到惊人的99%,即一百单位的粮食最后能运到战场的仅存其一。
春秋战国的大乱世相当于刚出生的婴儿被砸了一拳,这种伤害远远超过后世婴儿长大后更猛烈的拳打脚踢。
这才是战国是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真正原因。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大厦将倾,这是当时所有人都明白的现实,法家的方法是拆掉危房另起炉灶,这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宿命。
但孔子看到的是生活在这危房下的无数生灵,法家是不负责拆房过程中的生灵涂炭的,但孔子不能视而不见坐视不理。
所以孔子基于现实目的,提出的主张就是克己复礼,作为道德层面就是“中庸”。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因此认为,中庸是道德最高境界。
试想如果你全家都住在危房下,逃无可逃,稍微一碰房就塌了,想必这时候你一定可以理解什么叫安分守己是幸福,平平淡淡才是真,中庸才是坠好的。
从这句话来看,孔子一方面认为中庸是最高道德境界,另一方面指出这种道德已经缺失很久了。
这也是一个证据,如果整个社会缺失已久的是中庸,那么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什么?
很明显就是春秋无义战,以土地人口为目的的蓬勃野心在各国间越烧越旺,不断蔓延。
我们用当时社会不缺的蓬勃野心反推孔子说的缺乏已久的中庸到底是什么?
再一次印证了孔子提出的中庸、克己复礼都是基于现实目的下的人文关怀。
旧话重提,法家的路当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这条路上的百万千万生灵涂炭是后来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进步牺牲品。
另一方面,克己复礼也好,中庸也好,这些不折腾的“历史倒退”的本质是孔子基于当时现实条件下的人文关怀,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当旧房子已经被推倒,牺牲品已经被牺牲,整个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克己复礼、中庸就不再适合作为道德最高境界。
你是从危房里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幸运儿,站在新房的地基前,你不甩开膀子建设新家园,还抱着不折腾的心态口口声声念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岂不是腐儒?
这是很多人学传统文化学魔怔的地方,也是后世没抓住孔子思想精髓的人一步步把儒学推到极端,使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仁的第一方面——礼。
有空更新仁的第二方面也是最核心的——恕。
对孔子仁的理解,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孔子有很多对仁的肯定式表达。
二是孔子有很多对仁的否定式表达。
这一正一反的打哑迷,让孔子的弟子们都颇为头疼。
但是,仔细想一想,还是有规律存在的。
孔子肯定的,大多数是某个具体的行为符合仁的标准。
孔子否定的,大多数是某个具体的人不符合仁的标准。
这一正一反的讨论对象不是一个范畴的,所以不能直接拿来做对比分析。
我们举个例子。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子张向孔子询问两位贤明的士大夫是否符合仁的标准。
这两位贤人是齐国大夫陈文子和楚国令尹子文。
子文的品行体现在他三次做宰相(令尹),又三次被罢官。每次上任的时候脸上没有喜色,被罢免时脸上没有怒色,而且还会和继任者详细地交代自己执政期间的工作事项。
孔子对子文的评价是“忠”,也就是恪尽职守。但果断地否决了子文符合仁。
焉得仁?
意思是:这也能算仁?
陈文子的事迹是齐国的国君被乱臣崔杼所杀,陈文子不愿同流合污,从齐国出走。
路上先后到过两个国家,陈文子看到这两位国君都不是有德行的人,依然不愿同流合污,拔腿就跑。
孔子对陈文子的评价是“清”,也就是洁身自好,清白做人。但同样用“焉得仁”否定了陈文子符合仁的概念。
陈文子、子文这种私德上毫无缺点的贤人,连子张都觉得符合仁(否则他也不会向孔子求证),然而在孔子看来,连仁的门槛都进不了(焉得仁这种否定是非常彻底的)。
那么孔子有没有对某个人做出仁的肯定式表达呢?
答案就是管仲。
论语里提到管仲四次,第一次就是孔子对管仲破口大骂。
先是批评管仲气量小(管仲之器小哉!)
然后批评管仲不知节俭,奢侈无度(焉得俭?)
最后直接骂管仲不守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一共三段话,孔子从头骂到尾,对管仲的个人品德进行全方位批判。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私德一塌糊涂的烂货,却在孔子另外的两段对话里,得到了陈文子、子文连门槛都进不了的仁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向孔子询问,齐桓公杀了哥哥,而管仲是哥哥公子纠的下属,却在主公死后没有跟着一起死,这是不是不仁?
孔子说,齐桓公不动刀兵,匡扶天下,这都是管仲辅佐的功劳啊,这就是他的仁德!
子路这个提问其实埋下了他日后死亡的伏笔,在子路看来,所谓忠就是为主死节,而管仲苟且偷生,这不是子路心中的仁人志士。
但孔子的看法是管仲帮助齐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让天下恢复了秩序,让百姓安居就业,这才叫仁。
孔子的仁,立脚点不是忠君忠主,不是个人私德,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百姓不受兵车之苦。
这叫人文关怀,这就是仁的真谛。
再看另一端孔子评管仲。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一段里子贡也以同样的理由觉得管仲不是仁人,无非就是管仲没有在齐桓公杀掉公子纠时为主公死节,反而辅佐杀掉主公的敌人齐桓公。
孔子又一次摆明观点,并且更加具体。
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扶天下,老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安身立命),难道要像匹夫一样死守小节小义,然后吊死在山沟里无人问津吗?
到这里为止,孔子的仁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当陈文子、子文这些贵族士大夫像爱惜羽毛一样修私人品德时,孔子并非不夸奖,但这些人最多只是贤,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品德并没有给最黑暗时代的劳苦大众带来半毛钱的处境改善。
苛政猛于虎。
在孔子的眼中,这些士大夫一个个人模人样,而他们治下的人民依旧痛苦不堪。
管仲虽然私德方面烂货一个,孔子都骂的他狗血淋头,但管仲让老百姓不受战乱之苦,能在乱世喘上一口气,吃上一碗饭,这就是仁。
如其仁,如其仁!
对比陈文子这些贵族士大夫的“焉得仁”,孔子对管仲连说两句“如其仁”,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穿越两千年还能让人感受到孔子对管仲的感激,而这份感激的立足点就是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
这就是孔子仁的另一面——恕,这不是宽恕,也不是单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已所不欲只是“恕”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某个表现形式。
恕的真正含义是超越阶级的终极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整个中国古代史只有孔子一人具备。
孔子的弟子们,颜回安贫乐道,子路忠君死节,这些人始终无法真正领会孔子的仁。
因为这些人包括当时的各路贤大夫,终究无法超脱时代局限性,无法超脱阶级性,他们的眼睛始终往上看,从来没有像孔子一样往下看,看一看最黑暗时代的老百姓们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苟延残喘。
其实仁的两方面,礼和恕,或者忠和恕,最终在一点上是统一的,礼、忠、中庸,这些都是孔子在大厦将倾的时代,在老百姓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基于人文关怀所坚持的“不折腾,少折腾”。
恕则是超越阶级的终极人文关怀,忠和恕可以统一于一点。
此后的中国,虽然有爱民如子的清官,虽然有为民请命的士人,但他们都无法超越阶级的桎梏。
只有孟子得了孔子的真传,也只有孟子能揭示仁的本质
仁者,爱人
正是这种超越阶级的人文关怀被孟子领悟,孟子才能在更黑暗的战国时代,对率兽食人的国君们拍案而起,喊出那句惊天动地的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只有把心完全放在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身上,才能对压迫剥削大众的统治阶级发出如此怒吼。
这就是孔子为什么提倡周礼,最终却成为周礼的掘墓人,扛着红旗最终反了红旗的原因。
只要一个人怀有真正的人文关怀,无论他处于什么时代,处于何种历史转折点,最终都会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