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国会正式确认拜登 306 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四年美国将会如何发展？ 第1页

对于拜登来说，这几天的事情算是意外之喜。他的施政难度是直线下降了，只不过未来的执政困难是直线上升了。如果他是一个政客恐怕要笑开花了，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估计要哭了。

靠着川普这两个月的施压，民主党在参议员选举中险胜，靠副总统一票控制参议院。而川普支持者暴乱，又使得很多共和党温和派推向中立，未来在参议院拉拢共和党议员也更容易了。

而之前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那就是拜登的核心竞争力是他在参议院的人脉和游说能力。在真正掌握政治命脉的参议院中，拜登跟一半以上的共和党参议员工作过，都是连任过两届以上的年长议员，而民主党的参议员中激进派要更少，这样使得拜登可以利用跨党派合作来推进一些拥有共识的改革。

对于拜登来说，如果想推进需要参议院绝对多数支持的法案，那实在是太难了。而如果想要推进一些国会意见分裂的议程，例如特朗普政府废除的医保强制性条款，这反而会加大分裂，从而影响参议院的跨党派合作和施政空间。所以推动意见分裂的改革或者立法难度太大的改革，效果不会太好。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推进温和的再分配性质的改革，略微降低美国的贫富差距，从而培养更多的支持者，使得美国逐渐导向降低贫富差距的政治议程中。在1932-1968年之间，美国民主党长期执政，并且推进长期的再分配性质的改革，成功使得收入基尼系数从0.5降低到了0.35。而1980年开启的新的保守周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基尼系数又逐步反弹到了0.48。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开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再次集中到再分配议题上，这个关键就是使再分配政策获取更多民意支持，从而选举出更多支持再分配的政客。

拜登执政依旧保留着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他的执政意识形态依旧取决于未来参议院实力变动。历史上，国会山资深政客林登·约翰逊和尼克松上台后，立刻推行了不符合政治标签的剧烈变革。这种纯粹的国会山政客，是无法预测真正的意识形态和执政路线的，执政意识形态很大程度取决于征之机遇。

反过来来看，美国内部的社会分化导致暴乱，这种社会问题是日积月累导致的。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就出现了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趋势，这一点在次贷危机中差不多达到了顶峰，这导致了社会的政斗日益激烈。黑人持续暴乱，很明显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加，并且次贷危机这种大型经济危机很容易导致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化为乌有。而红脖子、铁锈带下岗工人造反，则是因为劳动市场的极化（labour market polarization），表现为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就业份额不断上升，而中等技能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

先说收入分配的恶化，其实这个问题谈的很多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这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经济增速还接近4％，贫富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还不明显，虽然贫富差距增加，中低收入群体中很多人的实际收入可能能够增加。本世纪后经济增速下滑，贫富分化的负面影响就很明显了。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贫富分化特征。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表现是劳动份额的降低，美国的劳动份额占GDP的比例从70年代的0.65下降到了0.60，当然也有论文发现，这部分损失主要是来源知识产权的资本化，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的劳动者来说，这毫无疑问代表了他们的处境变糟糕了。另一个表现是家庭财富分化，特别是次贷危机中，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蒸发了，而高收入者则凭借着资产增值而获利，这使得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资产分化日益严重。

不过这些问题主要影响的其实是低收入者更多的黑人和拉美人，而转向特朗普的红脖子和铁锈带下岗工人，其实更多是劳动市场极化的结果，更应该看做一个（目前无法修正的）劳动市场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贫富分化问题。

早在80年代，发达经济体中就出现了劳动市场极化的现象，具体表现是：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就业比重上升，中等技能就业比重下滑，同时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相对于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实际收入是不断上涨的。这个结果就是中产阶级面对就业分化的问题，而铁锈带的产业流失和下岗工人就是典型的劳动市场极化的结果。

而劳动市场极化其实像贫富差距恶化一样，不仅仅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是发达国家都出现的现象。英语系的英国、澳大利亚有这种现象，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法国、意大利也存在，制造业很强的福利国家德国也存在，结构性失业率最低的日本还是存在。而我国是否存在劳动市场极化问题并没有共识，在局部性经济中确实存在了劳动市场极化，考虑到我国的地域差异和产业差异，这点并不明显，所以这一问题在我国似乎没有相同的感受。

Kroeger(2013)发现高、中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但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其实更加接近了，而美国的极化现象在男性中表现更加严重，所以中等收入的男性劳动力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根据Autor (2013)，劳动岗位可以分为手工型、常规性和抽象型三种工作岗位，分别对应低、中、高技能的岗位，而中等技能的岗位很容易被信息技术替代，如会计、行政助理和一些重复性生产的岗位。Ikenaga & Kambayashi(2010)发现日本劳动市场极化的主要特征是，计算机技术替代常规型工作，因此中等技能的常规型岗位减少，而非常规性质的高、低技能岗位反而上升了，同时低技能岗位集中到需求人力的低效服务业。Autor&Don(2013)研究了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高的原因，这是因为低技能服务业对于灵活性、人际交流和空间分布有着要求，这很难被自动化掉。

Firpo(2011)发现劳动市场计划是复杂的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1980和1990年代，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在90年代后，服务外包的重要性不断上升。Lehn(2015)发现，2000年以前的劳动市场极化，可以被技术进步很好的解释，而在本世纪，技术进步解释力下降、其他因素解释力上升。

因此，对于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其实他们各自的问题有很大差别。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经济问题主要是贫富分化，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转移支付水平不够高，所以需要更多的再分配政策。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蓝领工人来说，他们的未来就没那么光明了，目前各国并没有有效的政策能够调整劳动市场的极化。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只能是再分配了，当过剩的中等技能劳动力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时候，政府加大再分配来确保他们的实际收入可以增长，确保他们也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低收入群体的实力收入停滞不前。

对于特朗普来说，就非常可惜了，他确实准确捕捉了劳动市场分化这一经济表现，在2016年依靠这批支持者逆转取胜。甚至他还有绝佳的机会成为独裁者，在大选结束后，我曾经跟朋友说，川普差一点就可以建立独裁政体了。如果他在年初，学习东欧的欧尔班等威权领导人，通过疫情来进行集权，或者通过戒严等手段以运动形式来集权，到时候就不一定会输掉选举了，就算输掉选举也不一定会下台了。而时间不等人，越往后他的机遇窗口就越小了，最终成了闹剧。

对于独裁者来说，也要经过血与火的历练。特朗普这种从小含着金汤勺出身的富二代，想要像那批崛起于动乱之际的政治家一样大胆妄为，实在是太难了。在民主制国家中，不管是普京、欧尔班这种推行软性专制的领导人，还是在公平民选下的建立威权化政权的莫迪，都是经历了政坛风风雨雨，甚至是参与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经济市场化等教科书中的历史事件。这种政治能力不是特朗普简简单单煽动民粹就能学到的，倒不如说他始终跟着这批人后面。

政治斗争是特朗普比较擅长的了，治国就更糟了。虽然他成功发掘了劳动市场极化这一重大政治议程，但是他的解决方案只有简单的贸易战和减税，希望刺激中等技能岗位的回归和再生。他的很多政策甚至在短期和长期尺度上，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了，像他的减税、金融宽松和金融监管都会影响到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利好高收入群体。因此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一样，美国的贫富分化还是日益严重了。

而单单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其实需要几十年的政策改革才能有效削弱。罗斯福新政开启的再分配改革，前后历时长达三十多年，才使得收入基尼系数降低了0.15。因此这种长期性质的再分配改革，必然需要重新打造政治周期，而一次政治周期运转时间大概在30-40年左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持续性的改革才能够有效修正贫富分化。至于劳动市场极化问题，则只能寄希望于教育投入、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改革了，这种教育和职业改革的前景目前无法让人乐观。

对于拜登来说，假如能把削减收入基尼系数降低0.02或者0.03，恐怕就算是很不错的政绩了，可以成为这二十年来美国最成功的总统了。而长期来看，开启以再分配为核心的新政治周期才是最重要的，倘若拜登开启政治周期转向，恐怕他的历史声望会提高到相当高的地步。所以，拜登算是被馅饼砸到了，凭借控制参众两院，进行温和的再分配改革并且略微削减贫富差距，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但是对于他来说，他面对的执政困难其实是8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恶果的总爆发，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还要有政治手腕和正确的政策方针。

一路以来，拜登几乎是撞大运的典范了，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他的政治能力被低估了。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绝地逢生，在大选之中也戏剧性的“逆转”取胜，不仅仅是疫情带来的运气，而是真的从川普中争取到了关键选民。虽然，川普在除了白人以外的族裔中的表现都有提升，但郊区的中等收入白人男性却大幅度转向拜登，于是拜登比2016年的希拉里多获得600万张白人男性选票，从而锁定胜局。其实不是所有人来了都能够战胜川普，而是拜登才是能战胜川普的唯一人选了。一个典型的迪克西民主党人，如果说他当年跑过去支持华莱士搞种族隔离都正常，这种“多面孔”是他竞选成功的关键，也是他未来执政的最大优势，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国会山锻炼的游说能力，推动有共识的再分配改革。

至于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下谈美国衰落的问题，其实美国的国力下降是从1945年以后开始的。世界各国的平均经济增速现在是3.5%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其实国家实力就是不断下降的。而战后的美国，只有60年代的经济增长超过了世界的平均经济增长，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世界平均水平相近，其余时间内美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的比重都是不断下降的。这也是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毕竟后发国家经济水平落后，在确立比较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建设后，经济增长会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比重也就会持续下滑。

而为什么很多年前没人谈这个问题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强国竞争，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最差的俄国/苏联也应该被划分到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时期，也会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例如法国和日本等在战后时期，经济增速高达5%-10%不等。不过随着经济逐渐追赶到了领先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自然会下降，这时候美国对于这些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就显示出来了两个优势，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和技术领先。

在7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的西欧、苏联和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收敛，经济水平相对于美国保持不变。如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70%，苏联则更低，仅仅为40%，这些以快速吸收先进技术为手段发展起来的国家，经济水平较美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而欧洲最为发达的主要经济体是德国，接近美国劳动生产率的90%，依旧有一定差距。在主要经济体中，自始至终没有能够超过美国生产效率的，甚至达到一样水平的也不存在。

那么这些国家和美国进行国力比拼其实就是看人口了，而美国依靠移民则一直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苏联、日本的劳动力供给要么是停滞，要么是逐渐下降，即使这些国家和美国经济收敛，劳动生产率增速和美国一样，经济规模增长依旧低于美国。像日本和美国之间劳动供给之间的差距接近1%，就算经济收敛的情况下，各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相近，那么每年GDP增长差距依旧会高达1%。在一代人成长的二三十年中，日本和美国的国力差距就会比上一代人增加到30%以上。

所以，美国在过去确实是国力不断衰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也是逐渐下滑。但他过去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开发完成后，技术水平低于美国，且劳动力供给受限，于是经济总产出增长总是比美国要低。这些国家在经济开发完毕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要下滑得更快，表现为其他发达国家要比美国衰落的更快。

因此，美国和我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特殊的。因为我国是唯一一个在中等收入就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经济体，哪怕是俄国/苏联在成为经济大国时，也应该被划分到高收入经济体，所以我国成为经济大国时还是处于中高速增长空间。经济学家也普遍估计我国到2027年左右就可以赶超美国经济规模，哪怕到时候我国也仅仅是高收入经济体。

而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世界经济平均增速比较，我国超过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的时间应该还有15-20年左右，像姚洋、蔡昉等较为乐观的人士，认为这个上升期可能会持续30年。这样即使美国拥有持续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和技术领先优势，还是没用。按照姚洋的计算，如果上升期一直持续到2050年，恐怕经济收敛的时候为美国经济水平的一半，这样子我国经济规模应该比美国高出70-80%；较为悲观的预测的话，我国经济水平虽然仅仅能达到美国的40%，和当年苏联经济峰值差不多，但是经济规模也能比美国高出30-40%。

其实不管美国政府做什么，这个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经济规模总是要被中国超越，如果试图对抗这种趋势其实还是蛮徒劳的。当然反过来我国其实也无法破解趋势，等到经济开发完成，还是要像大多数已开发国家一样，经济比重不断缩水，也进入国力下降期了。

彩蛋时间：

美国政治议程的变动离不开人口结构变化的推动，而随着白人选民比重不断下滑，失去主体地位是可以预见的，民主党的选民基础也会增加。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又要问，（依靠人口结构变动）政治转向的美国还是美国吗？东罗马到底是拜占庭还是罗马呢？

拜登拿到了一个极好的剧本，但好的剧本风险同样非常大。矛盾激化的时候可能是解决矛盾的契机，也有可能是更大矛盾爆发的起点。而历史在这种时候往往具有偶然性，这是历史残酷的地方，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如果胡佛在大萧条开始时没有实行那么大的政府监管，大萧条会加剧还是减轻？而如果没有这些举措，后面罗斯福面对的阻力会更大还是更小？

如果菲利克斯和科巴同志没有那种近乎残忍的果断决心，1917年的红色苏维埃会走向何方？而科巴同志过度强大的决心和意志力，是不是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未来悲剧的种子。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人生中，定义我们自己的机会，就那么几次甚至只有一次。茨威格那句话一点也没错，历史给每个人的机会稍纵即逝，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在那些瞬间，你用你所有的经验，教训，知识，技能，本能，去做出属于你的决策。然后你定义了自己，扼住了自己命运的咽喉，剩下的事情其实是看天的。

这也是我觉得特朗普可笑的地方，819的时候叶利钦知道事已急矣，人生就在一举，输了什么都没了还知道爬上去吼一嗓子。看特朗普昨天一边说选举不合法，一边呼吁大家回家的样子，真是让人想起了曹爽。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有需要拼命的时候，所以在需要拼命的时候连这个都不会。

回到拜登身上，政治是凝聚共识的活动，而分配利益只是凝聚共识的手段。如果一个政治家只会分配利益而不能凝聚共识，那就像清党之后的KMT，没有办法打破利益的分配链条。反过来如果一个政治家只会凝聚共识而不会分配利益。那它一定是一个无力的空谈家，托洛茨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共识的凝聚，比利益的分配要更难，这是拜登的机会，也是拜登难做的地方

（而历史上最令人不解的时刻中，就有有一些天真的政治家会尝试去打破一个现存的共识，而不创造一个新的共识。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是一个，特朗普也是一个，事后想想这两人还真有点气质上的类似......）

共和党在16年捏着鼻子和特朗普合作的一个背景就是如果不能遏制民主党的政策，在未来越往后拖共和党越打不赢。这种合作的结果显然是非常不如意的，共和党非但没有凝聚出更多的共识，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根本不管共和党，反而帮助民主党实现了更高的投票率。

在这种环境下，共和党本是有可能变得在2021年之后变得更加激进的。正如前几天很多共和党人似乎还有谄媚特朗普支持者，尝试“继承”这些政治思想的想法。但在昨天的事件过后，我相信这种政治投机派估计是被吓破了胆。

这意味着共和党内过于激进的声音有可能是会停下来的，在民主党有望横扫的大环境下，尝试合作的人会变得更多，如果说昨天之前还会有人尝试用对抗来凝聚共和党的共识，那么在现在，这种激进的声音必须等上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不刺激到党内的反感情绪。

民主党和拜登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和党支持，而他们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是昨天最混乱的时候，而特朗普就像他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在危机时刻毫无处理危机的能力。

这意味着拜登很多想法，只要不是过于激进，很有可能在未来都是可以谈的，更大的政府监管，共和党本身作为反对派声音更小，合作的人一旦多起来，政府监管权限可能提高。更多的针对底层的发钱行动，骚乱本身就可以成为这个政策实行的理由。更多的财政刺激也变得可能。

但拜登的风险在于，他想要增加底层人民的收入，他想要更多新能源的投资，更多的外交和缓（这可能意味着赤字难以降低）。上述都是支出，而收入来源，在设想中，来自于对于富人群体的税收增加和对于传统行业的补贴减少。

按照我们熟悉的话说，这叫做“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且不说意愿的问题，在改革的能力上这里是有一个悖论的。

拜登的设想中，尝试对于既得利益群体进行修正（这是重复过多少次的谎言？）。然而有可能支持他做出这些修正的力量来源有两个

• 体系本身的改良派
• 体系外的群众

第二点在今天过后几乎是不现实的，我甚至怀疑他以后发twitter都会更小心....那么这意味着拜登更有可能在体系内部做一个改良派，而且他的支持程度可能是随时间递减的，越靠近现在，共和党党内对他的支持，出于疫情，出于恐惧都会更大。

这意味着政策超预期的概率，在短期可能是增加的，而在长期则更加不看好。

所以猜测未来总是很难，充满不确定性，但如果实在要说，我觉得有可能拜登今年干的事情比后面三年加起来都更多。今年，在疫情初步得到控制，政策出台，超预期政策被探讨的时候，可能是美国未来几年长期经济增速预期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而拜登在这段蜜月期里面能获得多少支持，将决定他后三年还能继续干什么。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共和党决定抵抗到底，那就是非常糟糕的结局，让人想起了那些尝试利用无组织无纪律底层民众去打败建制派的疯子。但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性不大，真要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也不至于被特朗普这么一个银枪蜡杆头过去4年折磨地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