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来说满清入关，李自成到底有没有责任？ 第2页

呵呵，按你这个道理，你不如问问七七事变，TG/国军有没有责任？

在受害者身上问责，在加害者身上找借口，这是无知者的毛病。

根本上来讲，吴三桂叛变完全是偶然因素，也完全超过了正常的判断范围。“冲冠一怒为红颜”都是戏说演绎，而拷掠吴家逼反吴三桂根本没有史料实锤，只有传闻。

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给吴三桂的爵位是侯爵，已经是大顺实权武将中最高的爵位了，还要怎么样？

此外，很多人以为大顺在山海关被全歼了，其实不正确。山海关之战损失了大量精锐，但大顺还是有序撤退了，并非是无序败退。。因此如果休养生息、招兵买马，卷土重来未可知。

可是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各地地方武装、前明降将纷纷叛乱，甚至给清军充当带路党、马前卒。山西降将姜镶叛变，袭杀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导致大同防线土崩瓦解，山西难以坚守。“制将军”这个职位是大顺第二高的武将官职了，可见损失之大。

而李自成却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虽然调整了免征政策试图缓和与地主士绅的矛盾，但却不敢跟清军打城市攻坚战。潼关告急，李自成直接放弃了西安，完全撤出关中，完全抛弃了所有根据地（荆襄之地的大顺武装处境并不乐观）。也就是说，清军轻松接管了关中。在野战中，只需要击退顺军，李自成就会大踏步跑路。一跑再跑。

这导致士绅不敢去支持李自成，你李自成打运动战跑了，士绅有田地可跑不了，那怎么办？不固守的结果就是好不容易建立的税收体制、官僚体制完全停摆，军队战鬥力无法恢复。逃跑主义导致军心涣散，连平章军国事（丞相）牛金星也开小差逃跑回家了。

等到满清坏事做尽，惹得民怨沸腾时，李自成已经死在了九宫山。他但凡在关中苦苦坚守一年多，等清军激起民变，他在出关救民，那还是有机会的。

就拿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的满清和英国镇江之战举例。镇江作为江防要地，城内建有满城也就是驻防八旗的兵营，这样的满城在中国仅有十多个，均是兵家要点，比如广州、西安，南京等地。

统领镇江2000驻防八旗的是满人副都统海龄，英军未到。海龄以汉人或许，有可能，也许会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先在镇江屠城杀汉人约万余人。当时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此战，2000名旗兵共击毙英军37人，伤129人。镇江城陷落，海龄自尽。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1842年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过去了200年之久，满清仍然没有把亿万汉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而是将汉人看作是平时可以盘剥的奴隶，战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镇江屠城清楚的表明了满清不过是入侵，殖民中国的强盗集团。那么，作为广大汉人又怎么能为满清出死力呢，满清不过是他们身上的镣铐而已。

转一个其他的回答，可以查史料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 2/3 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美]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中译本166～167页。

如果回溯历史，可以看到，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明代世界一半白银流入，满清1896～1901赔款17亿两。

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版了。

自哥伦布之流“大航海”以来，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在近百年时间里，或与中国人接触，或进入中国，或通过亚洲人间接掌握中国信息，将中国商品、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

门多萨穷尽一切可能的信息，撰写了该书。该书的内容，大致与中国史籍记载相符。

该书说来说去，就是：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教育发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武器先进、军事强大。总之，用尽了好听的词儿。

该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中国如果愿意，“征服全世界的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该书说：“（中国）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和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或其它奇特的科学。……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

万历八年(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PhilipII)合并葡萄牙,成为二国之主。同年,第一位王室大法官从里斯本派往澳门。万历十年(1582年)年初，西班牙籍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Sanchez)受命于西班牙总督,到澳门游说葡萄牙人承认菲力浦为葡国君主。5月,他到广州活动,被认为“是为调查中国海口而来的侦探”。当时,新任两广总督陈瑞下令,让澳门葡人地方行政长官和主教去见他,不得迟误。这是明朝广东地方最高官员第一次命令葡人去见他,葡萄牙人为此很恐慌。最后,葡人选出检查官佩乃拉(MattiaPenella)代表地方行政长官,而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ni)派意大利籍会士罗明坚(MicheleRuggieri)代表主教,前往总督所在地肇庆。

罗明坚此前为了传教的需要,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曾随到广州贸易的葡萄牙人去过3次广州。他在1583年2月发自肇庆的一封信中,详尽叙述了晋见总督的经过:我第四次去广州,正值一位新总督到任,下令把葡萄牙人驱逐出中国。为此他召见澳门葡萄牙地方行政长官和主教,而他们不敢去见他。于是视察员神父认为我应当去,因为我以前去过广州。我与一位葡萄牙检查官一起,由总督的一名仆从伴随去晋见总督。那位总督似乎对葡萄牙人没有得到中国皇帝的特许,而居住在中国的港口城市,感到焦虑不安。他威胁说,我们还不曾体验到他的权力和厉害。说完这番话后,他两旁站立的300

人卫队,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气氛的缓和,是在罗明坚表示澳门葡萄牙商人是“中国皇帝的顺民”,“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并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又送上一批贵重的礼物之后。于是,罗明坚和佩乃拉被总督陈瑞留下款待15天后,

大喜过望地返回澳门。

贬过明朝天文又赞过明朝手工业的拉达，对明朝的军火水平，也是很不屑，他出使福建时，见过明朝卫所军队的火炮，认为这些大炮制作粗劣，款式也太老，好些大炮只能发射石头。

但真正和明军打过仗的一些西班牙军官，却不这样看。以舰长Artreda写给西班牙国王信里的说法，明军的精锐部队，大炮的性能都非常出色。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曾经登上过明朝战船，见过明军战船上的弗朗机，评价也中肯：“比我们的造得好，更有威力。”

明末时，欧洲人介绍中国极多的，正是“四大发明”中的一大绝活：印刷术。

虽说当时欧洲也有了造纸和印刷，但明朝这事上的独家优势，欧洲人也认账。

而且尤其令欧洲人受打击的是：一开始明朝人坚决不信欧洲人会印刷，气的欧洲人送一大堆印好的圣经过来——看看我们印的。

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165页

李隆生. 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 36～37 页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樊树志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明代是世界经济中心

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陈尚胜.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历史研究，2003 年第 6

期

尹晓盛.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43 页

李木妙. 明清之际海外贸易史研究. 第 24 页。转自：（港）李木妙. 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以 16 至 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为案例. 中外关系史论从

（港）李木妙. 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以16至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为案例. 中外关系史论从。另见于：明史·卷二零五：列传第九十三。

韦庆远. 明中叶从抑商到恤商、惠商的政策转变.

朱亚非. 明朝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方略.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 亚洲史.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11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

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河北学刊，2004 年 5 月第 24 卷第 3 期

张雄华. 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上海人

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34～37页。转

自：（港）李木妙. 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以

16至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为案例. 中外关系史

论从。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第19页

M.H.Riensta ed and tras,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1583-1584，Minneaplis,1986 p17.

裴化行著、萧 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3页，204页

参见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48页

崇祯帝，自己也很勤政，非常节俭自己穿补丁衣服，舍不得吃肉，把宫内银器融了，家具都变卖筹措军饷，也祈求过官员乃至百姓捐款然而他所做的，省出来的筹措出来的钱粮，对于明末地狱模式数十年天灾而言，是那么微不足道杯水车薪。
也许他看起来好似什么都没做对过，没主见，急躁，缺乏责任感不肯背恶名，也许他能力真的不够做不到力挽狂澜，但他真的很努力了。让人既惋惜又无奈…

作为君主来说崇祯帝比谁都想赈灾可是钱又从哪儿来呀!
崇祯四年，对于陕西的灾荒叛乱，崇祯帝对陕西参政刘遇时道:
若不是灾荒连连，老百姓吃不上饭，谁又愿意造反，他们都是被饥荒逼得不得已成为流寇的，他们本是良民，也非常可怜，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和解，都要好好安抚他们。
崇祯帝，给前线剿寇的陈奇瑜的命命，对于流寇能不杀就尽量不杀，能招抚就尽量招抚，即便对力主剿杀流寇的杨嗣昌也是一再劝解，说流寇原是朝廷赤子，杀他们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用赤子去杀赤子，乃万不得已之事。
但是叛乱者即便有心接受招抚，国家也无力安置，尤其明末那种地狱模式天灾，百姓不想被饿死，只能继续抢劫，以此恶性循环。
明朝皇帝对于流寇降叛不定三番五次反反复复，军事上再多的胜利，财政问题不解决，无论打多少次胜仗都无济于事。明末数十年地狱式天灾，沒有钱粮赈灾，越安抚反叛者越多，
而满清面对同样局面，用军事手段就能解决因为满清是采取杀光，抢光的策略，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省发生叛乱，就把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个省的人几乎杀光，物资抢光，那当然不必担心什么卷土重来的问题，更不必担心饥民农民军流寇问题。

然而明朝皇帝以及明朝政府不可.能对自己的的族人采取这样的手段解决问题。




从明代丘浚，可以出书公开讲学，向全天下宣扬
立君为民，君主违背老百姓意愿，可以代表上天理所当然推翻君主这套思想
且具有这种公开思想的人还能做到明朝宰相的位置，就很能说明问题。

明朝中叶著名的大臣，学者和政治家、经济学家，官至户部尚书，内阁大臣，宰相级別的文官丘浚对明孝宗说臣按: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丘浚《大学街义补》卷113)
丘浚就敢对说明考宗说:做为皇帝你敢不服从民欲，那怕百姓把你换下去，也是理所应当。

明代嘉靖时期泰州学派大思想家何心隐，著书生讲学向天下人宣扬的君臣关系，君臣之间在朝堂是同事，事业关系君臣之间可以是朋友，是老师，君臣之间可以相互是对方老师与朋友
。读书人要么不出仕，出仕就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君主老师位置上。

明代灶丁 (烧盐苦力)出身，成为大思想家，也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的王艮在论证君臣关系上说: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

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说大臣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


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最算，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干天下万世”。
意思是真理与权利都是最珍贵的，相比之下真理又是最最珍贵的，在朝廷上，与天子讲道理(真理)，天子不得以权势压人。即使一时权势压住了真理，常常真理也会广为人知并流传万
世。


明中期著名官员及诗人大思想家王延相《王延相文集》载:
在王延相家乡，河南仪封，甚至不是百姓偷税逃税，而是大量耕地朝廷根本不收税。
我家乡的田地不收税的大概占了十分四五，永乐以来都有命旨，永不征收稅赋，这是先王浩荡的恩德，有意把利盆都让给百姓吗?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内阁首相可以驳回，即便内阁通过了皇帝的旨意，下面的给事中还可以驳回。
明代官员经常上书指责甚至痛骂皇帝，而即便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的社会舆论也会把骂皇帝的官员当成英雄。也就是在明代皇帝乃至政府根本无法控制舆论。相反那些迎合皇帝意愿的
人，被说成是谄谀小人，往往被丑化的体无完肤。
明朝赋税过低没有财力,导致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终至明朝覆灭。
明末的农业税即使加上所有的杂税包括劳役人头税以及地方摊派，也只是在3%到4%之间波动即便崇祯时期也没超过6%。至干商业税压根等于没有收。
赋税水平过低直接导明朝政府没有钱赈济灾民,没有钱养兵维持秩序抵抗外患，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明朝灭亡使得明朝社会所有阶层陷入被屠戮、被掠夺的境地,豪门大家至普通老百姓也不能幸免。
宽街薄赋固然有利于民生,但是政府官僚体系的运作、军队的维持、公共设施的建设以及灾民的赈济，都需要一定的财力。
明代低税的直接后果导致，数十年地狱式天灾无法赈济灾民与拖欠军饷，其中尤其发不出军饷拖欠军饷，直接导致，领不到军饷的士兵成为李自成与满清的兵员，这才是最致命的恶果。
《石匮书后集》李自成本就是当兵的，"崇祯二年(己已、一六二九)二月，征兵勤王;自成投为队长，兵隶参将王国麾下。
国奉调过金县，兵哗。自成缚县令索饷，并杀国，遂反”
史料其实说明，明末流寇的起源，明末流寇壮大，都和军队哗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流寇的另一个来源灾荒饥民，背后也是国家税收不足无法赈济的结果。
李自成乃至包括张献忠也压根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领袖，他们一开始也都是领不到军饷哗变叛乱的明军。
明末大规模叛乱的实质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而是因为领不到军饷不断哗变的军队，再加上后期连年饥荒，国家因为稅收不足无法赈济的灾民。
而为什么明朝政府再防止军队哗变的问题上甚至不如一些经济严重残破年代割据地方的军阀?正是军阀可以任意敲骨吸髓的搜刮民间财力维持军队所需，而明政府做不到。

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恰恰是满清统治歪曲之后的结果。而并非是这些思想与文化的本来面目，不彻底批判满清统治，就无以澄清真相就不可能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

明代的一切政令，政府文件没有内阁与六科给事中同时签署不能生效。
明代国家财政收支包括各省府县收支亦是要刊登干邸报发往各处给天干评头论足。
而满清不但地方可以加税不纳入财政税收统计，酋长还可以直接加派军饷直接用干军队用度不纳入财政收统计，这与明代财政收支公开透明压根不是一回事。

在明代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盛气凌人,地方官如受气小媳妇,战战兢兢，稍不如秀才们心意,就可能被赶下台。
明末冯梦龙任福建寿宁县命期间修纂的《寿宁待志》，记载他的前任寿宁县县令周良翰在崇祯四年,仅仅因为做事较真人其理，做事呆板得罪了当地读书人,最后落得个“以儒生鼓噪解任”的下场。
从冯梦龙记述看这周良翰是一个好官,仅仅因为读书人看他不顺眼而已就发动舆论把他赶下台了。

为了加个三饷，崇祯皇帝承受了文官十多年群狼式的围攻谩骂舆论围攻。
最终还是沒顶住,错误地实行了自杀性的减税政策,让本可以支撑的局面迅速走向崩溃。
张溥、黄道周、刘宗周等人操控舆论乃至直接遥控政府人事更迭,最根本目的就是减稅，其目的实现之日也就是明朝灭亡之时。

崇祯加三响总计就收了2000万两，还被刻画城横征暴敛。
顺治荼毒南明额外加了1.5亿军费靠屠城抢劫。好像也没见几个有良知的去批判。
康熙光是搞三藩，额外都加了1.8亿军费，期间什么十年赋稅并征，卖了1/4县今倒是没人去批判。
哪怕是干常情况下的赋税，满清初期40多年算上临时摊派的。此明朝崇祯时期实际怠赋税起码都高了十倍。
如果明朝算橫征暴敛，那么满清初40年老百姓又是怎么活下去的?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离明朝灭亡还有12年。
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明朝政府缴纳任何税收。
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纳税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老百姓根本不会继续缴纳赋税。

明代末，郑廉《豫变纪略》记载明代北方没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一直到崇祯初还是百姓富足安乐的太平盛世景象。
崇祯改元时(1627年)，河南已经太平很长时间了。乡村田间以宁谧景象，粮食丰收，一亩收获数钟，只需输送稅银三分(3%)
当官的人崇尚廉洁，尚不知道收受贿赂，吏员还没有遇到过来村落索要饭食的。到岁末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

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明代时期的生活白话文版:我生干万历四十六年...当时一片升平景象，四方的百姓都很幸福一斗米不到二十文钱，一斤鱼才一二文钱，槟榔十颗两文钱，一斤肉只要六文钱，一只鸭子只要七文钱，一斗盐三文钱， 白般平易。就是穷人也能幸运的借此生活，徨役赋稅负担都很轻，一年两熟，种地的人肚皮都吃得饱饱的。
读书人好辞章，工商人士，三教九流都舒适自在，这是何等乐土。

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中回忆大明万历时候真是个极乐世界，万历时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材米油盐，鸡鸭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
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两三钱这算是极丰富了。
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个二三十文，也可活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肉喝酒，醉醺醺说笑，唱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

欧阳直的《蜀警录》中说: “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
余生干万历四十八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气节，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间相助。
士大夫饰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屏去华服珍奇，独推布帛菽粟，心无机械，目无干戈，人不知兵，家惟弦诵，陶然干和风甘雨之中，真不啻极乐世界”
欧阳直的《蜀警录》又说明崇祯时期省会成都以及四川东部(指重庆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奢侈风气: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
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乌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削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
（明末的四川还真是一片乐土啊）

无论谈迁写的《国榷》还是满清编的明史《黍离小志》记载李自成在北京明确拷打官员逼交出银子的记载也就六人。
户部尚书方岳贡交一千两大学士丘瑜，交两千两。相当干宰相的首辅魏德藻家产尽没也不过交出一万两；前首辅相当干宰相都陈演逼勒出黄金三百六十两，银子万两；太什卿孙从度受刑至死仅得银四万两；户不侍郎吳履中受刑交出三千两；崇祯岳父摊派七十万两，几万两都沒交出来，最后只得把其房子，田产全数没收，至干能折银值价多少，也没有交代。其余官员，可能拷打出来的银子太少，根本没有记载。


根据《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记录统计，明宗室念开支也就140万两多一点。
假设以总人口14万人算，人均一年才10两左右，宗室底层贫穷酸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这满清末宗室开支起码在1200万两，八旗俸祿就算末期也按雍正时期八旗最基本俸祿2300万两算。
这满清宗室+八旗开支起码也在3500万两以上如果再算上，马关辛丑供养列强的需要支付的17亿两总额的开支这可比明末养宗室年140多万两的总开支大多了。


西方传教士记载整个明代中国都象一个大城市，又像一个大花园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从广东到福建，福建到江浙，从江浙到北京几乎是城镇连着城镇，3英里接3英里不断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 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
参考文献曾德昭《大中国志》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克鲁士《中国志》马丁·德·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利马窦书信集》《中国札记》


在明代，你对某位大臣或者士大夫，哪怕对普通读书人，说他是皇帝的奴才，他会觉得是奇耻大辱，指不定跟你拼命

在满清， 说某某大臣或者读书人，是酋长奴才或者某某主子的奴才，且得到主子认同你可以称奴，那都是祖坟冒青烟，无限耀祖，可以炫耀的事儿。

毫无疑问，神州沦亡于野猪皮，有两大责任人：崇祯皇帝、李自成。

崇祯皇帝的问题不必多讲，网络上的讨论已经够多了，无论如何，他的责任无法被推托掉，而且，他是第一责任人。

对于李自成，题主提供的图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观点没有大问题。

华夏人之间的战争很残酷，其中也不乏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是，他们至少不会无差别地、大面积地、普遍地屠城！农民军杀贵族、杀官僚、杀士绅、杀官军，但是，他们也会开仓放粮；官军、官僚、士绅、贵族视农民军为贼、为流寇，欲除之而后快，至少他们也懂农民军造反的原因，也懂剿抚结合，崇祯皇帝也说“贼亦朕之赤子”，能赦免就赦免，张献忠也曾被免死。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野猪皮的战争是什么样。自崛起于关外，至灭亡，野猪皮的屠杀从未停止。侵入关内之前，关外汉人几乎被屠戮殆尽，野猪皮一发疯，连其治下的“无谷之人”也被屠尽，辽沈为之一空。侵入关内后，野猪皮从北屠到南，仅载于史册的大屠杀就多达几十次，不见于史的屠杀更是不计其数，神州大地处处挂满人头。“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清国人自己记载的事实。更可怕的是，野猪皮的屠杀超出屠杀范畴，成为一种变态兽行。我见过一个记载，其中提到：大量妇女的阴肉被割下，堆积成丘！再比如：在鸦片战争中，镇江的野猪皮守将海龄先屠杀镇江汉人，再迎战英军。原因是什么？预防性屠杀！担心汉人通敌，杀光后，就不用担心了。在持续300年的屠杀之中，估计受害者多达3亿！

崇祯很差、很烂，但是，至少他还在苦苦支撑着华夏江山，野猪皮屡次入寇，都退走了，没能在关内立足。而你李自成呢？你一入北京，野猪皮就打进来，稳稳站住脚跟，整个神州全面沦亡，整个华夏遭遇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你敢说你没有重大责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明朝宗室，不抵抗，全体被灭门了

满清宗室，满世界复辟，溥仪就更别提了。

禅让？复辟多少次了？连海外都有伪满。想干什么？

你们不过提醒了我们一句话，一旦入侵，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我在此感谢你们满清遗老遗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