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冯玉祥驱逐溥仪一事？ 第1页

很多人睁着眼说瞎话，《优待清室条例》里面明明写了清帝退位后暂居紫禁城，暂居，暂居，谁规定这是你家了？！

谢邀

老惯例，回答正经问题先说结论。

1. 驱逐“鞑虏”，推翻帝制是冯玉祥一直坚持的事，这次终于轮到自己亲手让其成真了。

2. 此时天下形势已变，此次“驱逐鞑虏”是“革命者”的“共同意愿”。

3 .这件事情，反映袁世凯（北洋）遗留的势力和影响力在减退，日后的中国渐渐成为新军阀的天下。这也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统江湖起步的前夕。

阅读提醒：

1．如果历史可以重来，让滦州起义（辛亥秋操）早于武昌起义，并且获胜，中国近现代历史会改变。

2.. 就算这段历史有“局限性”，吴禄贞、蓝天尉、张绍曾、王金铭、施从云等人的名字，也值得我们铭记。

3，本文时间贯穿10余年，涉及袁世凯一方，新军中革命党一方，以及未入新军的革命党，三方势力简要。这三方势力也是清末民初的主要势力的代表。

驱逐溥仪出宫的事情发生在1924年，当时具体的执行人为李石曾，他是同盟会早期元老，后来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其背景身份是：清末大员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大”到什么程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后调吏部尚书，谥文正，追赠太子太傅。末代恩科考试的阅卷人之一。

李石曾本人1902年就由张静江介绍入了同盟会，张静江被称为“革命圣人”对孙中山闹革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俩人在船上相识，约定汇款暗号就是字母，ABCDE对应的是12345，单位是万元，分手的时候还给孙中山一封信，说是拿这信就能取到钱，孙中山本人也是将信将疑的，就安排黄兴拿信去取钱，果然取到3万块——所以张静江一直被认为是“奇人”革命圣人。

其实俩人当年都是随孙宝琦（后来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的亲家）出使法国的，结果都混成了革命者。

李石曾是一个真正背弃家庭的革命者，以至于当天他带着20来个大兵去故宫赶人的时候，绍英（应该算遗老）说：你不是故相李文藻的公子么？

李公子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事封了绍英讲大清百年仁政的嘴巴。

赶溥仪出宫这件事情，是经过内阁讨论过的，当时的内阁总理是黄郛，别的不废话，黄郛早年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人物。二次革命的时候因为反袁被通缉逃亡日本，护国战争期间又跑回来反袁，1923年入张绍曾内阁。

张绍曾是1922年为陆军次长，1923年组阁，后被曹锟排挤下台，张本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大名鼎鼎的“士官三杰”之一，其余二人是吴禄贞和蓝天尉。三人尽管是被清政府派出去留学的，以吴禄贞为例，他学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而他们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筹备、等待的重要时机之一是滦州起义。

滦州起义两条线索，一条是吴禄贞等人筹备，准备将原本的军事演习假戏真做，直取京城；另一条是军队中的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早就筹备只要有机会就起义反清了。

冯玉祥本人，1911年和王金明、施从云等人参与策划了滦州起义。另外与滦州起义密切相关的三个人是清政府送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被“封”为“士官三杰”的吴禄贞，蓝天尉，张绍曾。

以吴禄贞为例，他没从日本回来之前，张之洞希望他不回来，回来之后反而说服张之洞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在新军里带兵，练兵。

这里要说一下，新军36镇，一部分是袁世凯的嫡系，比如北洋三杰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这样，一直传承到曹锟等人，听命袁世凯，服从袁世凯，也表面上忠于清王朝。另一种是吴禄贞蓝天尉等人这样的，日本留学回来，回到军队就是为了准备有一天革命推翻清朝的。还有极大一部分是基层士兵，虽然反清势力，包括青年学生会党成员，就通过各种门路混入新军，一边吃朝廷的军饷一边等待时机闹革命。

吴禄贞等三人对于革命都有计划，是以军事家的角度和身份计划的，吴禄贞其实混得很好，蓝天尉也曾到东北去鼓动革命，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辛亥革命因为一些临时的巧合的原因在武昌先爆发了。

临时的巧合的原因包括保路运动，以及制造炸药不小心爆炸等等。总之当时的环境是革命处处开花，滦州起义尽管失败，仍旧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冯玉祥当年太年轻，死里逃生，但是王金铭施从云等人没那么幸运，被王怀庆等人带兵绞杀。都是属于新军36镇，革命者和非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就像冯国璋带领北洋新军到武昌前线去打表面由黎元洪领导的武昌新军一样。

武昌起义还带来一个问题，南方军队中中下级士兵因为意外导致的仓皇起义虽然成功了，却……导致北方的军事演习以及借此演习直取首都的军事运动因此中断。

武昌之后，起义就像爆竹一样，满地开花又不可控，不仅清政府自己，连革命党自己内部都乱了阵脚，原本有军事计划的吴禄贞等人也被打乱了方寸。

滦州起义决定和改变了这三个人的命运，原本筹备革命的吴禄贞被“调虎离山”并且被袁世凯派人杀掉。——因为革命党杀了山西巡抚，吴禄贞被朝廷委派为山西巡抚，让他失去兵权，半路上被清廷（其实当时是袁世凯）派人杀了。起义的计划败露的结果，要么革命势力被绞杀，要么还是一不做二不休。

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选择一不做二不休，鼓动张绍曾“兵谏”。从原本计划的10月10日军事演习开始行动，大约10月19日在“罢操”时候就能定局的军事行动，因为武昌起义导致阵脚乱，变成12月30日致电袁世凯主张共和，到1月4日发表檄文，冯玉祥因为被扣留没来会师，再到1月5日，王施等人就义，滦州起义可以说因为夜长梦多失败了。

但是滦州起义，在冯玉祥心里的地位可想而知。

说这些其实是“前尘旧事”，但是革命对象清政府（哪怕是小朝廷），还有溥仪（哪怕只是紫禁城里的皇帝）对冯玉祥、张绍曾、黄郛等人，都是意义重大的。这是10余年来的心愿和积怨。

而时间到了1924年，他们等到了机会，这个机会的背景是：形势终于变了。

辛亥革命当年的形势是：革命是革命党在“革”，但是“命”其实是掌握在袁世凯手里的，这“命”不止是革命党比如吴禄贞、施从云等人的命，也包括溥仪的命。

当年的天下是袁世凯的天下。尽管袁世凯在河南老家“养病”，叮嘱冯国璋“等等看”的是他，让徐世昌和袁克定里应外合控制朝廷局势的是他，别说那些王公大臣，徐世昌是他的把兄弟，也是载振的把兄弟，他和载振也是把兄弟，庆王家大大小小太太管家都被他买通了；至于后宫，他买通了小德张，隆裕太后跟前吹风促成的退位。

1911年到1924年，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如果说，府院之争是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矛盾，是北洋老人和革命势力——其实，黎元洪是被从床底抓出来被强迫革命的，不算什么革命势力。本质上的矛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连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即是连襟（好吧这个不严谨，但是他们的老婆都出自袁家这个问题是不大的）又是把兄弟，还要好到换着儿子养，也闹矛盾。

张勋复辟时，和徐世昌之间也是闹矛盾，段祺瑞作为女婿（养女的女婿，这养女也是亲戚）和徐世昌的关系也不好。至于曹锟，也是嫡系，曾经和袁克定一起策划了不少事儿，据说三镇兵变是他俩搞出来的，后来也是有矛盾的。袁克定和段祺瑞也是矛盾，带着一堆弟弟骂段祺瑞这个姐夫，把姐夫鼻子都气歪了。

此时的冯玉祥，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第一次让革命者们有了了却夙愿的机会，冯玉祥在滦州起义时曾经通电要求共和，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再次要求，都没人理他，一个凌乱的帝国的政治不掌握在他手上，这一次，都在他手上了，他怎可放过？

他没有放过的事情，第一，驱逐溥仪出宫；第二，去祭奠滦州起义的先烈。1912年南北议和的环境下，他的主张下，在中山公园立了王金铭等人的雕像，后来因为王怀庆（也就是滦州起义的绞杀者）等人把这雕像埋起来了，这一次，他又把雕像挖出来，重新扫祭。时间到了1935年之后，冯玉祥还大力倡导，在背景西郊建立了滦州起义先烈纪念园，在泰山给先烈们建立了祠堂。

滦州起义对冯玉祥多重要，由此可见。滦州起义有多重要，把皇帝赶出宫就有多重要。

民初政局因此进入一个新境界，即，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袁世凯遗留的势力和影响力在减退（曹锟落入冯玉祥手里是一个证据化的节点），同年的事件还包括吴佩孚的失败与下野，齐燮元的下野等等。，日后的中国渐渐成为新军阀的天下，这也是国民党（蒋介石）起步的前夕。

对此补充几个小信息，或许与主题关联不大：

施从云是施从滨的兄弟，施从云的女儿施剑鞘过继给施从滨，多年之后，施剑鞘成为那个刺杀孙传芳为父（叔父）报仇的女侠。

谢 @狐狸晨曦 赐教，滦州起义后近20年， 当年的叛徒张建功在冯玉祥主政河南的时候，请老同事为其子谋事，结果冯玉祥表面上答应了，晚上就安排人在路上给活埋了，他儿子抱怨，他自己也有点晕“都20年了，还记得那事儿呢”——他自己不觉得背叛革命有啥问题，但是在冯玉祥眼里，20年之后，也是无法原谅的。

冯玉祥将军勒令废帝溥仪出皇宫，本身就是依照《旧清室优待条件》（以下简称「旧条例」）第三款，对其拖延违约行为的强制执行；之后更立新约，则是对旧清皇室参与“张勋复辟”、盗卖文物、勾结军阀图谋复辟等种种不法行为的惩戒。而宣布永久废除逊帝溥仪之帝号，也彻底砸碎皇冠和龙椅，代表着中国历史又进了一大步。

1、辛亥革命是伟大的，同时也是极不彻底的。《旧条例》本身就是例证，废止是历史必然。

一个堂堂共和国内，居然允许旧皇帝仍在皇宫内称尊，帝号不废，而政府待之以所谓“外国君主之礼”，每年浪费大量民脂民膏，给予财政资金供养，而满清王公大臣的世爵也被承认下来，还给予他们特别保护私产、免除兵役的特殊待遇，让他们非但不为满清皇朝的统治罪恶受到任何清算，反变成高人一等的特别国民。

凡此种种咄咄怪事，无不说明因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之动摇性，从满清政权脱胎而出、与其纠缠不清的北洋军阀集团和各地立宪集团的妥协性，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预，才导致了《旧条例》这样一个奇葩之极的产物。随着时代不断进步，民众不断觉醒，将之废止是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呼声，应予充分肯定。

冯玉祥在辛亥革命期间，便积极参加滦州起义，一心彻底推翻帝制，铲除满清皇室。此次起义若能成功，则一众满清皇室、八旗贵族恐都在劫难逃。可惜起义因叛徒张建功出卖而失败，令冯将军耿耿于怀，直到二十年后，活捉张建功将其活埋，方才替当年死难烈士报却大仇。

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满清皇室和旧贵族积极参与，早已违背《旧条例》约定，冯玉祥提一旅之师参与讨伐，扑灭满清复辟阴谋后，力主彻底铲除祸根，可惜人微言轻，被一众北洋大佬无视。等到数年之后，他发动北京政变，夺取北洋政府控制权后，终于一了夙愿。

2、满清皇室退位，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大公无私”，而仅仅是人心丧尽、情势所迫。

满清搞了十年新政，到最后搞出个皇族亲贵占2/3的“皇族内阁”来，既是妄图以此抑制革命的骗局，亦是针对太平天国战争后，中枢和各地方汉人实力派的夺权行动。所以举国哗然，汉人精英对清廷幻想彻底破灭，纷纷从清政府的支持者变成反对派，甚至或明或暗与革命党合流。

因此数千新军武昌首义，各地立宪派纷纷倒戈，半年席卷南方十余省。北洋军与革命党南北呼应，轻轻一推便让满清帝国这庞然大物轰然倒地。

民国的建立过程，是北洋集团、革命党、地方立宪派谈判的结果，在这过程中，清廷仅仅是任各方势力宰割的俎上之肉，这种彻底出局的失败者原本是没有资格谈条件的。

南北两军能够停战，辛亥革命不至于陷入全面内战，是因为北洋集团、革命党、地方立宪派达成了分割各自利益的妥协，和旧势力代表的满清皇室基本无关。

清帝能体面退位，已经是各方汉人精英太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若反过来赞扬他们的“利益让渡”或者“明智让步”，更是彻底的欺人之谈。

唯一能提一下的，无非《清帝退位诏书》这句：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

据说是形式上将满清皇帝作为蒙、藏地区共主的君主权力，移交给了民国政府，因此算是维护了鼎革过程中国家形式上统一完整。

然而，用一个空头的宗主权让渡，换得了二百多年残酷统治，从努尔哈赤兴兵到太平天国战争，上亿条人命的血债不被清算，实在已经是太便宜了他们，而且也并无实质意义。

外蒙和西藏根本就没有因此服从民国中枢，一个最终在俄人支持下独立；另一个是直到解放军进藏后平定噶厦叛乱，才真正巩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至于东三省和新疆早已设省，本就该和关内各省一视同仁，随着满清的覆灭则主权自动归属于民国政府；根本不需要满清皇帝的《退位诏书》提供法统。

所以，认为清帝退位避免了全面内战、维护了领土完整，所以作为清帝退位条件的《旧条例》不当废止的观点，实不值一哂。

3、《旧条例》第三款已经规定废帝应当出宫，冯玉祥将军是强制执行，合理合法。

《旧条例》第三款云：「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紫禁城原系大明朝永乐皇帝所建，满清在明朝灭亡后将之窃为己有的行径，随着其自身的灭亡同告终止。而紫禁城内诸多文物，本是历朝华夏人民智慧结晶，为历任满清皇帝二百余年不择手段搜刮所得，在民国建立后理所当然为全体国民共有，又怎能视同废帝之私人财产？

溥仪及一众满清王公、太监低价向外国盗卖文物，致使众多瑰宝至今散居海外、难以追回的行径，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体国民的重大犯罪行为，本应受到严厉惩处。

因此更不能以民国政府因财政困难，拖欠了旧清皇室的生活费，来作为溥仪拖延十余年不出宫移居的理由。真正以违约而论，溥仪代表的旧清皇室的过错远重于历任民国政府。冯玉祥将军强制令溥仪移居，将紫禁城故宫收归国有，同时也制止了溥仪一伙进一步盗卖国宝文物的行径，功在国家，利在千秋。

4、旧清皇室一直积极图谋复辟， “伪满洲国”并非冯玉祥强制溥仪移居引发。

溥仪为代表的旧清皇室，不止积极参与了张勋复辟闹剧，同时民国建立十余年来，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联络各帝国主义列强、各路军阀武夫，图谋复辟清室，这些行径不但在溥仪自传中有详尽描述，当时也为时人所共知。

其实没有砍掉一排满清皇室和亲贵人头，就已经是民国政府宽宏大量了。 想想二百多年前的1646年，满清是怎么用“私藏金印，意欲勾结”罪名，将包括福王、璐王、秦王、晋王、荆王、衡王等十个明朝亲王与王世子一齐杀光的？

难道冯玉祥将军不迫使溥仪离开故宫，他们就会痛改前非，不再图谋复辟，老老实实当民国的公民么？能相信这一点的人，恐怕需要验证自己智商。

甚至包括后来的孙殿英毁清陵事件，难道没有这一出东陵大盗，溥仪一党就不会为了复辟满清，和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么？谁信？

毁陵事件本身，反而让他们找到了心安理得出卖国家和民族的藉口，当溥仪为了“伪满洲国”皇帝，不惜认日本皇室供奉的“天照大神”为祖先，迎回“日本三神器”的复制品来参拜时，即使对爱新觉罗家族的列代先祖而言，他也仅仅是个数典忘祖的忤逆子孙，这样半生执迷于皇帝梦的人，在乎的可从不是乾隆慈禧的几根死人骨头。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自白：

【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满清宣统帝、“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5、辛亥革命后，溥仪及旧清王公便再无资格代表满族，“伪满洲国”更加不等同满族。

辛亥革命同时也是对那些热爱、拥护、认同中国的满族民众的解放，彻底解除了他们与满清皇帝、与爱新觉罗家族从奴隶制后金汗国一直沿袭下来的主奴关系。

从那以后，广大满族同胞再也不是爱新觉罗一族奴役中华各民族的帮凶，而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华之国民。

溥仪或旧清皇室、王公贵族的任何行径，皆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绝代表不了满族这个民族。

因此，冯将军废止《旧条例》里溥仪家族的特权，亦绝不是对广大满族同胞任何形式的歧视和迫害。

同样，张勋复辟也好，溥仪参与“伪满洲国”也好，仅仅是废帝溥仪及跟随他的王公贵族、复辟遗老们的叛国罪行，同样不能由满族这个民族来负责。

将一个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垂死挣扎的旧皇族和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强行等同，将抗战时的“伪满”汉奸和将民国之后的满族民众强行等同，不是蠢就是坏。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他们惯用伎俩，一向是挑拨利用中国民族矛盾达到侵吞割占我国领土的目的，“伪满洲国”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亦如是。

今天网络一些极端分子鼓吹的“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满（洲）蒙（古）非中国”理论，其始作俑者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积极卖身投靠伪满的反动分子有不少满人败类，同时也确有不少汉奸，那些热爱拥护祖国的满族同胞，同样是日本侵略和伪满政权的受害者，他们被日伪奴役，正如为数更广大的汉人同胞被日伪奴役一样。其中先进分子也和汉族同胞一起，和所有中国各族同胞一起，积极抗击日本侵略和伪政权统治。比如抗日名将关向应将军就是一个杰出代表。

因此对此应该具体问题客观分析，不能将“伪满洲国”笼统视同为满族这个民族的罪行，这绝不是客观看待历史的态度。

我辈作为后人能汲取的教训，便是正视民族问题，杜绝民族特权，践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实现精诚一心的民族团结，不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

ps：当然，一些不愿正视满清王朝时期统治罪恶，看到揭露和批判这种罪恶、就动辄乱扣“皇汉”帽子，文过饰非，破口大骂，甚至以祖先的血腥杀戮和野蛮恶行为荣的人，并不在团结之列。

我觉得吧，既然有些人对冯玉祥驱逐溥仪不满，那我们按大清自己的标准处理这件事吼不吼啊？

“对于俘、降明朝诸王，清廷在七月间曾规定明宗室岁给养赡银，亲王五百两、郡王四百两、镇国将军三百两、辅国将军二百两、奉国将军一百两，中尉以下各给地三十亩。。。次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清廷宣布的罪状是这些明朝藩王“谋为不轨”，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造反。”——引自顾城《南明史》

按我大清的标准，投降了后还意欲造反的，从溥仪到康有为，都得去菜市口走一遭吧，我看这样挺好的。

按西方的政治规矩，清皇室违约在先，讲究契约精神，民国没有保护清皇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责任；按华夏的政治规矩，败者加造反者无人权，清皇室被杀被剐纯粹看民国政府心情。无论按西方还是华夏的游戏规则，爱新觉罗家都算是赚了，还想咋的？

有人觉得宣统才十一岁，没责任。但冯玉祥追究他的责任了？是杀了头还是判了刑？《皇室优待条例》不是《宣统优待条例》。皇室才是缔约方。在张勋复辟中，宣统没违约责任，皇室也没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