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身体不是自己的吗？为什么不能想卖个器官就卖？ 第2页

因为目前我们用受我们物种自身认知能力客观局限性约束的最大理智去设想，在现有的普遍文化、技术手段、实际执行情境等条件的约束下，若买卖器官变得合法，会有足够高的概率，使得共同体的整体效用，不论这个效用，是来自个体自身直接效用的总和，还是来自于个体认定的律令范畴内的他人效用是否侵犯所导致的间接效用的总和，变得显著更低，的预测，目前暂时是一个法律和道德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者群体的共同预测。并基于此共同预测，推广并临时以法律和道德为主要形式，将此共同意志临时固化了下来。

此事推到根源，确实并不存在除了 “群体主观效用总和最大化预测” 之外的所谓 “客观真理” 作为逻辑原点。将来因为技术手段变化，治理能力提升，文化迁移，价值观改变，甚至是物种层面的实质演进，是否这个共同意志会改变，确实也有可能。

而且，“处置身体的自由”，其中除了 “的” 这个字之外，每一个词，都有关具体定义，且在定义层面，其实都更像是连续变量。前述的 “共同意志”，本也包括将这些连续变量离散化的安排，以符合我们这个物种并不高的理性水平的认知需求，满足法律和道德在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应有范式。但这些范式背后，推至根源，确实也并不存在绝对的所谓 “客观标准”，而是依然以 “对群体主观效用总和最大化的预测” 为近似的准绳。

但目前，这确实就是当下的共同意志，也确实是旨在维护共同体的效用总和最大化。对此共同意志，我个人目前也表示几乎没太多让步的认可，尽管这确实也并不意味着我会在有生之年，永远无条件认可下去。

这个问题不成立。

1、「禁止器官买卖」并不能推出「人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器官买卖犯罪中，组织者可能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摘取、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者，可能构成「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摘取尸体器官者，可能构成「侮辱尸体罪」；以上各罪的处罚对象均不包括器官供体本人。

自行摘取或授权他人摘取自己的器官并不构成犯罪（当然摘取者可能构成犯罪），也因此，我们不能从上述法规中推出「人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2、依据同样的逻辑，被害人承诺的有限性也不能推出「人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一些老师提到，通说认为在故意伤害犯罪中，轻伤以上侵害即使已取得被害人承诺亦无法阻却犯罪，但与第1点的逻辑相同，类似犯罪的处罚对象是造成伤害的他人，而非遭受伤害的本人。

因此我们至多只能因此推出「人没有伤害他人身体的自由（即使在获得对方承诺的前提下）」，不能推出「人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3、例外是《刑法》第四百三十四条「战时自伤罪」，但是本罪惩罚的是借助自伤逃避作战任务的行为，侵害法益是部队的作战利益。

我理解题主想问的是「（在不造成其他损害的情况下）人为什么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借助自伤逃避作战任务的行为不在其内。

4、与3类似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卖淫行为的处罚。

依据《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卖淫嫖娼行为是指：

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

其中「不特定对象」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规制包含着某种公共利益需求，反之，无论从条文还是实践处理看，特定对象间性关系即使以金钱、财务媒介或有违社会一般道德（比如很多人常说的「包养」），亦不在法律规制的范畴内。

因此，与3的逻辑类似，对卖淫/嫖娼行为的规制其实处罚的是不特定对象间性交易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非公民对自身性权利的处分。

5、归根结底，不能依靠法律规制反推「人有/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立法受诸多因素影响，可执行性、司法成本、社会文化、观念革新都可能影响立法案的设置和通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立法时的政治局势、社会环境乃至政府政策也会影响法律对某一行为的评价。

法律禁止/允许某一行为完全可能是出自管理或其他方面需要，因此孤立地抽取某几处法条并不足以讨论某项权利或曰自由的边界。

题目答到这里——知乎规矩，「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建议题主先从「人有没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问起。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