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和 @重楼百尺卧玄德 一样,还是那句话:“邓艾被冤杀和有没有人恨邓艾是两码事”。为毛有人恨?因为邓艾不是money,不可能做到让人人喜欢。哪怕是润公都有人恨,更何况邓艾呢?无非是人数问题比例问题,不会做人的,恨他的人自然就更多。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恨他的人自然更多。
唐彬的话可能有夸大其词,但是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总不可能陇右那群人要造反然后唐彬故意说他们不想反吧?什么?你说那是因为司马昭大军在这儿所以他们不敢反,那请问大军走了以后呢?有人反吗?秃发树机能反叛的时候有邓艾旧部跟着反吗?也没有吧?邓艾这么多的同事下属里面才几个申冤的?占比多大?刘虞边让死后一堆人给他报仇的,邓艾有没有人给他报仇呢?
至于杜预的话,未必就是因为和关系好才给邓艾说话,可能纯粹是因为看不惯邓艾被冤枉。
如果陇右想反却不敢立马反,那唐彬应该跟司马昭说需要留兵留将(而且还要是可靠的将帅)长期镇守才是;应该和司马昭说要提防陇右造反才是。为了讨好上司却隐瞒实情,要是出了事可是得不偿失啊!
再来从一个细节窥探一下邓艾对待手下是什么态度吧。
《三国志邓艾传》:使於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
人家为国捐躯视死如归,你倒好,连场像样的葬礼都没给人家,反而把手下的士兵和绵竹战死的蜀兵一同筑了京观,可见你邓艾也没多尊重士兵嘛,感觉这能和唐彬说的邓艾平时不尊重身份低微的人对得上嘛。
还有一条记载非常微妙,不知道是否和唐彬说的话对得上?
《三国志董允传》:及邓艾至蜀,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
也不知道邓艾的左右给邓艾说了什么话让邓艾放过了黄皓,不知道能否和唐彬说的“顺从者谓为见事 ”对得上?而邓艾任用这种受贿的人本身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要是诸葛亮这一类型的人会用这种贪污受贿阿谀奉承之人吗?毕竟诸葛亮“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呢。
总说唐彬无中生有,我看未必。
至于有人说由于邓艾很多事亲力亲为所以不会御下严苛,这未必吧?亲力亲为和御下严苛不矛盾的,给你们一条史料参考吧。
《陈书程灵洗传》: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造次之间,便加捶挞,而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众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赀财,亦弗俭吝。
到底该怎么穿衣服。这不是知乎网友敲键盘来决定,而需要根据“大家的整体氛围”。
就像是海边大家都不会觉得比基尼有啥害羞的,但你要是在割包皮的男科医院里穿就大为不同了。
所以,如果题主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穿得比较正式,那么跟着效仿是一种基本的“职场认知”。否则你只会被认为过于另类,引发很多不必要的猜测。
当然我也没资格说题主,前几天参加一个面试,由于事先听说面试无非就聊聊自己的过往经历很轻松,所以我也穿大裤衩过去了。
进了面试现场才发现——人家都是正装。而且面试完全走的是公务员面试风格,一排考官盯着我。
那种如坐针毡的尴尬,我怕是一辈子忘不了。
人类的大脑实在太神奇了。
我出生以来,它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却偏偏在考试的时候,大脑会猛的开始循环播放各类沙雕歌曲。
不会的题越多,想起的歌词越多。
题目越难,想起的歌词越沙雕。
滿淸主要是防漢,害怕漢人通过對外開放,借此推翻自己的統治,閉關鎖國也是為了防漢制漢
我汉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伐山破庙,屠神灭佛的民族,砸个佛像而已,还重罪?我不给他定罪就不错了!
本来不应该判这么重,无良媒体煽风点火。
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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