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谥“光武”的皇帝基本上独此一家,即便有高仿号,也绝没有其他人能在这个谥号的名气上超过此人,所以基本上可以默认“光武帝=刘秀”。
因为我国有非常多的朝代,而谥号庙号又就那么几个,所以免不了就会重复,你有个世祖,我也有世祖,你有武帝,我也有武帝。这样一来,不加上那个朝代作为区分,很容易就搞混。比如“武帝”虽然大部分人默认为是汉武帝刘彻,但毕竟后边还有个开创之主晋武帝司马炎,只说武帝免不了就误会了。
就像我亲身经历过的那个乐子似的。
一个群里挺热闹在讨论问题,看到一句“哎?宣宗这人怎么样?”有人回复说宣宗还不错,我说宣宗都南迁了还不错啊,他就说了,宣宗虽然弃地不少,可好歹政局稳定可算盛世啊。这时候跳出来一个说,宣宗确实不错,只是命不好,要不是列强撬开了大门,他放中国各个王朝里也算中上之君了。又一哥们说,可不是嘛,毕竟小太宗。最后问问题的那哥们怒了:住口!我们在说王运!
因为光武两个字都是谥号,独属刘秀,独一无二,不会撞谥号,不加朝代大家也都知道光武是谁。
“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巳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汉朝除开国皇帝其他皇帝都带孝,诸帝的孝都是同义,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他们其实是单谥。而后世为了区分是哪个朝代的武帝、明帝之类才要前面加朝代。刘秀的光武是双谥,不加朝代也知道是他。
也有说法带朝代的比如汉光武帝,但是这样太繁琐。直接说光武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特指刘秀。但是你说武帝人家就不知道是哪个武帝了,毕竟武帝,明帝啥的太多了。
《后汉书·光武帝纪》
《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光武这个谥号就是应刘秀而生,光就是中兴汉家(复国)武就是结束战乱,统一天下。所以刘秀既是中兴之主亦是定鼎帝王。后世再没有人做到他这样,所以也不可能再有人谥号为光武。自然没人和他争,因为挣不来啊。
應劭曰:「禮諡法『威強叡德曰武』。」
《谥法》曰:“照临四方曰明。”
刘彻的谥号是武,刘庄的谥号是明。
针对评论里一些评论,我说刘秀是双谥不是因为奇怪,是因为隋唐前称呼历代帝王都是称呼谥号,刘秀的谥号就是光武,不用加朝代也知道是谁。后世可以称呼刘彻为汉孝武帝,汉武帝,称呼刘庄汉孝明帝,汉明帝。也会称呼刘秀汉光武帝,光武帝。但不会称呼刘秀汉光帝。因为光武两个都是谥号不能省略。但孝字可以省略不提,因为汉帝孝字同义,比如刘庄,其实他的谥号就是明。也不用再加上朝代,只说光武大家都知道是谁,武帝明帝等就未必。毕竟还有魏武帝啊啥的。
ps:古人最爱称呼刘秀就是光武两字,这点可以从古籍里就可以看出来。
新修:
答主看见有人贴几则称呼刘秀为汉光武的,认为没有俗称光武。实际不然,古人还真就光武称呼的更多,下面答主也列几则。
李纲再拜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是也。中外未知圣意乞降诏告谕。
朱元璋: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呜呼!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绝续,与大敌为雠;而能正言举义,躬承旧业。
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
赵构:昔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返,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递行天讨,上继隆汉,朕甚慕之…
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人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
昔在閘安時,其秠不可眒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秠,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刱焉…
“先王听政,昧爽以俟,鸡鸣既盈,日出而视。伯禹大圣,寸阴为贵;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姜后,独去簪珥。彤管记言,克念前志。”
诸如此类直接称呼刘秀为光武的,比比皆是。
因为从秦朝立国到溥仪咽气,光武帝这个谥号就用过一次,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
简称汉光武帝,再次简化就是光武帝,或者光武。
因这谥号独一无二,且顺口好记,朗朗上口。外加刘秀也是古代六位,在泰山封禅君王中的一位,这增加了后世人不少的记忆力。
刘秀兼开国皇帝、明君贤主、传说故事、爱情故事、千古明言、泰山封禅、二八星宿、善待功臣、教子有方等因素为一身,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的一笔。
同时到了现代,诸多网友因刘秀生前的一些事迹,编写出了几个称号,这也为刘秀增加了不少名气。诸如位面之子、大魔法师。
光武这谥号在历史上只用过一次,理由在于光这个字,在谥号里很独特。
功格上下曰光;能绍前业曰光;居上能谦曰光;功烈耿着曰光。
其中刘秀的光,取能绍前业之意。意思是刘秀复兴了汉朝。
古代这么多朝代,能复兴的只有汉朝、晋朝、宋朝,以及慕容复心心念念的大燕国,其他王朝都没有被复兴过。
晋朝虽说被司马睿重建,但偏居一隅,权力也非司马家专政。虽是重建,但也是元气大伤。
而宋朝的复兴,说是复兴,其实只算是苟延残喘一波,既没有收复故土故都,又不能开拓疆域。
赵构称帝后,南宋虽在正面战场多有胜绩,但赵宋官家却一直猜忌武将。
杀岳飞,向金国称臣。
死后送赵构一个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已经马匹拍上天了。可就算谥号泛滥后,南宋大臣也不敢加一个光字,因为实在不配。
而慕容复心心念念的大燕国(史称前燕,顾名思义后期重建了很多次。)但不管是最强盛的后燕还是割据一方的南燕,都未能复兴前燕的全部领土。
后燕开创者慕容垂,死后追封为世祖武成皇帝,南燕开创者慕容德,死后追封庄宗献武皇帝。
只有刘秀完成了复兴汉朝,并继往开来的不世伟业,所以光武帝名至实归。
故古代也有定鼎中兴唯刘秀,这一千古芳名,历代君王无人可成为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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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上,如光武这般独一无二的谥号、庙号、称号也有很多,不胜枚举。
始皇帝就是嬴政,任何人都拿不走。这三个字将永恒的和华夏文明一起走过今后的千山万水。
高祖皇帝是刘邦,但刘邦谥号加庙号,全称是汉太祖高皇帝。汉高祖是错误用法,但这错也是从古代开始错的,不能怪现代人。
景帝一般指汉景帝刘启,景帝这个谥号用的虽然用的很多,但刘启这个景帝在历史上很有名。七国之乱也是写进教科书的历史大事件,文景之治亦然。
昭烈帝是刘备,全称汉烈祖昭烈皇帝刘备。当然了,刘大耳、大耳贼、先主等称呼,这在三国演义里也是常出现的,很多人对此都有深刻的印象。
大皇帝就是孙权,全称吴太祖大皇帝孙权。不过现在的网友喜欢叫他大魏吴王、孙十万,这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历史人物。
献帝,指刘协,独一份。刘协谥号全称——东汉孝献皇帝。刘协虽是亡国之君和傀儡,前半生如同提现木偶一般被人操纵,但至少结局还算可以。
光文帝是刘渊,全称是汉赵高祖光文皇帝。刘渊登基后,追封了刘禅为汉仁宗孝怀皇帝。
徽宗钦宗,合称徽钦二帝,就是指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靖康之耻可以说是耻辱柱上的典型。
成祖,或者说永乐帝就是朱棣。朱棣原来的庙号为明太宗。因后期嘉靖皇帝登基后,涉及大礼仪之争,抬宗为祖。最终定为明成祖文皇帝,全称明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朱棣本身就是明君贤主,外加郑和下西洋也是进教科书的伟业。永乐大帝四字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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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的君王,明明自己也很优秀,但死后的谥号太过普通,竞争压力太大,没办法在群雄荟萃的中国历史上挤出头。故而只能是谁优秀,谁出名。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这五位不用说,分别代表秦、汉、唐、宋、元(蒙古)五朝。
历史上谥号武帝的君王,都很厉害,一代雄主,单独拿出来也都可以大书特书。但在刘彻面前,都稍逊风骚。故而很多人一想到武帝,便是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
太宗一般指李世民,历史上庙号太宗的,很多都是一代霸主,雄才伟略,名留青史,万世流芳。可惜李世民的历史、戏剧光芒太大了。
当然,太宗这庙号竞争压力很大,未必是李世民的专属。但天策上将,则可以放心大胆的说,就是李世民。独一无二,量身定做。
(天策,星名,指傅说星。傅说,人名,指商王武丁时期的一位贤臣,死后化作星辰。武丁,商高宗,商朝最优秀的统治者之一。天策上将,为唐高祖表彰秦王李世民功绩,特地独创的一个职位。天策上将在设立之初,为唐朝文武百官、众亲王之首,仅次于皇帝和太子。)
(因为李世民是李渊二子,为除太子以外诸王之首。亲王之下为三公,李世民兼任三公之一。而当时文官中最高官职的尚书令,亦由李世民担任。天策上将的任命,也为后来的玄武门埋下了已经发芽的种子。)
仁宗这个庙号用的很少,除了刘禅之外,历史上其他几位能评仁宗的,都算有为之君。比如宋仁宗赵祯的仁宗盛治,比如明仁宗朱高炽的仁宣之治,以及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夏仁宗李仁孝等,这些都是史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有为之君。
至少他们可以,说自己无愧君王之位,死后面对先皇也可以说自己尽职尽力了。
圣祖一般作为追封先祖专用,基本不会用在实权君王身上。但清圣祖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第四位实权君王。雍正朝敢给康熙加圣祖这庙号,也是艺高人胆大。
(爱新觉罗·玄烨,作为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可以说他是一位雄才英主,也是大清政权的稳固者。八岁登基,十六岁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承认郑成功功绩,驱逐沙俄,出征塞北。但他在位时间太长,子嗣太多,也埋下了九子夺嫡的祸患。)
文王、武王直接等同于姬昌和姬发,这没啥争议,这两位也带有神话色彩。封神榜这部小说,直接把文王、武王钉死在姬昌、姬发身上,别人夺都夺不走。
炀帝就是杨广。其实杨广原来评美谥或平谥,再加庙号也没问题的,可谁让大隋亡了呢。
何不食肉糜,就是西晋惠皇帝司马衷。如他这般,若是不生帝王家倒也可平淡过一生。
九妹就是宋高宗赵构,一句臣构言,以及风波亭冤杀岳飞,足以传世。
(赵构原本有亲生儿子,但这孩子不到五岁就死了,之后由于赵构一直没子嗣,故而被人怀疑赵构丧失了生育能力。而赵构在宋徽宗诸子中排行第九,故被称作九妹。对于赵构,历史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严重。赵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符合长寿、昏君、有为、勤俭、骄奢等多种互相冲突特性聚合的封建君王。)
文帝可以是汉文帝也可以是隋文帝,这竞争的比较激烈。汉文帝是二十四孝之一的亲尝汤药,也是文景之治的奠基人。隋文帝的开皇盛世,圣人可汗也是历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唐文帝李世民就别争文帝了,让给两位老人家吧,太宗已经成他的专属了。)
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欢迎诸位知友添砖加瓦。
所以说,人生在世还是要留下一些厉害的事情,这样评后人价起来就可以独一份。即便不能独一份,也可以力压群雄,一枝独秀。
当然恶名也能传世,俗话说一黑顶十粉,但还是要留下正面评价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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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后主李煜,虽说在皇帝这职业上他做的不尽人意,但在诗词方面他独树一帜,也是名留青史。
说到女皇帝,那么虽然历史上有很多女性政治家,但登临帝位的,只有武则天一人,其余最多也只是如吕雉临朝称制,或是垂帘听政。当然很多女性,其实也是名义上的太后,实际上的皇帝,只是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北魏孝明帝突然暴死后,由于朝政不稳,孝明帝母亲胡太后谎称一位女婴为皇子,将其推上了皇位。但很快胡太后便宣布,改立临沼王之子元钊为皇帝。因数日内连立两帝,如此慌张的行为引起朝廷上下议论。北魏群臣纷纷猜测孝明帝的暴死与胡太后有关,孝明帝岳父尔朱荣随即起兵,半个月内攻克北魏都城,将胡太后与元钊送至黄河边——沉河。
关于这位女婴,是否算作女皇帝,史学家几乎不予承认。后世基本认定,孝明帝死于母亲胡太后的毒杀。)
当然厉害一点的,也可以另辟蹊径,在第三产业上巩固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比如前秦世祖苻坚,作为少数死后成神的君王。他贡献了好几个成语,艸(通草)付应王、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垂缰之义。
而淝水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东晋一方虽然取胜并攻克山东、河南、巴蜀等故土,却无力继续与北方决战,统一华夏。令人惋惜的,是东晋高层当时只知道浪费生命,每天只是清谈佛老和内斗(佛教和老子),根本没把复兴故土放心上。
世家之间互相倾轧,唯恐谁得势了,谁就会倒血霉。
而一生未曾屠城,一心消除民族间矛盾与隔阂的一代名君苻坚。却因此战导嫡系部队全被歼灭,再也无力约束管理刚刚统一安定的北方,归附苻坚的北方诸族军阀,立刻叛变苻坚,将北方再次拖入战乱之中。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宫女用被子捂死,直接导致东晋失去一位还算优秀的君王。他的继任者司马德宗是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说话不利索,也分不清冷暖、不知春夏秋冬。东晋朝政直接被权臣掌握,最终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大明风华这部电视剧的热播,把明英宗朱祁镇放在了公众的视野前。即便这电视剧和历史稍有出处,但也客观的表现出朱祁镇的所作所为。
土木堡大败,身为大明天子的朱祁镇被敌军俘虏,这样的惨败领大明,遭受了难以想象和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而朱祁镇后面的所作所为,除废除人殉以及释放建文帝子嗣外,也做了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错事。
叫门天子,朱祁镇需要背负一生的称呼。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