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如此专制，大兴文字狱，屠杀汉人，被外国列强肆意欺压，却仍能统治中国这么长时间？ 第1页

众所周知，本人认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及其历史均属于中国，中国不与任何单一个民族及历史捆绑。我们确实不能拿历史上的惨剧攻击谁、敌视谁和否认谁，但不代表得把悲惨的历史给美化与否认吧。

我不用当年受害者留下的史料记载，毕竟某些人不信任，而且肯定会给借此我扣上诋毁清国煽动仇恨的罪名，所以我准备用汉文文献，而且还是翻译清国满文史料的文献 。^[1]

1、“乌什事件”起因是因为清国官兵为非作歹，欺压和奴役当地百姓，欺辱当地女性，民怨沸腾，活不下去的百姓为了保命才起义反抗。

清政府对南疆的管理采用了由满族贵族和本地封建地主相结合的统治模式。清政府不仅保留了新疆原有的封建制度，而且派去军政官吏驻在各城，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哈密、吐鲁番等地的封建贵族，由于最先归附于清政府，因而受到特别的优待，他们不但被封以王、公等世职，而且优先被派到南疆西部各地出任伯克。如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就是哈密郡王玉素甫的弟弟阿布都拉出任的。清政府的军政官吏都可享受朝廷供给的俸禄，惟独伯克的薪俸取之于维吾尔人民。他们拼命地设法压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特别是从哈密、吐鲁番等地来的伯克及其随从人员，由于非本地人，因而对本地人的欺压更为严重，南疆西部各地的维吾尔人把他们视为寇仇。对于乌什城的伯克和清政府派驻乌什城的办事大臣欺压当地人民的行为，乾隆朝进士七十一在他所写的《新疆舆图风土考》中这样记述：“乌什阿齐木伯克阿布都拉，哈密回人也。随从之人，皆哈密回子。俱系伊萨克之阿拉巴图，服役奔走，任其意之所为，不敢与较。而回疆各城则不然，其伯克皆系流官，所属回户等诸部民，迥与哈密之主仆名分不同。阿布都拉习见哈密回子为伊萨克驱策之处，视同一例。加以性情暴戾，鞭挞凌虐，习以为常。且勒索多方，贪婪无厌。其随从之人，尤为恣横。乌什回子已不堪终日。乃办事大臣素诚糊涂淫酗，而其子尤恶劣无知，回子妇女有姿色者，不问何人，皆唤入署内，父子宣淫，且令家人兵丁裸逐为乐，经旬累月始放出衙。乌什回子久欲寝其皮而食其肉矣。”显而易见，这种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乌什民众起来抗暴的行为，也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乾隆三十年二月，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派出维吾尔族差役240名解送沙枣树，定于二月十五日起程。是时，素诚的儿子要回京，强征差役为其运送行李，并派小伯克赖和木图拉负责押送。赖和木图拉由于其妻曾被素诚强行留宿衙署，遭受凌辱，因此怀恨在心，遂于起程前一天(即十四日)夜间，召集所有运送沙枣树的差役商议进行反抗。

2，打下乌什城后乾隆下旨要求，将妇女和十岁以下儿童流放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人为妻为奴，并且屠城杀掉其余所有人。

乾隆闻此甚是气愤，谕曰：“全城回子俱已叛乱，实属可恶。既便穷蹙后擒贼首来呈，亦不得宽恕，将妇女及十岁以下男童送往伊犁，赏厄鲁特等为妻为奴外，其余全部剿杀，不可遗漏一人。惩办此等回子后，拆毁该城。”

3、阿桂认为乌什有无辜者，而且认为威逼利诱可以扰乱农民起义军的军心，所以反对屠城。

阿桂认为：“惩办乌什回子，虽可毁其城而剿其贼，但攻城与对阵不同，有众多无辜者会遇难。故可一面威逼，一面设间乱其心，则必易于攻取。

4、清军持久攻克不了，派维吾尔族人给城内传话承诺不搞屠杀，在清军威逼利诱之下，农民起义军出现分歧，以锡喇卜阿珲为首的主和派，开城门投降清军，清军才得以收复乌什城，只杀了反对投降的十几个人，其余所有百姓被流放到伊犁。

清军入城后，对为首数人处以凌迟，对查出的所谓“可恶之徒”10余人正法示众，而其余3千余人及幼童妇女共1万余人，分编4队，要送往伊犁等地屯田。

备注：清军入

5、乾隆特别生气没有屠城，他认为阿桂明锐的作为突现了他嗜血本性，骂他们充当好人。

对“乌什事件”的善后处理，乾隆极不满意，大骂明瑞、阿桂是“两个该杀的”，竟留3千余人供给盘缠，想送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屯田。又说就把这3千余人交给明瑞、阿桂养赡，“两个该杀的”就带这些人，如果反叛也随其自便，官粮是断不能供给的。骂二人想要少杀生而得福寿，充当好人，将千余人处以免死，送往伊犁，其居心何在?岂不是说“朕多杀生”吗?

6、乾隆认为乌什百姓没有被处死也不能跟妻儿团聚，应该流放到内地给各地大臣为妻为奴。

九月二十四日谕旨内说：“此间，明瑞、阿桂两个该杀的，不知已经如何办理了?倘若接到朕申饬之谕旨后，知道自己先前所办错谬，即已剿办则已。倘若奏报后就已送往未及办理，则随伊等充好人送往好了，朕岂能反复降旨令其剿杀？即便免死，亦断不能按伊等所奏，送往伊犁等地屯田。因此等人俱系该杀之人，留其性命已属侥幸，仍准其与妻女团聚可乎？著传谕明瑞、阿桂，将此三千余男人，以四五百人编为一队，相应派出官兵，从伊犁等地经巴里坤、哈密送往内地，交付杨应琚，酌情分送各省赏给大臣官员等为奴。若于途次逃脱，即查拿本族亲属俱行正法。”

7、明瑞和阿桂接旨后直接处死了2300余人来讨好乾隆。

明瑞和阿桂接旨后奏称：“此等回众，俱系附逆之人，且生性愚昧，在送往内地时，难免沿途逃窜盗窃，恐生事端，亦未可知，因将回众二千三百余名，已尽行正法。至分解回众路费，前奉旨令臣等赔交，岂敢因将伊等正法而请求宽免，今应如何分赔之处另行具奏。

8、乾隆知道明瑞把乌什百姓屠了后，说他搞屠杀是无罪，但借口路费是卑鄙。

”乾隆见此折后并未因明瑞等自作主张而怪罪，下谕曰：“今明瑞等谓将伊等解送内地，恐生事瑞，已尽行诛戮，尚属无罪。但今无需将伊等解往内地，需何路费?明瑞声称详核如何分赔另行具奏，此系何言？竟于此等小处用心，看来明瑞等此次着速正法，竟因路费起见，所见卑鄙，殊属不堪。”

9、乌什事件及其后的屠杀，在新疆引起了很大的愤怒，各地百姓开始纷纷反抗清廷官员剥削和奴役，清廷怕起义蔓延就处决了欺压百姓的官员。

“乌什事件”给清统治者一次沉重的打击，清统治者不得不从中汲取教训，总结其统治南疆的经验，并实行了一些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措施。乾隆下令公布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的罪状，将纳世通、卞塔海处死，又将和田总兵和诚及纳世通的部下乌尔衮斩首示众。

参考

1. ^ https://www.doc88.com/p-8029607940757.html

这就不得不服乾隆了，有答主说康熙的手腕比乾隆强多了，其实完全相反，乾隆在维护满清统治的眼光、谋略、心思比他父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文字狱再荒诞起码是有可以自由阐发的文字实体的，否定的是具体的文字错误，而乾隆直接否定了文字本身。

康熙雍正当然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他们的巩固皇权还停留在表面，也就是老百姓不可以这么说，这么想。

乾隆就厉害了，他直接禁止老百姓说和想，别的皇帝是你骂他杀头，乾隆的思维是你夸他也杀头，你不说话才能活命。

比如非常典型且荒诞的吴英案，这个案子不说现代人难以理解，放在乾隆之前的封建王朝同样匪夷所思。

我就不细说吴英案了，资料到处都有。

简单讲就是广西一个老年秀才拦住广西布政使，送上一份策书，也就是建议书。

这份文章里提到轻徭薄赋、设慈善机构、少种烟草多种粮等建议。

结果这份拳拳报国心被乾隆用凌迟碾得粉碎，不仅吴英本人被凌迟，儿子砍头，弟弟侄子斩监候，未成年子孙和女眷都被发配为奴。

搁以往历朝历代，但凡皇帝不是精神病，遇到这种善意合理民间建议，要么嘉奖要么无视，首先地方官就不可能如临大敌。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接到策书的是广西布政使，这人当时就把吴英抓了，直接奏报巡抚，然后巡抚查明没有其他同谋六百里加急递送乾隆。

凌迟等处理意见也是广西巡抚的意见，乾隆除了把吴英的部分近亲改为斩监候，其他完全认同。

这里面离谱就是放到其他朝代，吴英这种没有反意的建议书，地方官根本不会当回事，看完直接丢弃了事。

而在乾隆朝，从布政使到巡抚到乾隆都是极其重视，对待吴英这种行为的认知高度一致，当然其实就是乾隆本人的意图。

即便以残暴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起码在惩治贪官方面不仅允许老百姓说话，甚至鼓励老百姓实际行动起来。

而到了乾隆时期，不管你说的是好话还是坏话，你是想爱国还是想叛国，只要说话一律杀头。

乾隆当然不是疯子，他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比中国历代帝王都要高瞻远瞩，可以说是统治术最黑暗的巅峰。

乾隆认为你只要有说话的行为，就证明两点，一是你有说话（参政）的能力，二是你有说话的欲望。

乾隆朝如果做得好，你会说话夸我，可乾隆的子孙如果哪天做得不好，你是不是就会骂朝廷？

这些有能力有欲望的人全都是不稳定因素，全都是潜在的反贼。

社会安定他们夸你，社会一旦不稳，最先造饭的也是这帮人。

所以乾隆不需要你夸他，需要你闭嘴。

于是中国的帝王心术达到历史巅峰，老百姓变成了只会干活不会说话的人形牲畜。

这样的统治只要维持最低生命保障，即便子孙混蛋，也是江山万万年。

所以易中天骂乾隆是王八蛋。

满清的统治技术，可以说是及北魏、辽、金、元之大成，充分的吸收了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灭亡的教训，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宿命，统治中国二百多年。

他们能统治这么久的诀窍，就是两个字“防汉”，极致的防汉。

在维护八旗利益，以小族临大国方面，他们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为了保护小族利益，甚至不惜出卖整个国家，他们防汉胜于防洋，宁予外邦，不予家奴，更是让列强在大清灭亡后，无不怀念大清。

一个令敌人，令列强都怀念的大清便可以得知这是一个对本国人民多糟糕的政权。

终清一世，满鞑的那点智慧大概都用在如何驭使汉人身上了。就连武夫，也知道其中的关键。

汉人，可杀、可辱、可用，就是不能给他们好脸色！即便要施恩，也须先立威！拿还有汉人认同的开刀，以受恩威并施之效！须始终让汉狗尼堪知道，满人之威不可犯，不可测，只可顺服听用，奴颜婢膝，方有荣华富贵。

​满清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