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说一点,这两人都是玩「让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高手,尤其在借用与挪用古代文化符号搞当代合法性宣传上,手法也是极其相似。
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就是对「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这个短句意义的重新塑造。「SPQR」这一表述在共和国晚期才出现,一般是被用作对罗马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描述,例如在西塞罗笔下「SPQR」就只是一种理论上必要的权力制衡安排(尽管在共和晚期的寡头政治下根本不存在什么妥协的可能)。这个短句和符号化的「罗马国家」扯上关系,乃至成为古罗马的文化象征,则完全是始于屋大维一人。其动机十分简单明了:用一堆理想化的共和符号为建立专制提供合法性支持,制造共和国尚在的表象,与他「我光复了共和国」「让罗马再次伟大」那套官方说辞交相辉映。这一点从铸币证据中可略见一斑:屋大维上台前,没有任何铸币上出现过缩写的「SPQR」;「SPQR」形制铸币的出现与普及是从奥古斯都时代才开始的。久而久之,「SPQR」的本来意味渐渐淡出了记忆,被宣传塑造出来的新意义取而代之。
但今天许多人印象里的「SPQR」,不光是罗马国家的象征,而且是罗马军事力量的象征,是被镶在军旗上、挂在帅帐中、随着军团的前进而前进的武德符号。然而这一印象也完全是近现代被塑造出来的。对罗马军旗与军队标志物的研究显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罗马人曾经在军用场合中使用「SPQR」,更不要说成为什么符号。塑造这一印象的推手有很多,而墨索里尼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墨索里尼上台后鼓吹的「新罗马帝国」那一套,与屋大维异曲同工,都是从过去挑一批文化意象进行浪漫化宣传以巩固统治;只不过屋大维挑了共和国——布鲁图斯、辛辛纳图斯、卡米卢斯、老加图、大西庇阿的那个共和国,而墨索里尼挑了帝国——奥古斯都的那个帝国。屋大维修缮神庙、推行道德法、赞助文学(尤其道德文集与怀古类叙事诗)创作、呼吁在宗教事务上恢复传统、在公共领域内大量添置符号化的共和图腾;墨索里尼则是修缮文物遗址、斥巨资支持考古(但只支持帝国时期的考古;你如果挖出来一座伊特鲁里亚人的神庙,不仅得不到保护,很可能还会因不符合宣传叙事而被拆除)、兴建各类新古典主义建筑与纪念碑、举办以古迹与名人事迹展览为媒介的宣传活动(例如1937年的奥古斯都诞辰2000周年主题会展)、在公共领域内大量添置符号化的帝国图腾。「SPQR」这样简洁而有力的符号简直不要太好用,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大量借用,从公共建筑外立面到下水道井盖,从桥头堡到广场纪念碑,到处都能见到它。
墨索里尼虽然没有把「SPQR」与军队做直接关联,但他一系列推广「SPQR」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始于奥古斯都时代的「SPQR」作为政府、国家、乃至文明标志物的地位,并且使其深入人心。而墨索里尼政权的军国主义根基,以及诸如1936年5月前脚攻占亚的斯亚贝巴后脚就向国民宣布「意大利帝国」的诞生这类帝国主义宣传,也使法西斯政权下的「SPQR」符号与强权和帝国主义征服的关联愈发紧密。至于墨索里尼的宣传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代许多新纳粹与白人至上团体滥用「SPQR」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是一个无法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但无法否认的是,他成功地接过了屋大维的衣钵,将「SPQR」推上了一条一去不复返的符号化道路。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个符号吗,有什么可计较的?自古以来后人定义前人、今人塑造古人有什么稀罕的?确实,文化符号的挪用与再定义,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试图人为矫枉往往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不鼓励矫枉并不意味着鼓励不受约束地对过去进行定义——极端主义者能糟踏万字符、能糟踏如尼字母(现在只要发个讨论如尼文的帖就能吸引来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能把「SPQR」糟踏到能被邻居当成纳粹标志而报警(这事儿发生在2018年的俄亥俄州),谁知道下一个遭殃的是什么?只等着一个又一个文化符号被滥用,任其负面影响渗透入主流舆论,发生争议性事件了才跑出来发文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一直对「精罗」现象保持适度的警惕也是出于类似考虑:毫无疑问地,绝大多数「精罗」人畜无害,就是单纯玩梗图一乐,没必要揪着人家说教;但对4chan略有了解的都知道,meme这玩意儿可以拿来休闲娱乐,却也可以成为宣传极端思想的工具,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