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其实学界早有定论，但坊间却一直喋喋不休的历史问题？ 第1页

说个战前的吧，叫“皇纪多了600年”。

战前中小学历史都讲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旧历正月初一践祚，然而当时的史学家专门从文献考证形成的共识是日本书纪为了瞎编国史，延长了天皇在位年限，并且编造了不存在的天皇，这样算下来皇纪多了600年。

战后从考古证据显示，大和王权形成于3世左右，还在倭奴国朝光武，卑弥呼朝魏文之后，这特么更尴尬了

为啥这是坊间喋喋不休？如果不是，那过什么建国纪念日啊 (๑^o^๑)

殖民地近代化论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客观影响问题，民间对于帝国主义者态度的两面偏激化，但是在学术界一般也早有定论了。这一点以韩国为例，我们应该非常清楚韩国的近代史，独立国家的形态自明治43年（1910）的《日韩合并条约》后便不再存在，实际上韩国沦为日本半殖民地的历史比这更早。一直到昭和20年（1945）作为压迫者的日本帝国在其挑起的战争之中战败为止，韩民族才获得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光复和独立。然而在昭和23年（1948）出现了南北分裂，韩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并且于两年后将发生兄弟阋墙的6·25韩国战争，将南北分裂延续数十年之久。至此为止，韩民族的南北两个政权开始回顾本民族自庚戌国耻前后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如何对待这段屈辱的亡国史对于韩民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谈北方的历史观，主要以南方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及其批判为主。

我们需要明确，殖民地近代化论绝非从6·25韩国战争之后才开始在史学界兴起，它同样是日本殖民的产物，日本在侵略韩国的同时以20世纪初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在韩国进行宣扬，日本的殖民者史观试图制造一种错误、荒谬的观点，即“朝鲜民族的历史是停滞的、他律的”^[1]，以优胜劣汰的观念来为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这种荒谬的殖民地史观宣扬朝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近代化，如果弃而不顾，整个国家就会被他人窃取，因此日本必须“出手相助”。并且从过去日本对韩国部分领土的统治与入侵为合法化理由，大肆鼓吹“日鲜同祖论 ”，认为日本帝国吞并大韩帝国并非侵略，而是基于日韩两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这既是对历史客观发展的无视，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抹杀和伪造。在日本的殖民地史观之下，曾经在韩国占据主流的华夷之辩和小中华观念迅速崩溃，就连曾经写下过《是日也放声大哭》批判《乙巳保护条约》的《皇城新闻》主笔张志渊在此后也开始无可奈何地认同日本对韩国的主导地位。

而到了战后，南方的韩国史研究将克服这种殖民地史观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因此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韩国兴起了一种描述韩民族坚韧抵抗侵略的历史观，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风靡一时的“内在发展论”，认为韩国已经内在地走上了近代发展的道路，而日本阻碍了这一近代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有人对于这一“内在发展论”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一史观存在很明显的自我矛盾与片面理解。其一面强调韩国在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一面又在描述韩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进行的近代化发展，在谴责日本的侵略主义、殖民主义的同时又鼓吹韩国的民族主义，并且试图论述日本统治下韩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合理性解释的一面。而另一种“殖民地近代性论”，则批判了近代化，认为韩国的近代化是在日本的影响下进行的，韩民族不论愿意与否都被迫将日本强加的恶性的近代价值内化，也就是说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也批判了日本强加的近代性。此外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民间继续进行着争论，但是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有了最为合适的解释方式，我们在这里则以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朴泰均博士的观点为主，在进行展开。

朴泰均博士首先谈到了对于殖民时期及“殖民地近代化论”看法的重要性^[2]：

我们对殖民时期的评价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殖民地近代化论”所持的态度，也影响着我们对殖民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历史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殖民地近代化论”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对朝鲜时期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并且会尝试从殖民时期的经历中寻找韩国解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和民主化进步的原因。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会产生“朝鲜是必亡之国，而日本则是拯救韩国、为韩国带来近代化曙光的国家”之类的看法。因此，客观评价殖民时期对我们理解韩国的过去与现在十分重要。

在如何看待殖民统治对韩国的近代化影响这点上，韩国国内的学者主要倾向于在经济上进行探究，因此开门见山来讲，韩国不能完全否认殖民统治为韩国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产生近代化的贡献。如果要从帝国主义者的视角、即从日本殖民者的视角来看，这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殖民地被殖民帝国纳入版图意味着它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而成为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内外条件。客观的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立起的一个近代化殖民帝国是当时东亚最为先进与发达的强大国家，因此在作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同时，能够得到上述的殖民地帝国下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的条件是存在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日本是第一个实现产业化和近代化的非欧美国家，就认为周边国家的近代化只是对日本的一味效仿，对此更需要进行理性判断，因此继续延伸到看待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近代化影响，我们在探究日本殖民统治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明确两点：

一、作为殖民地的朝鲜是否真的在日本的殖民帝国之中享受到了近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利益？

二、帝国主义国家真的是以一种爱惜的态度对待殖民地国家的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只需要以两个实例就可以进行反驳。第一是日本在朝鲜半殖民地化时期对半岛进行的经济掠夺，不可否认的是，与日本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更多带来的还是经济的掠夺与加剧的贫困。当时的日本商人对朝鲜贸易主要从事金块、米谷、大豆等商品的对日进口，这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惨重的打击，这是开港后朝鲜社会的悲惨状态的体现之一。当时的日本货币可以在朝鲜流通，加上金银铜比价偏离国际标准，日本商人利用这一点通过欺诈性的物物交换方式对朝鲜的黄金进行掠夺性的借口，至日清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黄金进口总额为1230万日元，其中68%为朝鲜进口，这为日本后来的货币改革与转向金本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从朝鲜低价掠夺的米谷和大豆也为日本国内底薪雇佣工人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阪等地的日本工人购买大米只需要支付普通米价的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治23年（1890）日本从朝鲜的米谷进口量猛增了26倍之多，相当于250万日元，但是同时朝鲜农业连年歉收，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日本的经济掠夺更加重了这一状况，我们难道能够说朝鲜在日本的半殖民地侵略下得到了任何的利益么？另一个例子则是日本吞并韩国后对于韩国农民土地的强占，一些在日本国内本身没有任何土地的日本农民与无业游民来到朝鲜之后在日本武力的后盾之下掠夺土地，一跃成为了能够与日本内地地主比拟的土豪，并且在同时促进了韩国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化，但是同时也使得失去土地的韩国农民更加难以生存。而日本财阀又在同时大量收买韩国的林地，而朝鲜总督府也开始无偿掠夺林地资源，使得韩国的贫困民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连砍柴都受到了限制与打压，在韩半岛寒冷的冬天，取暖的柴火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掠夺之下，韩国民众的生活显然没有一丝改善，而是变得更加贫困。这也说明了在日本为代表的殖民帝国之下，作为殖民地的地区是难以享受到近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利益的。

而对第二点的反驳则更为简单，在第二次农民起义战争之中，在司马辽太郎这些日本作家笔下展现“辉煌的明治荣光”的同时，日本陆军强迫朝鲜政府进行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制定了对农民起义军的讨伐计划，并且将其付诸行动，最终在数月的作战后，轰轰烈烈的、深受朝鲜农民爱戴的东学党南接义军领导的农民战争失败，超过十万人参加的农民起义军之中有五万人遭到了日本陆军的屠杀。当时的川上操六曾向日本陆军发出过惨无人道的指令“应悉杀戮”。而在大韩帝国末年对义兵的讨伐战争之中，一向以“温和儒雅”为称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也亲自策划了对义兵的作战，超过一万六千余名义兵以及更多的无辜民众遭到了日本陆军及宪兵队的惨杀。而日本吞并韩国之后，强行征兵、慰安妇等等也不在少数，无需赘述。这自然不是对“殖民地的爱惜之情”。

我们再次回到原点，以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目的，来论述“殖民地近代化论”的问题。朴泰均博士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自主的近代化实际上在世界上并非真正的主流，同时“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客观看待世界史，我们常常会产生“西方所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疑问。迄今为止，联合国的二百多个会员国中，自主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只有十个左右，可以说发达国家才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例外。大部分国家的近代化都是在外部势力的驱使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或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或是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
韩国史将近代史的开端定为1876年开港，而日本史则定义为明治维新之前的黑船事件，这就说明一个国家无论是否存在自主的近代化发展，近代史的开端都是以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时间算起到。从这种观点处罚，韩国近代经济结构起源于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韩国殖民地化的过程与其他国家类似，但是这种主张在韩国却常常会被斥责为“殖民地近代化论”或是“亲日派”言论，大家常常会怒气冲冲地反诘道“这难道是要说韩国的近代化得益于日本的帮助吗?”
我们如果能够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就会发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经济总量猛增、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近代文化要素出现等很多积极方面。

然而这时又不禁反问，“难道韩国在独立情况下不会产生近代化的发展么？”当然不是的，韩国和日本在近世时期的发展不相仲伯，两民族更无本质的优劣，更不存在所谓人种差距的荒谬说法，但是在韩国近代史中的甲午改革之中却也说明了当时的底层民众对于近代化，至少是有日本阴影的近代化的敌视。甲午改革虽然是独立自主进行的，但是由于其主导的开化派政权是依靠日本的武威在日清甲午战争之后建立的，因此其许多近代化的改革措施遭到了民众自发的抵制，加上其近代化改革在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衔接的同时，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更加痛苦的改变，使得开化派的首脑金弘集等人最终被高宗与愤怒的民众处死，这说明了实现近代化有自身存在的阻力，这一点不仅仅来自于朝廷中的保守主义势力，也来自于民智未开的民众，而日本殖民地环境下带来高压统治的同时，则排除了一切对立的敌手，日本殖民者按照自身的设想对韩国进行着代价惨重的近代化发展，这也许也是日本殖民统治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积极意义，但是它很明显是建立在日本的恐怖统治之上的。

同时，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也始终存在两面性，及开发又代表着掠夺，掠夺的同时又必须进行开发。这是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日本的资本主义要进入韩国，不可能空手而来，必定带着投资在韩国建立了工厂，雇佣了韩国的廉价劳动力，产生了雇佣关系，建立起了近代化的工业设备与产业体系，但是在同时日本也依靠韩半岛廉价的劳动力进行这源源不断地掠夺，将韩国的矿产、人力输送到日本内地，扩充帝国的财富，这也正是掠夺与开发的并存性，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韩国，也适用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影响。至少我们的侧重点应当如何看待掠夺和开发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带来的利弊。当然即便我们用最为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日本殖民统治或是其他殖民帝国对殖民地带来的积极影响，如近代化的进行、经济总量的增长等等，我们都绝不能忽视这些积极的影响也是建立在残酷的剥削与掠夺之上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以韩国为代表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争论，也应该以遵循朴泰均博士等学术界人士的看法，观点总结如下：

一、脱离二元化的对立思维，客观看待利弊。

二、反对对殖民统治的美化与鼓吹。

三、肯定殖民统治下殖民地民族的劳动与创造以及相应的抗争

这些观点不仅仅适用于这一课题，尤其是第一点脱离二元化对立思维，对于史学学习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笔者只能在这里简单谈过，若有错误请指出，相应的意见也请不吝赐教。最后表达对朴泰均博士等学术界专业史学学者的尊敬与感谢，笔者也不过是拾人牙慧，结合众多前辈之经验泛泛而谈罢了。

参考

1. ^ 赵景达《近代日本和朝鲜》
2. ^ 朴泰均《殖民地近代化论：韩国国内的历史争论》

最经典的例子其实就是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来过中国。

早在1941年的时候，元史大佬（不对，是巨佬）杨志玖先生就在《永乐大典》里收录的元朝《经世大典》残本当中，找到了能当做确凿证据的记载：

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台、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杨志玖先生当年是怎么说的呢？

“我注意这段材料，首先是因为其中有沙不丁，他是回回人，《元史》无专传，但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几次提到他。他在至元二十六至二十八年间（1289—1291）任江淮行省平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回回人物。
其次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两章记载，东鞑靼君主（即波斯的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之妻卜鲁罕（Bolgana）死去，临终遗命其后位非其同族妇女不得继承，阿鲁浑汗允其请，遂派三使臣往元廷请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元世祖忽必烈赐以十七岁少女阔阔真（Cocacin）。马可波罗说，他一家三人即由海道护送使者及少女至伊利汗。“

《马可波罗游记》里的Oulatai，Apusca，不就是《经世大典》里的兀鲁台、阿必失呵嘛。

要是马可波罗没来过大元，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但是，就大家都懂，反正21世纪的各类历史未解之谜里还有马可波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