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怎样的？ 第1页

于今关于中国人所认为日宋关系“好评”，最流行莫过网上至今广泛流传一个段子：

“公元1279年3月19日崖山之战陆秀夫负帝跳海，南宋灭亡，消息传至东瀛，日本上至天皇，幕府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秋津南北一片悲鸣，痛哭崖山之后无中华。”

稍具常识的明白人一看便能分其真伪，但理由却不会陈述。答主就代劳一下。这则史料出典是宋末元初的赵宋遗臣郑思肖的《鐵函心史》中〈聞元韃攻日本敗北歌並序〉,原句如下: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其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

一般自诩精熟国者史常常凭此据夸耀赵宋文治教化远播海内,使各夷叹服。作为“助兴的精神佐料”还有宋人周辉辑录徽，钦，高，孝四朝逸话的《清波雜誌》卷四<倭国>一段“度种传说”，其全文如下：

「輝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祼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澆淋，前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發，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雲，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邇便風以歸。」

这两段史料皆不可信，其理由非常简单，内史尚且考据，外史则更要兼取两方。不然南京大屠杀我们为何要屡屡大费周折晒出日方与第三国人士的记载日本军队罪行相关证据，其实是一个道理。目前关于这两件事能够佐证的日本文献皆无，仅属于中国单方面证据，很难使对方信服。当然可能还有些人不服，认为会不会日本羞耻之下隐匿不利本国的文献。那答主告诉你，除了自作多情，那就是以为人家和你一样，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为绝了大家这个念头，答主就给大家破断这其中不实处。姑且不说前者《鐵函心史》出世以来，历来史家文人对其真伪评断不一。即便此书为真，此文亦真，以拿日本史场合对照，“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这句就是似是而非。一般普史类读物会介绍日本在明治以前，是不食鸡鸭猪羊荤腥的。但详细来说，日本餐饮史并非这么笼统。史前，古坟，飞鸟时代的日本是荤腥全沾的。到了飞鸟末期的天武天皇，这位崇佛礼僧的君王发布了禁杀食肉令，明确农耕的4到9月，牛马犬鸡猴类不得食。猪肉，鹿肉和鱼肉不在此禁令内。

天武天皇四年（675）四月庚寅十七日条:

「詔諸國曰:自今以後。制諸漁獵者。莫造檻穽及施機槍等之類。亦四月朔以後。九月卅日以前。莫置比滿沙伎理梁。且莫食牛馬犬猿鶏之完。以外不在禁例。若有犯者罪之。」

但是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平安时代中叶，也就是五代北宋之交，日本本土国风运动盛行，其中阴阳道禁食兽肉与动物内脏，其禁令进一步扩大与强化，能吃的只能是鱼肉。但是国家对山林湖海管控，又只能吃鱼,所以鱼肉的价格昂贵，上不了一般庶民家餐桌。镰仓晚期日本沿海渔业开始，慢慢地鱼肉价格稳定了，才大众化。不过那时宋已经亡国四十余年。至于食肉直到武家抬头，天皇政治谢幕，逐渐逐渐日本人开始恢复食肉习俗，到了江户中期，其实猪肉，牛肉都开始吃起来了,不那么忌讳。郑思肖所处宋末元初时代正好处于镰仓中期，彼时武士阶层开始食肉，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日两餐饮食真的顿顿为素，不单说宋朝亡国，即便日本被元灭国，一阶段时间内还是会吃素为主，所以日本举国茹素云云，亡不亡人家都己经在吃素，何干中国什么事啊？最大可能这极有可能是郑思肖道听途说曲误其意。

（奈良平安时代~镰仓中期贵族、下官及庶民主食，至于对比我国两宋时期餐饮业答主就不忍上图了。话说回来日本餐饮文化发展其实也是被宋人慢慢带出来的,馒头,乔麦面,棕子都是宋末元初传过去的。）

至于《清波雜誌》里“度种传说”,看了全文才知道这是“宁波通译”的二手话,可信之处犹尤可知。当然一部分国人笃信不疑最重要原因是心理上的——“倭贱汉贵”,相反如果《清波雜誌》里记的是“倭国度中州女子种”,那这作者周辉岂不要被打落十八层地狱。这就跟当下“中国男人娶日本老婆那是为国争光,报仇血恨”,“中国女人嫁给日本男人那就里外不是东西”一样,可笑狭隘的种族偏见。不过答主还真得说一下,在南宋时代除了宋男娶倭女,宋女嫁倭男这事也有,待会儿给你列证。

但转过头来答正题:《鐵函心史》虽然记载失实,但至少可以看到在宋朝人眼中对日本及日本人印象不坏,不然不会平白无故写出“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这样的话。欧阳修的《日本刀歌》里则更显露——“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又以《宋史》为例，绍兴十五年日本商船男女19人在浙江外海遭遇台风，漂着到温州平阳，宋高宗赵构便令明州市舶司采买残剩货物并遣舶而回。淳熙三年，风漂日本船至明州，日本客商行乞至临安府復百人，宋孝宗詔旨给予钱米，俟其国舟遣归。淳熙十年、日本73人復飘至秀州华亭县，给常平米赈遣归国。此后光宗，理宗时代凡遇难船，靡不貲遣。参比后代明季，洪武21年以后但凡海上剿倭或是倭人遇难，有活口的一律充配川陕西陲，这种对比不可谓不鲜明，而不能否认的是官方人道主义的救助这也是在国家印象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日本兵庫県立考古博物館,日宋贸易相关模型蜡像组合展示　)

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宋史倭国传》中宋太宗“明目张胆”的称赞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

983年日本永观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日本天台宗高僧奝然领徒众成算、祚壹、嘉因等六人汴京求学，蒙召。宋太宗赵匡义诏问日皇系谱，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叹息同时又不免借题发挥一下，“捶打臣僚”，谓同殿宰相曰：

“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当然换我是赵匡义，我也要“点赞”一下日本，古来哪个皇帝不希望自己千秋万代，江山永固呢？ 难道还教唆臣子个个去学“黄袍加身”。

以此例为开端，说说日宋间国交。很多人认为日宋之间没有国交，因为两国既没有国使往来，又没有国书交发。但其实这是错误的。日本和宋朝有国交，但有别于历代诸朝贡使册书的方式，而是通过“牒”这种方式进行官方层面的交流活动。

何谓牒？广义上的“牒”，根据南宋法令汇编《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式》是九种政府法定公文之一。其书中解释为：

“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諸司補牒准此。唯改「牒某司」作「牒某人」，姓名不闕字，辭末雲「故牒」。於年月日下書吏人姓名。官雖統攝而無申狀例及縣於比州之類，皆曰「牒上」。于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或「某官」，並不闕字。”

虽然《慶元條法事類》规定“牒”主要在没有统摄关系下的官司作为平行文书使用，但实际内务场合下广泛使用，并无约束。但是这条“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定义却给了“牒”的衍生发展很大空间，（具体事例放下细说）外交狭义上的“牒”由此诞生，日本京都大学宋辽史专家古松祟志认为大致起于晚唐西南边境南诏战争，公元967年宋灭后蜀，南拿北用,宋辽澶渊之盟后逐渐制度化：

众所周知唐代以后，辽金西夏少数民族崛兴，当时的宋朝不可能向唐代那样要求对方以朝贡形式外交，这种形势下对等外交便应运而生了，宋与辽金在两国旦日祝日忌日丧日经常互派使节，并且不受战争冲突影响，但不是所有的国际事务都是能够通过国书投递，互派使节形式处理。比如越境的流民，边军打草谷，通商关凭，甚至城壕修筑通告，两地居民借贷，罪徒遣返等等琐碎的边境事务,你总不能让宋帝“哥哥长,叔叔短”地为这些事折面吧。当时的通法，大事上奏中央由枢密院处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赋予边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权。久而久之，形成定势。比如北宋为例，河北东路雄州对应辽涿州，河东路代州对应辽朔州。永兴军路延州对应西夏宥州。而这个政策又延续至海外诸国，京东西路密州对应高丽，两浙路明州对应日本，后在神宗年间添设高丽司。福建路泉州对应占城，真腊，大食南海西洋诸邦。因为宋朝的大力推广，导致牒状在10~13世纪内，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各国主要外务公文形式。

再来简述一下宋代对辽金元三大对手以外的外交原理。周边领域，被宋朝称为藩属的无非就是西夏，大理，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等等，对于在汉唐之际便有过朝贡中原历史的这几个国度，名义上仍称为“绥远外夷”视对方为朝贡君臣关系，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多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诩书为“册封”，但实际上重商主义的宋朝比起之前的汉、隋、唐以及后來的明、清五个朝代，更讲究经济实利。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灵活外交原则。不先拿日本开刀，就拿高丽来说呗， 高丽于五代后唐时段立国，公元993年前奉宋为正朔，公元994年辽入侵高丽，又臣翼于契丹。宋与高丽断交。宋神宗在位期间两度遣使高丽，又于1069年恢复中断40年外交关系，高丽礼宾省提出继续使用辽国年号，宋朝也答应了。金替辽，宋室南渡后，高丽仍尊北朝，临安方面依旧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半官半民的海上贸易。

而对于日本的外交理念两宋基本也基本奉行“來則不拒，去則不追”，不过也有特例时期,比如神徽两宗时代，就明文催促日本来朝，追求热烈。

以如今日本侧『師守記』,『帥記』,『異国牒狀記』，『水右記』四书史料有载记录，从1073年北宋神宗熙宁六年的「奉国军牒」到1279年亡国之际的祥兴二年「国亡通知牒」，206年时间内，日本方面收到宋朝共合9份国牒，回书5次。两国牒文的送还任务基本是由往来东海的宋商完成的。两国文书收授的窗口即为各自官定贸易浦口明州与大宰府。

而具体的经过流程,答主还是举一例吧,本次举例为1172年日本高仓天皇承安二年，宋孝宗乾道八年秋十月的明州牒，刚好这是2012年NHK大河剧『平清盛』第39回「兎丸無念」里主要内容,就拿这集拆讲：

看过此剧的大河剧迷或者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日本初代武门权柄人物，平清盛与对岸宋国密切的关系，剧中对于宋国的描述以及平氏对宋朝仰慕，差不多也对。

日本古典名著『平家物語』相当形象描绘了因垄断日宋贸易，通行宋钱流通致富而兵强马壮，权倾朝野的入道相国平清盛自傲成狂的吾生荣华：

「揚州の金・荊州の珠・呉郡の綾・蜀江の錦、七珍万宝一つとして闕たることなし」。

(扬州金，荆州珠，吴郡绫，蜀江锦，七珍万宝尽阙下。)

在此你看所谓的“七珍万宝”皆是舶来的宋货, 『平家物語』里并不是无端編造的,而是有一定历史依据。

但是呢,剧本处理或者剧情安排上有点“誉满则过”，使得日本一部分观众认为，平氏是不做王家的走狗了，但却做了宋朝的走狗。第39集则更为体现——当上太政大臣平清盛为迎接宋朝微服私访福原的明州知事赵伯圭，勒令友伴兼家臣的兔丸加紧修筑他的国家形象工程——大轮田泊，因为工期被人为缩短，导致工人苦不堪言，甚至过劳死亡。耿直的兔丸出言不逊，被平清盛的密探秃童侦刺到被杀，平清盛悔恨不已，写经忏悔，筑岛镇魂，次年赵伯圭来访，满意而归。

这是剧中自纂的“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赵伯圭牒书日本国王文面”，实际残存史料中，并没有全部文面，只有断断续续提到几句，所以剧中这份牒状自然是假的。不过人家假的有水平，牒文文面是合成唐玄宗李隆基写给日本天武天皇+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册封日本幕府将军源义教的国书，具体来说“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这是出自《文苑英华》卷471载唐宰相张九龄所撰 《敕日本国王书》。主文出自『善隣国宝記卷中』「正统元年二月初四皇帝谕敕日本国王源义教」

再科普一下赵伯圭, 他是宋孝宗同母兄秀王赵伯圭。初以恩补将仕郎，调秀州华亭尉，累官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孝宗受禅，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颇有政绩，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

但真实的牒函实际上没有赵伯圭之名,只上書“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日本国太政大臣”。

这是严格尊守《慶元條法事類》中两条规定:

① “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

② “于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或「某官」，並不闕字。”

① 因为日本与宋国一来非朝贡关系,明州沿海置制使和太政大臣各为本国职官,也非互相统摄,那么自然采取移牒方式沟通。

② 明州主司日本贸易与外务,以往正常对囗,若以大宋国明州单位名义,则对应日本大宰府,以明州知事或更高级別的主事官员则对应日本大宰帅或次官大宰权帅,再更高一级官员。这回是“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是单位主体,“日本太政大臣”是某官,又前无古例,妥当目的下自然就不署名字。

换句话说仅看文面,平清盛是不可能知道明州沿海置制使就是宋朝皇亲赵伯圭。不过随牒来船者除了文牒,还有牒使明州客商杨三纲,与护航來日的宋国兵官,实际上问问他们也就知道了。回书中也体现这点,稍后再说。

和剧情中只有一份牒状不同,实际上是一函两牒。这是从当时任右大臣九条兼实的日记『玉葉』承安二年九月十九条目中记载所知,当天朝议勘申明州来牒之事,列座议事的九条兼实不明其事,于是咨问先看牒文的朝策顾问大外记局务藤原赖業,写的什么啊?

「赖業云自大唐有供物，献国王之供物，并太政大臣入道。」宋朝牒文里当然不可能出现“大唐有供物”的字語，所以这是这是他口说之辞。于是九条兼实自己取过牒状观之，留下了这么一段记录：

「其书有两通，一通书云赐日本国王，一通云送日本太政大臣。」

日本朝廷的顾虑或者迟迟不予回函理由便在这句“赐日本国王,送日本太政大臣”上。正如以上所说“赐”在内政场合是君对臣上下级赏赐,到了外交上则是朝贡关系体现。即赵伯圭以代表宋皇帝(宋廷)名义赐赏日本国王。“送”是平级关系,赵伯圭以明州沿海置制使身份以睦邻友好关系送给日本太政大臣平入道一些土特产什么的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于是本集中公卿出现了这样一个议论:

当然这些公卿还有一句潜话没明表，日本国王是“赐”，太政大臣反倒是“送”，这牒里话外不是暗示宋国认为你平清盛地位比日本天皇高嘛，于是反平氏阵营的公卿藤原基房、藤原赖实、藤原賴業坚决表示不可屈尊回牒，而希望借助此事彰显自己在朝内海外的威望平清盛自然主张必须回。

二者拉锯战式议论持继了大半年,直到翌年三月，春汛来临，使船当归之时，不得不断。在政治盟友左大臣藤原经宗的支持下，平清盛决意这件事一分为二对待，日本国王是法皇还是天皇，因其敬谓模棱，可以不予回复。但致他自己这个“太政大臣”送文的还是要礼答的，因为除了通好，宋方还有军事协作、海路治安维护的沟通意项。

为了平息朝内的反对之声，平清盛在牒状上做了让步，自己已然出家，不署官衔合乎法道。只以日本国沙门静海名义回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王，使得这份回文尽量看起来象私人性质的通书，再捎以法皇与自己的返礼，既不失国体又表明日本官方通好的态度。虽然名为私书，但实则是国书的规格。

其回牒由式部卿藤原范永草拟，参议藤原教长書之，这两人前者为后白河，二条，高仓三代天皇的侍读帝师。后者是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书法名家，他的《和汉朗咏集》手迹，被重源上人带入江南，一度为宋人文客称道。二人都为正四位堂上家，宫内卿，饱学鸿儒，地位显赫，绝非平氏私僚，可见实则有白河院默许。

最终这封牒状以『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沿海制置使王』名义送出，来牒“司”返牒变“王”可见平清盛是知道赵伯圭尊贵身份的。又以剑一柄，手箱一合，铠若干副送赵伯圭，而后白河院以日本国太上天皇赠大宋国太上皇答进物，即还在临安德寿宫颐养天年的赵构蒔绘厨子一脚，色革三十枚，莳绘手箱一合并砂金百两。

同年四月，宋船携返牒与方物回至明州，五月二十五日，宋孝宗命枢密院对往復日本的船主杨三纲与水軍叙功论赏,可见赵伯圭这次遣使确实奉了宋孝宗之命，亦并非私使,属于准国交行动。以日后日宋发展趋势来看，诚然这次通交是圆满的，但对于清盛来说，此举得罪了公卿与稗官史家。藤原赖实除了批判他不顾朝内舆论，执意回牒有损国体，对他赠剑铠于赵伯圭一事，以醍醐天皇『延喜格式——武勇之具不出境外之條』对他猛烈斥驳。当然挨他刀笔可不止佞臣清盛，後白河院因为在牒状中默认了“太上天皇”这一尊号，藤原赖实认为“既入佛陀之道岂称上皇哉？尤有不审事也！”影射后白河院是假出家，贪恋尘虚，昏昧不明。

至于集中所说的这件事∶

大家就別太计较了……

笔者在此举这例是为诠释宋朝与日本官方政治交流是有沟通的。五代吴越王钱镠时期就保持与日本官方高层联系,虽然宋代比起唐代虽然政治层面两国交流衰退,但在文化,宗教,经济领域是大开花,二者邻里关系相当好。不过这里字数太多,想要平氏与宋朝交往,或者日宋贸易以及宋侨宋商在日本的优待特权及活动,大家可以另开题。最后人家特想问的是宋女嫁倭男有没有这回事,自然有:

『訂正宗像大宮司系譜』、『宗像宮社務次第』、『宗像郡誌』、『宗像市史史料編』中记载平安后期掌管博多筥崎宫大宫司宗像氏累代与宋商通婚,比如12世纪中叶 38代大宫司宗像氏国母亲为王氏。王氏除了氏国还生了一个叫氏忠的儿子，后来成了43代目，氏忠的正室名张氏。以宗像氏与宋商的密切关系，推定2人为博多宋商之女，二者皆属于政经目的的联姻。其实按史料与考古挖掘记载，镰仓时代的博多筥崎宫一带相当繁荣,宋商宋侨集聚的唐房有一千六百多家,人口基数这么大，所以两国间男女通婚屬于很正常事,完全没必要小题大做。

(九州福冈宗象大社本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