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胡锡进被方方质问“你以为你是谁”？ 第1页

这个问题我们要结合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来看：

首先我们知道，方方是湖北省退休的前任作协主席，她在这次疫情期间从第一次发声开始就受到各家配体的吹捧和散播，体制内外的各种传媒资源纷纷自发跑过来效鞍前马后之劳。

那么当前任作协主席被媒体簇拥这呼风唤雨的时候，现任作协主席在做什么呢？

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下沉到社区，进过方舱，私人捐款十万元稿费，还张罗捐赠了18000斤大米和18000斤面粉。

李修文，1975年出生，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2015年当选为武汉作协主席，2018年7月21日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43岁的他，成为湖北作协史上最年轻的一届主席。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还担任过电视剧《十送红军》的编剧。2018年以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疫情发生后，李修文跟着湖北省作协的干部一起下沉社区。

当得知硚口区园博北社区居民缺少生活物资时，李修文又多方呼吁，最终联系到捐赠，将9吨大米和9吨面粉送到居民手中。

2月11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修文说：

很多作家在写目前的灾难，但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就像我刚才讲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他的这些发声，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在各路媒体上印发一丝涟漪。

3月1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李修文再次强调，在灾难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应该更致力于提高写作的品质，“唯有这样，才能使之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

澎湃新闻：疫情过后，您会对这场疫情进行写作吗？
李修文：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我原本以为自己这么快就动笔是不可能的。所谓修辞立其诚，可能是因为最真实的命运来到了身边，对着什么去“立其诚”已经成为了一种直觉吧，所以也就开始写了。不过依然很困难，比如我跟不少当初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发出求救信的人联系过，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尽早入院治疗，同时，下意识地想以此为线索写下他们，但后来一打听，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每次听到这类消息，真是感到伤痛。
另外，这一次的灾难，为什么极难书写？因为它不是一场突然到来又突然结束的灾难，而是在长时间内对人进行考验。如果你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提炼，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和你的写作互相抵消了。如果真是这样，死者的尊严何在？人与灾难进行对抗的尊严何在？写作的尊严何在？
我们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被诟病？就是没有更加仔细地去辨认，没有更加深入地去倾听，其结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任由一堆感叹号大行其道，没有严正的态度，没有一颗一起承受的心，没有相匹配的伦理和美学，那么，实际上，你的职责就并没有帮你去做值得做的事。
澎湃新闻：您觉得，一个作家写灾难，或者说灾难里诞生的文学，其路径在哪里呢？
李修文：杜甫之所以伟大，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的作品能“以诗证史”。任何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你应该面对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更真诚也更真实地写作；你应该尽可能地增强你写作的有效性，尽可能地去触及灾难中人的精神境遇。
你看去年大家公认的两部最好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和《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部写汶川地震，一部写香港沦陷，文本与历史都相隔了很长时间，但是，历史却在文本里得到了复活，死去的亡灵又一次在地底挪动了他们的踝骨。对于灾难文学，我所理解的基本信条没有发生变化：写灾难的目的，就是要去反思灾难，从灾难中得到精神上的成长。当然，因作家自身气质相异，理解也会不同。
另外，此次灾难不同于抗震和抗洪，作家们其实极难深入现场。然而作家们尤其是非虚构作家，如果不深入进去，可能陷入写作的疑难。据我所知，情况得到好转之后，已经有好几个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展开了采访，我和湖北省作协的诸位同事也正在为这些作家做着服务。
澎湃新闻：“封城”之初，您的一篇口述，讲述了亲历武汉疫情的感受，经媒体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情，您想到过吗？
李修文：我哪里想到什么反应啊，我就是想把自己看见的听见的说出来而已，顺便，也给关心着我们的人们报个信，告诉他们，我们好还是不好，如此而已；但是我想，它是真实的，那些天，我经常想起巴金的《随想录》，《随想录》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巴金在说人话，说真话，说实话。我无限敬仰鲁迅先生，但我就真的能成为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吗？恐怕绝无可能。才华只有这么一点，见识只有这么一点。但有一条路我们至少是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做到的，就是去说人话，说真话，说实话。
文章就在那里，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我接受采访也不是什么深思熟虑，我要求我自己，我看到了听到了什么，我说出的就是什么，糟糕就是糟糕，好起来就是好起来，写不出就是写不出，能够写了就去写，如此而已。
澎湃新闻：也有人说，在此次抗疫中，“十万作家集体缺席”，您同意吗？
李修文：我当然不同意。别的省我不了解，湖北作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们的作家都是该坐着的时候坐着，该站起来的时候都站起来了，几代作家都写出了直面灾难、直面现实的好作品。因为身处疫区的中心，我们的会员中有个特殊情形，就是好多作家都是全职的身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警察和社区工作者，所以，湖北省作协的自媒体每隔两天便会推出一批来自各领域、各地市州的作品；下属的《长江文艺》杂志和《长江丛刊》杂志更是定期推出精挑细选的诗歌作品，之所以精挑细选，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优秀诗人，也有足够多的优秀作品。
作为一个作协主席，我想，在此期间，我的任务不是催促大家写作，因为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这种时候，如何提高写作的品质，使之更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不同意什么“十万作家集体缺席”的说法，相反，在我们的作家中，战斗的有之，写作的有之，写出了好作品的更有之，我为湖北作家深感骄傲。
澎湃新闻：除了作家深入现场的难度，您觉得写出您心目中的好作品还面临一些什么困难？
李修文：不光是写灾难，写任何题材的作品，想要写好总是很难的，我也并不觉得写灾难就一定要写出最好的作品，在不违背基本常识和伦理的情况下，再简单的作品都是令人尊敬的。
事实上，之所以有一些写灾难的作品让人抵触，就是因为他们冒犯或违背了基本常识和伦理，大家绝不是在抵触一个创作者的热情，但难度也无处不在。这次灾难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在重读《鼠疫》，我也重读了一遍。通过《鼠疫》，我们得到了两个很醒目的结论，第一，跟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诚实；第二，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应该比唾弃的多。当然，绝大多数作家终生都可能无法写出这样的书，可我们总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
澎湃新闻：为什么您会觉得书写灾难的时候写作品质会尤其重要呢？
李修文：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事，是最新最典型的中国故事。我觉得现在的武汉人可以叫做“新武汉人”了，因为这次疫情，许多武汉人的体内流淌着他人的血，许多武汉人的热泪里也流淌着他人的热泪，某种程度上，这便是新人的诞生。新人诞生以后不哭泣吗？不嗷嗷待哺吗？如果我们不冷静地看待这个诞生的艰难，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写出蕴藏在其中的希望？
“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改变我们的生活”，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老话是有道理的。现在，生活已经改变了，你就得要有这个决心去随之改变你的语言，通过这种改变，文学的声音才得以更加有效、有力和正派，这也是听从了灾难本身带给我们的教训。
澎湃新闻：接下来，您将如何度过封闭期？对于现在的武汉，您想说些什么？
李修文：我正在帮省内的一家出版社主编一本《抗疫书简》，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稿和准备序言。这本书的作者，既有在家隔离的普通人，也有奋战在抗疫一线上的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今后我还要继续下沉社区，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也要和省作协的诸位同事一起，为那些深入现场的非虚构作家们做好服务。

其实这篇访谈中有心人能读出很多心照不宣的东西，这里就不作过度解读了。对于体制内外的各路媒体来说，他们对文宣部门退休老干部的偏爱是非常难于理解的。正常业务部门本着“现官不如现管”的原则，退休老同志再怎么着也不可能比现任领导更吃香。但是文宣口是个例外，很多人在退休之后活跃程度反而大胜之前在台上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看相关新闻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老干部从退休开始能一直活跃到追悼会，真正承担相关工作的正职领导反而要等到退休才能迎来聚光灯。

按照行政级别来说，方方毫无对胡锡进狂傲的资本。但是文宣口这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她大概是在按惯例对胡主编的资历表示鄙夷？

相比网上汹汹民意，老胡这些话已经算得上和稀泥了，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大街上老太太碰瓷，大家群起指责，老胡一定是算了算了她也不容易的那个。尽管如此，方方好像并不领情，把他也当做“极左”讨伐之。

方方如今站在道德的绝对高地上，下有万千粉丝追随，中有一干体制内老油渣为援，更背靠着西方百万漕工，可谓是志得意满，睥睨天下。 老百姓越是骂她，她越是觉得自己是代天下人受难的神之子。偌大个中国，十几亿人，就等着她给咱们赎罪呢。骂她的声音，都是她纳给对面的投名状。

尤其是她现在国际上搞出这么大阵仗，有司想将她明正典刑也是投鼠忌器，有心无胆，老胡那番话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说出来的。能怎么办？只能捏着鼻子装看不见呗。不就六套别墅嘛，占了就占了吧。

这一点方方心里明镜儿似的，所以一方面享受着绝对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一副被迫害的pose。 嘴上不要不要不要，停停停，实际上就是不要停不要停。 老外还以为她在中国怎么着受迫害了，结果人家在别墅里翘着脚指点中国人该如何做人呢。

这个体制豢养的文人，半辈子都没享受这样的高光时刻，靠着给洋人做军需官，一下子蜚声全球了。估计今晚的梦里，她就站在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讲台上，对着全世界发表她的获奖感言呢。

文人打笔仗说出这种话，那真是输得干干净净了。

除了线下约架，没有更LOW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