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战中苏联和中国如此亲密？ 第1页

我觉得吧，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批评苏联的一些做法不够国际主义，这是对的。要是站在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批评苏联不够“国际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就应该无条件地、不顾实际情况地援华，但凡不如自己心意就打成沙文主义，我只想说：

就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苏联的“黑点”谈一谈：

“苏联的援助全给了国民党了，没给共产党。”

斯大林：“老季啊，共产国际怎么搞的啊？”

季米特洛夫：“别问我啊，我真给了！”

恐怕又有人要问了，苏联为什么不给共产党送点先进的武器打鬼子呢？不好意思，斯大林比谁都想给共产党送先进的武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多次协商过武器援助问题。其间，为了让中共派兵开赴“南满”牵制日军、配合苏军作战，斯大林还曾主动提出要中共到满蒙边境接受苏联武器。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后，为得到中共支援，斯大林曾两次主动提出要向中共提供武器。鉴于此前的几次请求均未实现，这次为得到中共的帮助，斯大林想以赠与武器为条件。据师哲回忆，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这一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了，在中共境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想为得到少量武器而去冒牺牲部队的危险。

当然了，也不是说苏联的武器完全没有送到共产党的手里。据新疆督办公署档案和国民政府警务处档案《中共活动案卷》记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是送了一批武器给共产党的。比如通过新疆的盛世才送了一批机枪，滕代远从新疆回延安的时候也带了机枪和子弹，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木箱从新疆运往了延安（可能是武器）。但这和送给国民党的武器相比就是九牛一毛了。可能有人要问，不是国共合作吗？为什么不经国民党转交给共产党？你能想到的办法，苏联人也能想到。从中作梗的恰恰是优势在我（划掉）常凯申先生。有人批评苏联把援助的大头给了国民党，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国民政府是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把援助的大头给国民政府无可厚非。苏联也争取过把援助分配给共产党，奈何国民党反对……

“苏联在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后停止援华。”

首先，这个结论不完全对……

《苏日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13日签的，在这之后确实中断了大规模的援助。但严谨地讲，苏联并没有“彻底”停止援助。

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知道，苏日缔约两个月后的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入侵苏联。苏联为了避免陷入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险境，同日本签署这样的条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的《日本现代史纲》里这样写道：

日苏条约也和1939年的德苏条约一样，它对于苏联的意义是限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及范围，增加了侵略者进攻苏联的困难。

通俗一点说，《苏日中立条约》就是一条心照不宣的缓兵之计。一方面，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大量的兵力被投放在中国战场，无力对苏联发动战争；另一方面，苏联也担心日本背刺远东地区，因此急于获得日本方面的保证，这一点从条约的第四条可以看出：

本条约须经尽速批准，批准书也应尽速在东京互换。

因此，《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是有必要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是有利的。如果苏联再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华，恐给日本以口实。另外，不久之后，战争爆发，客观上苏联也没有大规模援华的能力。

“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消灭”

@九戈 请问这是哪个位面发生的事啊？

东北抗联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好端端地驻扎在苏联远东呢。这支队伍就是由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力量组成的。

这支队伍虽说对外宣称是苏联远东方面军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就是套了个壳、如假包换的东北抗联。苏方联络员王新林曾“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性为由，提出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党的组织统归苏联远东红旗军及党组织领导的主张”。对此，周保中提出了反对意见：

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形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共党领导的游击运动。其一切问题必须由中共党组织解决。

第二，第一次伯力会议中苏双方达成了一个苏联远东红旗军对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指导和物质援助的协议，这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是不矛盾的，它是一个临时的特殊状态。

第三，中国民族矛盾尚未解决，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未丧失，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抗日联军是由中国共产党颂导，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苏联应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援助各国人民革命，更应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绝不能由苏方的王新林担任。

周保中据理力争，不卑不亢，还就此事致信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最终结果是王新林受到了处分，被要求向中方道歉。苏方同意由中方人员周保中、李兆麟来领导这支队伍，尊重中国共产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由此可见，苏联领导人并没有趁人之危干以大欺小、仗势欺人的事，而是充分尊重了这支来自中国东北的英雄队伍和领导他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工作中，苏方也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教导旅的中共党组织独立负责，苏方仅派人辅助。为适应斗争的新形势，原来的几个党组织解散，统一的全新党组织建立起来，成为了教导旅的核心：

抗联进入苏联境内，建立野营之后，东南满、吉东、北满省委依然并存，属于平行关系，各自保持独立的组织系统。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1942年9月13日，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东北党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是在东北抗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具有双重职能。既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负责党务工作，又承担领导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特别支部局的成立结束了东北党组织的分散状态，对抗联指战员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为重返东北战场开展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wxnfifth 来看看苏联是怎么“卖”友军的。

苏方对教导旅很是关心。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帕纳先科对这支队伍寄予了厚望：

根据阿帕纳先科的指示，抗联战士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按计划，他们一天有十二个小时在忙，除了两个小时的群众工作和三个小时的语言学习，还有七个小时在上课，课程内容包括政治、爆破、战术教育、射击训练、滑雪、军事地形、内务规程、劈刺和实弹射击等。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都是气候寒冷的地区，冬天有厚厚的积雪，滑雪这个技能就显得非常实用。野外拉练则帮助战士们适应冬天的严寒天气，锻炼野外生存能力。鉴于以前有战士溺水身亡，苏联还安排了武装泅渡训练。空降训练也是战士们必修课，周保中还热情称赞了教导旅的妇女同志们在跳伞时表现出的极大勇气。

阿帕纳先科在教导旅驻地视察时还表示，缺什么就说一声，尽量满足教导旅的要求：

相比在国内的艰苦条件，战士们在苏联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烟抽，有面包啃，有肉吃，有皮鞋穿，有工资领，想做中餐吃有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萝卜、豆角等蔬菜，并有野战炊具可供使用，还可以自己种地、打猎、捞鱼、摘野菜来改善生活，生了病有军医治疗，闲暇时刻可以看书或者看电影解闷，他们还演话剧自娱自乐。孩子们不用在枪林弹雨中长大，被送到了儿童院抚养，可以上幼儿园。武器装备也是很好的，周保中提到他们有轻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等武器。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三年的休整和训练后，成为了一支拥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战士们的心中急切地盼望着早日打回东北，解放被日寇占领的大好河山，救同胞于水火。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教导旅参加了对日作战：

配合苏军最早的是教导旅派出的特种支队，他们早在7月下旬的时候，就空降到日军的后方，担任苏军的向导。特种支队一般是由四人组成，一名担任组长，一名负责管理电台，一名负责背着抗联印刷的反攻东北的宣传单、炸药等，还有一名背着所需的食物。支队中，每人携带一支手枪、一支轮盘冲锋枪。特种支队最多的人数是20人，他们的任务有如下，一是对敌军火力进行侦察，想办法让日军暴露火力，然后反馈给苏军。二是找准时机偷袭干扰日军后方，配合苏军开展正面反攻。三是随时监视日军的行动，为苏军指示进攻路线和攻打目标等。四是担任苏军的向导一职，被选做向导的战士们都十分机智勇敢，他们对地理状况熟悉，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
这些特种支队在大反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遵循苏军的要求在7月下旬到八月初，在牡丹江、长白、磐石、海拉尔、鲁北等地执行安排的任务。8月13日，日军开始大批量的进行撤退，特种支队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军，苏军抓紧时机把敌人撤退时必定会经过的桥梁炸断了。当苏军的部队进入东北时，一直潜伏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抗联战士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动员群众，组织了武装部队去打击日伪残余。在延吉、北满、松花江下游等地的抗联战士们，都有力地配合苏军作战，并且积极发动所到之处的群众，使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起来，扩大抗日的队伍。

东北抗联教导旅是一支人才济济的队伍：

周保中在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后改称吉辽军区）司令员，在1946年指挥了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役，后任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是今天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西南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

刘亚楼在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是人民空军的缔造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朝鲜人崔庸健回国后参与领导了祖国解放战争，历任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国家副主席，是朝鲜的二号人物。

此外还有曾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的冯仲云、曾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陈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海岸炮兵学校首任校长的王效明少将、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少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的彭施鲁少将等。当然了，最有名的还要数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