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和二战中有哪些悲壮的海军故事？ 第1页

莫过于土伦港的法国海军自沉吧。

背景

1942年11月初，英美联军发动了谋划已久的火炬行动：占领法属西北非，然后以此为跳板，攻打“欧洲柔软的下腹部”意大利，最终实现反攻欧洲大陆的目的。

根据德法停战协定封存的法国舰队，大部分停泊在土伦军港，其余则分别停泊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港、奥兰港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11月8日凌晨，盟军兵分三路，向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发起攻击。维希政府闻讯后，下令北非的法国军队进行抵抗。法国海军与盟国舰队在各个登陆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在奥兰，对英军1940年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怀恨在心的法国海军部队对盟军的抵抗最为猛烈。幸好这时凑巧来到阿尔及尔的维希法国军队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决定倒向盟军，并下令法军全面停火。经过3天激战，法军伤亡达3000人，被击沉或击毁的舰只有：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7艘鱼雷艇，10艘潜水艇，还有许多小的通讯舰、侦察舰、护航舰等。主力舰“让·巴尔”号也受到很大损伤。盟军方面的损失更大一些。

尽管对外宣称与贝当元帅及其维希政府的结盟，但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下令为占领法国剩余地区制订计划。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德国国防军立即实施了安东行动。自11月11日至15日，整个法国被占。维希军队的反抗只局限于通过无线电广播报道德国的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

火炬行动开始后，土伦的法国舰队处于危急状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德国人一样，急于夺取法国舰队。其实，盟国和达尔朗谈判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法国海军舰队。达尔朗对法国舰队的影响和控制一直是他权力的基础。艾森豪威尔说：“只要达尔朗能够对土伦和达喀尔的大量法国舰艇发一道必要的命令，我们就有希望立刻减轻地中海的潜在的海军威胁，同时可以随便增添我们自己的水面舰艇。”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英国前往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时，曾诚恳地对后者说：“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哩路来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11月11日下午，达尔朗在盟国的要求下，采取断然行动，打电报到法国本土说，土伦舰队在遭到有立即被德军俘获的危险时应即驶往海上。他要求土伦舰队到阿尔及尔来同他一起加入盟军解放法国的战斗，但遭到对英国恨之入骨的舰队司令拉博德海军上将响亮而有力的拒绝。拉博德憎恨达尔朗，他用一句粗俗的话"Merde!"（法语，意为去他妈的或见鬼去）来回答达尔朗的呼吁。水兵们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人达尔朗和贝当元帅之间，决定服从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国家元首的命令。

德军抵达法国海军基地外围后，与维希当局签订了“中立”协定：在土伦港周围留下了一小块未占领的地区，由仅剩的一个法国师与法国海军一起担任守卫任务，但却归德军指挥。法方勉强同意该协议，并尽力在土伦港加强防御措施。贝当元帅明确请求希特勒将这件最后的军事统治工具留给自己。舰队指挥官作出了不离港的保证。但希特勒并不满足于此。11月15日，他下令突袭法军舰队，夺取对舰队的控制权。这项行动的代号为“利拉”。[1]

过程

从11月16日起，希特勒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以使这支舰队失去作用，如果可能，则加以控制。德军占据了俯视海军工厂的高地，在港口附近部署了炮兵，并在土伦港外的水域敷设了水雷。这样一来，法国舰队几乎成了瓮中之鳖。为了防止维希政府甚至意大利人得悉此事，德军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了减少风险，守卫土伦的法国师也在18日被撤走，该区完全交由海军来守卫。德军突击队则在法国海军部显然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开往土伦。26日黎明，德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法国海军官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港口防卫司令马尔基海军上将在床上被俘。由于没有启航的命令，各舰指挥官中极少有人决定逃跑，虽然并不缺乏燃料，仅仅缺乏逃跑的命令或意志。海军官兵拒绝执行赖伐尔下达的向德国人投降的旨意，他们按照贝当元帅和达尔朗在1940年6月发布的命令，将舰队凿沉海底。其中包括：3艘主力舰，8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16艘鱼雷艇，16艘潜水艇，7艘通讯舰，3艘侦察舰，以及60多艘运输舰、油船、挖泥船和拖船。就这样，这支强大的舰队在对法国未做丝毫贡献的情况下沉入海底。有1艘驱逐舰、1艘鱼雷艇和5艘油船没有自沉，但也投降了德国。只有3艘潜水艇采取不同的方式逃到了阿尔及尔。尽管盟国已经派出一支强大的英国海军舰队（包括3艘主力舰，2艘运输舰，4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驻扎在土伦港外的海面上，准备帮助法国舰队出逃，但是也没有唤醒法国水兵的战斗意志。“如果说盟国未能得到法国舰队的话，那么德国人也是如此。”

结果

仅有5艘（一说4艘）潜艇脱逃成功。此事件使法国海军实力损失过半。

法兰西最后的爷们。。。

虽然这一周我黑中途岛之战里的USN黑得快不认识“弗莱彻 斯普鲁恩斯”这7个字了，但我还是要说，丧事喜办的本质依旧是丧事。对于近现代战争，几乎可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庸俗，无聊，黑色幽默，悲凉的，只有你了解或是不了解之别。

复读一个贴过好几次的：

“大黄蜂号”这一天连遭挫折，过得凄凄惨惨。它的鱼雷机损失殆尽，俯冲轰炸机根本未能参战，而战斗机又因缺油不得不在海上迫降。现在，它行善助人，接受“约克城号”的“难民”，却又遭到一次打击。一名受损的“野猫式”飞机的驾驶员在摔降时没有关上机枪保险。降落时的冲撞触发了机枪。子弹打在母舰的上部结构上，击穿了一英寸厚的钢板以及一根工字钢梁。流弹打死了5个人，打伤20余人。死者中有才干卓著、大有前途的罗亚尔·R.英格索尔二世，他是美大西洋舰队司令的儿子。
英格索尔海军上将“虽然身材并不魁梧，却是个伟人……总是把海军的最大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或欲望之上”。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一位同事偶然中听见他“对儿子说，现在美国已经宣战，真正的军官不应想着留在陆上，应去海上供职”。因此，当听到儿子牺牲的噩耗后，他感到打击特别沉重。在公开场合，他表现很坚强，但有一天深夜，当办公室只剩下他和他的同事时，他告诉这位深怀同情的朋友，“他建议儿子出海，结果儿子死了，他心都碎了”。
摘自：《中途岛奇迹》 — 〔美〕戈登·普兰奇 〔美〕唐纳德·M.戈尔茨坦 〔美〕凯瑟琳·V.狄龙

我的意思绝不是将军的儿子命就比一般人宝贵多少，或者将军伤心了这件事就多么了不起，而是，战争的悲惨，就是身在其中的人永远不可能随心如意，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

很多人对战争的幻想，本来就包括“反面的称心如意”——为逝去的战友报仇，为死掉的同乡落泪，对着平民的满地尸体哀叹一声，痛骂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司令，或者干脆英勇地被日本鬼子杀害………这些，也都是刻板印象。

这也就是很多鼓动战争的文艺作品或者个人真正的鸡贼之处：我其实根本不怕“白左圣母”骂我，但我一定要做出“我好怕被骂我要写残忍的真相了好怕怕哦”的样子，其实，这有什么可怕呢？白左骂我，就是另一种活广告，喜欢鲜血和牺牲的人快来看啊，这里有你们的幻想。

至于战争中的鲜血和死于敌人之手的牺牲往往甚至是幸福，将军的儿子是被友军火力打死的，也没立下什么功勋，战场上要操心的与其说是鲜血和尸体还不如说是茫茫大海，热带病和渗到骨头缝里的无聊这些事实嘛……

嘘，千万，千万藏好，别让老百姓知道。

随便找一个另外的例子：

uss Tambor，编号ss198的一艘美国潜艇，6.7凌晨曾经向主力舰队发报，发现日军最上级重巡编队，随后自己被日军观测发现潜望镜，日军2重巡“最上”和“三隈”为躲避可能的攻击紧急转向发生碰撞，均小破，最后三隈号被美军空袭击沉。

此潜艇舰长Murphy少校因选择优先保证艇员生命安全未进一步跟踪敌军编队，紧急下潜逃离。此战之后因此被从一线撤职调回本土，批评他的通知中指出：他未能在风险下跟踪敌军，让斯普鲁恩斯的打击力量（此时弗莱彻的约克城已经退场）失去了进一步轰炸最上级4舰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当然了，发报的代价可能是全部玩完。但是你们潜艇兵只是失去了生命，我军失去的那可是胜利啊！二战期间美军潜艇兵阵亡率是22.3%，大局观啊，亲！何况逃回来就安全么？回程途中此潜艇被一发炸弹炸伤了船舵，最终于6.16回夏威夷进港修理，这一发炸弹很可能来自友军的B17陆航轰炸机，这就是战时潜艇兵过的日子，或者说，误炸，误报，无功而返，这就是战时每个正常士兵过的日子。

uss Tambor这一型号潜艇预定乘员组为60人，6名海军军官，54名水兵。这6名军官里有一个中尉叫爱德华•斯普鲁恩斯，他就是将军的亲儿子。

海军悲壮的故事实际上并不少见，无论是美英，日德还是苏联，意大利甚至国府的海兵们都有各种英勇不屈的战斗。殉国不在少数，直面死亡也并不少见。

如果说悲凉，便览如此之多的口述材料，商船舰队更加“凄凉”。不是“悲壮”，而是“悲凉”甚至“凄凉”。他们虽然是商船海军（merchant navy），但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兵，没有选择战争作为自己的生涯，也未见得认真做过为国赴死的准备。他们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在三十节航速下冲锋敌舰的血性。他们只是服务员，水手，轮机师，文员——父亲，儿子，兄弟。少有歌谣记录他们的事迹：在战史里，这些人不过只是盟军强大生产力的一个数字里的脚注。甚至面对死亡时，他们不会像英雄一样从容以赴，会害怕，会慌乱，会绝望——他们只会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航向世界的尽头，然后被遗忘在鱼腹中或者某条寒风中飘摇的救生艇里。

拉瓦尔品第号的罗斯顿·阿尔弗雷德·利德比特给过BBC的一段平静的口述但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拉瓦尔品第和是诸多改装的辅助巡洋舰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商船海军的舰艇加装一些老式火炮（甚至一战前的火炮），然后给一个海军舰长（通常是退役老兵或者二线官兵）和一些水兵，去在商船队里护航。许多辅助巡洋舰因此会在对抗袭击舰的第一线战沉，比如杰维斯湾号，之后是商船毕威尔福德号与舍尔海军上将号交火并全部战沉，几乎全员损失；换得HX-84的来自英国，希腊，瑞典等国的38艘商船中只有5艘被击沉。因为商船海军不是RN，所以很多人训练不足，也没有战争准备；舰队此时也没有刻意把同一个家庭中的人分散到不同的舰艇上。

战前的利德比特是P&O公司的一个餐厅服务员，甚至不会游泳。当商船舰队开始动员以后，他被送去斯卡帕湾在拉瓦尔品第号上服役。该舰由错过了日德兰之战的前退役舰长肯尼迪指挥。肯尼迪舰长一心求战，他说“海军给了我们不少好炮，我们打算好好使用。”而他“不可能更满意了。”

战争刚开始时，在GIUK水域拉瓦尔品第号就则遭遇了2艘沙恩霍斯特级。舰长试图拉烟，但是“因为天气太冷设备失效”。该舰于是前出保护商船。

德舰示意肯尼斯投降并警告射击，但是舰长拒绝接受，通电全舰：“我们将与全部两艘敌舰交战，她们会将我们击沉，就这样吧。永别了。”。双方开始交火，德军战列舰用11寸炮射击，英军用6寸炮还击。德舰先是“摧毁了无线电室”，然后“2发命中摧毁了舰桥”，第三轮齐射彻底将全舰电力系统切断；之后开始用英舰当做副炮射击的练习目标。利德比特和他的弟弟分别操作两门火炮还击，并取得了一发命中。等弃船时他回头去看自己的兄弟的时候，倒塌的舰桥已经把炮位压扁了；他的弟弟和一个朋友躲过一劫。三个人冲向救生艇，但是救生艇要么损坏了，要么已经下水。他找到了两个救生衣，但是弟弟的朋友也需要一个所以他又回头去找，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见了。利德比特用软梯爬下船，但是下船的时候一发炮弹正好击穿船体，所以他又回到甲板上。甲板上全是火光，最后他跳进冰冷的海水中被附近的救生艇拉了上去。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在漆黑，湿漉漉的夜里用一个破了洞的水箱支撑了一夜才被救回。他们先被送去伦敦，然后拿着铁路通行证和5磅回到家··· ···

在利德比特的家里，“母亲从教堂里回来，找到两份电报。一份说她的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份说她的另一个儿子在幸存者中。她从没说过自己先打开的是哪一封。”

两个月后，幸存的利德比特又登上了另一艘往来澳大利亚的商船出海。他是商船舰队的水兵而不是海军，于是之前拉瓦尔品第号的英勇水手们“显然，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短短几句话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渔民们的小船被装上火炮与U艇对抗，商船则被送去和大洋上掠袭的战列舰交战。他们不是德雷克，只是商船海军和皇家预备舰队的平民。他们得不到海军的奖赏和铭记，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儿子阵亡了，另一个儿子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又被送入了冰冷的大洋中。”而母亲唯一能做的只是“从教堂回来时，发现儿子阵亡的消息。”

当海军舰长一心求战，决心从容赴死的时候，舰上非军方出身的商船水手在想什么呢？他们仍然接受了他的决定。而好不容易逃出冰冷的沉船后，塞上5英镑和一张车票简单休息后，又要重新被送回海中。海军有海军的勇气，空军有空军的待遇；普通水手只有一张拥挤的床位和纳粹的敌意。

雷德尔大元帅大概不会过问母亲们为何要去教堂。

我既没觉得这个故事里主动赴死的水手格外的英勇，也没觉得下面这个故事里拉着所有人一起光荣的舰长格外的冷酷··· ···显然，商船海军不是真正的百分百普通水手，很多人确实选择英勇赴死；但是要说其中没有人不想死，所有人都是忠烈满门，那也是不可能的。其中注定有被裹挟的可怜人。归根结底的罪人是谁？是被战争波及，不敢做英雄的可怜人还是不惜代价保家卫国的时事英雄？

当然是强迫人性扭曲的始作俑者，战争犯纳粹分子。

大海里没有英勇不屈，也没有草菅人命，我单纯认为这段被遗忘的牺牲··· ···很悲凉。

根据我的记忆，不算大西洋，太平洋战争中一共有6个舰队指挥官主动选择了随舰沉没。除去应该背锅的菲利普斯（神人），对月亮自嗨的逗比山口多闻之外还有大和号的伊藤整一，马六甲的桥本信太郎，莱特湾的西村祥治；以及爪哇海上的卡雷尔·多尔曼（Karel Doorman），一个生前从来没有打赢哪怕一场海战，甚至连一个战果都没有（不算防空炮击落的飞机）的海军将领。

就整理一下之前写过的东西罢。

1889年4月23日，卡雷尔·多尔曼出生在乌德勒支（Utrecht）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全名为Karel Willem Frederik Marie Doorman。可能是由于家庭的军人背景，他17岁时便和其兄一起进入荷兰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在1910年成为正式的军官，接下来他在1915年依据早前的申请被调动到荷兰海军航空队，不久之后他成为了荷兰海军中最早获得飞行执照的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尔曼负责指挥索斯特贝格以及后来的登海尔德海军航空兵基地（自1918年10月开始）直到1921年；由此他成为了荷兰皇家海军的航空先驱，并在1922年获得了奥兰治·拿骚骑士勋章。

不幸的是，多尔曼作为飞行员的生涯因为1921年11月的一次受伤而终结。1926年，多尔曼在11年后终于返回军舰上服役，这次他担任的是七省号岸防战列舰（HNLMS De Zeven Provinciën）的炮术长以及大副。随后他被任命指挥普林斯·范·奥兰治号布雷舰，并在1930年成为海军少校。1932年他成为驱逐舰德·威特号（HNLMS Witte de With）和范·格伦号（HNLMS Van Galen）的指挥官并于1933年初镇压了七省号上的水兵因为要求提高军饷而发动的兵变。

镇压结束后多尔曼被调动回本土担任登海尔德海军基地的参谋长。或许是厌倦了坐办公室的生活，他主动要求前往东印度群岛指挥一艘巡洋舰。这个要求很快被满足，而且不是一艘而是两艘——1937年多尔曼成为海军上校并被赋予了两艘爪哇级轻巡洋舰的指挥权。1938年他再次返回航空领域，担任东印度群岛的海军航空兵指挥官——从1938年到1940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航空巡查各个岛屿，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准备。

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5月16日——也就是荷兰本土投降之后多尔曼在东印度群岛被提拔为少将。这一次他被赋予了指挥荷兰海军东印度群岛舰队全部舰艇的职责，也就是那一天，他登上了他的旗舰德·鲁伊特号巡洋舰——当时荷兰海军最先进的舰船。此后的生涯中德·鲁伊特号都将会是他的旗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但是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东印度群岛舰队的水面舰艇都是执行护航任务，真正发动进攻的只有潜艇。至于多尔曼的专业领域荷兰海军航空队，此时的状态已经因为和本土长期隔绝而十分凄凉——连带东印度群岛空军能够看得上眼的只有以Do24为首的一些飞船而已，甚至连一架单翼战斗机都没有——全部都是老旧的福克飞机。在整个1月，多尔曼都在指挥着舰队为新加坡的增援船队护航；但是1月末日军开始在婆罗洲南部登陆，整个东印度群岛都暴露在日军的爪牙之下。

在此情况下，为了方便指挥，ABDA决定成立联合打击部队，集中使用东印度群岛的全部盟军舰船。多尔曼少将在2月初接过了指挥权，德·鲁伊特号也成为了联合打击部队的总旗舰。但是接下来的几次海战都因为糟糕的协同和没有空中掩护失败：

2月3日他就收到了日军船队正在前往望加锡（Makassar）登陆的消息。此时拥有权力指挥该地区全部舰船的多尔曼少将立即亲自率领选定德·鲁伊特号作为旗舰，率领4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出击；但是运气极差，刚刚出击不久就碰上一群从肯达里机场出发，原计划前往爪哇轰炸的G3M和G4M轰炸机。尽管盟军尽力规避，舰队中最老的美国巡洋舰马布尔黑德号（USS Marblehead）还是被两枚炸弹击中，这艘设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巡洋舰艉部几乎断裂；重巡洋舰休斯敦号（USS Huston）的Y炮塔被击中报废。

2月11日，德·鲁伊特号在加油结束后于爪哇海域和美国驱逐舰惠普尔号（USS Whipple）相撞，导致后者退出行动。

2月15日，在得知日军将要登陆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后，多尔曼再次集结舰队试图攻击日军运输船队，航程中遭到日军接连不断的空袭，鉴于空袭的力度加剧，多尔曼放弃了攻击的企图。这次行动中，范·甘特号不幸在邦加岛（Bangka）附近搁浅，在无法脱离的情况下被迫由班克特号驱逐舰（HNLMS Banckert）收容所有人员并炸毁。期间他还损失了掩护撤退的范·尼斯（HNLMS Van Nes）号驱逐舰。

2月18日，日军在巴厘岛登陆；如果巴厘岛的机场为日军使用，空袭爪哇各地可谓探囊取物。多尔曼和荷兰东印度舰队总指挥康拉德·赫尔弗里希（Conrad Helfrich）中将意识到巴厘岛机场落入日军控制的危险性，同时又考虑到盟军舰船散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各处港口加油且时间紧急，多尔曼遂计划通过三个批次的夜袭击溃日军登陆舰队。结果损失了皮特·海因号驱逐舰，斯图尔特号驱逐舰在次日进入船坞时因为操作失误报废。ABDA看似人多势众，但是各国之间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联合演习；而且各国军舰倾向于不听指挥官号令，而由本国军官下令行动，导致海战打成了添油；原本大优的兵力居然在任何时候的交战兵力都大劣于日军，硬生生的打出了败绩。

2月24日，班克特号在泗水港遭到空袭被重创。多尔曼向赫尔弗里希中将严正提出要求，要求其调遣一部分战斗机为舰队提供掩护——他本来就是航空专家，指挥航空队的时间不比指挥舰队少，对于航空兵的作用比荷兰海军里面的其他人都清楚，但是赫尔弗里希中将腾不出飞机。他又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要求其调出B-17轰炸机对爪哇海进行侦察——遭到了完全拒绝，美国人更希望轰炸登巴萨机场和运输船——尽管他们啥都没有打中。不久之后ABDA中的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清楚的看出，现在的优先度下，爪哇作为次要方向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援助，于是ABDA宣布解散，现在只剩荷兰人了。

尽管如此，多尔曼少将还是决定最后一搏。他下令在芝拉扎的两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到泗水集结，并在2月25日率领舰队出海搜素日军船队。此时联合打击部队已经分裂为两支部队——多尔曼少将的东突击舰队和部署在爪哇西部，由英联邦控制的西突击舰队。不久之后，西突击舰队就在英军的命令下返回锡兰。2月26日多尔曼少将率领舰队回到泗水休整，但是侦察机回报发现了日军登陆部队的踪迹。

在此情况下，多尔曼少将下令召集舰长紧急会晤并准备出击。珀斯号轻巡洋舰（HMAS Perth）的军官回忆到，当时的急迫程度甚至到了“我们的摩托车赶路到几乎引发交通事故”；会晤总体上是和睦的，但是搁浅导致航速下降的科顿艾尔号的随行引来了第58驱逐舰中队指挥官T·H·宾福德（T·H·Binford）中校的嘲讽（多尔曼打算让科顿艾尔号掩护受损舰船）——美国人一向对任何把他们置于他国指挥的行为严重不满。这也可以看出盟军内部的分裂。

这次攻击依旧一无所获。此时的多尔曼少将已经到达了精神的临界点——他成为指挥官的一个月里全是坏消息：作为一个航空先驱，却只能看着手下的克莱门森级驱逐舰上，水兵用步枪绝望的对水平轰炸机进行无用的攻击；一切的努力都被坏运气和混乱的协同抵消。在2月下旬，多尔曼还受到痢疾的困扰，加上无尽的巡航，他的健康状况显然不佳。但是他还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在朝不保夕的气氛之中，如果他先垮掉，整个舰队只会立即崩溃。但是无论如何，在私下他的性格日益的阴郁，还充斥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毁情绪。

在2月18日他会见了之前他的参谋长，当被问到何时他们能够再见面时，少将紧握着参谋长的手，说：

“在死后，孩子。”

“不要那么着急的去那儿。”

“不，我确定是在死后。”

一个阴郁的指挥官实在是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虽然多尔曼少将本人尽量避免影响士气，但是其下属，尤其是美国人还是认为，这导致他的行为过于谨慎了。

这次出动还是一无所获。考虑到舰队上下都十分疲惫，少将决定暂停搜索返回泗水休整。仿佛是为了让绝望雪上加霜，1357时盟军舰队下锚时，一架水上飞机传来了紧急情报——日本人来了！这时盟军舰员已经在战斗岗位上长达37小时！

虽然人困马乏，几乎不存在胜利的希望，考虑到自己的舰队已经是盟军最后的希望，少将毅然决定出击。1616时双方开始交火，从理论上看，盟军和日军的舰船比例是14：17，但是多尔曼的舰队里，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USS Huston）的Y炮塔无法使用，爪哇号的火炮过于老旧，科顿艾尔号（HNLMS Kortenaer）和4艘克莱门森级驱逐舰的舰况堪忧（因为锅炉水管老化只能跑到30节），且后者只有4英寸火炮，基本无所适从，堪用者着实不多。但是在这场海战中，率先进攻的却是荷兰人——和200多年前的奥古斯塔海战有相像之处。这，或许也决定了卡雷尔·多尔曼悲剧性的结局。在他的身后，泗水海军基地已经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弹坑，斯图尔特号驱逐舰因为事故倾倒在船坞里，被命中的油船像火炬一样燃烧、黑烟直冲天际；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

关于爪哇海战的过程我不想全部叙述。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盟军反而是先取得跨射的一方——证明炮术精准，接下来只要祈求上帝即可。但是上帝始终没有垂青于多尔曼少将，即使埃克塞特号（HMS Exeter）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全套火控雷达。最后首先取得命中的居然是日本人。

1634时和1653时，耐心耗尽的日军两次发起鱼雷攻势，在日军驱逐舰逼近的时候，多尔曼亲自下令德·鲁伊特号舰长尤金·拉康鲍尔（Eugene Lacomble）转移目标并且规避，在他的命令下盟军舰队进行了巧妙的规避，日本人只看到了鱼雷自爆的水柱。

1708时，转折点出其不意的到来。倒霉的埃克塞特号被一发8英寸炮弹命中，四分之三的锅炉停转。该舰迅速减速并左转，此时的多尔曼却无法直接通知情况——德·鲁伊特号的无线电设备被自己150mm炮的震动损坏无法使用。盟军舰队不明所以，看到埃克塞特号转向只得跟随，队形瞬间大乱。1718时，科顿艾尔号驱逐舰被一枚鱼雷命中，瞬间折断；同时更加剧了混乱。盟军甚至以为出现了潜艇，结果更加祸不单行：驱逐舰德·威特号（HNLMS Witte de With）投下的深水炸弹意外“滑”到舰底引爆，损坏了推进轴。就在此时，多尔曼少将下令重整队形，并打出旗语：

“各舰跟随我，坚决反攻！”（荷兰语：“Ik val aan, volg mij” ，英语：”I am attacking, follow me"）

这是多尔曼少将最著名的命令，不久之后盟军便整理好了队形再次进攻。这让自以为取得大捷的日军舰队指挥官高木武雄（Takeo Takagi）只得再次下令迎战。

直到这时，多尔曼还在祈求着掩护和敌情汇报。但是这两个一个都没有，讽刺的是，其实这两个都有。盟军不仅有日军的情报，也派出了战斗机掩护，但是多尔曼半个字母都没有收到——泗水海军基地的指挥官彼得·康拉德（Pieter Koenraad）少将手下的通信人员严重缺编导致信息延迟极为严重。最后好不容易派出的零星战斗机居然遭到了盟军和日军的火力夹击。

不久之后，双方脱离接触。多尔曼下令美国驱逐舰返回泗水补充燃料，自己依旧试图搜索日军运输船，遂沿着爪哇海岸西行。2100时，多尔曼决定北上，此时朱庇特号（HMS Jupiter）不幸被一枚荷兰水雷炸沉——典型的多尔曼式好运气。

之后盟军编队经过下午科顿艾尔号的沉没地点，由于无线电在下午的炮战中被主炮开火时的震动损坏，少将以灯光信号指示珀斯号通知遭遇号驱逐舰（HMS Encounter）停船救援科顿艾尔号的幸存者，此时他的舰队已经没有驱逐舰护航。——实际上接下来的作战和自杀式攻击的区别已经不大了，但是多尔曼知道自己的舰队是唯一有理论上可能阻止日军行动的部队，没有迟疑，他决定继续自己的使命——尽管这意味着死亡。

多尔曼一直绝望的寻找着日军运输船队。讽刺的是，双方中只有盟军知道敌军的位置——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一直忠实的跟踪着日军的动向，但只是传达到了泗水的盟军司令部，少将连一个字母都没有收到。

2315时，德·鲁伊特号发现了两艘日军重巡洋舰，荷兰人立即开火。但是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弹药已经不足，爪哇号的旧式150mm炮射程不足。荷兰人实际上是用6英寸炮对抗日本人的8英寸炮，但是双方看起来都筋疲力尽，15分钟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打出有威胁的炮击。这时盟军巡洋舰维持战斗状态已经超过了24小时——早就超出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同时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日军停止了射击。

多尔曼少将知道日本人想干什么——他们已经发射了鱼雷。为了规避以减少被击中的风险，他下令右转以躲避鱼雷。但是就和后面所见的一样，荷兰人选择了最坏的时机。

2332时，爪哇号在转弯中被一枚鱼雷击中，这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设计的巡洋舰几乎没有水下防护，后部弹药库立即爆炸，火焰和残骸升腾到100英尺的空中。与此同时，休斯敦号报告发现鱼雷的尾迹；根据情报和计算，多尔曼少将决定重整队形，因为他认为鱼雷已经正好远去。

不幸的是，日军第二艘发射鱼雷的巡洋舰羽黑号相对旗舰晚了1分钟发射鱼雷，上帝再次对少将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德·鲁伊特号刚刚转向东南方就看见一枚鱼雷直冲而来，完全没有机会规避。

2333时，德·鲁伊特号后部被一枚（或者两枚）鱼雷命中。主机在震动之中立即停转，同时一个燃油舱被击漏，泄露出的重油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爆了集中放置在高射炮平台附近的博福斯高射炮炮弹。爆炸的炮弹摧毁了后部上层建筑，德·鲁伊特号弹射器之后的甲板都陷入了火海，进一步引发了储存的信号弹和照明弹；被点燃的火箭直射天空，在珀斯号的舰员看来”就像是盛大的烟火晚会“。

这绚烂的火花之下是荷兰海军最新锐巡洋舰的葬礼。虽然损管队避免了巡洋舰的立刻沉没，但是在大火蔓延到发电机时，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电力驱动水泵，也就无法阻止进水。当珀斯号为规避休斯敦号而转向靠近荷兰巡洋舰时，有人回忆”甚至能够闻到油漆燃烧的刺激气味“。

此时，剩余的盟军巡洋舰试图减速以救援德·鲁伊特号的幸存者。这时，德·鲁伊特号发出灯光信号：

”向巴达维亚撤退，请勿试图救援我们。“

珀斯号和休斯敦号执行了少将最后的命令——他曾经要求所有舰船在战斗中不要救援己方幸存者（因为形势根本不允许），但最后只对自己执行了这个要求，当德·鲁伊特号消失在地平线上时，休斯敦号的瞭望员观察到”至少九次爆炸“。

这时，泗水方面终于向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发送了日军运输船队的具体精确位置，一切都太晚了。

被留在爪哇海上的德·鲁伊特号还在燃烧并持续发生爆炸，虽然舰长拉康鲍尔很早就下令弃舰，但是持续性的爆炸令大多数救生艇无法使用，同时爆炸还炸死了不少甲板上的舰员。次日0230时，德·鲁伊特号结束了痛苦的挣扎沉入爪哇海的海面，但是它泄露出的燃油还在起火——许多逃过沉没的人没能逃过大火，最终有345人丧生。

在幸存者中不包括多尔曼少将和拉康鲍尔舰长。幸存者回忆里，多尔曼少将在协助船员离开和鼓励他们之后，转身回到了舰桥上；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28日0230时，德·鲁伊特号结束了痛苦的挣扎沉入爪哇海的海面，它的牺牲延迟了日军的登陆——只有一天，虽然几乎没有区别，但是让一些幸运的人得以逃出生天。

空中的卡塔琳娜观察到了巨大的爆炸，机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在泗水，有人听到了几声从北方海面传来的爆炸声，大多数人认为是热带常见的雷声。但是一位B-17轰炸机的飞行员知道，这是荷兰海军的最后冲锋，爪哇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卡雷尔·多尔曼少将在爪哇海战后成为荷兰民族英雄，就像他的旗舰命名的来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间里，他成为盟军誓死奋战的标志。

1946年荷兰从英国购买的奈拉纳号航空母舰（HMS Nairana）以及后来的可敬号（HMS Venerable）均用他的名字命名。1947年5月23日他被授予威廉军事勋章（荷兰最悠久和最高等级的勋章），由少将当年的战友赫尔弗里希中将在奈拉纳号上颁发给他的长子。

在他死后，爪哇海战的失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荷兰人给予的荣誉之外，美国人一向认为他的能力不足，除了过于谨慎之外，甚至马布尔黑德号被重创这件纯粹是过于倒霉的事情也被归咎于他的责任。这可能归功于所有美国亚洲舰队的人员对于多尔曼普遍的不信任所致。

相比起来，荷军和英军的评价就高得多，基本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埃克塞特号的舰长都对其指挥做出极高评价。甚至连日本人都佩服他的勇气，尤其是当日本人每次都认为他要撤退，但是他又一次发起进攻之时——虽然有些鲁莽。（来自敌人的赞赏往往是宝贵的）

在26日，多尔曼和赫尔弗里希中将通了一个电话。他表示：自己的舰队关于敌军的情报近乎为零，缺乏战斗机的掩护，得不到修理，“我们还有机会吗？”

当得到“我们不能撤退，尽管胜利的可能很小”的答复后，他回复：“好的，我会出击。”

这给了人们一种感觉，他早就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结局，之后他只是一步步走向了这个必然的命运终点。虽然，前面提到的“自毁情绪”会有推波助澜，但是从他接下来的作为看，他在必败的命运下接受了使命，并尽自己的一切改变之，无愧身后的种种荣誉。如果他赢了爪哇海战，哪怕同归于尽，他都可以获得和纳尔逊或者德·鲁伊特相似的地位，但是命运不在他的那一边。如果他的运气好一点点，结局都不会如此之惨——虽然他实际上是在一个没有可能获胜的死局里对弈。

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唯一“做了重要的事情”的荷兰将领”这个理由之外，作为一个从来没能赢过一次战斗的将领，卡雷尔·多尔曼少将能够为后人铭记，并成为一个国家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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