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也就是用细小叙事(某领域的具体话语)来代替宏大叙事(涉及所有话语的元话语)。
比如福柯用精神病、惩罚和性的专门研究代替理性、人和社会的一般性研究;
德里达用写作过程来代替意义分析,在哲学边缘解构中心的在场意义,从而发现我们的逻辑语言其实依赖于修辞和隐喻。
元叙事被细小叙事和语言游戏所代替。
这个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似乎只是解构中心,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确实对于我们理解和我们有差异的人相当有帮助。
我们常常说的话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一般通过某种主流的叙事去理解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某种结构的,有一些确定的意义,所指优于能指,意义在先然后就有了与其对应的符号,符号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符号背后的意义不同,意义是可以抽离出来的,意义是大写的实在。
而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意义和本质并不是可以从现象中抽离出来的,实际上本质和意义早已变化了,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得不到终极不变的意义,一切都在变动不居之中,不存在静止的结构。
电视报道某个人犯罪,经常会有个专家来分析他是怎样的人格,比如反社会人格、边缘人格,等等。我们也会认为正是这个人拥有某种特质,就导致他产生了这样的犯罪行为。
在生活中,我们如果一直拖延就会寻找到自己身上的某个特征,比如自己是一个拖延症,自己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等等。
这样我们就认为他人和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或者认为某种处于中心的特征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换种叙事的方式,我们则会发现很不一样的结果。
比如新冠肺炎时期,如果有一个人得了新冠肺炎,他要戴口罩,然后要治病,但是他不会认为这个病就是自己的本质,可以把这个病和自己这个人分开来。但是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则不一样,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这个病导致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无法把病和自己分开来。
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使用某种支配性的叙事时,我们认为某种症状或者是问题决定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痛苦于自己的症状或者问题的存在。而换一种叙事的方式,这可能会改变这个症状或者是问题的意义,比如某种症状对我们来讲,提醒我们要好好休息,或者提醒我们要去运动,等等,这个症状本身其实是中性的。症状或者是问题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实取决于我们的意义建构,就像福柯在疯癫与理性当中所说的,其实正常与不正常这样的话语也是被建构出来的。
后现代主义对于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启发,有的家长和老师认为自己相对于孩子而言是权威,所以孩子的问题会被认为是亟待解决的,这样就有了解决问题的专家,要被解决的问题孩子。而这两方就成为了对立的阵营,这种思路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痛苦。因为这个叙事的主人成为了家长和老师,家长和老师可以去诠释这个孩子的问题。但是,孩子作为他的故事的一个主人公,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他本身都有独特的意义。
在一些父母的眼中,孩子的故事是线性发展的,要一步步地好好的走,而忽视了孩子身上的这些事情对于他本身的独特意义。这种对于孩子身上的问题的过分关注,可能会给孩子贴上一些标签,反而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问题。而如果去解构这套元叙事、去解构这个固定的脚本,这个故事的写作和诠释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