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知」被污名化了？ 第1页

与其说“公知”这个概念被污名化，倒不如说是中国基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人对一个领域的知识了解越多、在一个行业内的从业经验越多，他对于这个行业内的事件就越有发言权。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公共意识”并不能脱离自己本专业太远，否则他对于公共事件发表的观点，可能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从业者深刻。

中国过去的主流“公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并不是将自己定位为某个领域内公民利益的代言人，而是试图将自己打造为政客式的意见领袖。换言之，他们所要的并不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深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引导舆论、裹挟民意方面，甚至不惜为此编造一些事实。所谓的日本马桶水、中日夏令营、德国油纸包、美国大停电……早就已经是经典的梗了。

对于这些“公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我曾以为他们无所不知，直到他们说道你熟悉的领域。

从历史的大视角上看，这些老一代公知翻车，也跟过去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增长和自媒体的普及有关。在20年前，各个媒体基本上都是这些“公知”的俱乐部，他们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公众。与此同时，当时国内每年的高考录取人数只有今天的几分之一，留学生人数更是不到十分之一。大量的人既缺乏相应领域的专业知识，也无法出国，“公知”们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过去的几年里，自媒体的不断发展稀释了这些精英们的话语权，大学生和留学生的快速增长，也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到专业知识和国外的实际情况。公知们那套老旧的思维方式，自然也就不管用了。

与旧时代公知们一同老去的，还有大洋彼岸的帝国。从根本上说，旧时代的公知们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能脱离冷战思维，在他们眼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远胜过国家利益，同时大多数人也坚信政治体制的变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放在冷战时期，这种思维方式还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冷战体系解体后，这种思维已经完全过时，而美国恰恰是被冷战思维拖累的代表。如今美国出现的种种问题，同样也作用到了公知身上，他们也同样面临着焦虑。

随着旧一代公知的老去，真正意义上的“公知”正在成长。与旧公知不同的是，新的公知们往往就是就自己的专业谈专业领域，不管对也好、错也好，总之是可以以专业知识进行探讨的。典型的比如复旦大学的沈逸老师，无论是公开演讲、视频节目还是微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际政治、网络空间治理这些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的。你可以不同意沈逸老师的观点，但你可以以对应的知识框架去跟他进行讨论。这是过去的公知们难以实现的。

总之，“公知”要想不被污名化，核心就是一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你可以在你的专业领域内为公众进行利益代言，并借此获得相应的影响力，但不要超脱这个领域之外去干事。就像我的某个大学老师，研究女性主义几十年，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要拿出时间去各地走访调研，听取女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报告提交给相关部门。过去十几年，国内有不少针对女性的新政策，就与我这位老师的调研有关。这种“公知”，我觉得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