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前苏联政坛向来不缺能人异士。作风硬派的、心机深重的、手段和软的,各有千秋。可在一众领导人当中,能以“身背绰号,留千古笑名”记入史册的,恐怕也就他一个……
尼基塔 · 谢尔盖耶维奇 ·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在乌克兰库尔斯克省的一个矿工家庭。打小儿养猪、放羊,又在机械和焦化厂当学徒、做钳工,是个苦孩子出身。国内战争打响后,他毅然放下手里的虎钳和锉刀,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因为表现积极,在战争结束后荣归故里,担负起家乡的生产任务。1929年, 地道的工人出身外加几年的斐然业绩,赫鲁晓夫被幸运地举荐进了「莫斯科高级干部工业学院」,成为第一批元老级学生。命运的眷顾让他跟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成了同窗,攥住这张“幸运彩票”后,一路平步青云向中央挺进。
可惜,有官运却没官样儿。因为秃头矮胖,生性粗俗还有点滑稽,赫鲁晓夫常被竞争对手嘲讽,「土豆政客」成了大家挂在嘴边儿的“爱称”。拜这个听上去圆滚滚的绰号所赐,他一举“碾压”各路政敌,顺利当上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战后的苏联,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小麦、马铃薯和玉米是那时候的主要农作物。其中,小麦播种范围最广,产量也最高;玉米则由于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仅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南部地区种植。
有意思的是,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正影射了当时党内的派系纷争。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和斯大林的农业顾问李森科都是“一边儿倒”的春小麦拥护者。
李森科这个所谓的“苏联首席科学家”,不但想法天马行空,还善玩权术,手段邪性…
即便他在南方地区推广的种麦新招儿破绽百出,以减产告终,可人家非但没倒台,还在斯大林的「反对屈从西方运动」中成功洗白,反败为胜。这样一来,经常拿冬小麦跟他对着干的赫鲁晓夫一波人自然就显得有点不招待见了。
本来准备在乌克兰大干一场的赫鲁晓夫碰了钉子,虽然心存不满,但碍于整体的党内氛围和撬不动的幕僚红人,也只好忍气吞声,打算离开「小麦田」走进「玉米地」里碰碰运气。
1949年,敢想敢干的他根据乌克兰农民种植玉米的传统经验,升级出了「方形穴播法」,一次性扩种了200万公顷,结果大获丰收。不但狠狠赚了一把口碑,政绩满满,也让那个嚣张的李森科乖乖闭上了嘴。
丰收的玉米让他成功调任到莫斯科当上一把手,由于初战告捷,赫鲁晓夫打算乘胜追击,在莫斯科(州)这片国家腹地进行引种,创造出更大的奇迹。为了坚定自己的想法,还防着斯大林,悄悄关注起美国的农业动向来。
等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已经稳坐头把交椅的他在苏联驻美大使馆里增设了「农业随员」一职,专门搜集生产情报用以参考研究。赫鲁晓夫悄咪看了好几年,终于等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盛情”邀请,来到美国。
访问期间,不但参观了爱荷华州以种植玉米而驰名的「加斯特农场」,还了解到很多有关杂交方面的技术常识 。在农场主手拉手的引导参观下,北美洲辽阔大平原上一望无际的丰收景象,深深震撼了悸动已久的心。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美国的畜牧业之所以兴旺多半儿是由于玉米的高产。赫鲁晓夫在农场算过一笔账,原先每头牛的年平均产奶量将近1100公斤,改吃玉米后,每头可以达到4000公斤左右。要是用来喂牛的第一等饲料(青贮玉米)获得丰产,那以后奶制品和肉类食品的飞速增长岂不唾手可得?
巧得很,当时苏联著名农学家祖勃里林教授的实验结果也表明,青贮饲料蕴含的乳酸特别促进牲畜的食欲,就算拌上其它饲料,也能吃得盆光碗净。赫鲁晓夫深信不疑,觉得玉米简直就是改变现状的灵丹妙药,因而决定开足马力把它的产量搞上去!
从美国带着4500吨种子回来之后,就变身成了「玉米狂魔」,逢人便鼓吹大种玉米的好处。在1954年2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高声呼吁:“能够开辟富饶道路的不是草田轮作制,而是玉米!一定要争取扩大播种面积。”
3月9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进一步指出:“玉米是迅速建立巩固畜牧业饲料基地的来源,具有极高价值。……充分的科学资料和先进经验说明,我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可以种植它。”
这下,全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接到了一条又一条的播种指令。作为倡议和领导者,赫鲁晓夫四处奔波、检查、敦促、还下田督导,并给积极配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重奖。
有些地区看着眼儿热,甚至在从未种过也长不出玉米的土地里开始播撒大批种子。一时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分气温高低,雨水多寡,土壤肥瘠;也不问种子、肥料供需如何,种植技术如何,到处都开垦起了处女地。
沉寂许久的伪科学家李森科看这阵势,带头起了反意,他怂恿手下对外宣称:“难道因为玉米就能改造牛的胃吗?我们怕不是被这东西搞糊涂了吧。”一些固执的农庄负责人相当刻薄,他们一边抵制一边讽刺:“要慎重对待玉米的决议。否则,我们快把整个行星都种满了。”甚至更有惊天谣传爆出,说以玉米为主食会严重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虽然这些刺耳的声音大部分荒唐可笑,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科学成分,只是已经被狂热冲昏头脑的赫鲁晓夫哪里听得进去,辨得清楚?统统斥之为陈腐观念,保守做派,对于那些声浪较大的,他毫不留情地没收了人家的党证儿,不顾党龄也不讲情面,一律采用行政手段压制。还在短时间内撤换了4任农业部长,铲除了几乎所有阻力。
为了配合这股狂热,农机制造部门加紧设计机械化播种的专业工具,科研部门加强了育种及优化改良,食品加工部门随之开发了多种玉米类配料;乌克兰成立起一个专攻玉米的机构,莫斯科的展览馆开辟出大型展厅,连农业部下属单位都创办了一份刊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
这些棒子不但被请科学殿堂,也走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开设了专卖食品店;各大影院为叫做《玉米魔法师》的电影排出了特定的循环档期;一些晚会的舞台上也争相出现了模仿玉米果穗的舞蹈……甚至还把列宁提出过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篡改成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玉米化”的说法。一时间,这种农作物成了大街小巷议论的话题,“玉米热”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期。
大刀阔斧的推进自然成效显著,1953年那会儿,全苏播种面积还不过350万公顷,到了1955年就猛增到1800万公顷,截至1962年已达3700万公顷,约占当年所有作物播种总面积的1/6以上。玉米仗着赫鲁晓夫撑腰,硬是挤进了已耕的可经营土地,占掉了小麦等其它粮食作物不说,连甜菜、香瓜、向日葵之类的传统饲料作物都得靠边儿站。
然而,奇怪的是,历经了十年的大种特种之后,虽然一开始产量有所增加,某些地区甚至取得过“巨大胜利”。但从全国总体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远未能实现人们期望之中的高产、稳产。
究其根本,在盲目扩种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忽略了最最关键的东西——玉米生长的自然环境。苏联地域辽阔,气候差异较大,不具备美国那样的「自然生长带」,乌克兰能丰产并不代表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上也茁壮。那些完不成硬性指标的地方农业带头人实在无奈,只好造假,掀起一股虚报瞒报的浮夸风。
更有甚者,不少地方农民播种下去,等到应季几乎颗粒无收。不但没法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料,而且由于种植挤掉了其他农作物的生长,连人的口粮都开始受到威胁,造成了空前紧张的局面,“玉米热”眼瞅着要凉凉了。
到了1964… 「玉米狂魔」成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笑柄,让他狼狈不堪。人们觉得不过瘾,又给他起了个新绰号「古古鲁沙」,即俄文的玉米棒子。“大种玉米运动”作为他上演的一场闹剧,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害,还造成了可怕的政治影响,最终随着古古鲁沙“骨碌”下台而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