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翊珹 君在之前另一篇回答评论区[1]对彼得留拉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的:“典型的清谈知识分子,作为中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他显然没有政治能力领导乌克兰,靠着嘴皮子也许可以暂时忽悠到人,但是面对盖特曼和红军他是没有任何还手能力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和他的德国主子在1918年4月的政变直接把没有枪杆子的彼得留拉送进了监狱。这也证明了彼得留拉并不是布党史学或建构在布党史学镜像映射上的“反布党史学”给人印象中那种牢固掌控军政大权的统帅,毕竟他在一战前,乃至1917年3月回到基辅之前一直是从事文宣工作,并在莫斯科、基辅和利沃夫等地来回活动躲避各大帝国的书报检查[2],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甚至一度做过会计师、结了婚,并且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Olha在1941年就去世了,年仅30岁;他的妻子则活到了1959年)。一战期间他也没有参军,而是在1912-1917年在莫斯科的乌克兰俄语刊物《乌克兰生活》的编辑部担任合作编辑——从这一点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至少彼得留拉那一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里的不少人或许并不是那么排斥俄语。
随着(丧失了德国支持的)盖特曼的倒台,彼得留拉又被放出了监狱,然后他就挤走了社民工党原来的党首、比他更加左倾的弗拉基米尔·温尼琴科[3],暂时成为了政权的事实首脑——但他还是没有自己的武装。其结果就是就像翊珹君提到的那样[1],乌克兰人民军的组成鱼龙混杂,有临时征召的农民志愿兵,也有前帝俄的乌克兰族正规军部队,甚至还有奥匈战败后改编的加利西亚军队,素质良莠不齐——值得注意的是,后来OUN的第一代首脑梅利尼克[4]也曾是这支军队的军官。所以如果战争结束了而乌克兰存活了下来,这些心怀叵测的军头们是否会干掉彼得留拉和软弱的社会民主工党,夺取他们所觊觎的权力?从同时期其他东欧“小协约国”的历史来看,恐怕很有可能。毕竟彼得留拉连他们的战争罪行和反犹屠杀都制止不了,又谈何约束军队呢?
当然从温尼琴科、彼得留拉到梅利尼克、班德拉,短短数十年内的这种转变矛盾吗?我觉得并不矛盾。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一直都“活在其他人的影子里”。
1890-1910年代,是彼得留拉的社民工党[5]及其前身革命乌克兰党[6],还有乌克兰社革党[7]、乌克兰激进党[8],以及从社革和社民工里分离出来的老乌共[9]、老Borotbist[10]等主导的时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青年一代选择了农业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左翼民族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西欧工人运动传播而来的激进的民主左翼意识形态指导自己。
1920-1940年代,是梅利尼克、班德拉等人,即OUN-M[11]的墨索里尼主义者和OUN-B的希特拉主义者,乃至在反复无常的地下武装军头布罗维茨[12]等人主导的时代,乌克兰民族主义青年用时髦的右翼威权主义、德式或意大利式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自己。
1950-1980年代,是“乌克兰帮”与欧美流亡者的时代,斗争遭遇连续挫折而陷入消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要么借助空窗期在苏共架构内想办法为自己谋取利益,要么就跑到了国外,挥舞“自由民主”的旗帜依附在北约一方卵翼下,谋求分得一杯羹。
最终1991年后,一切如愿以偿,他们得到了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然而他们真的胜利了吗?1991年,他们最憎恨的“俄寇/布匪”35%的工业握在了他们的手里[13],他们珍惜过吗?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维谢格拉德国家、欧盟、北约和独联体都有所忌惮的存在,变成比今日土耳其还要强大的存在。然而他们努力去做到这些了吗?他们非但没有做到,而且把这一切都玩砸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几乎把政治光谱上每一个位置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用了个遍,然而好像没有一种起到什么作用。真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
彼得留拉还会继续作为“民族英雄”而被崇拜吗?我想是的。——尽管他们根本不需要,也不会允许一个新的彼得留拉出现,这二者并不矛盾。
在当代乌克兰社会里,不要说“布尔什维克分子”,就是乌克兰的本土民主左翼一样消亡了。乌克兰社会党[14]和两个社会民主党[15][16]在2000年代中期就基本消失在政坛上,更加倾向泛斯拉夫民族主义的乌克兰进步社会党[17]甚至不得不跑去依附于普京的全俄人民阵线和杜金主义者的欧亚青年营。甚至就连亚努科维奇的残余势力等“第三条道路”社民与俄族少民势力拼凑出来的所谓“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18]都在遭受事实上的打压和迫害[19]。基辅的寡头和政客,以及他们的后台显然不会欢迎“第二个彼得留拉”,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们一定会让他“消失”的。
当然这一切并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只要看看乌克兰历史就会发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大棒似乎主要是为他们的同胞,甚至是同族准备的。就是在二战期间,他们不要说对波兰族、俄族和希腊正教信徒,杀起反对自己的乌克兰族同胞也毫不留情,OUN-M和OUN-B及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增加合作价值、铲除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异己而杀得彼此血流成河,从与德国合作期间的互相陷害到地下游击战期间的“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20],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在那个时候,这些高喊“祖国”的人又何尝怜悯过自己的同胞呢?
“ ‘乌克兰反抗军’[21]应该这样行动:让所有承认苏联政权的人都得到毁灭。不要害怕别人说我们残忍,不要惧怕残暴,就算将乌克兰四千万人口杀到只剩下一半,也没什么不好的。” ——罗曼·舒赫维奇[22],班德拉部下最忠诚和狂热的指挥官之一
(暂完,想到什么继续补充)
要评价彼得留拉,就不能不把他同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这个概念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其实是十分晚近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场域中瞻前顾后,就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彼得留拉。
近三百年来是现代乌克兰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为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大部和奥匈帝国控制的小部。
长久以来,俄罗斯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变得与其他俄罗斯行省别无二致,俄罗斯人引用拜占庭人曾经使用的称呼,“小俄罗斯”,来称呼乌克兰,将其视之为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我们看看这产生了多么卓有成效的结果!我们谈起彼得留拉的老乡大作家果戈里,应该少有人会把他当成是乌克兰人,他创作的话剧《钦差大臣》难道不是一部俄罗斯味道十足的作品吗?或者说,谁会认为《钦差大臣》是一部乌克兰作品?但我们又不能断言其作品中没有乌克兰元素,只是乌克兰的元素在我们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被压抑了。因此,《死魂灵》被视作俄语文学经典而不是乌克兰文学经典,这正是俄罗斯帝国文化的管制——俄罗斯化使乌克兰变成了一个榨干了的橙子。不过即使在重重压迫下,乌克兰文学与历史也在发展,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歌是有声的抵抗,而《罗斯人的历史》的神奇而秘密流传就是无声的抵抗。
奥匈帝国治下的乌克兰地区其实包括加利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科维纳三个分散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乌克兰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加利西亚的另一半是波兰人、外喀尔巴阡有匈牙利人、布科维纳则有罗马尼亚人。而接下来我会把笔墨放在加利西亚——这个被誉为“乌克兰的皮埃蒙特”的地方上来,因为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对现代乌克兰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谈及奥匈帝国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的监狱这个词在被冠在俄罗斯时也被冠在了奥匈的头上,专制与自由、文化多元与民族压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决不能在陈述时厚此薄彼。难道奥地利皇帝有在绞杀1848匈牙利起义时手软吗?而在推进加利西亚“波兰化”时,真的有倾听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乌克兰人民的声音吗?迫不得已而转用“体面”手段只是暂时的,而凝实却不见流血的压迫仍在继续。
“我们并非栖息在国家之中、而是语言之中。不要搞错,我们的母语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国。”是的,俄罗斯人会认为乌克兰语是夹杂了波兰词汇的俄语方言,波兰人则认为乌克兰语就是波兰方言,领主老爷倾向于认为那只是一种“乡巴佬语言”。但事不遂人愿,“粗野的民众”未曾忘记他们的语言,语言作为凝聚民族的强大力量,保存了乌克兰民族意识的火种。
十九世纪中期,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民族的压迫,而奥匈帝国却放松了,东西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在此时觉醒并且交融。一件最重要的事发生了,边界的双方确立了共识,希望形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裂”的乌克兰民族。然而就在东西乌克兰联系日渐紧密的同时,区隔和划分也在不断生成。仅在西乌克兰,就有亲俄派与亲民派的对抗:前者是东仪教会人士、世俗官员和“体面的公民”们,毫不顾忌地献媚,甚至是向俄国甚至奥国皇权!后者由青年的学生、教师、作家、律师和普通神职人员等组成,他们深受东乌克兰的舍甫琴科影响,热情赞扬人民,却把民族问题简单看作语言问题。另一方面,东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把把民族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迟迟不谈关于独立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俄乌部分各民族杂居的状态,农奴制的改革部分解放了乌克兰农民的同时,更是引入了大量“外族”移民,这对单纯的从文字语言方面塑造乌克兰民族国家无疑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至此,乌克兰统一并独立的愿景仍是水月镜花。栖息在俄国农村的大多数乌克兰人固然知道自己并非俄罗斯人、波兰人或犹太人,但他们同样不可能认为自己属于更广大的“乌克兰民族”,这种认识远不及他们西乌克兰的同胞,也不如东南欧的各民族。乌克兰人在等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乌克兰民族运动崛起的机会。
西蒙·彼得留拉就是这样一位在一战后革命时期崛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出生于东乌克兰的一个马夫家中,上过神学院却被开除,在利沃夫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乌克兰党。从他这段时期的经历可以部分看出他的政治倾向。革命乌克兰党宣称可以将乌克兰民族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结合起来,部分人却难以接受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最后他们脱离了组织并在实际上成为了全俄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而革命乌克兰党也随后改组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彼得留拉成为该党的领导人物之一。
彼得留拉没有专业军事背景,他成为乌克兰军事力量的代表也许是机缘巧合,但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对“独立乌克兰”的追求。在寻求盟友方面,他不同于偏向全俄社民工党的温尼琴科,不同于和德国人合作斯科罗帕茨基,不同于和邓尼金和解的彼得卢舍维奇。而政策方面,他也不同于白面书生的格鲁舍夫斯基和“穷凶极恶”的马赫诺,采取了不偏不党的“大道”。
在一九一九年,乌克兰民族寻求自身独立的梦想从未如此接近过......然而境况却也在此后江河日下,以至于民族主义者们最终失去了这一机会,鉴于后日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这很难说是一件纯粹的好事。事态随时间发展变得相当微妙,连追求乌克兰民族独立的势力间也发生了分歧。东乌克兰人誓必挣脱俄国枷锁,为此他们宁愿和德国人合作,而不得不说其中彼得留拉同波兰人合作实在是维护独立的上佳选择了。西乌克兰人为乌克兰统一而担忧,毕竟他们吃了足够多的苦头,而其中的激进者竟胆敢和皇俄邓尼金合作。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彼得留拉的民族意识?用他自己的话做注脚:“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全部的犹太人,他们、他们的妇孺,是和我们一样被奴役着,被剥夺了自由的民族。”客观来说,彼得留拉不是匪徒,但彼得留拉匪帮这个称呼是恰如其分的,其手下的武装绝大多数都是军阀,而他改造军队的尝试失败了。有资料证明这帮军阀制造了约40%的排犹仇杀(Pogroms),这和彼得留拉本人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彼得留拉在法令中称袭击犹太人就是背叛乌克兰,但他确实无法阻止正在发生的屠杀。直到局势已然明朗的1920年,一部分屠杀的组织者才被明正典刑,可是这对争取自身的声名来说还是太晚了。除此外,这些军阀还制造了相当数量针对俄罗斯人的屠杀,彼得留拉赞成并默许了这些行为。鉴于此,彼得留拉最后在巴黎流亡时被一名前红军犹太人刺杀,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回应,对于仇恨的记忆终于在他身上成为了历史的回声。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古罗斯记忆的寻回在现代乌克兰概念的形成发挥的重要性,乌克兰民族终于拥有了除了浪漫哥萨克传说外的增强民族意识的又一利器,但是这一切在中央拉达的运用下是失败的。彼得留拉必须使用哥萨克时代的头衔来号召乌克兰人,可是临时政府的头衔竟不如几百年前传说中的人物更有号召力?!这确实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为难堪,可是这也是令人羞愧而尴尬的事实,他们在为何而战?他们的“传统”,还是新近产生的乌克兰民族认同?但是,这两者难道不该混同为一吗?
可倘若认同哥萨克才是乌克兰的民族之魂,人们又不禁想起“敬爱的小父亲”马赫诺同志了,谁又能说这样一位英豪不是真正继承了哥萨克灵魂的人物呢?从马赫诺身上我们见不到许多乌克兰元素,而其手下也远不止乌克兰人,他是乌克兰的代表吗?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乌克兰土地上人民的代表,我们不应该忘记,哥萨克既是构成民族主义血液的传统的一面,同样也有着一个开放社群那去民族建构的一面。
说了些历史,再讲讲文学吧。毋庸讳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手稿到发行本的确有修改,但我们也很难将其全然视之为一种篡改。感谢热心的编辑吧,在我国通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版本书末大多带有附注来详细地解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本义与用心。
关于苏波战争,《钢炼》有着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一位波兰共产主义者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称自己未曾背叛祖国,“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句话肯定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我见过有人热情赞颂这句话,将其视为至理名言,也见过有人斥责作者的立场,声称这是卖国贼的故事。尔后的一段话是解开人们疑惑的钥匙,关于战争性质,作者写道,“波兰贵族地主的白色政权幸存下来,建立一个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未能实现。”关于这句话,附注写道,“我们的军队一九二○年同波兰交战时并没有把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建议将上面两句去掉,以免产生模棱两可的解释。”紧接着,我国的编辑写道,“当时,根据书刊检查人员的意图决定把这两句话删去。这个例子表明,在作者去世之后,编辑上的问题有时是用什么方式决定的。不能排斥手稿中其他删节现象也可以用同一理由加以解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彼得留拉在书中出现不多,书中出现的更多的是“彼得留拉匪帮”的暴行,这个侧面看似偏颇,但是恰恰是符合史实的。破除斯大林虚幻的历史固然不错,可转而拥抱另一种类似的虚幻历史并走得越来越远,我很难认为这是明智的。
现实考量让乌克兰人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令人满意,而比起几乎是一片混沌的乌克兰民族建构,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抓住了人心。关于民族自决,列宁说得多做得多,但似乎没有足够的文字流传,可以参看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据说这是一部列宁指导下完成的作品。斯大林的作品中强调了形成民族的几大因素,语言也被他认为是一大因素,可他后来似乎忘记了他曾经写了什么,又或者说,他记得很牢。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经历了去乌克兰化的狂潮,一种近似沙皇俄国对乌克兰的统治降临了。如要问乌克兰人,他们绝不会排斥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也许,正是这种争取自由与被迫奴役的反复,伤透了人心?
感慨世事,沧海桑田。直至苏联走向解体,建立乌克兰民族国家的想法终于变为现实,乌克兰终于成为了广受认可的独立主权国家。
为了确立民族意识,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对苏联时期教材中“反动”人物进行了“再诠释”,例如大名鼎鼎的斯捷潘·班杰拉,又比如我们的西蒙·彼得留拉。现在乌克兰政府要为他们正名,是一种对苏联历史观的全方位反弹。这行为正是一种象征意义无比重要,而历史性则被搁置了的做法。正是在苏联的宣传中,他们在批判中成为了独立乌克兰的象征,进而在独立的宣传中成为了乌克兰英雄的象征,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已经淹没了他们的主体,而他们也就此被赋予“独立英雄”的主体。这看似是一种对于苏联历史观的反逆,可是这种强调又似乎正是对苏联历史观点承继。
西蒙·彼得留拉多么像圣经里的那个“西蒙”啊,古利奈人西门背上了耶稣的十字架,而西蒙也背上了乌克兰民族独立的十字架。西门和西蒙都永远地闭上了嘴,无法替自己说话了。西门后来下落不明,后人把他塑造成一位虔信者,人们也不深究西蒙的过去,把他成为乌克兰的英雄。乌克兰民族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他们更多采信了古罗斯的想象而不是哥萨克的浪漫传说,显然简单夸耀哥萨克的传说绝不正确,但这种叙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对乌克兰本身的过分强调既引起内部动荡也造成无数的外交问题。也许应该改变?没人能肯定。人们仍在为彼得留拉修建纪念碑,为他竖起十字架,默默祈福。也许我们会对此感到荒谬,但是这些荒谬的东西却仍然在支配着我们。
种族屠杀式对待犹太人
向邻国出卖领土获取军事支持
你想到了谁?希特勒?汪精卫?不,是彼得留拉。
实在不明白这种人为什么也会得到“民族主义者”的名号,并依靠这一名号获得“客观”评价。原来右右们眼里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向别国出卖领土的人啊.......为了反康米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