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人到底有多勇猛强壮，感觉外族五大三粗可是也打不过汉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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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feng-ze-3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古代汉族跟现代汉族比宛如小人国（参见知乎名画《大佐为什么这么大》），但跟古代蛮族比堪称巨人了（参见知乎名画《大佐为什么这么大》）。

主要原因还不是营养（当然营养也很重要），而是传染病寄生虫等带来的生长压力。

you-xi-ren-jian-6 网友的相关建议:

蛮族五大三粗？？？

你以为的蛮族：是电视上油光满面，衣着光鲜，八块腹肌，豪爽粗犷，武德充沛，知恩必报。

事实上的蛮族：面有菜色，瘦骨嶙峋，衣服破烂，蓬头垢面，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

你以为的汉人：柔柔弱弱白面书生，摇着一把折扇，满口知乎者也，

事实上的汉人：一汉当五胡，身材高大威猛彪悍的汉人，给普遍身材矮下肢短的匈奴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

，，，

你以为的蛮族：手持弯刀，列墙而进，骑在马上跟英格兰长弓手一般，射出一阵阵满天箭雨，

事实上的蛮族：阵列散乱，如数倍于敌，则四面合击，稍遇不利，则一哄而散，不顾队友首领死活，

你以为的汉军：身上缀几片破甲，扛着长枪刀剑嗷嗷嗷往前冲，韭菜一般一片片倒下，

事实上的汉军：战前斥候骑兵反复试探接战，勘察地形虚实，安营列阵，进鼓退金，号令严明，步骑各司其职，计谋百出，如同星际微操高手，打半天也没几个将士死伤，

long-ya-57-84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先给你个直观映象：现代一汉当五胡。

我说万里长城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你信不？在海运替代陆运兴起之前，长城实际上是个贸易通道，同时也是钳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经济、政治综合性设施。

它就是蛮族打不过汉人的原因。

这是一段明代长城遗址，保存相对完好，不像八达岭长城那么雄伟但是这个才是长城大部分地方的常态。因为年代久远难免不大好分辨，不过还是能看出人工修筑部分的一些特征。比如画面左侧这个矮矮的“土墙”才是长城的主体，城墙；城墙后面是一条沟，城墙的土就是从沟里挖出来的；图中较高的那个土台子并不是烽火台，而是一个“敌楼”，是用来住人的。

城墙本身夯土特征很明显，植物主要以根系较为发达的种类为主，混有大量石块，顶部平坦。城墙左侧是需要防御的蒙古方向，右侧是需要保护的内地方向。

右侧的沟里基本上没有夯土痕迹，但是有断断续续的路基，路基的植物也是根系较为发达那些，其它地方就随便长草了。

几百年的时光还不足以摧毁夯土对地表造成的影响，经过夯筑的土壤对于植物还是不大友好，长期车辙翻浆也会导致土壤分层严重，废弃后造成植物种类的区别，很容易观察到。长期有马匹行走的道路也会因为马的排泄物，导致一些特定植物的繁盛。这一段长城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永固陵附近，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搬不进博物馆的历史，诉说着很多历史真实。

大家都知道，长城古代的“军用高速公路”，但是民间商队也不傻，在大部分比较稳定的时期，沿着长城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长城，这实际上是一个“一线”、“二线”、“三线”配系完整的防御体系，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墙，跟咱们的特朗普大统领脑子里那个不是一回事。从经济上看，长城也不仅是一个封锁的城墙，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民间贸易的体系。

“关”这种东西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长城的经济作用：通商。如果纯粹是为了封锁，那还要关口干什么呢？直接全境封锁不就行了吗？在隘口上修的就应该是堡垒，而不是复杂很多的“关”。

长城周围的蛛丝马迹、草蛇灰线，还能看出当年商队往来、军队镇守、政府管理的痕迹。军队当然是沿着长城城墙行军，那就是给他们修的；商队哪有资格走城墙上，只能走城墙下面，于是城墙下的旧车辙才会断断续续；关隘附近有大量旧车辙集中，说明只能从这里进出。

晋商就是穿越长城往来大漠与内地的商队团体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样的商队还有很多，一般来说有前往北境的，有走古丝绸之路的，还有走茶马古道的。

这些商队很显然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无论是往北去漠北，还是南方往西去西藏，这种贸易管制的严格程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营业执照”这种东西历史相当的久远，尤其是在边境对外贸易中，对于重要物资的出入境管理一直都非常严格，除非王朝末期兵荒马乱，这些物资的管理都不会放开。尤其是对于食盐和铁器。

这种常见的古代“执照”通常现在用来证明我国对于某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历史，但是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贸易管制历史，尤其以食盐和铁器最为严格。茶叶、丝绸等生活用品的管制要稍微宽松一些，在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上这一点比较明显。茶叶、丝绸经常出现“买方市场”，铁器和食盐从来都是官营而且从来不会有“买方市场”这种东西，都是有多少销售多少，属于是“硬通货”。

西藏的食盐敞开供应已经是和平解放以后了。铁器还要晚一些，要到“唐山钢铁托拉斯”崛起以后才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夺底北路上的“交通公司废品回收厂”不晓得现在拆了没有，估计修成了居民小区，但是直到21世纪初期这里都还挺赚钱的。

这里面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事实：古代“蛮族”恐怕跟电视剧里描绘的不大一样。

缺乏食盐，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力气的。当然古代少数民族地区也有食盐生产，不过主要是粗盐、天然盐碱，这种盐口感一言难尽，在海边的小伙伴可以喝一口海水，大概就是那个味道。有些地区的粗盐还含有其它矿物质如钙、镁的硫酸盐，过高的钾盐等等，甚至于磷酸成分，那个味道就更夸张了。长期吃这种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后果，大概对身体也是有不良影响的，至少肾结石会高发。就这些粗盐在古代也是很难获得的，也需要商队才能到达所有人手里，我记得有个小说作品就是描述古代藏族商队从盐湖运粗盐的故事，很艰难，很危险。

缺乏铁器，军队就不会有战斗力。当然铸造打制兵器的那点铁还是有的，主要是缺乏打造铠甲的铁。没有足够的铁就没办法打制铁铠甲、头盔，而只能用布甲、皮甲，这玩意儿在钢铁兵器前面能有多大的防护力很值得怀疑，而防护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相当大，能够抵消掉少数民族武装的大量优势。

对盐铁贸易的管控还能轻易挑拨蛮族之间的纷争。掌控了贸易配额，还能很容易让蛮族自己内斗去，给谁多给谁少还不是你说了算，谁听话就给谁多一点，谁不乖就掐一下配额，各方面合力之下才能实现战斗力的碾压。比如古代进出西藏的三个主要通道：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就形成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实际政治区，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什么“五大三粗”的映象只是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带给你的错误映象，跟真实历史上的蛮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真实历史上，汉人是一群盔明甲亮、鲜衣怒马、营养充沛、令行禁止的正规军，蛮族则是吃不饱穿不暖、兵器拉胯、缺少铠甲还没有统一政令的乌合之众，占据的只有一个机动优势。

长城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优势。

于是在大规模决战中，一旦来去如风的机动性优势丧失，正式开始阵地战，蛮族往往是一触即溃的。汉族兵书经常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长期的贸易战导致的生产力与战斗力的不对等，而不是打起仗来才拼谁力气大。

何况你力气还没有我大。

larrynonelso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军队作战跟打架斗殴是两码事，军队作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例如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组织调度等等方面，但是这种种的一切都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在这里我引述一段十分经典的史书原文给你看看，下面这段文字也是“一汉当五胡”这个说法的出处。

　　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塞病，两臂不诎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辞谢，曰：“将相九卿皆贤材通明，小臣罢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国家有急，君其毋让。”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

《汉书陈汤传》

上面一段文字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时的汉文明对周边蛮族已经形成了碾压之势。陈汤在与汉成帝说到与胡兵作战时，干脆连战略战术之类的话都懒得说了，直接告诉皇帝，哪怕是面对面的硬刚，汉军也能做到1V5或者1V3。这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碾压伊拉克、阿富汗之类的。

我经常读前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可以非常平和地说一句，汉人当年的智谋、彪悍与果敢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这里我就举一稍微全面点的例子，让题主有所了解。

东汉第一猛男、外交家、军事家——班超！！！

定远侯班超，不费东汉一兵一卒，率领三十六人横行西域。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的时间里，收服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的回归做出了巨大贡献，将汉帝国之声威传遍天山南北。班超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

话说自王莽篡汉以后西域诸属国纷纷脱离中央王朝管辖，随后中原大地反莽起义不断，经过残酷的内战，光武皇帝中兴大汉之后，迫于当时的综合国力对西域诸国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西域诸国逐渐被北匈奴所控制。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物力后，实力大增，屡次进犯河西诸郡，使得边地人民不堪其苦。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等人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班超一到军旅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与北匈奴交战，斩获甚多。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宣慰诸国重新归附大汉。于是乎，开挂之旅就开始了。

一、征服鄯善

班超一行人，首先到达了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国。鄯善国王刚开始对班超等人非常热情，礼敬备致，后来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班超初步判断为，有可能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原因。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些天了，他们现在住在哪里？”侍者感觉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回答，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面对此等危局，班超非常冷静地思考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对策，这个对策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都要拍案叫绝。

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到了夜晚，趁着月黑风高。班超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当时天上刮大风，班超命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方，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又命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完后，班超顺风纵火，一时间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匈奴人都葬身火海。随后班超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

二、降伏于阗、疏勒

班超完成使命后率众回师，并把情况向窦固作汇报。窦固非常高兴，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明帝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便下诏对给窦固说：“像班超这样的使臣，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可以提拔班超担任军司马，让他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窦固认为班超手下的人太少，想给他再拨一些人马。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赘。“

班超等人向西域进发，不久，到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在天山南道称雄，北匈奴派使者驻在于阗，对外说是监护它，实际上掌握着于阗的大权。班超到达于阗后，于阗王对他并不很礼貌，态度颇为冷淡。于阗的巫风兴盛，巫师对于阗王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去归顺汉朝？汉使有一匹嘴黑毛黄的好马，你们赶快把它弄来给我祭祀天神！”于阗王派宰相私来比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早已清楚事情原委，痛快地答应了。但是提出要巫师自己来牵。等到巫师到来后，班超不由分说，将他杀死，并逮捕了私来比，痛打数百皮鞭。把巫师的首级送还于阗王，说明利害，以道义责备他。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因此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北匈奴使者，重新归附汉朝，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和他的臣子，成功镇抚于阗。西域各国因此全都派出王子入朝为人质，西域与汉朝中断了六十五年的关系，至此才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天山道肆无忌惮，他派兵攻破疏勒国（今新疆喀什），杀死其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

永平十七年（74年）春天，班超带手下人从小道向疏勒国进发。班超行至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派手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班超指示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田虑只身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在这种突发事件下，兜提手下的人都惊惧奔走。田虑乘马疾驰，到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忠当国王，疏勒人非常高兴。新王和一班官员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说：“杀他无益于大事，应该让龟兹知道大汉的恩威。”说服众人释放了兜题，疏勒也平定了。

三、异域用兵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国乘汉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陈睦，将其杀害。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县、阿克苏市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汉朝属国疏勒。班超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在盘橐城据守。虽然势单力孤，但仍坚持了一年多。

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说：“汉使如果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便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属国于阗，于阗国王和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归，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决定暂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县）联合起来，意图造成大乱。班超将反叛首领逮捕，又击破尉头国，斩杀了六百多人，才使疏勒再次安定。

建初三年（78年），班超征召各属国的士兵一万多人攻破姑墨国，斩杀了七百人，将龟兹孤立。

四、显示威远疆

当初，莎车国认为汉军不会前来，于是投降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在随后反叛。班超立即动手杀掉番辰，又斩杀一千多人，平息了叛乱。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进军龟兹。班超准备调集属国疏勒、于阗的兵马进攻莎车。

莎车王派人跟疏勒王忠私下联系，用重礼贿赂他，忠于是背叛班超，发动叛乱，占据乌即城。班超改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集兵力进攻忠，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国派精兵帮助忠，班超久攻不下。当时，月氏刚和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月氏王送了厚礼，让他对康居王晓以利害，康居王罢兵，把忠也带了回去，乌即城被再次收复。元和三年（86年），忠从康居王那里借了一些兵马，据守在损中，与龟兹勾结密谋，派人向班超诈降，班超看穿了他的诡计，于是将计就计，答应他投降。忠大喜，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为他举办酒宴，在宴席中，班超命人斩杀忠，又乘机击败他的部众。西域南道从此畅通无阻。

元和四年（87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属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决定运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召集将校和于阗国王，商议军情。他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现在兵少不能克敌，最好的计策是各自散去。于阗从这里往东走，长史也从此西归。等听到夜里的鼓声便可出发。”班超偷偷嘱托人故意放松对龟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报信。龟兹王闻讯后大喜，自己率一万骑兵在西边截杀班超，派温宿王率领八千人在东边阻击于阗。班超侦知他们已经出兵，迅速命令诸部齐发，在鸡鸣时分，直扑莎车大本营。营中没有防备，军士奔逃，班超追斩五千多人，获得许多的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散去，班超因此威震西域。

当初，大月氏（贵霜帝国）曾经帮助汉朝进攻车师有功。就在班超击破莎车的同年，月氏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的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提出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个要求，月氏王因而怀恨在心。

永元二年（90年）夏，大月氏的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的军队处于劣势，大家都很恐慌。班超却说：“月氏兵虽然多，但他们跋涉数千里，翻越葱岭来入侵，运输极为不便，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需收好粮食，坚守不出，敌人便会因饥饿而投降。不过几十天便会击败敌人的。”大月氏副王谢进攻班超，无法攻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果然疲惫不堪。班超估计他们粮草将尽，一定会派人到龟兹求救，预先命几百士兵在东边埋伏，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龟兹求援。班超的伏兵把使者杀死，并派人拿给谢看。谢大为惊恐，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因而大为震惊，每年向汉朝进贡。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

.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立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来护送他。班超和姚光命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里多，扶立白霸。姚光把尤里多带回了京师。班超便驻扎在龟兹它乾城。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三国，因为曾经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降。其余各国，都已平定。

永元六年（94年）秋天，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个属国的部队共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地方，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这次到这里来，只想要安定、抚慰三国。你们如果想要改过从善，就应该派首领来迎接我们，那么你们王侯以下的人都会得到赏赐。抚慰完毕我们便会回军。现在赏赐你们国王彩色丝绸五百匹。”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你虽然是匈奴侍子，可你掌握了国家大权，我大汉的都护亲自来到，你们国王不按时欢迎，都是你的罪过。” 班超手下的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你们能考虑到的。这个人的权力比国王还要重。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境便杀了他，会让他们产生怀疑，如果他们加强防备，守住险要，我们怎么能够到得他们的城下呢？”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安然无恙，就亲率高官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礼物，但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他的国境。

焉耆王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拆掉了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其国，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地方驻扎部队。焉耆王见班超突然到来，大惊，想逃入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在京师作为人质，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班超定下时间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跑了，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责问焉耆王等：“危须王为什么不来？腹久一班人为什么逃跑？”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捉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多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重新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定远侯班超在西域的那一系列骚操作，简直出了常人的想象。他仅仅率领三十六人，远离故土，在广阔的西域大地上纵横驰骋。面对极为复杂且被动的局面，能够做到欲谈则谈，欲打则打，最终完全平定西域。

汉章帝给班超的评价非常恰当：出入（西域）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

各位老铁，写作不易，有需求的话请支持一下哈：

fan-fan-91-21-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汉军作战是有制度的，五人为伍，十人为什。

各有各的战位，各有各的武器，长短都有，护盾必备。弓弩人手一只。

这样的武装，面对只有个人武力的外族，五个人可以打二十人。

而且还是斩首为功。

lu-luce 网友的相关建议:

在科技代差比较小的情况下，组织度决定战争的胜负。

拿破仑说到： “两个马穆鲁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打胜三百个马穆鲁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兵。”这是事物构成成分的排列组合或结构发生变化，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导致质变的事例。事物的构成成分及其排列组合的量变，也能够引起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恩格斯也曾以此为例，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成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更何况汉人的刀剑质量比蛮族强很多。

个人武功再高,在千军万马中也毫无用处。

zhao-gan-9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古代汉人和少数民族单人斗殴的案例不知道题主哪里看的。估计就算有记录，也非常个例，很难作为论证谁更能打的依据。

真正历史上记载的汉人和外族的战争，那是打仗，不是斗殴，这二者是天壤之别的。

单人斗殴，身强体壮、懂点功夫技巧、实战多，最重要的是，不怕死不要命的人，往往更有优势。

但打仗就另一回事了。打仗讲究的是更有组织（战斗阵型保证、战术执行到位等）、更有技术（武器更先进、防具更坚固等）、更好的后勤（后勤保障稳定、运输到位）、更好的机动力等。

在很长时间里，中原汉人政权前三样是遥遥领先的，外族政权往往只能凭借机动力（对地形熟悉）来对抗或骚扰。当然，相比南方外族，北方外族因为具备马匹优势，所以这个优势很大，许多时候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但随着许多开拓性中原王朝比如汉代大量养马，外族这个机动优势越来越小，所以就越来越打不过了。更多只能依靠撤退到一定程度，利用汉族中原王朝后勤线拉长，后勤保障无法到位来进行对抗。这种情况下，外族最多也是保持在足够战略撤退下勉强不被灭亡，所谓打过就不要想了。

但反过来说，这些优势也是可以学习的。后来包括东晋南北朝、辽、金、元、清时期，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学会了当时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军事架构、科技水平，所以这时候对抗就不太吃亏了。尤其有一些民族再有机结合本族一些特长，所以战斗力就更强了。

而学习不够的外族，就依然弱鸡。

这种打仗的水平，和单人斗殴没什么关系。

zhan-yu-98-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说了，其实外族三大五粗是个误会。

我这里多说一句，外族与外族是不同的，汉人与汉人也是不同的。从时间上看，这主要分界点是在唐宋之间。

华夏族的在商周时期文明就远远超出了周边蛮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华夏族基本就是压着外族打。

西周时期因为周朝的衰落，再加上内奸带路党的出现，导致外族雄起了一阵。最严重的时候外族打到了中原腹地。但很快的，中原各国即便是在激烈的内战消耗之下也做到了吊打蛮夷。

华夏人即便是被内战消耗得很惨，但经济水平还是超过周边蛮夷的，这意味着体质更好。而更为重要的是科技水平，特别是铁器的普及，让中原人的战斗力与周边蛮夷造成了代差。

汉朝前期打不过匈奴，并不是正面打不过，而是因为匈奴人机动性强。占领草原对于汉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是徒增消耗。这种地广人稀的土地只有草原强盗才能活下去。

因为草原强盗主要是通过抢劫为生的。气候稍好的时候让奴隶去放牧，气候出了问题就抢其他部落或者抢本部落奴隶。杀人如割草。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是无解的。即便是汉人把草原杀空了，但过十几年他又长出来了。草原上的人不一定是本地繁衍的，更多的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过去的，比如北边更苦寒的地带，比如东边、西边。当然还有就是汉人自己也有很多人会跑到草原上去生活，最后变成蛮夷。

从时间上看，商朝到东周是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内华夏人对周边保持了优势，但这优势不是特别大。战国到唐朝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因为铁器的普及，华夏人对周边民族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但是，科技优势无法永远保持下去。这其中有两个时间段不得不说。一个是晋朝的五胡乱华，一个是晚唐的大混乱。

早期的游牧民族即便是打进了中原，也只是进来抢了就走。因为他们无法正面击败汉人，只能当强盗，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晋朝是第一个汉人无法正面击败蛮夷的朝代，这就导致蛮夷不但打进来了，还长住下来了。

文明这东西，如果只是靠抢一把就跑，即便抢得再多，那也是昙花一现的。但是如果能住下来日积月累，那么总能学到很多东西。晋朝之前也不是没有中原科技流到异族，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拥有这技术，一旦被断了奶就无以为继了。但是南北朝的几百年之中，大量蛮夷入主中原，同时大量中原人主动或被动想外域扩散，这就导致中原的先进文化大量扩散到了周边。

这先进文化既包括了科学技术，也包括了社会文化。这社会文化的作用甚至被科学技术更强大。

隋唐统一之后，中原周边出现了突厥、高句丽等强大异族国家。很多人把他们和过去的匈奴混为一谈，认为都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并不一样。因为他们获取了大量中原文化，他们在国家组织结构上是超过了匈奴人的。匈奴人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原始的，而突厥人、高句丽人则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了，他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将国人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力量了。

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又陷入了混乱，这种混乱再次造成大量先进文化的外流。唐朝与其他朝代有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唐朝本身比较开放，他们与外族的交流本来就比较多，这一次的文化外流也显得更突出。

到宋朝建立的时候，这种文化外流显出了恶果，那就是这时候的异族人已经在各方面得到了进化。契丹人组成的国家其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过去的那些蛮族部落国家。

可以说宋朝本身就先天不足，而敌人却是已经飞速追赶上来，已经非常接近汉人的文明水平了。宋朝对异族的战争，难度比过去更大了。如果说晋朝是因为国家腐朽内耗才正面打不过蛮夷的话，宋朝是第一个在基本统一汉族聚居地区之后，即便是强盛时期也正面打不过蛮夷的中原王朝。

契丹人之后的女真、蒙古人，均继承了这种能力。其中蒙古人第一次完成了彻底征服中原的任务。

不过蒙古人毕竟是离五代十国远了，他们所继承的文化是远远不如契丹人的，所以他们建立的国家虽然比匈奴人组织能力更强，但其内涵其实是不如契丹人的。所以蒙古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就衰落下去了。

明朝把蒙古人赶走之后，外族人的文明水平就失去了进化的空间。不过这时候汉人自己也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上一波科技革命的红利已经吃完，陷入了发展的瓶颈。

明朝与宋朝的主要区别在于，明朝立国之初的先天条件比宋朝好，而明朝前期和中期的异族由于自己的混乱而根本没有建立稳定强大的国家。但明朝时期的汉人与周边异族已经很难拉开明显的差距了，所以陷入衰落后在面对女真人时会打得那么艰难。这也为后世造成“外族三大五粗”的误会提供了认知基础。

综上，汉人与外族人的强弱对比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夏商东周，这个阶段是有限领先。

第二阶段是战国到唐朝，这个阶段是遥遥领先。

第三阶段是宋朝到清朝，这个阶段是艰难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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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么多民科自说自话，我特意去知网上查了查，本文数据全是《秦汉人身高考察》里的，带引号的也是原文，个人总结一下就是，看数据的话就是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的人较高，内蒙古青海地区稍低(较黄河中下游)，长江珠江最低，大趋势是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商周时期，陕西山西的人高，内蒙古次之，湖南湖北河南成难兄难弟了。

“同一种群不同历史时期的身高状况大体稳定和发生变化两种类型。根据考古资料提供的数据，华夏居民身材从化石人类到新石器时期明显增高，且呈现北高南低和东高西低状况。从表３可见，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一些地区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在１７０厘米上下，其中，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组、河南舞阳贾湖组成年男性骨骸的平均身高分别为１７２．２６、１７１．３和１７１．２厘米，为已知成年男性平均身高最高的人群。

成年男性平均身高１６８厘米或以上人群还有河南荥阳妯娌组，陕西华县、宝鸡和神木组，湖北房县组。平均身高较低的地点内蒙古赤峰组（１６３厘米）、青海民和组（１６０厘米）、河南青台组（１５７厘米）、浙江河姆渡组（１６２厘米）、福建昙石山组（１６２厘米）、广东河宕组（１６２厘米）和四川成都组（１６１厘米）。以统计样本数量为考量要素，赤峰大甸子、山东大汶口、山东西夏侯、陕西宝鸡等组都有上百或数百例个体，故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以此推测，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不包括新疆、西藏和东北地区）的总体情况可能是：男性居民平均身高最高的地区是黄河下游，大致在１７０厘米左右；黄河中游次之，大致在１６７ 1６９厘米之间；黄河上游又次之，大致在１６０１６６厘米之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最低，大致为１６１或１６２厘米。女性平均身高在１５０１５３厘米之间，其中最高的河南荥阳妯娌达１５９厘米。尽管北方某些地区（内蒙古赤峰组、青海民和组、河南青台组）男性居民平均身高也较低，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还是清晰的，而这一格局在商周和秦汉时代依然存在。”

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部分居民遗骸身高估测

内蒙古赤峰大甸
子

男性：１６３．２８，女性：１５４．４

个体总数５００多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
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０页

内蒙古和林格尔
新店子

男性：１６５．７６

女性：１５５．１３

张全超：《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青海民和核桃庄男性：１６０

王明辉等：《民和核桃庄史前文化墓地人骨研究》，青海省文
物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
桃庄》，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青海大通上
孙家寨（卡约）

男性：１６６．９

韩康信、谭婧泽、张帆：《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３页

山东泰安大汶口男性（８）：１７２．２６

颜訚：《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

１９７２年第１期

山东曲阜西夏侯男性（７）：１７１．３

颜訚：《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

１９７３年第２期

河南荥阳妯娌

男性（４１）：１６８

女性（１２）：１５９

杜百廉等：《郑州西北郊洼刘两周遗址出土人骨的观测（一）

性别、年龄、身高和四肢诸长骨的测量》，《河南医学研究》第
１３卷第１期

河南灵宝晓坞

男性：１６９．５８－１７１．３４

女性：１５８．７８－１６６．６

陈靓等：《晓坞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出土人骨的鉴定与初步研
究》，《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河南陕县庙底沟男性：１６８．８

韩康信：《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的研究》，《考古学
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陕西华阴横阵男性：１６７．９

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陕西华阴横阵的仰韶文化人
骨》，《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４期

陕西西安半坡男性（８）：１６９．４５

颜訚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９期

陕西临潼姜寨

１期，男性（５）：１７０．２９

２期，男性（３）：１６８．８１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８４、
５０２页

陕西宝鸡

男性：１６８．８

颜訚等：《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第２卷第１期

陕西神木新华男性：１６８．５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３３４页

四川成都男性：１６１

张君等：《成都市十街坊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的观察》，

《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湖北房县七里河

男性（１５）：１６９

女性（８）：１６４

吴海涛等：《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报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浙江余姚河姆渡男性（２）：１６２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福建闽侯昙石山男性：１６３．５

韩康信等：《闽侯昙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１９７６年第１期

广东佛山河宕男性：１６２

韩康信等：《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广西柳江

男性：１５６．６９

彭书琳：《百色坎屯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广西考古文集》

第３辑，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广西甑皮岩

男性（２）：１６２．５２

女性（２）：１５８．１１

同上

广西百色

男性（２）：１６９．４

女性（３）：１５７．３

同上

注：括号内为估测个体数。

商周时期中国境内部分居民遗骸身高估测

内蒙古凉城，东周男性（１１）：１６７

何嘉宁：《内蒙古凉城县饮牛沟墓地１９９７年发掘出土人骨研究》，《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战国

男性（１７７）：１６３－１６９

女性（６２）：１５０－１５６

顾玉才：《和林格尔土城子战国居民人口学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山西浮山桥北，

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男性（８）：１６２．７７

女性（４）：１４６．０８①

贾莹：《山西浮山桥北及乡宁内阳垣先秦时期人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４页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

东向人群男性１６４．７７，女性

１５５．９３；西向人群男性

１６４．９１，女性１５６．８８

王伟：《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人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第８５、８９页

山西侯马乔村，

战国中期

男性（５５）：１６６．６７

女性（２０）：１６１．５６

潘其风：《侯马乔村墓地出土人骨的人类学研究》，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乔村墓地（１９５９－１９９６）》，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山西侯马乔村，

战国晚期

男性（１８）：１６６．５９

女性（１２）：１５９．６７

同上

山西永录，战国

男性（３３）：１７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平之战遗址永录１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河南郑州西北郊洼刘，

两周

男性（４５６）：１５８

女性（２６９）：１５３

杜百廉等：《郑州西北郊洼刘两周遗址出土人骨的观测》，《河南医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陕西西安老牛坡，商

男性（４）：１５８．５－１６６

女性（４）：１６８．３－１５４．２５

张怀瑫、杨玉田：《１９８６年春老牛坡商代墓葬部分人骨的鉴定》，刘士莪：《老牛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陕西长武碾子坡，

先周晚期

男性（１９）：１６５．２３

潘其风：《碾子坡遗址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７年

陕西长武碾子坡，西周男性（１１）：１６４．０３

同上

陕西西安少陵原，西周

男性（２２）：１６３－１６５

女性（２２）：１５２－１５８

陈靓：《少陵原西周墓地人骨鉴定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少陵原西周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

周

男性（６）：１６８．３

韩伟等：《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测量与观察》，《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陕西华县东阳，周

男性（２０）：１６８．７

女性（２０）：１６０

何嘉宁：《陕西华县东阳墓地２００１年出土周－秦－汉人

骨鉴定及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华县东阳》，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陕西韩城，两周

男性（３）：１６２．７

女性（２）：１５３．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５页

陕西临潼，战国

男性（７）：１６９．９

女性（４）：１６３．３５

邓普迎：《陕西临潼新丰镇秦文化人骨研究》，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第３１－３２页

４２

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湖北长阳，青铜时代

男性（１２）：１６２．３

女性（８）：１５６．１

张振标、王善才：《湖北长阳青铜时代人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第１１卷第３期

湖北随县，春秋

男性（１）：１６２

女性（１６）：１４９．２

莫楚屏等：《曾侯乙墓人骨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湖南长沙，战国

男性（１）：１５８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①

对本组遗骸身高估算有三个结果，即男性平均身高１６２．７７厘米（黄种人身高计算公式）或１５６．４２厘米（股骨最大长公式①）

或１６４．５９厘米（股骨最大长公式②）；女性平均身高为１４６．０８厘米（黄种人身高计算公式）或１４４．２３厘米（股骨最大长公式①）或１５５．８６厘米（股骨最大长公式②）。表格取第一种估算结果。

2021年7月9日更新，请诸位民科退散

好了以下又是打脸民科的数据时间了，事实证明黄河流域居民在新石器-商周-秦汉-唐宋时期，身高是由较高-降低-回升-持续降低的，民科们不喜欢这个结论，但是这就是考古发现的事实，以下是论文原文。

“由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中国先民的身高可能出现了某些变化。商周时期人群的中常身
高较之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可能降低了２厘米以上，有的地区降低的幅度更大。秦汉时期居民的中常
身高则有所回升。这种情形可能与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获取内容的改变有关。有资料显
示，唐宋时期同一地区居民的平均身高较之汉代持续下降，这个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相近地区对比组中，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平均身高高于商周时期人群。其例如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男性平均身高１６９．４５厘米，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男性平均身高１５８．５- １６６厘米，陕西西安少陵原西周时期男性平均身高１６３- １６５厘米，后一个时期较前一个时期人群的平均身高低３ -４厘米。山东泰安大汶口和山东曲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男性平均身高分别为１７２．２６厘米和１７１．３厘米，而山东临淄周汉时期男子平均身高近１６４厘米，后一个时期人群的平均身高较前一个时期低７８厘米。”

“有研究者对郑州汉唐宋时期墓地出土人骨进行身高测量，结论是汉代男性３６例，平均身高１６９
厘米，女２５例，平均身高约１６０．５厘米。唐代男性１４例，平均身高１６６．５厘米，女性１０例，平均身高
１５７．１厘米。宋代男性２０例，平均身高１６４．３厘米，女性２０例，平均身高１５６．２厘米。由汉至唐
宋，同一地区居民身高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2021年7月26日再更

关于农业方面，我也想来反民科一下。本题中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草原是蛮荒之地，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老惨了，那事实真的一直如此吗？

朱开沟遗址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陶亥镇朱开沟村三社沟掌处，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

朱开沟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000米，文化层厚1.5-3.5米，分7个地区，其中6个地区为中原龙山至早商时期的遗存，分为龙山晚期、夏代（早、中、晚）时期、早商时期共5段3个时期。朱开沟遗址丰富，填补了鄂尔多斯地区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根据地层和器物的关系，可分为一脉相承的为5段3个时期，即第1段为相当龙山晚期，第2至4段相当夏代（早、中、晚）时期，第5段为相当早商时期。

朱开沟遗址被称之为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分布地域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为主，向南大体分布至吕梁山至晋中以北和陕北地区，向北到阴山山脉脚下，东界可能在张家口地区左近，往西可至贺兰山东麓。朱开沟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虽然不算广阔，但向四周地区的渗透力强。至商代晚期，活跃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便是由以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构成的众多文化集团。

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与东亚（远东）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扁平的面部等特征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朱开沟人的祖先，一直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这从朱开沟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中，以石斧、石刀、石镰、石铲、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等适宜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加工的工具数量最多，以及制作精美的鹿角锄等中耕农具可以得到直接的验证。据遗址中发现的粮食作物碳化物的检测可知，当时北方地区农作物的种类主要是粟、黍、稷等。

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提取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这些动物以家畜为主，约占动物总数的85%，种类主要有猪、羊、牛。由此可见，朱开沟人的家畜饲养在当时社会仅次于农业的另一大类社会产业部门——养殖、狩猎业中，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朱开沟遗址古居民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制陶、制骨、家畜养殖、酿酒、青铜制造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物质消费的项目和水平，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商品意识，加速了社会的物质交换、商品交换等，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海贝等，就应该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变革了人们的意识观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是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炊、饮、食、盛贮等器类应有尽有，陶器的形制复杂，制作工艺高超。

朱开沟人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一家一户、自产自给的陶器制作的范畴，已经存在着部分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匠（作坊）。而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数量众多的盉、长颈壶、四足方杯、三角杯、小圆杯等酒具，而且从这些酒器已成为墓葬随葬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饮酒已成为朱开沟人日常消费活动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西岔文化

西岔文化因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岔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自1997年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就组队对该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截止2002年，已历经四次发掘，获得仰韶、龙山、朱开沟”、商周时期四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其中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包含了一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器物群，区别已知周邻考古学文化，因此被命名为西岔文化。

商末周初是长城沿线诸考古学文化由主营农业向主营牧业过渡的重要时期，西岔文化遗存的发现，将为探讨这一地区农业转化过程，提供新的信息。

距今 3000 年至2600 年间，西岔文化出现，但他们建立的聚落十分稀少，西岔文化仅在南流黄河东岸很小的区域内建立了少量据点，未能在内蒙古中南部实行覆盖式的占领。而进入距今 2600 年以后，该地区气温回升，这时北亚体质特征的人群大规模南下，浑河南岸的阳畔墓地的人群就是典型代表。

西岔文化农业工具最为常见，有长方形石刀、石斧、石铲、骨铲等。手工业工具有石凿、石研磨器、砺石、铜刀、铜锥、圆台状陶纺轮等，种类繁多，另外还发现了较多的陶范。渔猎工具有陶片制成的网坠、骨镞、铜镞等。武器皆青铜制品，种类有管銎斧及短剑。

阳畔墓地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小庙乡阳畔村东侧约0.5公里处的一西北高东南低的向阳坡地之上。是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地带发现的又一处东周时期游牧文化墓地,该墓地流行洞室墓、殉牲,并出土有青铜带扣、短剑、刀、管状饰、环等.与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墓地有相近之处,洞室墓与长城沿线西段的甘宁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存在文化、技术和人种上的交流关系.

阳畔墓地流行使用青铜器为随葬品，青铜器种类繁杂、数量较大，主要见有武器、工具、装饰品等。

无任何随葬陶器及大量的殉殅是阳畔墓地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由于殉殅的种类以马、牛、羊为主，且数量颇多，故可知该墓地居民从事的生业可能是一种较为发达的游牧经济。CN比值测定的结果表明，墓地居民当以肉食为主且肢骨上部颇为扁平、股骨嵴发育也相对较弱，这可能与男性居民长期从事骑马放牧活动有关这与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以来土著居民所具有的东亚人种颅型特征存在明显区别，对学界探索该地区人群迁徙、人种融合等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zhang-xiao-diu-4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说古代了，哪怕是现代，蒙古族一样没汉人高。叶梓萱（喜欢吃小蛋糕的晚）老师认为【蒙古族、满族在古代身高是远东最高，北方汉人个子高的都有胡人血统】，这种错谬观点是典型的想象力治史，非常不可取，凡是有鉴别能力的朋友，一定要把叶梓萱（喜欢吃小蛋糕的晚）老师当做反面例子来看待。

赵珙《蒙鞑备録》——

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
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髪须绝少，行状颇丑

讲个实在话，如果人均身高真的有优势，在古代战争中压迫力还是不小的，往往能抵消组织度和装备的劣势。像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压迫感一直很强，而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了，但沙俄士兵的刺刀冲锋仍然对欧陆军队有很强的压迫力。

问题就是，远东的北方蛮族并没有任何身高优势，古代没有，今天也没有。

更不必说，封建时代由于草原地区低下的生产力能提供的物资的缺乏，游牧民族的营养条件其实往往是非常差的，绝非《狼图腾》之流吹嘘的天天美酒烤肉的生活，甚至连蒙古士兵都经常吃不饱。

赵翼的《檐曝杂记》记载（他和木兰围场的蒙古人交流过，可信度较高，这还是负责照看皇家围场的蒙古部落）——

蒙古曰：食酪，蒙古之俗，膳肉酪浆，然皆不能食肉也。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

据方济各会修士卡皮尼所述，

“他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迫不得已时，他们还会吃人肉以及马的胎衣我甚至看见过他们吃虱子，他们说，既然它叮咬我的儿子，吸我儿子的血，我为什么不能吃它们? 我还看见他们吃老鼠。”

吃老鼠是游牧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蒙古大草原有一种以草籽为食的草原田鼠，蒙古人经常射杀田鼠以练习骑射功夫，如遇食物短缺的时候，往往拿田鼠充饥，因此，蒙古高原常常爆发鼠疫，引发极大的伤亡。蒙古人还把这种吃老鼠的习惯带到了欧洲，著名的欧洲14-15世纪黑死病的爆发，据称就是源于围攻卡法城的金帐汗国军队因粮食匮乏而捕捉老鼠食用导致的。

除了狩猎，捕鱼也是蒙古民族的食物来源之一。蒙古人说“我们相信鱼儿是马儿的灵魂，而马儿是牧民最忠实的朋友”。成吉思汗少年时曾经为了争夺一条鱼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别克帖儿。直到今天，内蒙古东部的呼伦湖冬捕依然很有名。明朝成化年间蒙古朵颜三卫曾要求明朝赏赐他们渔网，方便捕鱼食用。

公元12世纪及以前，大多数蒙古人基本上一天只吃两顿饭。蒙古人也会种植并食用粮食制品，由于恶劣的农业环境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游牧民族由于迁徙的特性，他们的农业往往十分粗放，采取广种薄收的模式，并非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适合蒙古高原贫瘠的土壤。匈奴人占据蒙古高原时，他们就经常在自己游牧之路上撒上种子，希望在秋天能有收获，匈奴人还在自己避冬的山区用陶罐储存小米等粮食。蒙古军在远征时经常遇到包围敌人城市的情况，如果战事并不紧急，他们的战士会一边放牧一边撒下种子种地进行长时间的围困。

意大利传教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出使蒙古记》一书中有明白无误的记载：“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他们每个人在早晨喝一二杯，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且喝肉汤”。

普兰诺·加宾尼的记述，在另一位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写的《游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一路上，在早晨他们给我们一些喝的东西或小米粥。不过，在傍晚，他们经常给我们羊肉（前腿带肩膀肉、排骨）吃，而且可以尽量喝肉汤。”

除了小米，黄米也是古代蒙古高原的重要农业作物。黄米，粳性叫稷，糯性叫黍，东北地区的满洲人和南察哈尔（坝上）地区满洲人、蒙古人爱吃稷制作而成的粘豆包、黄糕。

稷/穄，也称蒙古米，经过蒸、碾、炒可制作成炒米，蒙古先世民族中的奚（库莫奚，时而被记载为“厍【she】莫奚）、乌桓、室韦等民族，和肃慎、挹娄、勿吉等满洲先世民族都有种植稷的传统，小麦由西亚传入中国前，稷也是汉人是重要的食用谷物，被汉地视为百谷之长（有时候把稷和粟视为一种)，“国家”被称为“社稷”。

青海地区的蒙古人则食用米、面和青稞。《清稗类钞》记载：

青海之蒙長飲食，或用箸、勺與磁碗，番目則以手取食食。器以木為之。蒙長飲清茶，噉米、麵，番目惟食青稞粉。

蒙古人公认可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忍饥挨饿，明王朝常常任命蒙古士兵作为斥候，因为他们可以数日不食而继续执行侦查任务。

成吉思汗时代，命令士兵出征前只准携带一半的口粮，在打仗前只能吃半饱。而成吉思汗的这个做法则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有关，当时蒙古人之间流传着“狗儿吃饱，出猎不利”的说法，蒙古人认为打仗前吃饱饭会让人变得萎靡不振，在厮杀时会缺少凶狠劲，所以他们在打仗前都会尽量少吃饭。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元代的蒙古人》中记叙说：

　　1、蒙古人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们什么都吃，可以说是发现什么吃什么。
　　2、蒙古人没有大米，捕猎而来的野兽是蒙古人重要的食物，他们对待食物非常节俭。
　　3、蒙古人用手抓食物，而不用任何如筷子、刀叉之类的工具，吃完后他们会用鞋子来擦手，如果在户外，他们擦手的工具会是杂草。
　　4、蒙古人只要很少的食物就能吃饱，即使招待一百位客人，也只是屠宰一头小猪（动物），这么少的食物其实很难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分食到，然而对于蒙古人而言，这已经足够。
　　5、蒙古人会将吃剩下的骨头放在腰间的皮袋中，饿了就把骨头拿出来舔一舔，直到骨头索然无味了才扔掉。
　　6、蒙古人自己食量小就以为别人食量也小，从欧洲等地来到蒙古的人们曾留下记载，招待他们的蒙古政府给他们发放了食物，他们在一顿吃完之后，才听说那是十三顿饭的量，有些人曾因为食物不足而被饿哭。
　　7、食量过小使蒙古人在战争中受益良多，他们几乎可以做到数日不食来穷追敌寇，“此时，他们比酒囊饭袋要好多了”。
　　8、据一位罗马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臣纪录，蒙古人每天早晨喝一杯稗子粥便可以度过一日。
　　9、根据需要，蒙古人可以一两天不进食也若无其事，而且绝无怨言。
　　10、行军中，马匹会为持续奔跑而蹄部极度充血，蒙古人饿的话就下马对马蹄部位放血，啜饮马血之后上马继续奔驰，在此条件下，蒙古人可以持续作战十天左右。
　　11、蒙古军队单兵装备中有一种筛子，可以在水质不好的地方舀泥浆水过滤饮用。

由于食物的缺乏，游牧民族会优先供应年轻人。匈奴时代就有【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的做法。在白灾等灾荒发生时，他们经常抛弃老人，令其等死，来保证青壮年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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