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清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指导下，如果满清晚灭亡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是否会彻底被肢解？ 第1页

老规矩，涉及清朝的问题关评

先就题目解释几个问题，第一，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原话为【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出处也不是慈禧，而是著名保守派大臣刚毅，第二，基于第一点，【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从未成为清帝国的指导思想，他只是晚清危局中保守派的一种声音而已。

然后回答一下本问题，先说结论：在姚大力看来，清朝不仅不会导致中国被肢解，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如奥斯曼等旧式帝国被瓦解的命运，其关键就在于清代的国家建构模式。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会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是随时间同步扩张的，而是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奠定了框架，此后的王朝在此基础上扩张或缩小，千年后的宋明版图与秦汉时代差异不大，而元清帝国的版图则极大的超过了秦汉帝国的疆界，传统上人们将此归因于游牧民族的征服性扩张，但是姚大力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两种国家建构模式的不同。

胡鸿在《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中将秦汉帝国的疆域限制归因于三个因素：维持大一统帝国的内部消耗、地理环境与农业经济的限制、政治组织与华夏帝国的差异度，而姚大力则着重强调了其中的第二点，并且将这一环境因素细化为“雨养农业所必需的3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这条线实际上与今日的黑河-腾冲线基本一致，这条线也由此勾勒出了传统帝国能够推行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域。（以清末的视角可以大体理解为汉地十八省）总之，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帝国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疆域极限，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广大边疆地区，帝国难以推行郡县制的直接统治。

对于核心区域以外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采取了羁縻政策，而在羁縻政策下的地区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在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制度下通过改土归流逐渐内地化，一种是逐渐脱离附属关系甚至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前一种情形受到极大限制，能够改土归流的地区必须维护紧贴汉地农业社会的可垦殖地区，并且规模不能过大，因此能够真正实现改土归流的区域十分稀少。

而以元清为代表的北方王朝则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王朝的多元帝国模式，实现了将疆域扩展到广袤边疆的目标。以清代为例，清帝国将郡县以外的四夷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传统的土司地区，这与宋明帝国并无区域，二是外藩各部，包括内扎萨克、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地区，具体治理事宜均由理藩院管辖，三是域外朝贡诸国，其中第二类以理藩院实现对外藩各部的统治模式正是多元帝国模式的关键。有趣的是，当清帝国试图为理藩院寻找历史渊源时，却发现只能找到元代的宣政院，在宋明之中并无类似机构，实际上“宣政院”与“理藩院”正是元清多元帝国不同于传统帝国的重要内亚资源。

在具体制度设计不同的背后是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对理想社会的差异。传统帝国将最终理想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同心圆式天下观上，将教化四夷作为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在这种天下观念中，华夷不是并列的族群，而是在文化层面上的等级差异，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推行农业经济的边疆地区，传统帝国的终极目标是推行教化，而在难以推行汉化时则满足于羁縻政策的间接统治，但是对于元清多元帝国而言，他们并未将“车同轨，书同文”的汉化政策为最终理想，而是将内地、满洲、蒙古、新疆视为清帝国中平行的多元版块，通过理藩院在外藩各部推行内地郡县式的直接治理，力图把国家治理和保持各地区的多元性最大程度的结合起来。

清代的国家建构模式对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清末民初对大一统中国危害最大的不是满族统治，而是民族主义思潮和地方主义思潮，他们的具体表现包括汉地十八省独立建国、联省自治等多种形式，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就满洲是否属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他们都认可西藏、新疆、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出清朝对于现代中国建构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主张，正是清代多元帝国体系留下的直接遗产。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帝国而言，清帝国疆域的扩张不是所谓游牧民族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国家建构的结果，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行政上的胜利，清代留下的多元帝国体系突破了传统天下观念的限制，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格局的重要遗产，而彼时真正试图分裂中国的，除列强的外部干预外，还包括内部以汉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

说的他想不完蛋就能不完蛋似的……为什么你们要把历史描述成那么主观、唯心的东西？

还亡国灭种，还肢解……不是，1912年大清完蛋，1914年一战开打，列强哪有心思来肢解你？连p社游戏的mod制作者（kr制作组）都知道这事比德国打赢一战还不靠谱。

求求你们了，黑清有点水平，别动不动就搞宏大叙事。有空多看看清朝时人记载/书信，挖点黑料，岂不美哉

恰恰相反，只就“民国代清”来说，中国得以维持统一，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满清将天下“让与家奴”。

我猜题主压根没读过《清帝逊位诏书》，也不知道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的“主权转移说”。

虽然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百年之间曾经涌现过无数主权方案，但在辛亥这个节点最可能实现的只有两种，这里也只讨论两种：

一、南方民党的“民族自决说” ^[1]

民党向来是以美国为楷模的，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有“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武昌首义后，11月9日，黄兴去信袁世凯：

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可见，民党对辛亥革命中“革命”的认识就是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的模式可以概括为“分离-联合”，即各个地方单位由帝国中分离出来，再联合为一个新的国家，在民党那里又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各省独立、建立军政府；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五族独立。虽然民党也倡议以“五族共和”为政体、以“五色旗”为旗帜，但实际上鄂军都督府并未悬挂五色旗，而是使用代表汉民族主义的十八星旗，与陈天华所说的“离英独立”一致：民党中许多人只关心汉地十八省独立，而不在乎光复“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因此，康梁始终不看好民党方案。梁启超在辛亥之后立即写了一篇《新中国之建设问题》，提到对五族独立的忧虑：

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武昌首义后，外蒙和西藏通电独立，其中哲佛的通告是这么写的：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代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相继脱离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布的通告与之相似，不再列出。以民党的“民族自决”方案，显然无法阻止边疆独立。

二、北洋政府的“主权转移说”

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依据，其中有清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政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句，以此建立了一个由清帝到袁世凯的主权转移过程。诏书称天命已经转移，人心倾向共和，清帝顺应天命，“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实际上是“让与”袁世凯这个“家奴”。这显然也是一种“革命”，并且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商代夏、周代商”的天命说。可见，北洋政府同样认可辛亥事是一场革命，只不过这是一个“民国代清”的天命更替过程。

关于“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句究竟是主权让与的条件，抑或仅仅是让与的具体安排，向来争讼不已，且按下不论。需要注意的是，清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的“全国”，无论是指满、汉、蒙、藏、回“全体国民”（nation）^[2]，还是指“国家”（state） ，即袁世凯全权组织的临时共和政府，都指向了一种不可分割的集体人格。在有贺氏看来，这种安排说明，哪怕是没有参与革命以及不赞同共和的地方和外藩也包含于民国领土之内，无需通过选举和召开国民会议进行建国^[3]。与此同时，南方民党建国时仅有十七省代表，其中又仅有十四省独立，代表性明显不足。

之后的历史无需多言。南北议和后，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6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双方均认可“五族共和”的主权结构，北方建国方案胜出。袁世凯就任民国元首后，马上出手遏制蒙、藏分离主义，连续发《劝谕蒙藏令》、《蒙藏主权声明》。袁世凯在劝告哲佛放弃独立的信中是这么写的：

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以总揽政务权，举付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库伦本为民国领土……甚盼熟筹利害，使我民国受于前清之领土及统治权完全无缺。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民国得以维持国家统一，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满清将天下“让与”袁世凯这个“家奴”。它至少有两方面含义：首先，满清迅速投降，避免了南北内战，没有给边疆造成事实独立的机会；其次，民国继承清帝的法统，为民国对边疆的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此外，民国移鼎作为肇造新夏的一个奠基性事件、模范性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比如新中国建国时同样面临着与南方民党相似的国家尚未统一、政治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新中国是如何处理代表性问题，国家结构中又遗留有哪些清帝国的制度痕迹，相关讨论甚多，不再具表。

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中国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清帝国的国家结构。这就是白鲁恂等文化取向的海外中国学者在更早的历史中寻找中国“现代国家”线索的原因，孔飞力更是将自己对中国现代国家的思考锚定到魏源、冯桂芬等人身上。在这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并非“两个中国”，而是一个连续的“中国”。

参考文献：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参考

1. ^ 姑且如此称呼。辛亥革命时期并没有一种被后来的列宁和威尔逊所论述的成熟的民族自决理论，后者出现在一战之后。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自决作为一种思潮在启蒙运动中就已经出现，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革命。
2. ^ 见张謇起草的诏书草稿，即《内阁复电》：“听我国民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正式诏书改为了模糊的“全国”，并删“民主”忝为“共和立宪”。
3. ^ 当然，这里还有有贺氏的一些“私货”：清帝法统移交后，袁世凯即为共和国首脑，为中华民国之“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