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说的,完全是在拿20世纪的标准在刻舟求剑,实在是太高看当下的世界诸政权了。就21世纪20年代的世界诸政权而言,别说作恶这种高难度行为了,它但凡能随便作点什么,都能大大降低普通人死亡的概率,至少不至于死八十万。
噢不对,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人死了这件事,发生了八十万次。
苏联政府曾经有段时间为了黑尼二,各种收罗数据统计他害死了多少人,就连土库曼这种边境有个人骑驴摔死了也算在尼二头上,最后好像一共算出来18万人左右。尼二下台全家被杀后,苏俄内战期间人口减少了1200万……
20%的原始人死于暴力,远远超过20世纪的比例,即使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苏联解体。
冲突发生在秩序的边界,大利维坦崩溃后必然诞生一地小利维坦,就像一块面包压碎了,表面积必然指数增加。
一个秩序最大的恶是没有能力维持自身存在。
斯拉夫帝国在1917年和1991年两次主动自杀,两次导致灭顶之灾,属实是人种不行了。。。
这句话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废话,就像结冰的水一般都比比液体的水温度低一样。
说这句话的人是在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是政权作恶,也要竭力维护这个政权,不然一旦出现政权崩溃,你死的概率更大!是吗?
这就像说普通人离婚于外遇被发现的概率远远大于外遇的概率。这话没错,多少人非常喜欢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但当外遇被发现的时候就要面临配偶的离婚起诉。按照这个统计,难道离婚要怪发现了外遇吗?难道导致离婚的原因不是外遇吗?
政权崩溃是政权作恶的结果。为了能像狗一样活着,而去维护一个作恶的政权,只能使其变本加厉。逐渐把人民的死亡率提升到比政权崩溃的死亡率还大。
当一个政权作恶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官民对抗。虽然在整体上看只是少部分人在反抗,但对于深陷其中的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九死一生的局面了。
就像武松被几次三番陷害到那种地步,对他来说唯一的活路就是造反。这时候你不能要求武松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能自觉自愿的去死。
而当少数人被恶政逼得造反时,恶政不会反思自己,只会变本加厉的进行无差别镇压!从而把更多无辜的人卷进去。
与其用死亡概率威胁普通人不要反抗恶政,还不如用玉石俱焚来威胁政权不要作恶!所以教员才竭尽全力将造反合理化,就是告诉那些企图作恶的政权,人民是有权力造恶政的反的。
俄罗斯在1991年后的人口变化可以很直观看出来。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有总和生育率分别为第6-9列。倒数第二列为男性预期寿命,最后一列为女性预期寿命。
P.S 有人觉得例子不够,那我再补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例子:
这个是乌克兰人口数据:
最后的是白俄罗斯的人口数据:
很明显,它们都在1991年以前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而在1991年后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人口死亡数急剧上升。
P.S
一觉醒来看到有人说我删除评论,实际上我都无法得知你们发了什么 @酥脆的小饼干
政权作恶,但是只要它崩溃了,黑锅就全是崩溃的。真她妈反动啊,老蒋听了得狂喜
社会由有着不同利益的群体组成,因此对于某个群体是合理的事物,对于其他群体不一定具有合理性,例如: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对于那些富有的罗马公民而言是合理的,而对于一般的罗马公民而言则不怎么合理,对于那些起义的奴隶而言则完全是非理性的。
回到本题,一种国家行为对社会各个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令》的行为对于地主老爷来说就是在剥夺他们几百年来的神圣权利,对于佃农和贫农农来说则是一种解放。请问颁布《土地法令》的行为是善还是恶?
题目中说的是对于“普通人”而言,那么怎么定义“普通人”呢?在前现代社会,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是没有作为“人”的法律地位,他们在远离主流社会的地方出生、劳作、死亡,这些社会成员是“普通人”吗?或者,我们可以仿照马克思的论述,把“普通人”定义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群众。那么历史上到处可见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描述的现象: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代议制民主稳步发展,一切秩序井然,人们骄傲地赞美:“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太阳永不落”。然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却描述了另一般景象:遍地尿液和排泄物的、肮脏的大街,弥漫着来自制革厂的腐烂的动物尸体的恶臭。霍乱时常发生, 并伴随着持续的肺结核和伤寒症等传染病。 在这样恶劣的居住条件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死亡率比上等阶级高出60%。因此,要让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普通人”悲惨地死去,根本不需要出现例外状态,“正常国家”正常地维护阶级秩序就足矣。
有些人常以苏联解体后的“普通人”的悲惨境遇,来规劝人们安于秩序井然的现状。然而,苏联解体本身就是苏联人民安于现状的结果。
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和无产阶级在内战中的大失血,促成了苏联官僚集团的产生。这个精英集团不断膨胀纂取了大量特权,为了维护特权,他们在社会之中散布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变成了捍卫和巩固“工农祖国”,要求无条件服从工人国家的伟大保护者斯大林。而自己却在背叛无数先烈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苏联官僚集团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普通人”的怒火,他们之中产生了这样一群勇者——他们抛弃早成赝品的《真理报》却不盲信美国真理部,努力探索让巴黎公社的原则复兴的方法。但是他们的行动均未能改变周围苟安迷醉的环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
最终,精英集团为了使其特权能够顺利传给后代,到所有制关系上为自己寻求支持,变成了新的有产阶级。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被瓜分,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以前社会财富的管理者终于变成了社会财富的拥有者。
那些鼓吹秩序井然的人应该知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中,人类为维护阶级秩序付出的代价无可比拟地超过了反对阶级社会的代价,资本主义现在的消极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除非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否则这些悲剧只会不断重演。
波尔布特、马西埃、阿明、博卡萨、老杜瓦利埃、希特勒等一致点头同意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拿美国来说,美国因新冠疫情死去了多少人,因为二战又死去了多少人。
看看数据,如果有美国人用题目里的这句话给特朗普和拜登们洗地站台,那还算是有良心的美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