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角度来看,财产的分配应该是越均匀越好。
比如说马云多赚了一个亿,马云不会感觉有太大的变化。
而如果给你一个亿,那么显然你就爽翻了,马云毕竟再牛也不可能住得了十间房,所以如果把马云的钱分给更多穷人,让更多住不起房的人住得起,显而易见社会总福利是增加的,卖出的房屋也增加了。
那为什么财产不均分呢?因为从社会分工生产的角度来看,财产越集中越好。
在社会大规模分工生产的情况下,厂商只负责生产少数的几种商品,又要负责搜集这些商品的原料和中间品,因此如果把钱分给多个厂家,他们中的每一个可能都买了生产机器后剩不下足够的钱买原材料或者雇佣足够的工人,这样就不能充分调节各要素的产量,发挥出最大的生产作用。
如果生产资料同生活资料一样都是私有的财产,那么为了维持消费的水平,这些私有的财产必须被足够均匀的分给所有人。那么生产资料就很难集中,因此就破坏了生产力。
相反,如果为了发展生产力集中了生产资料,就意味着私有的财产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这就会破坏消费水平,表现为相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
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你只能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开来,将生产资料集中,而又将生活资料按需求分配。
在没有效用论工具的年代,马克思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已经很厉害了。
而要反映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分配生活资料和调节生产项目,市场是一个有效工具,而计划分配是低效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
在没有效用和偏好理论的年代,意识到市场是反映偏好的极佳工具的话是神仙级别的操作,即使是马克思也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论证市场经济能够达成帕累托最优,光是数学上就需要泛函分析的理论,这一数学理论直到1930年代才形成,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的先驱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有这种神仙级别的操作来论证出生活资料上的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苏联取消了市场经济,用完全的指令进行生产,从生产能力来看,无论是钢铁,重工还是军工都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显而易见,总的生产力得到了促进。
遗憾的是没能解决“该生产些什么”“产品该给谁”的问题,最后导致了粮食和轻工产品的短缺。
邓小平同志等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泛函分析颇有了解吧 。
有什么矛盾的,提出矛盾,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都崩溃完蛋快30年了
2019年1月21日更新:
之前看题目好像是“怎么解决”,现在改成“怎么理解”了。(也可能是我眼花了)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以追求利润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那么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必然小于产品的总价格,算上流通环节那么社会上所有产品的总售价将远远超过社会上所有普通人的总工资。
劳动者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生产过剩不可避免了。
原答案:
建立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我的设想中,公有制国营金融企业控股所有企业。而这个国营金融企业的股东就是全体公民,全民选举产生一个专门的人事机构负责遴选出经理人。
利用AI、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股份制、公司制,完全可以消除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
制度保障与技术进步可以让公民直接或间接产生出企业负责人,这些人对公民负责,这就不需要一群“外行官僚”插手了。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社会化大生产。
说白一点,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产品,即生产的对象,本身也越来越复杂,那么需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这些零部件的工序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完成一件产品的完全的生产依赖单一一家企业已经不现实了。
换言之,一个产品其本身行成了产业链。
以手机行业为例,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做到,把手机的外壳,芯片,主板,电池,内存,运存等等等等这些零部件的设计和生产全部由自己独立完成——这还只是直接与手机企业对接的上游,再往上走,可能就是冶金,化工这类重工业了。
换言之,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完全没有自己上游的企业了。
作为企业,也就是资方如此,作为这些企业的雇员,也就是劳方,更是如此。
如果说在农业时代农民还能自己纺布,自己种田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在工业时代,工人,或者说无产者的失业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和生存的依靠——或许能依赖之前的储蓄苟且一段时间,或许有极少数幸运儿的储蓄足够多,能够苟且到死的那一天,但绝大多数的无产者还是无法脱离工业化生产而生存的。
至于第三产业,在城市依附于第二产业而存在,在农村则依附于第一产业而存在。
在这种前提下,人人都是生产者同时人人又都是消费者,其生产的报酬和消费的凭据即工资/货币。
问题在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资本以增殖为唯一目标,而产品又是根据货币来分配的。
那么就行成这么一种情况,资方除去资本家自己的消费之外,将所有的收入投放到扩大再生产中,而无产者,如果作为个体来看,其消费的上限又只有工资那么多。
那么为了扩大市场,资本就不得不将更多的,原来的农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人口也卷入到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当中,由原来赤贫的(绝对贫困)农业人口成为贫穷而不自知的(相对贫困)工业人口。
当国内的这种转换遭遇绝对瓶颈(如欧美,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0%)或相对瓶颈(如中国,农业人口过于巨大,同时深居内陆,物流成本过高)时,就必须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到这一历史的进程之中,这便是所谓的工业化的扩张,再往前走一步,便是资本的逃离。
这就形成了一个情况:全世界的人口如果全部实现了工业化,也就是说,全部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那么也就不再存在农业人口被释放到工业当中的可能。
诚然,技术的更新,科学的进步,会使原有发达国家的无产者们生活水平上升,资本也会因此获取红利(如3G手机到4G智能手机的换代),然而资本的高速扩张会迅速地分割掉这些红利(如智能手机从增量市场转换为存量市场),便使得不同的财团之间相互倾轧,剩者为王。
但,科技的更新换代是有成本的,当科技进步的带来的成本(如研发费用的边际递增,生产线的升级,市场结构的改变)远远高于收益时,科技的进步也就停止了(如欧美国家因无力研发更好的5G技术而对5G的抵制)。
如此,扩大再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与其扩大再生产而亏本,不如把企业关掉,拿着这些钱放到银行去作存款。
而关闭企业本身,就意味着无产者的失业,无产者失业又导致消费市场的萎缩,于是就陷入螺旋通缩的境地,此时若不加以干涉,爆发经济危机就是必然。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来发钞,形成通胀,逼迫无产者将储蓄全部用于消费,然而这种榨取也是有限度的。
所以,要把消费包装成为投资,比如股票,比如房地产——反正你的钱如果不花,也是要贬值的,不如找银行借贷,买房买股票咯。
就全球经济本身而言,就是能苟且到什么时候,就苟且到什么时候,万一苟且到下一轮的技术爆发,那么资本主义就还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