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连德为什么失败了？ 第1页

“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是无产阶级武装，这保证政府掌权。”

“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智利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更要考虑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做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总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这是我们从中国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一点体会。我们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但是作为老朋友，出于关切，愿坦率地同阿连德总统交换看法，仅供彼此参考。”

———— 周恩来

因为阿连德政治能力严重不及格，治国无能，水平低下，就这么简单，而且在他被推翻的时候，严格来说他已经不是合法总统了。

国内很多人对阿连德时期的智利问题是有许多错误印象的，比如通常认为，阿连德任内的主要功劳是实现了智利铜矿行业的国有化，而此前智利铜矿大部分由美资企业控制，阿连德的国有化政策激怒了美国，由此导致了美国介入智利，策划武装政变推翻了阿连德，于是智利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了云云。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美式早八点档儿童剧里好人打反派的标准故事套路，事实不是这样的。

铜矿国有化

事实上，智利的铜矿国有化不是在阿连德这一代总统才开始进行的，而是一项智利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几代总统的基本国策，智利铜矿国有化的动议在胡安·安东尼奥·里奥斯·莫拉莱斯（任职时间1942年-1946年）时期就有了，那时候还是20世纪40年代，二战时期，当时作为关键战略物资的铜被大量出口用于世界大战，智利国内就已经出现声浪要求把获利颇丰的铜矿收归国有的动议了，当时安东尼奥总统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加大国有资本对铜矿企业的投资和入股，用经济方式增加国资在铜矿产业中的比例，提高国家在铜矿中的收益，算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做法。

此后的几代总统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政策，并没有大的反复，到了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总统（1952-1958年）时期，智利铜矿的国有化政策被正式作为一项政府政策予以推进，从此智利铜矿国有化走入了快车道。

到了阿连德的前任，爱德华·佛雷·蒙塔瓦总统（1964-1970年）时期，智利铜矿国有化已经事实成型，1965年，议会在他的倡导下通过了铜矿国有化法案，法案要求通过赎买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矿公司股权并通过建立合资公司的途径来取得智利铜矿的部分控制权。根据这一法案，政府可以收购大型铜矿公司的股份，1967年佛雷政府从特尼恩特、安迪纳和埃索蒂卡等几家美资铜矿公司，分别购得51%、30%和25%的股权。1969年，佛雷政府宣布对美资控制的巨型铜矿丘基卡马塔实行国有化，智利政府认购了51%的股份，并有权购买其余部分，在他任内，智利政府还收购了其他跨国公司在智利运营的分公司，从南美电力公司手里收购了智利电力公司，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收购了智利电话公司，这才是明智且正确的做法，美国人也没说什么。

6年时间内，佛雷使用赎买政策+引进政策，使智利国内的几乎所有大型铜矿的国资占比都超过了51%，实现了铜矿的国资绝对控股，外资在大型铜矿中的持股占比一律不得超过49%，且必须负担企业的运营工作，相当于智利政府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分红就完事了，企业的运营一律不用操心，同时佛雷时期还大力引进外资采矿技术，实现了智利铜矿产业的产业升级和设备进步，另外佛雷还使引进的外资结构多元化，特别是引进了来自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日本瑞典等国的产业资本，避免美国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

本来这种逐步加码的切香肠战术是很正确的，而且佛雷时期开出的赎买价码也很合理，智利铜矿国有化问题被限制在商业层面，在商言商，就这么推进下去，不论是要铜矿由国家全资控股还是就维持现状躺着拿钱都可以，但是阿连德上台之后搞全盘国有化政策，说白了就是直接没收外资，且几乎不给任何补偿，并把没收外资铜矿赋予意识形态色彩，使正常的商业并购活动上升到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层面，这下好了，美国人不反也得反了。

阿连德的没收政策非常粗暴且愚蠢，完全是拍脑袋式的决策，1970年12月阿连德向智利议会提交了议案，该议案在1971年7月通过，议案规定，智利对没收外资给予的补偿将以公司账面财政利润为依据，且要扣除设备折损和所谓“超额利润”，在阿连德的要求下，议会授权由智利总审计长对智利的外国铜矿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并由阿连德本人决定扣除“超恶利润”的额度——这个决定闯下了大祸。

1971年9月28日，阿连德和他手下的经济部长佩德罗·乌斯科维奇（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后面还会再提）两人经过一通拍脑袋式的计算，得出一个结论，自1955年之后，外资公司在智利铜矿中获取的超额利润达到了总营业额的12%以上，必须从给与外资企业的补偿中予以扣除，另外还要加上设备折旧费用，而在扣除这个超额利润后，阿连德政府将以3%的年利率，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在30年内付清赔偿金。

有过企业经验的朋友应该都清楚，对于采矿这种重资产行业来说，实际利润率其实并不高，如果你认为美国人的统计因为立场问题不足信，那么我们取中立一些的瑞士人的统计，按照瑞士联邦统计局的计算，从1950年开始，智利铜矿的利润率一般不超过10%，有些年份由于铜价下跌甚至只有3-6%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亏损，毕竟是重资产行业，高现金流低利润率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即使是那些能够拿到分期付款赔偿金的企业也要花费整整30年才能拿到赔偿金，而当时全球经济都不景气，智利自身也不例外，汇率价格是一日三变，30年后那就是2001年了，到时候汇率什么价谁能说得清？这种花30年分期付款的方法在当时看来不就是变相赖账吗？

还有一点，经过历代智利总统的努力，智利政府在铜矿中的资本占比已经逐步提高，特别是佛雷总统时期，国资更是实现了在大型铜矿普遍51%以上的绝对控股，也就是说，智利铜矿的利润有一多半是被智利政府这个最大股东拿走了，而且智利政府还可以从铜矿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征税，且智利政府不用承担任何运营成本，这些成本都有外资企业承担。

佛雷政府时期给予了这些国资控股，外企运营的铜矿许多生产经营上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与国际期货市场炒家和多家外资铜矿企业建立了极其良好的关系，维持铜矿价格处于对智利有利的水平，这样一来，虽然政府获得的税收减少了，但是政府作为最大股东获得的分红却大幅增长了。

阿连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曾经怒喷:“从1955年到1970年, 安纳康达公司智利分公司的利润率是21.5%, 而该公司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利润率仅为3.6%，肯尼科特公司智利分公司的年均利润率则高达52.8%。从1930年到1972年间, 跨国公司在智利以0.3亿美元的投资, 换来了40亿美元的丰厚利润。”而阿连德给出的这些利润率的数字几乎全都来自于他那位和他一样热衷于拍脑袋的经济部长佩德罗·乌斯科维奇。

姑且不论这些明显违反了重资产行业基本规律的数字是怎么来的，阿连德的叙述很明显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历代智利总统的不断努力下，特别是在佛雷政府的努力下，智利政府本身就是这些铜矿企业的最大股东，在国资绝对控股大型铜矿的基本国策下，外资企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要分一半以上交给智利政府，而且还要承担所有的运营工作和开销，利润率高对于最大股东智利政府而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阿连德说的好像智利受了什么委屈一样，实际上阿连德自己也说过“外资企业拿走了47%的铜矿利润。”那智利政府不也拿走了剩下的一多半吗？

外资企业固然拿走了相当一部分利润，但在智利自身根本无力开展铜矿的生产经营工作，特别是主政人员对铜矿市场行情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除了搞合资企业把运营工作交给其他人外还能怎么样？生产经营是不能搞唯意志论的。

后来外资如他所愿全部离开了智利，智利铜矿企业完全交由智利自己运营，然后呢？还有原来那么多利润可拿吗？

实际情况是，外资撤离后，很多铜矿里的运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一起离开了，阿连德政府只能派遣大量根本不懂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去接管他们留下来的岗位，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铜矿连正常维持生产都做不到，遑论盈利。

因此当阿连德政府把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12%扣除之后，这些被没收的外资企业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补偿，还得倒贴钱去支付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超额利润，典型例子就是肯尼科特公司和安纳康达公司，这两家采矿企业不仅没法从阿连德那里拿到半毛钱补偿，还得倒贴3.1亿美元和7800万美元去支付这个所谓的“超额利润”。

这种杀鸡取卵毫无商业信誉的行为，彻底激起了本打算息事宁人的外资铜矿企业的愤怒。

不是说不能征收外企，战时环境下为了把国家控制的战争资源最大化，当然应该搞征收，但是太平岁月里，还是尽可能在商言商为妙。

于是肯尼科特跑到美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起诉阿连德政府，安纳康达本来想息事宁人算了，结果肯尼科特做了工作，于是两家公司一起在美国起诉阿连德政府，这么一顿国际官司打完，由于阿连德确实理亏，特别是这个拍脑袋想出来的“超额利润”属实站不住脚，所以智利几乎全都败诉，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肯尼科特在法国起诉阿连德政府，法国政府在南美问题上一向相对中立，当时法国法院邀请了一群行业专家和统计部门的人员来做咨询团队，研究阿连德搞出来的这个12%的“超额利润”到底有没有道理，结果当时该团队经过讨论后给出这么一句回答：

“我们是来讨论严肃的数字问题的，不是来配合政客的奇思妙想的。”

这些国家的法院判决禁止从智利进口铜矿，如此一来，阿连德政府虽然没收了铜矿，但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收益，智利共产党在1969年贴出的竞选标语“铜矿的国有化将消灭贫穷”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因为佛雷政府时期已经让智利的大多数大型铜矿以51%以上的股权占比绝对控股的方式国有化了，另一方面这种直接掀桌子不玩的行为显然破坏了起码的商业信用，智利铜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下滑，出口量大幅下滑，外汇收入暴跌，消灭贫穷成了无稽之谈。

美国制裁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传说中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美国制裁”，很多人把阿连德时期智利经济的严重困难归咎于“美国制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美国制裁”有多牛逼，能让智利的经济走入崩溃边缘。

必须说明的是，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是非常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合理的，智利大选时期，美国本来支持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佛雷总统就是这个党的），然而智利社会党，共产党，社民党，激进党，人民行动团结运动党，社民党，独立人民行动党组成了左翼政党联盟“人民团结阵线”，这种东拼西凑组成的权益之盟暂时在竞选得票率上超过了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基督教民主党，这导致基督教民主党在竞选中败局已定。密切关注智利局势的基辛格在意识到阿连德上台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劝说尼克松对智利采取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这种政策还专门有个名字，叫“冷淡而正确”。

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这么做是面临内部压力的，当时中情局，国务院官僚系统，国防部开了个联席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97号文件》，要求对智利施以重拳，基辛格眼看这帮子军头越来越激进，赶紧在一个星期后把各路学者和外交官召集起来，开了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制定了《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93号文件》，建议实施公事公办的态度，并且要求用抛售铜矿存货，压低铜价这种软经济手段对智利施压，带领学界以及专业外交官群体和要求施以重拳的中情局国防部暴力系统唱对台戏，尼克松在综合评估各方意见之后做了个折中，搞了个《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136号文件》，表态智利要搞什么事情美国不管，只要给美国企业合理补偿就行，如果不给合理补偿，美国就不再会对该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注意，只是不提供援助而已。

你把我财产没收了，还要罚款，我就不援助你了，不过分吧？

后来又追加了一个《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148号文件》，规定如果不给美国企业合理补偿就搞没收，那以后美国就不借钱给这个国家了，同时依据《冈萨雷斯法案》还要动员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金融机构不再借钱给这个国家。

你把我财产没收了，还要罚款，我就不再借钱给你了，这也不过分吧？

以上这些就是所谓的“美国制裁”的全部，美国人确实放了不少狠话，但落实到行动上真的就只是停止了援助，减少了（注意是减少而非彻底断绝）贷款，仅此而已。

难道智利没收了美国的财产，罚美国的款，美国还得接着借钱给智利，接着援助智利？

合着美国人还得搞个惠智办不成？

要注意，阿连德时期的美国外交事务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执掌的，这俩可不是什么外交白痴，他们跟现在美国政府里那堆牛鬼蛇神可不是一回事。

具体而言，当时美国所谓的“制裁”由美国负责经济援助工作的美国贸易署具体实施，时任美国贸易署负责人约翰·康纳利说“智利不按规则出牌，就应该后果自负”，随后开始减少援助和贷款，把美国对智利短期贷款由佛雷时期的3亿美元减少到1972年的0.3亿美元，双边经济援助也从佛雷时期的3.975亿美元下降到0.3亿美元，美国民间对智利贷款从1970年的2.2亿美元下降到1972年的36万美元，同时号召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减少向智利贷款，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智利贷款从佛雷时期的2.34亿美元下降到0，美洲开发银行的对智利贷款也从1970年的0.46亿美元减少到1972年的0.02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迟了0.9亿美元的拨付速度，世界银行停止贷款。

这就是全部所谓的“美国制裁”的内容，只是减少了借钱而已，谈不上有多过分，美国并没有把航母开到智利沿岸港口禁止智利出口铜矿，也没有用轰炸机把智利夷为平地，并且美国承诺，只要阿连德政府愿意就铜矿和其它外资问题展开谈判，美国也愿意就恢复贷款和援助供应展开谈判。

这个姿态好歹是有诚意的吧？

总不能美国一定得建立一个惠智办，然后卖血惠智，才叫没有制裁智利吧？

另外当时美国时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查尔斯·迈耶也号召美国企业不要再向智利额外投资，效果一般，类似美国熔炼公司拒绝向智利国有企业本塔纳斯提供矿业技术援助，康明斯拒绝向智利铜矿企业提供零配件，这导致智利国营丘基卡马塔铜矿公司1/3的柴油机无法运行，其他就是一些企业拒绝继续向智利出售零部件，这一方面固然是美国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智利外汇枯竭，无力支付货款。不过还是有一些企业继续坚持向智利供货，比如通用，比如卡特彼勒，这些企业因为坚持和智利贸易还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批评，但也就是批评而已，并没有过多的其他行为。

和阿连德那种简单粗暴拍脑袋式的国有化比起来，尼克松算得上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要知道和当代这个脑血栓的美国不同，冷战期间的美国是有两分体面的。

实际上在阿连德搞拍脑袋式国有化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度都认为阿连德摆出这么一副掀桌子的架势是为了在赎买价格和分红问题上漫天要价，美国对此一开始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你漫天要价，我坐地还钱就是了，在商言商，基辛格这种人最不怕的就是讨价还价了。

结果想不到阿连德是真的掀桌子，是真的拍脑袋，是真的要把铜矿国有化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层面，美国只好开始追讨智利债务，截止1972年年底，智利拖欠美国的债务共计8.87亿美元，其中欠美国国家开发署4.96亿美元，欠美国进出口银行3.33亿，欠美国农业部0.45亿，欠美国军队0.126亿。

尼克松政府是真的体面，1972年通知阿连德政府，援助的钱就不用还了，欠农业部的粮食应收款也不要了，美国不缺这点粮食，欠美军的也不收了，就当打越战损失了一批军火，只要把国家开发署和进出口银行的还回来就行，而且明确提出，只要智利愿意在补偿美资铜矿企业的损失问题上让步，债务问题一律好说，延期也好，减免也好，免息也好，借新还旧也好，都可以谈。

阿连德倒是也想妥协，可国内的极左势力根本不允许他妥协，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团结阵线议员阿尔塔米拉诺，我怀疑阿联德要是敢妥协，那用不着皮大帅，智利这帮子左壬就能先把他给扬了，于是在极左的绑架下，阿连德政府只能回复，征收美资铜矿属于智利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但可以通过国际谈判解决智利债务问题，而且智利要先和所有债权国进行多边谈判，然后再单独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进行双边谈判。

知道什么叫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了吗？

但就算是这样，美国还是捏着鼻子忍了，于是1972年，旨在解决智利债务问题的国际多边谈判在巴黎召开，白宫派来的会议代表说的很明确：智利赔偿美资铜矿企业的损失，则美国将立即在债务问题上让步，后来多方经过一系列争吵和讨价还价，勉强达成会议公报，会议公报中智利承诺将按照国际国内标准赔偿美资铜矿企业的损失。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此后智利和美国在实际谈判过程中还是陷入了“谁先让步”的死循环，智利坚持要求美国先在债务和援助问题上让步，美国则坚持要求智利必须先赔偿美资企业损失，双方就这样围绕着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循环激烈争执了几个月。

直到1973年初，由于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 阿连德政府终于勉强决定向美国作出让步, 同意把对美资铜矿企业的赔偿问题提交给专门的国际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 并希望白宫能延缓智利外债的偿还期限，美方则表示美国在债务问题上的态度将取决于国际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以及智利根据国际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进行的赔偿，由此谈判再次进入鸡生蛋蛋生鸡环节，于是告吹。

智叟当国

实际上阿连德的拍脑袋国有化不仅限于铜矿企业，还包括几乎所有智利当时已经有的产业门类，1971年7月，阿连德把安纳康达和肯尼科特拍脑袋没收后，又开始对其它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强制国有化，阿连德授意智利国家计划办公室对全国三万五千家私营企业中涵盖银行，外贸，铁路等要害门类的150家大型企业实施国有化，但是随后阿连德政府又不断加码，扩大国有化的范围，截止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推翻时，被国有化的企业已经超过了507家，且涵盖范围远远超过了原定范畴，甚至连一些轻工纺织品制造业企业都被国有化，在被阿连德政府国有化的企业中，超过80%都是中小型企业。

除了没收外，还对诸如美资伯利恒铁矿公司，智利本土鸡饲料企业伯纳公司等企业进行行政直管，最搞笑的就是1970年12月无偿没收了所谓智利的“最大的纺织品垄断企业”比利亚维斯塔·托梅纺织厂，而这家企业之所以被认定为是“最大的纺织品垄断企业”原因仅仅是因为当时它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居于首位。

这已经是不具备经济常识的表现了。

最好玩的是，阿连德政府还把所谓“超额利润”这个概念也一并嵌套到了国内私营企业的国有化过程中，很多私营企业在被国有化之后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补偿，而且还要反过来支付政府认定的“超额利润”，哪怕这家企业本身已经亏损了一样，这种极其粗暴愚蠢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激烈反抗。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阿连德政府在1970年12月宣布将智利的8家外资汽车企业限制为3家，将多出来的外资汽车企业驱逐出境，还于1971年5月无偿没收了福特公司在卡萨布兰卡建设的汽车装配厂，此事直接导致了智利30%以上的公交车和21%的出租车彻底报废，汽车生产陷入瘫痪。

原因很简单，任何对现代工业体系有基础性了解的人都知道“乘用车工业”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世界上能把乘用车工业玩明白的国家一巴掌就数的过来，哪怕是苏联，其引以为傲的伏尔加牌轿车也是在美国福特公司的帮助下搞出来的，拉达轿车同样是引进自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技术，中国乘用车工业真正开始起步已经是80年代引进大众桑塔纳搞合资公司之后的事情了，就智利那点工业水平还想搞乘用车工业？这不叫有雄心壮志，这叫掂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然后是阿连德政府的土改问题，中国人对土改有极其特殊的情感，因为这是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土改使新中国掌握了广泛的人口、税基、兵源，使新中国建立具备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土改对中国社会的巨大作用是中国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土地使用成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占据压倒性作用这一特殊国情导致的，它是中国和那些同样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的特殊现象，而非普遍常态，对于其他那些人地矛盾不突出，或者土地使用成本并非农业生产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的国家而言，土改很多时候不仅不能推动农业生产，反而会破坏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而破坏农业生产，例如海地在帝政时期的土改就破坏了全国的农业生产。

比如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啥都缺，就是不缺地，衡量俄罗斯帝国土地贵族实力的不是地产有多大，而是农奴有多少，俄罗斯土地贵族最怕的就是农奴逃亡，因为劳动力减少会导致产出减少，没有人去种，你地再大也没用，所以土地贵族在每年的谢肉节还要大肆宴请农奴，让他们留下来。

再比如19世纪“高效农业”时期的英国土地贵族，当时英国农业生产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不是土地使用成本，而是劳动力雇佣成本和肥料使用成本，当时肥料使用成本一度超过了地租的2.5倍以上，租得起土地买不起肥料是很常见的现象，在那种环境下拿土改说事纯粹就是在转移话题，后来英国农业大萧条时期，甚至出现过地主哭求佃农不要弃租，并且承诺不收一分钱地租，只要佃农不让土地被撂荒，地主愿意倒贴钱的情况。

所以对于土改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听土改二字就搞一贯正确一抓就灵.

这里需要先说一下智利土改，智利土改也不是什么阿连德政府治下的新朝雅政，还是那位前面提到的佛雷，他任内就推行了土改政策，佛雷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赎买，二是垦荒，三是制定私人地产最高限额以阻止兼并，多出来的土地无偿征收后发给农民，智利的农业用地占可耕作土地的面积并不高，因为智利的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很多土地被撂荒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种，佛雷政府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让他们去垦荒，并对肥料价格和农资器具进行补贴，只在少数情况下实行赎买政策，将地主庄园主的土地买下来分给农民。

阿连德不同，阿连德的土改政策真正体现了什么叫步子大了扯着蛋，他把佛雷政府制定的私人地产面积最高限额从80公顷直接砍到40公顷，多出来的面积一律无偿征收，然后分给农民，截止1971年11月，已征收1300个庄园的240万公顷土地，这一数字超过了佛雷政府6年内土改数量之总和，直到阿连德政府被推翻为止，总共征收了4287个庄园，822万公顷土地，很多地方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是一夜之间变了天，从农民到地主全都手足无措。

另外阿连德政府设立的土改协会还超出法律规定，强迫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交出土地，极左激进分子和极端社会党人甚至非法占领中小土地所有者符合阿连德政府规定的土地，甚至出现了同为“人民团结阵线”成员的智利共产党为了保护中小合法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与极端社会党人在农村火并的搞笑场面。

其次是去学苏联那个奇葩的集体农庄制度，此类集体农庄效率低下，产量减少，农民将精力放在自留地中，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上的劳动投入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出现农民集体请愿要求停止耕种集体土地的情况，阿连德与这些拒绝耕种集体土地的农民高强度辩经，指责他们保守，而农民则以事实上撂荒和弃耕集体土地作为回应，阿连德派出军警去监督农民耕种，农民则建造路障，焚烧土地以阻拦阿连德政府派出的“督耕队”，甚至有农民开始走私武器去武力反抗阿连德政府，到了阿连德政府尚未被推翻的1973年初，智利集体农庄已事实上被全盘抛弃。

阿连德政府这种冒进的土改导致了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农业投资缩水，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71年，智利小麦产量是136万吨，到了1972年只剩下不到70万吨，1973年进一步下降到55万吨，许多农民手头空有土地，但没有农资机具，油气是种子奇缺，因此只能守着荒地干坐着，阿连德执政时期，耕地播种面积减少了22%，这还是账面数字，没有算上那些被瞎几把乱种的集体土地，1972年和1973年农作物产量分别下降了12.7%和16.8%，产值跌去近一半，而阿连德的补救措施就是加大向苏联借款，向澳大利亚买粮，同时加大对农村的征收力度，并在1972年10月发表广播僵化，声称现在是艰难时期，宣布所谓“战时经济政策”，要求民众搞苦难行军。

智利应不应该搞土改且两说，就算要搞，肯定也不能是阿连德这么个搞法。

核动力印钞机

再来说说阿连德的货币政策问题，阿连德政府在货币问题上的愚蠢和无能是一个就连拉美左翼都不敢轻易触碰的话题，因为是真的无能到一定境界了，货币问题上说他一句拉美穆加贝都不为过。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神叨叨的佩德罗·乌斯科维奇，以及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智利央行行长阿方索·依诺斯特罗萨，这二位神仙在当时的世界金融界堪称一时瑜亮，两人合伙勾兑出了一个疯狂印钞以满足阿连德的拍脑袋式国有化和猪突猛进式土改，以及不切实际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计划所需要的财政支出的方案，且超额完成任务。由于阿连德政府的疯狂印钞，智利埃斯库多成为了继法币，金圆券，魏玛德国马克，日本军用手票之后手纸钞票界的又一力作。

世界市场的铜矿价格下跌（有美国抛售铜矿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当时所有大宗商品都在下跌，不单只有铜矿，且铜矿价格在阿连德上台前就已经开始下滑）和智利拍脑袋式国有化又导致了智利铜矿的生产和出口受阻，智利的铜产量从世界第三滑落至世界第五，出口额也从1971年六亿五千万美元下降至1972年的四亿美元，而智利毫无商业信誉的行为也导致它难以获得融资贷款，于是智利的外汇储备获取速度持续减少。

同时智利的农业生产也被阿连德猪突猛进式土改所破坏，粮食产量持续下跌导致阿连德政府只能花费外汇去购买粮食，在阿连德政府执政的3年时间里，用于进口粮食的外汇花费增加了4倍，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1973年，政府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占到了整个外汇储备的37%，而在佛雷政府执政时期这一规模仅仅为14%，同时乌斯诺维奇和依诺斯特罗萨这对活宝疯狂印钞的行为又导致智利不得不掏出大把外汇去挽救智利埃斯库多的汇率，于是智利的外汇储备消耗速度剧增。

1971年-1973年，智利贸易逆差分别为2亿美元，6亿美元，4亿6000万美元。

这一减一加，智利的外汇基本上算是被阿连德政府给折腾没了，于是智利埃斯库多的汇率一泻千里，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虚高从1971年的22%迅速飙升到1972年的78%，受累于疯狂的通货膨胀和拍脑袋式国有化，智利的正常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供需比例严重失调，1972年智利的煤炭、消失、铁矿等产量分别下跌了12%、15%、23%，1971年的国内生产投资比1970年减少了24%。

阿连德异想天开的“收入再分配方案”更是完全建立在印钞基础上的，他先是宣布大幅度增加工资，1971年颁布工资调整法，宣布工人最低工资提高一半，职员薪水提高三分之一，最低退休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的80%，同时还保证在一年内按照城市工人的标准发给农村家庭补贴费，这种不顾实际情况异想天开的发钱行为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45.3%飙升至1971年的61.6%，另外就是那些被许多人吹上天的免费医疗，低价粮食，消费品价格冻结和兴建简易住房，这些看上去很爽然而不顾后果，超出现实的政策直接摧毁了智利国民经济的供求比例，1971年的所谓“阿连德繁荣”就是这么来的，靠疯狂印钞透支国家经济换来了几个月的消费繁荣，随后便进入商品奇缺，黑市兴起的短缺经济状态。

由于疯狂印钞下发，智利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1972年消费者的购买力比1971年增长了一半还多，这是根本不正常的，市场上从食品到衣鞋无不短缺，阿连德政府编制进入合作商店供应目录表的三千多种日用品有超过二千五百种全部缺货，黑市兴起又导致了囤积居奇，物价失控，商人们宁可把货物运到阿根廷和秘鲁等邻国出售也不在本国出售，于是阿连德政府又只能成立供应和物价委员会，搞名为“人民采购篮”的凭票配给制，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黑市泛滥。

大量货币进入社会，而社会又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消费品用于供应，于是1972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63.4%，1973年增长到了骇人听闻的608.1%，而在佛雷执政的1970年为34.9%，到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时候，智利的实际工资购买能力不足1970年的一半，在阿连德政府执政的三年时间里，智利货币发行量年增长率分别为1971年133%、1972年174%，1973年462%，而在60年代，智利货币发行的年增长率平均为48%。

货币的泛滥还恶化了粮食供应问题，由于阿连德为了压低粮价而实行粮食价格冻结政策，再加上贸易保护政策将工业品价格抬高到远超过农产品的高度，出现了粮价和工业品价格——供应双倒挂的古怪现象，即：人们购买化肥所需出售的小麦越多，人们所能买到的化肥就越少。这导致内部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生产。

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下令把大批泛滥成灾的钞票拉到垃圾填埋场一把火烧掉，算是做了一件实事。

最后就是财政问题，本来由于拍脑袋国有化和猪突猛进式土改，财政负担已经十分沉重，而国营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和一系列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又让财政情况雪上加霜，异想天开的收入再分配方案更是让智利财政支出彻底失控，1971年和1972年，阿连德政府为拍脑袋国有化和新增工资而支出120亿埃斯库多，1973年直接狂飙到1700亿埃斯库多。

1972年国营企业累计亏损218亿7000万埃斯库多，1973年狂飙至1756亿埃斯库多，相当于智利铜矿产值巅峰期7年的产值总和，财政开支也从佛雷时期的221亿埃斯库多增加到1973年的2778亿埃斯库多，财政赤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从1971年占财政支出的34%增加到1972年的40%和1973年的5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进一步增加印钞规模，并且大量借钱，阿连德任内，智利外债规模从26亿美元猛增到34亿美元。

等到阿连德被推翻的时候，智利经济已经事实上崩溃。

自掘坟墓

实际上，阿连德政府愚蠢无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疯狂的货币政策才是智利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而不是美国的制裁，所谓美国制裁，只是大幅减少借贷和援助而已，美国人再不是个东西，总没有拿枪逼你阿连德开动印钞机吧？

智利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广泛的反抗行为，例如执政第一年1971年底就爆发了妇女空锅游行以抗议食品短缺，妇女们走上街头，手拿空锅，用勺子敲击空锅以示抗议，这一事件被美国著名架空小说《高堡奇人》予以引用，小说中居住在北美日占区旧金山的北美民众也是走上街头，敲击空锅以示抗议食品短缺，而阿连德对空锅游行的强硬态度几乎把妇女群体全都推到了对立面去，以至于智利妇女从60年代对拉美左翼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一转变为保守右翼基督教民主党的基本盘。

1972年10月由于汽车零配件不足导致大批汽车抛锚，于是智利卡车司机发起罢工，让智利物流体系基本瘫痪（有说法认为此事受到中情局资助），等到1973年的时候，智利农业基本上已经死亡，于是农民开始宰杀牲口，破坏农田，阻断交通，杀死政府派遣的农业和土改工作人员，内战一触即发。而本来支持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也四分五裂，社民党和人民行动团结运动党陆续退出团结阵线，独立人民行动党公开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社会党和共产党争执不休，社会党内部也发生分裂，一些党内人员也要求罢免阿连德。

阿连德政府的无能导致基督教民主党与其它右翼保守政党组成的“民主同盟”成功上位，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成功取得150个席位中的87个席位，虽未获得法定席位的三分之二，但已过半数，成功控制了议会，随后“民主同盟”控制下的智利议会在1973年8月22日通过表决，以81对47票判定阿连德严重违宪，这事实上相当于不信任动议，按照智利法律，此时的阿连德严格来说已经不再是智利的合法总统了，但他拒绝离开总统官邸。

当时阿连德曾经表态就政治危机进行全民公投，此表态曾经一度让军方放弃了政变意图，事态一度缓和下来，然而那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左疯子阿尔塔米拉诺在圣地亚哥运动场对智利左棍们的演讲中表示

一些人认为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在我看来，对反动派只能严厉打击，没有和解！阿连德绝不会背叛这一事业！

这段话直接导致军方认为阿连德的公投表态只是在糊弄人，实际上他拒绝妥协，拒绝公投，于是发动兵变再也不可避免

随后便有了皮诺切特于1973年9月11日发起的武装政变，其实早在6月29日，陆军上校罗伯特·索帕·昂弗莱就已经率领坦克部队包围了总统官邸莫内达宫，并发起了一次未遂政变，皮诺切特的911政变实际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另外在政变之前，警察部门已经公开表示拒绝接受不受宪法支持的阿连德政府的指挥，最高法院也谴责阿连德政府，智利议会也发表公开声明号召军队维护宪法秩序，于是才有了皮诺切特控制下的军事委员会派遣空军和装甲部队猛攻总统府，消灭了总统卫队的抵抗，随后冲进总统府打死了已经不再是合法总统的阿连德这一幕。

这究竟是民选总统孤立无援血战到底？还是违宪僭主众叛亲离负隅顽抗？取决于你的视角。

而最骚的是，这个用自己的大嘴巴害死了阿连德的左棍逃到海外并活了下来，直到2013年9月9日，已经91岁的阿尔塔米拉诺在接受智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终于对当年的口无遮拦和宗教狂热做了反思：

我们当时的行为相当于在火堆上又倒上了一桶汽油……我的演讲，的确让右翼产生了恐惧……显然，我们的言论和行为激化了矛盾，导致了日后大规模的暴力……

至于中情局的窃听，世界上被中情局窃听的国家多了去了，但把自己的货币印到通货膨胀率达到600%，智利阿连德政府可是独一份，这总不能也怪美国人吧。

莱特利尔谋杀案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皮诺切特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好，实际上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之后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铜矿国有化政策，当然，没有使用阿连德那种拍脑袋式的国有化，而是更接近于佛雷总统时期的赎买+外资多元化策略，实际上智利铜矿的国有化进程恰恰是在皮诺切特治下达到了高峰——1980年，铜矿国有化作为智利长期施行的一项基本国策，被军政府正式写入宪法。

另一方面，皮诺切特任内对智利左壬进行大规模的迫害、逮捕和屠杀，用直升机把左壬从大海上丢下去，从火山口丢下去，这都成了一个出名的梗了，军政府实施长期戒严，从1973年到1975年共逮捕了超过4万人。

美国对此极其不满，1973年10月1日，距离政变还不到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例行会议，基辛格向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库比西询问智利现状，库比西表示“根据美国的调查结果，军政府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已杀死超过2700名政治犯，且只对外公布了284人”且提到了直升机丢人问题，此事引发美国政界哗然，1974年，福特接替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整治智利军政府，当年8月，基辛格发表《关于国际法和人权的声明》，宣布对人权情况恶劣的国家将不给予或者削减援助，这一后来被美国经常拿来干涉他国内政的声明最初其实是针对智利的。

10月，智利军政府国防部长会见美国驻智利大使大卫·波普尔，希望美国尽快提供军援以对抗接受苏联援助的秘鲁，结果触了波普尔霉头，因为当时有大批智利左壬和其它派系的政治犯都受到波普尔庇护，美国大使馆里塞满了各路避难人员，于是在波普尔的建议下，美国中断了对智利军政府的援助。

12月24日，智利驻美国大使恩里克·古兹曼会见基辛格，再次请求美国提供军援，基辛格则要求智利军政府必须先停止乱杀人（尤其是影响极坏的直升机丢人）的行为，否则没得谈。

1975年1月，皮诺切特亲自会见波普尔，声称自己逮捕的政治犯都是亲苏亲古巴分子，波普尔寸步不让，也没法让，因为他屋子里塞满了各路避难人员，他必须给这些人一个交代，他要求皮诺切特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还点名要求释放阿连德的妹妹劳拉·阿连德和阿连德的外甥女，以及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智利驻美国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经过激烈争吵，皮诺切特让步，释放了200名最重要的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劳拉·阿连德和莱特利尔，随后在波普尔的安排下，这些人大部分逃亡墨西哥和美国，劳拉·阿连德后来移居古巴，莱特利尔则留在美国联络各路海外流亡的智利人坚持开展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活动。

1976年9月21日，在皮诺切特的授意下，智利国家情报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案，事件发生在华盛顿使馆区，车上三人两死一伤，死者中就包括了莱特利尔和其美国女同事罗尼卡·莫菲特，这次事件被称为莱特利尔谋杀案。

事件发生在首都使馆区，受害者还是美国庇护的外交官，此事彻底激怒了福特政府并引发美国社会公愤，暴怒的福特命令FBI掘地三尺也要把事情挖出来，随后美国人一顿调查，发现智利军政府和其它拉美军政府国家，包括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串联在一起，搞了个叫秃鹰计划的跨国合作协议，共同镇压、暗杀各国的左壬和其它流派的政治犯，被杀的不仅有莱特利尔，还包括阿连德时期的智利陆军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被暗杀，还有因为反对军政府乱杀人，庇护自己原来的左壬政敌而被迫流亡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贝尔纳多·雷顿，他在罗马遇刺受重伤，同时反对军政府乱杀人的前总统佛雷也受到人身安全威胁。

福特政府质问智利军政府，并根据FBI和中情局的调查结果指控智利军政府的国家情报局长孔特雷拉斯就是这个秃鹰计划的直接组织者，此人居然公然否认，双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生多次激烈争吵，美国一度试图扣押孔特雷拉斯，不过因外交豁免而作罢。

1976年10月19日，智利军政府外长帕特里希奥·卡瓦哈尔·普拉多会见美国驻智利大使波普尔，波普尔反复质问莱特利尔谋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普拉多居然造谣莱特利尔企图走私武器，结果被波普尔当场骂了回去。

芝加哥小子与休克疗法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皮诺切特虽然凶残狠毒，但搞经济属实有一手，有点像朴正熙和全斗焕，他基本上延续了智利以往的切香肠式铜矿国有化政策，继承了佛雷时期的土改成果并进一步推进，同时他下令把泛滥的钞票拉到垃圾填埋场一把火点了。

军政府与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和企业界展开有限合作，从1974年开始，皮诺切特开始在智利的经济部门中大力任用著名的“芝加哥小子”们，并实施当时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年1月，皮诺切特解除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经济部长萨恩斯的职务，并在随后几个月内逐步清洗了军队内部反对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军官们，随后“芝加哥小子”们开始逐步接管智利的经济部门，并担任了从经济部长到税务局局长，从央行行长到内务部长，从规划署署长到预算署署长，从财政办公厅主任到产业协会会长的一系列职位。

芝加哥小子指的是从1956年到1964年期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并接受芝加哥经济学派理论的一批经济学家，他们通过和智利商界中与美国关系极其密切的爱德华兹集团进行合作，写了一本叫做《板砖》（就叫这个名字）的经济计划纲领，本打算提交给阿连德政府，后来政变发生后便交给了军政府，并在1975年4月之后，在智利军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对智利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在1975年邀请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学生卡洛斯·兰格尼前往智利与智利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讨论经济问题，期间皮诺切特与弗里德曼进行了一次会谈，尽管弗里德曼本人多次矢口否认，但这次会谈对皮诺切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智利开始实施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其中包括价格、工资、汇率自由化，并把阿连德时期留下的5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了阿连德时期实行的多重汇率制和进口配额制，并把阿连德时期最高达到220%，平均达94%的关税，以及高达10000%极其恐怖的进口抵押金全部予以取消，改为单一汇率制，统一关税10%，消灭贸易壁垒。另外改革方案还涉及交易税削减，减少臃肿冗杂的公职人员，放开资本市场，把利率控制和信贷控制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利率，消除资本流动管制，将政府是主要外部债务人变为企业成为主要外部债务人，同时把阿连德时期那些异想天开的福利政策统统取消，法律性强制性工资增长取消，将非工资劳动成本比例由阿连德时期的40%降低到3%。

简而言之，就是企业私有化，价格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全家桶。

然后大获成功。

芝加哥小子们在智利的第一个成果是彻底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1973年阿连德被推翻前夕，智利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600%，到了1981年，智利已经成为世界上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仅为9%，GDP从1975年的12.9%的负增长扭转为3.5%的正增长，1977年更是达到了9.9%的增长率，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1978年和1979年分别增长了8.2%和8.3%，财政赤字基本上被消除，出口多样化且增长迅速，许多经济部门运转非常良好，经济结构实现了现代化。

尤其是非传统产品出口增长明显，智利在60年代几乎完全依赖铜出口，铜占据了出口产值的90%以上，到了80年代已经下降到不足一半，苹果和葡萄酒成为热销产品，同时进口行业也开始复苏，日本的电子产品，韩国的汽车，法国和英国的产品开始涌入，从1975年到1982年，智利的汽车总量增加了3倍，到了1979年-1981年，智利政府甚至破天荒的出现了财政盈余，打破了此前几十年的记录，引发世界轰动，时称智利奇迹。

但新自由主义的后座力从来不小，1979年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上涨，世界经济再次整体下滑，智利实行固定汇率，智利比索升值（智利货币此时已经由埃斯库多改名为比索），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出现，1982年全球经济大危机，超过800家企业破产，GDP下滑1/7，失业人口增加1/5，英美在国内开展新自由主义改革，利率飞涨，导致资本停止进入南美，南美各国陷入普遍性的经济危机，一直到1983年初，金融体系严重崩溃，于是智利开始将比索进行贬值，政府接管了银行，央行清理了三家银行并接管其债务，这标志着智利开始放弃完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走向实用主义，1985年，军政府进行改革后第一个非芝加哥小子的财政部长埃尔南·布奇上任，此举标志着智利彻底放弃了新自由主义。

但总体来看，芝加哥小子们在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依然是成功的，它让智利摆脱了阿连德时期留下的烂摊子，特别是解决了财政亏空，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三大问题，而1980年-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恶化导致的，同时西方国家利率的飞升也导致了智利债务与出口之比从1980年的37%增加到60%，它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的，其它诸如贫富分化严重，银行行为不受监管，私营资本兼并严重等问题不一而足。

而也恰恰是智利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休克疗法带来的广泛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后来苏联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迷信休克疗法，毕竟智利的良好正面案例就在眼前，有什么理由不信呢？然而时移事宜，苏联的刻舟求剑最终给它带来了惨烈的代价。

结语

阿连德的失败，是自身水平不足，能力低下，尤其是任用了佩德罗·乌兹科维奇这个蠢货做经济部长，并对其偏听偏信导致的，另外其无法平衡团结阵线内部的各路人马，被极左势力绑架其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其政治方法极其粗暴，无视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大搞教条主义，最终自取灭亡。

美国的因素相较之下非常边缘化，毕竟说一千道一万，美国只是减少了借贷和援助而已，并没有过多动作，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注意力几乎全都放在收拾越南的烂摊子上，实在是无心也无力去折腾智利，例如一直被传的神乎其神的中情局渗透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从而对智利实施大规模窃听，但实际上这是该公司的执行官对阿连德粗暴没收该公司资产不满，因此主动向中情局提供情报的带路行为。

实际上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对阿连德的政变，但美国第一时间得知了政变发生，政变之后，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明确表明“美国没有参与政变”，但“对政变发生并不感到意外”，说的挺公允的。

另外阿连德在处理政府关系和军队关系上也有诸多严重错误，例如在1973年8月9日，他预感到大事不妙，又因为对警察不放心，于是任命卡洛斯·普拉茨将军为国防部长，试图抓住军权，但8月22日阿连德被议会裁定违宪，不再是合法总统，再加上此前卡洛斯·普拉茨向一个叫考克斯的女司机当街开枪的事件导致其失去军队支持，于是卡洛斯·普拉茨只能在8月24日辞职，阿连德就此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阿连德政府内部结构也是一团糟，“人民团结阵线”内部东拼西凑，五花八门，这个联盟完全是为了反对基督教民主党而成立的权益之盟，他们内部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土改时期就爆发过内部火并，阿连德在政治妥协和左棍逼宫之间左支右绌，既要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又要哄着那群异想天开大呼小叫的左棍，最终举措失当，引来杀身之祸，在执政后期，团结阵线更是四分五裂，早已名存实亡，绝难东山再起，另外阿连德在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上也闹的太僵，导致了8月22日的不信任动议，由此失去了合法性。

同时阿连德在空锅抗议活动中不明智的行为也把几乎所有妇女都推向了对立面，卡洛斯·普拉茨将军向女司机考克斯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空锅抗议事件后，智利女性对阿连德的下属极其鄙视，尤其是见到阿连德手下的军官更是加以羞辱，当时考克斯对普拉茨将军比出国际友好手势，普拉茨因为考克斯留着短发而以为对方是男性，于是掏枪就打，此事引发了群众和军队的严重不满，许多女性甚至是军属聚集在普拉茨将军家门口抗议，此事间接导致了普拉茨辞去军职，导致阿连德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多余的话

皮诺切特军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功足以让阿连德政权无地自容，实际上皮诺切特时期，中智关系非常良好，两国于1970年12月阿连德就任之后建交，但经贸关系真正开始加速发展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4485万美元暴增至1980年的1.4亿美元，1981年由于智利经济危机下降接近40%，只有8963万美元，1983年中国对智利的出口也下降到1981年的21%。

1984年治理经济恢复增长，中智贸易额再度恢复1.4亿美元的规模，从1987年开始，双方贸易规模稳定增长，1991年突破2亿，1992年飙升到5.37亿，1995年增加至6.41亿，同时智利开始大量向中国出口用于制造航空发动机和航天发动机的关键原材料铼，中智双边关系走入新的水平。

1987年6月，时任外长吴学谦访问智利，这是中国外长首次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对此极其重视，亲自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皮诺切特本人积极推进对华交往，并且多次对国内右翼表示“中国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本人也在1985-1988年多次表达访华愿望，中方经过反复考虑后采取了折中方法，于1992年11月邀请时任智利总统艾尔文访华，此次访华获得圆满成功，随后在艾尔文总统的协调下，1993年4月21日，皮诺切特以智利陆军司令的身份，应中国军队邀请正式访华，这是他首次以这一身份出国访问，一呆就呆了将近一周，从4月21日待到了4月27日，同行的还有他儿子马里奥·皮诺切特，军工局长卡洛斯克鲁姆，陆军军工厂厂长路易斯·罗波，皮诺切特访问了北京，西安，广州，深圳，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热情接待了他。

访华期间他除了四处游览外还探讨了双方的军工合作，游览了名胜古迹，主动提出瞻仰主席遗容并献花。

皮诺切特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让他倍觉感动，因为他武装政变的行为导致他在国内外的处境十分孤立，形象恶劣。外国领导人往往拒绝访问智利，皮诺切特执政期间从未正式访问过任何国家，他只是以度假形式或商谈军工贸易为由，对一些国家进行过“私人访问”。

他仅有的几次出访还严重受阻，1980年皮诺切特应邀访问菲律宾，其专机飞到中途时，菲律宾在美国的压力下突然以时任总统马科斯不在首都为借口把皮诺切特拒之门外，皮诺切特只得原路返回，此事令皮诺切特倍感屈辱，回国后撤了外交部长和驻菲律宾大使的职务，还有一次是访华前夕前往厄瓜多尔访问，当时厄瓜多尔总统博尔哈宣布他不受欢迎，为此事，时任智利总统艾尔文两次打电话给博尔哈，让他放行，表示皮诺切特毕竟是智利陆军司令，是智利政权的一部分，这种阻拦行为极为不妥，皮诺切特更是在对博尔哈的通话中表示自己曾经在厄瓜多尔陆军学院任教4年，视厄瓜多尔为第二祖国，连他的第二祖国都不要他了，但他在中国却获得了礼遇。

当然中国也因为接受皮诺切特访问受到了一点小小的报复，1993年5月20日，居然有一个叫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左棍组织往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丢炸药包，把大使馆正门炸了一个坑，事后声称“中国犯了政治错误”，这帮子智利左棍搞经济不行，搞政治不行，搞恐怖袭击倒是一套一套的，其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什么叫每与左反，事乃可成。

该组织在1986年9月策划了一次对皮诺切特的暗杀，但没有成功，丢炸药包事件发生后，智利外长席尔瓦向中方表示慰问并加强了安保措施。

1997年，皮诺切特再次以陆军司令身份访问中国，并再次因使馆炸药包恐怖袭击事件向中方致歉，随后带领军工部门的人与中方签订了长期向中国出口铼的供货协议，智利占据了世界铼储量的一半以上，中国能从美国后院拉美大量获取铼这种关键性战略资源，皮诺切特得记上一功。

当年罗斯福评价南美独裁者索摩查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是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这边的狗娘养的。”

此言得之。

另外介绍一下这位，伊莎贝尔·阿连德，阿连德的女儿。

她在政变后逃亡墨西哥，在军政府下台后于1989年返回智利，是目前阿连德家族最成功的政治家，她于1990年成为议员，于2003年成为众议院议长，2014年成为智利议会主席，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议会女主席，还曾经于2015年成为社会党领袖。

她是智利政坛对TPP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周恩来同志苦口婆心写信劝告他量力而行，而他竟然熟视无睹，听人劝吃饱饭，阿连德把饭碗都砸了！

他被皮诺切特推翻是历史的必然

老朋友阿连德

1970年，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后，成为南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智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官方、从不了解到友好合作逐步加强的过程，采用了先设立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到正式建交的模式。

阿连德总统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诚朋友。他是智利左派社会党的领袖，先后担任过部长、议员、参议长等职务，在智利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钦佩中国革命，称“中国革命是人类解放的榜样”。1954年他率智中文协代表团访问中国，会见了毛主席，并与周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通过访问，他同我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亲切的私人友谊。访华后，他担任过5年智中文协主席，在这个以促进两国民间交往和推动两国建交为宗旨的民间组织里做了大量工作，并多次在议会中呼吁政府与台湾断交，承认新中国。我去驻智利商代处工作时，阿连德已是智利参议院的议长，并正在积极准备再次以“人民联盟”领袖的身份竞选总统。他公务繁重，但仍然十分关心我们商代处的处境和工作。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就经常向他求助，他总是热情地抽出时间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或家里一起商量解决办法。他也经常来到商代处的驻地做客，品尝他情有独钟的中国菜肴。他的谈话帮助我们了解到许多有关智利的情况，受益匪浅。

经过三度竞选，1970年阿连德最终在大选中获胜，之后又被议会复选为国家总统。当地新闻媒介发布这一消息后，林代表就带着我兴冲冲地前往他的住宅表示祝贺。在那次会见中，阿连德明确向林代表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他为之不懈奋斗的多年夙愿，他就任总统后将立即采取措施与中国建交。会见后，将在新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阿尔梅达又征询在何处谈判合适。获悉这一情况，林代表立即向国内报告。但当时商代处无法使用密码，我们只能用暗语报告：“智利最近拟与我达成一笔铜的交易，请做好准备。”国内得此消息后极为重视，周总理还特别询问外交部这是否是曾约定的暗号。外交部肯定地回答后，周总理即指示作好充分准备。阿连德没有食言，他于11月3日正式就任总统后，即指示智利驻法国的伯恩斯坦大使与我国当时驻法国的大使黄镇开始建交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因阿尔梅达经常阅读商代处定期向他提供的《北京周报》，熟悉中国事务，他亲自拟定的建交公报文本基本上符合我们的要求，周总理看后指示“可以一字不改”。于是，中智两国于1970年12月15日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由于阿连德总统的坚定立场和果断决策，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中智建交公报后来成为我国同其他拉美国家建交的一个样板，被称为“智利模式”。

阿连德就任总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他发出了正式访华的邀请，他也几次表示一定要以智利总统的身份再次访问中国。可惜智利形势的发展使双方这一良好意愿无法得以实现。阿连德总统是位有雄心壮志和坚强信念的政治家。他进入总统府后，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但由于政策措施过急失误，遭到了国际跨国公司和国内右派势力的激烈抵制和破坏，一时国内物资极度短缺，群众对政府日益不满。1973年阿尔梅达外长访问中国时，周总理曾亲自给阿连德总统写了封信，请外长带给阿连德总统。信中强调我国愿向智利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但改变经济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只有结合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才能逐步实现。我参加了信件的起草和翻译工作，周总理令人折服的劝说和苦口婆心的细腻工作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封信后来由智利方面公开发表了，曾引起许多明智人士的深思。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智利形势骤变，1973年9月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在政变中不幸身亡。

坚持原则 正确应对

军人发动政变成功后，立即成立了军人执政委员会，由皮诺切特担任主席，随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实行戒严，控制新闻、通信和航空等部门，在城内和郊区大肆搜捕前政府官员等有关人士，进行大规模镇压，昼夜枪声不断。首都圣地亚哥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拉美地区不断有军人政变发生。但智利的这场“9·11”政变由于军人的残酷屠杀和镇压以及阿连德总统的悲壮殉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和人们在感情上的强烈反应，使问题极为复杂。军政府首先把矛头指向古巴和高丽，指责古巴与高丽在经费、武器以及训练等方面为智利游击队提供援助，干涉了智利的内政，从而宣布同这两个国家断绝外交关系。而苏联、东欧各国（罗马尼亚除外），对军政府采取“不承认主义”，纷纷主动宣布撤馆。南斯拉夫将大使馆降为总领馆。阿尔巴尼亚撤退使馆，但没有中断与智利的外交关系。此外，民柬、越南也先后自行撤馆。拉美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等，或者为阿连德殉职举行哀悼活动，或者举行短暂罢工，以表示对智利人民的声援和对军政府的抗议。一时在国际上形成了对智利军政府的一股强大压力。

当时，在与智利建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表示承认智利军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与军政府断交的有11个国家；其他国家则均未表态。中国政府持何态度，各方拭目以待。建立不久的中智外交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从原则高度和全局出发，全面权衡利弊，来处理这一复杂问题。

9月下旬，我驻智利使馆接收到军政府的第一次照会，表示愿与我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接着，智外交部又召见我国时任驻智大使徐中夫，做了同样的表示。徐大使允报国内。至此，智利军政府愿与我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态度已经明朗。9月底，国内就政变后的中智关系征询驻智利使馆的意见。徐大使经过与使馆同志慎重研究后复电国内表示，宜采取保持外交关系的方针，这样做是符合中智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理由：一是虽然阿连德政府时中智关系很好，但政变究属一国的内政，我们处理国家间关系只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政变以来，军政府对我国尚无不友好的表现；三是没有理由仿效苏联等国的做法与智利中断关系，如果那样，则台湾当局必乘隙而入，对我国不利。

接到使馆复电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过问，紧急召集外交部各级有关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讨论对策。周总理听完大家的意见后，胸有成竹地站起身说：“对，我们的对策就是‘冷而不断’，既保持外交关系，又对军政府当局持冷静、观察态度。”

根据这一方针政策，我们对军政府的来照没有正式答复，但也没有拒绝，表明了事实上的承认。据后来了解，许多国家也多采取这种做法。1973年10月中旬徐中夫大使奉命“回国述职”，由代办主持馆务。直到1974年7月，智利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后，徐大使才返回智利，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我们同军政府的往来是有原则的。政变后，军政府每年都举行“9·11”庆祝大会，发表国情咨文，大反马克斯主义。头几年徐大使从未出席过这种庆祝活动。军政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席，他坦率地告诉他们说：“这种场合有中国大使在座，对你我都不方便。”以后，智军政府对反马克斯主义的提法有了改变，我国大使才开始出席这一作为国庆活动的大会。

对于我国从一贯主张和坚持的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基本外交原则出发，采取了与大多数拉美国家相似的立场，与军政府保持“冷而不断”的关系，继续保留驻在该国的使馆但暂时撤回我大使的做法，有相当一段时间拉美特别是智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能理解，抱有意见。但从以后的实践来看，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使中智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保持并不受外界干扰地继续发展下去。在同军政府的交往中，我驻智使馆注意坚持原则，在政变后的最困难时期中，帮助一些左派人士逃避军政权的镇压到国外避难。我们同阿连德时代的老朋友们保持正常往来，处理各方的朋友关系光明磊落。两国保持正常交往，军政权坚持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我国在南极建设长城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历史证明，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有战略眼光的。现在连智利社会党的朋友也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引自

中智建交先民间后官方

中国前驻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大使 黄士康

智利在拉美区域，本来就是美国的后院，打不过很正常。

不要听念经人念经，念经人会在不同的话题上自相矛盾。

比如说，如果是阿连德，他们会说不相信工人阶级，搞妥协。

如果是桑卡拉，硬性驱逐殖民势力，还鼓动非洲造反，他们又说太激进了。

总之，是温和也不行，激进也不行。

很多人喜欢显摆中国革命成功，别忘记了，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这十几亿人口无论丢在那，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古巴现在还活着，一方面是对美国威胁不大，另外一方面这和当年与苏联协定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内政治的问题，并不是说美国真的打不下来古巴。

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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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tant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很简单的，阿连德根本不相信工人阶级主权，而让他得到政权的原动力则又恰恰是工人阶级的主权运动

我们其实可以从很简单的几个方面来看到阿连德政权的这种强烈的自我矛盾之处

首先我们完全其实可以承认，阿连德政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多数政权，而是一个微弱多数政权，而助长阿连德夺得权力的则是智利背后风起云涌的各种暴力的夺厂，罢工，农民暴力夺地和武装自组织运动，正是这些革命前夜的混乱，暴动以及工人阶级前端的积极自组织反抗社会秩序让阿连德这个“激进派”得到了政权，这分裂了智利社会，同时以阿连德为标志，让智利社会从安稳的多数表决民主资本主义秩序走向了混乱的，但是无产阶级开始自发的进行主权尝试的革命前夜之中。

在阿连德当选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这振奋了已经在活动之中和期待加入运动的无产阶级，超过三十多万名政治积极工人在工厂，田地里举起武器赶走资本家，地主，破坏着市场秩序，试图建立一个以工人为主导的新民主经济和政治纲领。但是阿连德对这一切的认识仍然停留于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维护自己政权的民主多数合法性”之上，等他真正掌管权力之后就开始求助于军队（三番五次宣扬军队爱国主义），求助于警察，求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机关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本身，工人要缴枪，夺来的厂子要还给民族资本家，夺来的土地要还给地主，不愿意还的，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现有的战果的，该枪毙枪毙，该进大牢进大牢（《武器收缴条例》，《对于非法侵占财产的归还措施》），这种做法甚至将自己的亲侄子，安德烈·阿连德都逼向了MIR（左翼工人组织）武装派，举起枪来对抗来收缴厂子和武器的阿连德的军队

在清剿了工人武装，强迫工人放弃夺厂，夺地运动的战果，甚至将工人监督生产的组织都要强行解散之后，阿连德政府已经成功和无产阶级割席，向着“温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加速靠拢来维护政权的长期稳定以及社会问题的调和，为此甚至将三军总司令都拉入内阁之中，只不过他顶着激进派的名号，正好成为了冷战世界和彻底镇压智利的社会运动的血祭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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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连德政权一直存在的两种误解在于，一个是阿连德政权是一个“民主的”，“大多数”的“人道”社会主义政权，但其实这是谎言，阿连德确实极其的相信民主原则，甚至是迷信于此，但是他的民主原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下的静态的，单一反馈的民主制度（参见我写的关于控制论社会主义的回答），而对于无产阶级的自我自组织的，不停的迈向着无产阶级主权的无产阶级的动态民主，阿连德很明显没有任何对此的同情，甚至在这之中连“人道”的面孔都不存在，MIR武装派和夺厂工人在阿连德军管政策下的斗争同样的是血雨腥风，而这也恰恰的击碎了阿连德政权大多数的幻想，至少无产阶级不参与其中

阿连德政权的溃败在于他完全是依靠着无产阶级在“解放神学”经济下爆发的巨大社会不满以及伴随着的夺权，起义运动上台的，少数且代表了社会分裂的政权，而阿连德本人却对此毫不自知，相信着资本主义代表民主法制才是自己胜利的关键，为了维护民主法制的秩序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本身，而当打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之后，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反扑阿连德政权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的

如果阿连德没有了他背后无产阶级的动态民主运动的背景，他还有多特殊呢？他的控制论社会主义理论和他失败的前任，主张解放神学合作经济的弗雷又能有什么不同？都只不过是坚信着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维护一个资本主义和存在于资本主义外部的某种合作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弗雷的父权家庭合作社经济，阿连德的赛博协调系统），但是现实就是这种经济成分是行不通的，他只能继续积累着无产阶级强大的社会不满然后走向社会运动和社会分裂的爆发，因为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良剥削方法来解放无产阶级本身

如果说智利的事情真正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样的教训的话，那就是是无产阶级运动造成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胜利，阿连德不想要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那无产阶级也不需要阿连德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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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lancer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下面的诸多回答，尤其是“左翼进步青年”们的回答，你们发现问题了吗？

永远是被害者的问题。

阿连德是有问题的，查韦斯是有问题的，在封锁下日渐困顿的古巴是有问题的，乃至苏联和中国，都是有问题的。

谁没问题呢？当然都有问题，可这里面少了谁呢？

到底谁是房间里的大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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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o-ma-si-bu-shi-xiao-huo-che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任何一个左翼政治家都必然犯错，因为左意味着进取、改革、新潮，是创造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东西，而要创造新的东西，就必须先不停犯错。

阿连德的执政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海了去了，不合时宜的强硬、对脱产左壬的过度放纵、对工人阶级不够信任……哪一条都够诸君批判他个百八十行的，但是这些错误，远不足矣压垮智利这匹骆驼，甚至这些错误全部加起来，或许还没莫斯科或瑞金早年犯的任何一个大错严重。

但是为什么莫斯科和瑞金活下去了，而阿连德却死了？

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和中国够大，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势力能够遥控俄国和中国的局势，因此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即便犯了错误，也可以有充足的容错空间进行战略调整——军事上的干预面临的是西伯利亚的冻土和中国险峻的山川，而经济上的干预也可以通过关起门来过日子化解。

智利呢？智利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国土极其狭长，一条铁路可以从南通到北，东西最宽不超过四百公里，人口到2020年都没突破两千万，经济以自然资源为支柱，其中铜矿是大头。

这意味着什么？

狭长的国土，意味着炮舰开到岸边，智利人就无处躲藏，一个集团军上岸，沿着铁路可以占领全境；不到两千万人口，意味着一旦面临大国的军事干预，智利能动员的抵抗力量相当有限；产业结构单一，意味着上游国家一旦掌握相关产业定价权，智利就任人宰割。

我们完全可以说，智利是一个标准的，任人摆布的小国的模板，这样一个国家生来就注定了被帝国主义遥控的命运，她的人民，生来就注定了要低人一等，活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之下，靠吃帝国主义的残羹冷炙过活。依附帝国主义，智利人或许还能分到点汤，过上还可以的生活，而拒绝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死亡。

阿连德不想让祖国的命运被掌握在他人手里，所以阿连德死了，正如桑卡拉和其他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小国领袖一样。

之前在谈桑卡拉时，我说，小国是没有容错率的，今天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更进一步：

小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夺回命运，本身就是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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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hiwagier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其实从中国人民“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对阿连德治下智利的态度（以及对同期中国的态度差别）就能看出来了，阿连德成功的外部因素是缺乏的，而且这种缺乏外部帮助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阿连德自身的原因导致的。

“小国大业”这种事，即便是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弄也不是不能成，像现在的韩国和爱尔兰这些小而富的国家，也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起家的。

小国的领导，在掌握了本国的枪杆子或者全国人望后，在大国集团里选边站或者严守中立，让自己的小国家发展起来并非不可能。

而且智利的底子也不能说烂（在拉美地区而言可以说是相当好了，实际上智利在全世界上都不算是差的，发展成中小发达国家绰绰有余）。

但阿连德在世时，他本人不具备对整个智利的掌控能力（治理能力和权力保障上都欠缺），也不是当时所有智利人的“众望所归”（没有那么强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议价权）。外交上也没有保证整个国家的“中立性”或“依附性”。

小国想发展，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最起码、最基础的工作，是要保证内外环境的稳定（或严守中立，或一边倒站队），之后一步一步来（因为小国大多缺乏各种发展资源）。

但阿连德当时的实际行动，相当于打算在其有生之年把从“觉醒年代”到“解放战争”的事情全部都搞定，并且还是打算以更温和的方式去完成更激进的目标……这本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智利的大环境下，阿连德即便是只做完“觉醒年代”的工作，打下一个未来发展的大框架，都已经是巨大成功了。

即便盖棺定论，历史上的阿连德作为智利启蒙国家的“国父”或者“精神领袖”是成功的，问题在于阿连德想做的实在太多了，这不是身处小国的他，可以凭借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在中国这种大家大业的国家，在从“觉醒年代”到“解放战争”的这一进程里，也实实在在地淘汰了至少两三代或者说好几批人了。

即便是同时起家，现在发展很成功的小国，其第一代的结局也往往不好，不是成为了先烈，就是晚节不保，或是毁誉参半（还有很多时候，是一部分第一代唱了红脸，另一部分第一代唱了白脸）。阿连德本人没能善终虽是一个遗憾，但除了其悲剧性和壮烈性以外，也不是特别意外的事情。

更不用说，拉美地区这时本就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利益树大根深，苏联又鞭长莫及。身处智利的阿连德，即便是对外“严守中立”都是有风险的，每一步都要谨言慎行，更不用说他打算以偏左的（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基本等同于偏向苏联）、间接上会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发展国家，这种搞法，即便他完全投靠苏联，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权力，现在的智利也不见得会比现在的古巴更好（参考冷战后期和冷战后的南斯拉夫，以及现在的塞尔维亚。冷战时代的南斯拉夫可不是弱国，但现在依然不复存在了）。

小国发展，或是交好某个大国，从其大国体系里分一杯羹，并争取在高精尖领域深耕一项，给自己搏个铁饭碗（像四小龙和大多数欧洲中小国家）。或是另起炉灶两不得罪，自黑地做个灰色地带（像各种“避税天堂”），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阿连德时代的智利，事后诸葛亮地看，其实际操作等同于用小国体量玩大国剧本，其路线远超智利自身实力的支撑范围，也脱离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体系，过于理想主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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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wen-bin-97-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阿连德是一个人格上道德上的好人，但他博弈水平不及格。

证明了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不能引导革命成功。

1，在国有化（没收）美资铜矿后，居然还相信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善意的。居然还任由美国人训练和渗透军队。

2，人民团结阵线是左翼的一个松散联盟，在选举时可以暂时团结，执政后，这个涵盖中左到极左的联盟立刻产生巨大分歧，激进左派甚至可以抢先土改。而阿连德自己的社会党，组织管理上纪律性很差，缺乏实际工作能力，嘴炮为主，关键时候毫无力量。

3，由于2，阿连德成为了各个政治势力和右派之间的粘合剂，而缺乏进行社会革命的暴力支持，在这一点上，在阿连德刚赢得选举的时候，我方就有所预见：

周总理说：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是无产阶级武装，这才能保证政府掌权。周总理进一步指出：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高屋建瓴地说，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4，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小国执政者在得罪了美国以后，不对组织进行整顿，不倒向苏联，基本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当时冷战的激烈程度，苏美双方已经不惜代价，小国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5，南美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双重文盲，这点很诡异。智利在铜贸易上被打崩收入，以及在粮食进口上被打崩储备，实际上可以避免。

6，没有建立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幻想通过声望和选票来获得合法性。

以上。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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