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初期南朝强于北朝，怎么到后来强弱逐渐逆转了？ 第1页

大佬们已经从理论高度解答了答主的问题，我以时间顺序超级无敌详细地捋一遍所谓南北朝初期，也就是拓跋焘与刘义隆对峙的三十年。看完的话想必也能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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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2年，这一年是北魏泰常七年，南朝宋永初三年。

五月，一代雄主宋武帝刘裕于建康（今南京）病逝，十六岁的太子刘义符即位。然而时代的主角却不是这位刚刚登基的年轻皇帝。

同样是五月，在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魏国皇帝拓跋嗣由于长期服用寒食散，身体愈发衰弱，在遣人询问汉人士族代表崔浩、鲜卑大臣长孙嵩后，立太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监国。

当刘裕病逝的消息传到平城，拓跋嗣觉得这实在是天赐良机，立刻令大臣商讨出兵南下伐宋。

崔浩站了出来。他劝谏说：“礼不伐丧。刘裕刚刚去世就伐宋，于道义是不合的。况且两国本来互遣使者，非敌对之国。另外国家就算发兵讨伐，也是不能彻底灭掉南朝的。况且刘裕新死，兵临其境，南朝众人必然会团结一致对外，不如遣使吊祭，使四方都知道我国的仁义，等他们内部争权之时，再命将出师，可以兵不疲劳，坐收淮北！”然而拓跋嗣觉得既然刘裕可以乘姚兴去世北伐后秦，那自己为何不能趁刘裕去世南下呢？

于是，在刘裕去世四个月后，魏主拓跋嗣以奚斤为统帅，渡黄河攻宋。在进攻战略上，崔浩又与领兵的奚斤发生了冲突。

崔浩认为宋军河南各地的守兵虽然不多，但是宋军却长于守城，魏军以骑兵为主，不擅长攻城。况且军队顿兵于坚城之下，挫伤军势，宋军援兵可以徐徐而来，以锐击怠，相当危险。故大军应无视这些城池，迅速略地，直接以骑兵快速抵达淮河一线，同时将广大占领区的粮草收割，这样一来，大军背后的零散城池，虽然为宋军所有，但是与江南隔绝，则必定要弃城东入青州。这一战略是建立在抵达淮河的魏军能抵住宋军援兵的基础上，如若失败，则容易被援兵与河南留守的宋军两面夹击。因为刘裕经营关中的失败以及因病去世，使崔浩对魏宋双方的军事力量判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魏军能阻击援兵、隔绝南北有很大的信心。

然而魏军统帅奚斤则认为可以利用优势兵力在宋军援兵抵达前击破河南的宋军城池，这样迅速达到战略目的，同时更加稳妥，凶险更小。

奚斤，鲜卑人，自魏太祖拓跋珪（拓跋嗣的父亲)时代开始，便统帅禁军，从拓跋珪于参合陂大破慕容宝，又曾征漠北诸部，获杂畜十余万，更曾在拓跋嗣继位后为先锋，再征漠北，俘虏二万余家，牛羊无数。对比来看，奚斤是战功赫赫的宿将，崔浩虽然之前有过言中刘裕北伐和代晋的经历，但是在军旅征伐之事上的发言权与奚斤相比，显然还是弱了许多。拓跋嗣最终采取了奚斤的建议，发兵攻城。

五年前刘裕北伐后秦时，第一次与北魏发生冲突，乃是王仲德领军入滑台城。而五年后北魏南下，渡河的第一战，同样也是选择在滑台。十月，奚斤督公孙表、滑稽二军共计两万余人自滑台西南东燕县渡河。魏、宋正式开始交战。

宋军方面，率先得到魏军渡河消息的是驻扎于滑台的东郡太守王景度。他遣人驰告宋朝河南地区的主心骨、最高长官、司州刺史毛德祖。

毛德祖是不把魏军放在眼里的。他曾于荆州随刘道规击破卢循，北伐时，更是为王镇恶军前锋，在溯渭水奇袭长安的战斗中，阵斩后秦镇北将军姚强。是北伐军先锋的先锋。“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也”。如此辉煌的战绩，更兼北府兵百战之余、横行天下的战力，毛德祖甚至都没有向朝廷求援，直接遣司马翟广率步骑三千于滑台西南的土楼立营呼应城中。

魏军得知虎牢的宋军出兵屯住在土楼后，为避免被夹击，在不撤围滑台的同时，徙营于城东，以避援兵。翟广募军中壮士，得八十于人，令宁远将军刘芳之率领，突围入城，告知守军援兵已到。得到消息的守军更是勇气倍增，而毛德祖又派遣窦应明、窦霸二人从水路支援。奚斤顿兵于滑台之下，根本无计可施，只能向拓跋嗣请求增兵。

得到奚斤请求增兵的要求后，拓跋嗣大怒。当初是采用了奚斤的建议，攻取城池，结果却是这般下场，拓跋嗣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于是亲自领大军前往邺城，增援奚斤。同时令太子拓跋焘率军屯塞上，以防在魏军主力南下时，漠北的柔然来寇边。

宋军方面得到的噩耗却不止拓跋嗣亲征这一件。位于战场以南的陈留郡发生了内乱。先是晋朝宗室司马楚之起兵响应奚斤军，被驻守的刘怜击败，随即，在刘怜领兵向南接应军资的时候，酸枣县民王玉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北魏方面，奚斤遣滑稽率军奔赴陈留，宋陈留太守严稜遣使请降。值得一提的是，严稜是关中人。虽然不能由此断定严稜投降的原因，但是关中人民对刘宋的离心可见一斑。

在夺取陈留后、又从河北得到援兵的奚斤下令全军急攻滑台，十一月，滑台城东北被破，魏军入城，东郡太守王景度南逃，而王景度部下司马阳瓒仍然选择坚守不动，被俘虏后抗节不降，最终被杀。水路来援的窦应明在击破了位于滑台西南魏军旧营的辎重后，率军救援滑台，在路上听闻滑台失陷的消息后，并未西返虎牢，而是继续东进至尹卯，向青州方向靠拢。另一路援军窦霸则与驻扎于土楼的翟广部汇合。

魏军破滑台后，立即全军西向虎牢，土楼的翟广部且战且退，两日一夜才行十余里，而魏军却越来越多，最终翟广等人大败，部队溃散，只有翟广、窦霸数人逃往虎牢。

位于邺城的拓跋嗣听闻滑台已经被拔除，下令叔孙建率军六万，目标青州；娥清率军七千至泗渎口，目标兖州；于栗磾（音di，一声）自河阳渡河，目标洛阳，准备夹击虎牢。

魏军在西起河阳，东至临淄的接壤地区全面出兵。

而位于建康的宋朝文武在干什么呢？内斗。

南朝宋景平元年（423）正月，刘义符大赦天下，改元永初为景平，南郊祭天。在河南烽火连天、兵凶战危的时候，朝廷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典选举，而蔡廓却对傅亮说：“若是以我为吏部尚书，那我选的人便要直接上任，不用经过录尚书事徐羡之的同意，不然这吏部尚书我不当了。”

蔡廓，出自陈留蔡氏，晋司徒蔡谟曾孙，一向不服寒门出身的徐羡之。傅亮将蔡廓的话转告徐羡之后，徐羡之做出了让步，他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爵蔡廓可以自行任用，以上的官爵仍需共同参议。”然而蔡廓还是拒绝了，他宣言“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干木，乃是徐羡之的字，而选举任用官吏，按照制度，奏章需要录尚书事与吏部尚书签字署名，而录尚书事名字在前，吏部尚书名字在后，蔡廓居然连名字都不愿写在徐羡之的后面，为此宁可不当诸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

在矛盾已经表面化的状态下，行政反应自然很慢。于是在魏军于栗磾部渡河取洛阳，河南太守王涓之出逃后，建康方面才有了动静。下令豫州刺史刘粹出项城，支援河南方向。徐州刺史王仲德出湖陆支援兖州，镇北将军檀道济自广陵出发，居于彭城，为诸军后援。

而坐守虎牢的毛德祖面临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在洛阳落入魏军掌控中后，他不得不面对东西两面魏军的夹击，双方于虎牢城下多次展开交战，毛德祖虽然屡次击败魏军，但是架不住魏军的数量优势，虎牢外的据点被一个个拨除，最终只能困守虎牢孤城。

奚斤自击破滑台、西向虎牢后，又一次被绊住了脚步，顿兵于虎牢之下，但是这次他学习了破滑台的经验，以公孙表领兵继续围攻虎牢，自己则率军向南，攻打许昌，彻底隔绝虎牢的南面。

在许昌守卫战中，太守李元德毫无疑问的失败了，手里只有一些留守兵的他根本无力抵抗，在一番交战后，便南逃项城。不过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位车骑参军名王玄谟，随李元德一同撤退，被魏军追击的他，心中恼怒，发誓要报仇雪恨。而命运之神最终回应了他，将在二十多年后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复仇机会。

不管王玄谟如何咬牙切齿，此时位卑人轻的他是影响不了时局的。真正决定宋军动向的人此时正位于彭城。面对如雪片般的前方数路告急文书，檀道济心中早已有了决断，上表朝廷：

以青、司二州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

然而真正的原因，恐怕并非如他奏章中说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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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魏是鲜卑政权，所以王公大臣的名字在史书中多数都比较“奇怪”。而后来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强制鲜卑大臣改汉姓，所以为图方便，基本上就直接以改名后的名字来称呼了。如奚斤、公孙表、周几、滑稽等人中，公孙表其实是汉人，而周几却是改姓后的名字，其实是鲜卑人。至于奚斤、滑稽、叔孙建、于栗磾、娥清等名字，一看便知非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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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雍从青州渡河向邺城的时候，不知在想些什么。是怨恨伯父曾经鞭打、羞辱刘裕，使得自己只能飘零他国，仰异族鼻息？抑或是心怀满腔怒火希望可以复制伍子胥的报仇之路，领兵入建康？没有人知道。如今魏国大举侵宋，刁雍孤身投邺城，向魏主求兵，未知前路如何。

宋朝青州刺史竺夔已经想好了面对魏军的战略：敛众固守。他下令周围府郡留守军队向青州临时治所东阳城集结，并且焚烧庄稼，不愿入城的民众全部移家入山，坚壁清野。在一番动员之后，东阳城内的士兵逐渐增多，最终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人。而城外的魏军数字也很明确，三万。

领兵的魏军统帅叔孙建，是见识过宋军战力的。当年刘裕北伐，黄河岸边的却月阵和魏军溃散奔逃的军阵，是叔孙建曾亲见的，所以他很小心。下令安营于城外南阳河之北，离城二十余里，以备宋军突袭，同时大治攻城器械，每日遣军四面围城。

即使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竺夔依然敢分兵出城。夜里使竺宗之、贾元龙领兵百人伏于河水南岸，在早晨魏军渡河后松懈之时偷袭，斩首数十人。这种小规模袭击重复不断的上演，大大干扰了魏军攻城的进度。

在这相持的时刻，刁雍回来了。他于邺城面见魏主拓跋嗣后，重返青州。拓跋嗣以刁雍常年在青州作战，又与宋朝皇室有仇，所以命其为青州刺史，提供军资器械，刁雍以此为资本，于青州当地招募了五千余人，汇合叔孙建军队共同攻打东阳城。不久之后，东阳城即出现了缺口。城北的城墙毁坏，刁雍建议叔孙建请魏军速由缺口速速入城，但是叔孙建把刁雍的话当作耳旁风，不予采纳。史载“遂不克”。可见东阳城未破完全是因为魏军内部出现了矛盾。

不光如此，在听闻檀道济、王仲德军由彭城向东阳而来后，刁雍建议，由于宋军对抗魏军的骑兵需要车阵，而大岘山之南道路狭隘，不利于宋军布阵，所以请求领兵于大岘山以南迎战宋军援兵，并且“贴心的”说：“如果将军怕损伤魏军士卒，那么我可以领新募之军迎敌。”叔孙建以“天气渐热，士卒多疫”为理由，不许刁雍的请求。反而下令全军撤围，西向汇合奚斤军。

其实刁雍的两次建议都很有道理，但是他的身份，阻止了叔孙建采用他的建议。很简单，他是“南人”。古往今来，军队中都是派系林立，并肩作战的同族之间尚有亲疏远近，何况刁雍以南方汉人的身份入鲜卑人为主的北魏军不久，自然受到排挤。事实上，此战之后，刁雍并未随长孙建军西向，而是继续领自己所募之军在尹卯（今东平县西部附近），袭扰宋地。而在此次战役之后不久，北魏朝中众臣进言“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刚刚即位的拓跋焘采纳了建议，停止以南人领军的任命。北魏国内的民族矛盾可见一斑。

而救援东阳的檀道济、王仲德二路在听闻青州方向的魏军退走后，以缺粮为理由，均停军不进。

在虎牢坚守的毛德祖可能对军中派系林立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认识。虽然他曾经与檀道济共同仕官于刘道规帐下，但是他乃后来投身北府军的“北人”，又与王镇恶过从甚密，同王镇恶一样，毛德祖可能也与其他南人出身的北府将帅不和，因此，在面对东莞竺氏出身的竺夔与南归不久的毛德租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檀道济选择救青州完全是因为“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

而更坏的消息是，守城主力损失殆尽。

由于并未坐守孤城，而是主动出击，意图突破包围，毛德祖亲率甲士千余人，与城下的公孙表作战，从早到晚，杀伤魏军数百，就在这关键时刻，领兵奔袭许昌的奚斤恰巧回军虎牢，与公孙表合击宋军，毛德祖单身逃回城中，甲士损失殆尽。

自此，虎牢的陷落就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加速这个结果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来了：魏主拓跋嗣亲自济河向虎牢。

但就是在这种必败的形势下，毛德祖还是出奇计，除掉了公孙表。二人曾经有旧，两军对垒之际，毛德祖一边写信给公孙表叙旧，一边使人密报奚斤公孙表与宋军密谋。公孙表为示清白，将来往信件交给奚斤，而巧合的是，信上有多处涂抹的痕迹。如果奚斤读过《三国志武帝纪》的话，可能会明白其中的猫腻，然而这对一个此时的鲜卑军人来说，要求实在是有点高了。所以奚斤将此事报告给了魏主拓跋嗣。

这就十分不巧了，拓跋嗣身边的王亮，曾与公孙表共同出征，而公孙表多次侮辱王亮，两人十分不和，而王亮此时的官职是负责观天文的太史令，拓跋嗣又十分相信天文术数，在如此多的巧或不巧之下，王亮奏言：“正是由于公孙表置军虎牢，不用全力，方才使得虎牢久攻不下。”

拓跋嗣或是相信了王亮所言，或是因为公孙表与毛德祖曾经有旧，最终使人于夜中赴军帐，将公孙表就地处决。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4月，虎牢城中水路断绝，饮水都成了问题。魏主拓跋嗣亲临虎牢城下，魏军猛攻三日，依然未能攻克虎牢。此时哪怕有一支军队从魏军后方呼应城中，魏军都很可能无法攻克虎牢。然而当时檀道济军于湖陆，刘粹军于项城，皆畏惧魏军人数众多而不敢救援，坐视虎牢被围攻。

自魏军出兵河南以来，虎牢无日不战，守城的宋军将士越来越少，围攻的魏军却越来越多，二百多个日夜不得安寝，使得宋军许多士兵眼中生创；饮水、粮食断绝，更是让士兵在被箭射伤后，连血都不再喷涌而出。弹尽粮绝到了如此地步，虎牢终于陷落。

城破之时，亲兵请求护送毛德祖杀出重围，毛德祖呼喊道：

我誓与此城俱毙，义不使城亡而身存也

而与毛德祖对垒多日的拓跋嗣很是欣赏这位将军，下令务必生擒毛德祖。最终，除二百余人在参军范道基的率领下突围外，其余将士全部被俘虏。

至此，魏军的战略目标达成，黄河南岸诸城皆落入掌中。

硝烟过后，魏宋双方迎来了些许默契，都不再出动大军。而作为此战的收尾，两方内部的处置也完全不同。

北朝方面自然是主力回师河北，不断以留守的偏军骚扰许昌、汝阳。这些对于两国来说是小摩擦的冲突，对当地百姓来说却是灭顶之灾。魏军周几部尽杀邵陵县男丁，驱妇女一万二千口北还。此次战斗之后，最终将两国疆界确立于项城一线。

而南朝宋方面，三位辅政徐羡之、谢晦、傅亮以亡境失土，上表自劾，宋主刘义符诏勿问，但是对战争中直接逃跑的兖州刺史徐琰、东郡太守王景度，处以髠钳之刑（剃发，加以镣铐后劳作），对坚守滑台遇害的王景度部下司马阳瓒，刘义符亲自下诏说：

“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均节，在危无挠，古之忠烈，无以加之。可追赠给事中，并存恤遗孤，以慰存亡。”

而对战局产生最大影响的毛德祖，也许是因为他身在北魏，所以宋廷并未有诏书褒奖。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司州刺史毛德祖，最终于刘宋元嘉六年（429）于北魏国中去世，时年六十五岁。

北魏泰常八年（423）11月，就在周几于许昌、汝阳劫掠南朝的时候，北魏首都平城，魏主拓跋嗣（32岁）去世。群臣上谥号“明元”，庙号太宗。本文的主角之一终于走到了前台，小字佛狸（音'必离’）时年15岁的太子——拓跋焘，登基为帝。刚刚即位的拓跋焘遵从父亲遗诏，将奚斤军从河南掠夺的物资全部分赏下去，自司徒长孙嵩到普通士兵，人人有份。这个举动并不像一个传统的“王朝”。北魏自拓跋珪立国（398年）到如今也不过25年，还有着很深的部落制烙印，以及很深的民族成见。因为这种成见，众鲜卑大臣向拓跋焘建议尽免南人，刚刚即位的拓跋焘也不好拂逆群臣的意见。于是下诏“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甚至就连在朝中的左光禄大夫崔浩也被免官，以白马公的爵位归家赋闲。不过自比“张良”的崔浩并不在乎，因为他正沉迷于随道士寇谦之“修仙”。

在持续了几乎一年的大战之后，年终的时候，南北双方和平的进入了424年。北魏拓跋焘改元“始光”，正式开启了他的霸业之路。而他的一生之敌也即将从江淮氤氲的水气中登场。

历阳（今安徽和县）。庐陵王刘义真上书朝廷，请求还都，当这封奏章抵达建康的时候，政局出现因此加速了变化，它使得三位执政真正的走到了一起。

辅政的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之间其实并不太平。谢晦称疾不朝，徐羡之的侄子徐珮之认为谢晦乃是诈疾，必有异谋，于是打着徐羡之的名义，与傅亮商议除掉谢晦，傅亮以同受刘裕顾命，不得自相残杀为由，阻止了徐珮之。其实不怪徐珮之多疑，谢晦确实跟徐羡之、傅亮二人不甚对付。少帝刘义符继位后，颇为忌惮二弟刘义真。而刘义真长期与谢灵运、颜延之混迹，并且放言说：“得志之日，当以此二人为宰相。”徐羡之为把持权力，剪除刘义真羽翼，使谢灵运、颜延之二人远离中央，调任偏僻之地。而谢晦对他们颇为同情，写信给颜延之说：“晋朝的时候荀勖忌惮阮咸，外出其为始平郡太守，如今你被外放为始安郡太守，可谓‘二始’。”把颜延之比作阮咸，自然是讥讽徐羡之为嫉贤妒能的荀勖了。至于谢灵运，那是谢晦的从兄，态度更不必说。

然而这一切随着刘义真请求还都的奏章，发生了改变。谢晦是绝对不乐见刘义真权势熏天的。因为他曾经对刘裕说刘义真“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徐羡之趁此机会拉拢谢晦，表示愿意与谢晦共同废掉刘义真，谢晦欣然同意。

景平二年（424）正月，在执政力谏、皇帝默许的情况下，朝廷以“不孝，悖逆”的罪名废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

刘义符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他发现，执政的目标其实是自己。

景平二年（424）5月，三位执政召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废立之谋告知。随即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以“不孝，无德”的罪名，废皇帝为营阳王。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等以五皇子刘义恭为帝，而诸位执政以为三皇子刘义隆以次序当立为帝，于是从建康派出三路人马：中书舍人邢安泰杀少帝刘义符，再遣使者杀庐陵王刘义真，另一路则由傅亮率领，往江陵迎接刘义隆入京。

三皇子刘义隆今年17岁。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母亲胡道安因过被刘裕赐死，那一年正是刘裕灭南燕的时候。由于母亲的缘故，刘义隆应该是不讨喜的，因为有两个兄长的存在，所以他与皇位更是基本无缘。不过刘裕为了身后考量，在临终的布置中，还是以刘义隆为荆州刺史、封宜都王，镇守控扼建康上游的重镇江陵。

当刘义隆在江陵城中听闻朝廷遣人迎自己入建康为帝的时候，是震惊与恐惧混杂。因为他同时还收到了两个兄长的死讯。荆州诸将佐很是怀疑，纷纷劝谏刘义隆，希望他不要东下建康。只有三位赞成入京继位：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虽然少帝由于无德不能继承皇位，但是人心还是心向刘氏的，何况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儒生，没有司马懿、王敦的资本，只是畏惧将来事情出现反复，所以杀掉您的两位兄长，陛下只管前往建康，以抚众人之心。”刘义隆被说服了，他笑着对王华说：“你这是要当宋昌啊！”

汉朝诸臣剪除诸吕，迎后来的汉文帝、当时的代王刘恒入京。代国中尉宋昌极力劝谏应前往长安即位，后来刘恒入京，果然顺利即位。巧合的是，刘义隆后来的谥号也是“文帝”。

与众心腹商议已定后，刘义隆想以到彦之领兵为前锋，护送入京。到彦之说：“如果执政真的想您即位，那顺流而下即可，如果不想让您即位，荆州之兵也不足恃，反而会引起嫌隙。”最终，刘义隆以王华留江陵、到彦之往襄阳代替刚刚去世的雍州刺史，自己则率其他僚佐面见傅亮。

刘义隆见到傅亮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声大哭。哀动左右，一边哭一边问两位兄长的去世经过。他用这番表现委婉而巧妙的表明了态度。

傅亮汗流浃背，不敢回答，只能劝以节哀。刘义隆也并不奢望傅亮回答，他下令江陵将佐随侍左右，京城众人不得靠近，随即东下建康，入继大统。

八月，刘义隆至新亭登陆，群臣迎拜，徐羡之问傅亮说：“宜都王会是什么水平的君主？”傅亮回答：“当在晋文帝、景帝（司马昭，司马师）以上。”徐羡之悬着的心放下了一点，叹息说如此则必然可以明白我等赤心啊。傅亮由于见过刘义隆大哭的情形，担忧的说：“不然”。

徐羡之并不十分担心，他也有一招后手：以谢晦为荆州刺史，精兵旧将，器仗军资悉以配之，令其居江陵为外援。到了建康的刘义隆先是祭拜了父亲刘裕的陵寝，然后即皇帝位，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424）。他同意了徐羡之此前的任命，召王华入京，改以谢晦镇守江陵。同时将徐羡之由司空迁为司徒，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而作为交换，他令到彦之从襄阳入京为中护军，统领禁军。

谢晦至江陵的时候，恰巧赶上到彦之返京路过，他害怕作为新帝心腹的到彦之无视自己，如果那样，则需早做准备，应对皇帝刘义隆的报复。到彦之在到了杨口后，步行往江陵城拜谒谢晦，并且留利剑、名刀与谢晦，以示友好，谢晦自此才安心，认为刘义隆对自己是放心的。

政治，可以犯罪，但是不可以犯错。谢晦以及徐羡之、傅亮都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正是在刘义隆登陆建康的时候，柔然纥升盖可汗（名字为大檀）在听闻北魏皇帝去世后，亲自领军六万，南下大漠，攻破北魏故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盛乐对北魏的意义有些特殊。自曹魏时期至拓跋珪称帝建国，拓跋鲜卑一直在此生息繁衍，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有15位拓跋部的首领在此即位，他们的陵寝也在盛乐周围。

奇耻大辱！16岁的魏主拓跋焘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愤怒之下的他亲率轻骑，三日两夜自平城趋盛乐，直面柔然军队。在军队人数劣势的情况下，亲自冲锋，射杀柔然部帅，柔然军队没想到刚刚即位的北魏年轻皇帝居然如此勇猛，认为再劫掠下去得不偿失，于是撤军返回漠北。

元嘉元年（424），南北双雄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即将开启长达近三十年的对峙，并以几乎一致的时间与方式，戏剧性的结束对抗。无数猛将谋臣、侠客义士将在二人的治下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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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与刘宋的西方，祁连以南，雪山以北的地方，有一个名为“吐谷浑”的国家，元嘉元年的时候，国王阿柴病重，选好继承人后，他召集二十个儿子并且令一人献一支箭，取出一箭使弟慕利延折之，被折断；又取另外十九箭，使慕利延折断，这次慕利延折不动了。阿柴于是告诉诸子说：

“汝曹知之乎？孤则易折，众则难摧。汝曹当戮力一心，然后可以保国宁家。”

言罢而卒。当时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地处边陲的国家的生命力，最终竟比他所臣服的南北朝双方更加持久。东边大地上二百余年风云变幻，彷佛与他无关。当最终走向灭亡的时候，吐谷浑所面对的对手，已经是大唐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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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这一生最自豪的事情，便是豪赌成功，重振了家门。虽然他出身东晋以来的顶级士族琅琊王氏，但是，琅琊王氏与琅琊王氏也是不一样的。同为东晋丞相王导曾孙，王弘、王昙首兄弟就比较“根正苗红”，父亲王珣卒于卫将军之任上，死后极尽哀荣。而王华之父王廞（音‘新’），在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时，以吴国内史的身份响应当时的北府统帅王恭，起兵讨伐在朝廷中弄权的王国宝，执政司马道子眼看引发众怒，便赐死王国宝以平息各方镇怒火。王恭最终同意罢兵，同时令王廞去职解兵。王廞本希望借此机会攫取权力，没想到竟然雷声大雨点小，于是他反而希望司马道子与他一同讨伐王恭。然而司马道子不予理会，隆安二年（398），直面北府的王廞被刘牢之击败后逃入山中，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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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廞起兵时招募了大量女子，封自己的女儿为将军，并且任命时年百余岁的顾琛之母孔氏为司马，统帅这支娘子军，不过在这支军队面对北府军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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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王华在与战中与父亲相失，兄长王泰被刘牢之杀死，还好一位好心的和尚释昙永收留了他，方才逃过追兵。后来朝廷大赦，王华回到吴郡，因为父亲生死未卜，而布衣疏食十余年。正是在这十余年间，王华见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种冷落，让他发奋向权力的高峰攀爬。

王华的这种日子直到东晋北伐后秦前夕才结束。需要门阀士族支持的刘裕与王华这一支没落的琅琊王氏一拍即合，刘裕为王华父亲发丧，借此笼络王华。而王华本人则在为父亲守孝之后，进入刘裕幕府效力。刘裕晚年以刘义隆镇江陵，王华为主簿，跟随刘义隆前往江陵。

但是在江陵，由于刘义隆年纪尚小，权力由司马张邵代行，王华是不乐意有人位次在自己之上的。于是他奏张邵“白服登城”，不合礼数。朝廷为防止二人再起冲突，将张邵征还，以王华为司马，代行府州事。

而在刘义隆登基，以王华为侍中、右卫将军后，挡在王华前面的变为了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

每次上朝看见徐羡之等人，王华便会感叹说：“何时才能看见太平盛世啊”。面对王华的针对，徐羡之、傅亮的应对办法是：上表归政。

元嘉二年（425）正月，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上奏，希望皇帝亲政。刘义隆毫不犹豫的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他同时下诏，徐羡之等人不必免官，而是继续处理政事。在皇帝恳切的态度下，徐羡之、傅亮二人奉诏继续视事。

南朝政治局面波澜云诡，北朝却在厉兵秣马，不过魏主拓跋焘针对的不是南朝，而是来自草原的敌人：柔然。

关于柔然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北魏入居代北，定都平城后，柔然成为了草原的霸主，屡屡侵犯北魏。拓跋焘面临的国内形势比刘义隆要好上不少，但是所面临的外部形势则更为严峻。

从地图可以看出，北魏北对柔然，东面有北燕，西面有夏国，南面接刘宋。四面皆敌。

为摆脱这种不利的“国际形势”，拓跋焘决定“先北后南”。元嘉二年（425）五月，拓跋焘派遣使者步堆前往建康，申明自己希望与南朝保持友好之意。

同年八月，窃取了刘裕北伐成果的夏主赫连勃勃病逝于国都统万城（今陕西榆林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的红墩界乡白城则村）。太子赫连昌即位。

连续摆脱西、南两方面掣肘后，十月，拓跋焘再次亲征柔然。分五路并进，史书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述只有一处描写：

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度漠击之

颇有破釜沉舟之气势。柔然诸部落没想到魏军居然能度过大漠来攻击自己，于是“绝迹北走”。此次魏军气势汹汹，但是柔然主力并未大损，反而是北魏国内渐渐有了反对的声音，主张不要兴师动众、主动出击，固守边疆方为上策。在这种形势下，拓跋焘重新启用了与自己意见一致却赋闲在家的崔浩。

拓跋焘领军，崔浩为谋主。这一珠联璧合的组合将加速北魏统一北方的步伐。

与此同时，南朝方面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元嘉三年（426）正月，自去年年底便一直整顿军队的刘义隆与众大臣商议北伐。朝廷众臣纷纷劝谏不已。

镇守江陵的谢晦也上书准备劝谏，但是他接到了不同渠道的告急书信，通知他说朝廷起兵，并非北伐，乃是西征荆州，目标正是谢晦。

谢晦并不相信刚刚同意自己女儿嫁给四弟刘义康的刘义隆会突然翻脸。废立之事，五人一体。徐羡之、傅亮、王弘在朝，就算王弘为刘义隆心腹王昙首之兄，可能首鼠两端，但是军队掌握在己方手中。檀道济居广陵，自己镇江陵，各拥强兵，刘义隆怎敢轻举妄动。

刘裕曾经称赞谢晦说“颇识机变”，但是显然，他的儿子刘义隆的手腕远在谢晦之上。

在王华、王昙首的争取下，王弘的确已经投靠刘义隆，在对檀道济的处理上，刘义隆与他的心腹们产生了分歧。王华等人认为应该同时宣布除王弘外的四人为逆贼，出兵征讨。但是刘义隆以檀道济并非首谋为理由，坚持赦免檀道济，并召他入朝。

正月初二，檀道济自广陵入朝。

正月初三，宫中先后发出两道诏书。

第一道，召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入宫。

第二道，宣布徐羡之等人杀营阳王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过，并且在诏书中点明檀道济已经与朝廷一体，并且将挂帅溯江西上，讨伐谢晦：

"晦据有上流，或不即罪，朕当亲帅六师为其过防。可遣中领军在彦之即日电发，征北将军檀道济骆驿继路，符卫军府州，以时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断其走伏。罪止元凶，馀无所问。"

傅亮在走到宫城西门之时，得到在宫中当值的谢晦之弟谢皭（音教）的报信，便声称嫂子生病而转回家中，同时派人飞报徐羡之。

徐羡之收到消息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扬州刺史府，乘车出城，在距离建康城二十里的新林浦，也许是终于知道了诏书的全部内容，绝望自杀。傅亮甚至连城都没有出，就在北门被捕，同时等待他的还有刘义隆的诏书：

"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

一年半以前，正是傅亮前往江陵迎接的刘义隆。看在这个情分上，刘义隆答应保全傅亮的家人。

傅亮至此也知道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了，他绝望大喊：

"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顾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计也。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我于布衣之中被先帝所赏识，最后甚至将社稷托付给我。废昏立明也是为了国家啊！今日身死，实在是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按理来讲，刘义隆能登上帝位，实在是应该感谢徐羡之等人。但是辅政大臣们动辄废立诛杀的权力也的确让他坐立不安。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徐羡之等人的权力便是他们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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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刘裕留下的托孤之臣，除谢晦外，都是次等士族出身。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实是因为晋末宋初之际的门阀士族并未认清形势，仍然幻想着能与东晋时期的待遇一样，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但是正如前文结尾，阎步克老师的评语那样“刘裕代晋的意义，不止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结束。”既然门阀士族不合作，皇权便与次等士族合作，将门阀士族排挤出了权力的核心。而在宋朝建立后，门阀士族也明白形势之不可逆转，便退而求其次，意图将借晋宋易代之际崛起的次等士族除掉，重新向权力中心靠拢。宋文帝刘义隆手下的核心成员全部出自琅琊王氏，便是这一结论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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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四，刘义隆下诏以王弘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以四弟刘义康为荆州刺史，征北将军檀道济总诸军讨伐谢晦。

谢晦先得到的，乃是徐羡之、傅亮的死讯。于是他以周超为司马，留守江陵，抵御可能从襄阳方向来的刘粹军。自己凭借着多年随刘裕征讨的经验，指挥若定，二三天的时间，便将三万军队召集完毕，整装待发。

（谢晦）数从高祖征讨，备睹经略，至是指麾处分，莫不曲尽其宜。二三日中，四远投集，得精兵三万人。

见精甲曜日，谢晦意气风发的叹息说：“恨不能以此为勤王之师。"随即以清君侧之名，兵向建康。

谢晦的底气不是无来由的。领兵自江陵出发后不久，雍州刺史刘粹的军队便从襄阳方向逼近江陵，然而谢晦留下的周超很好的完成了任务，领兵击败了刘粹，免除了谢晦的后顾之忧。

好消息不止这一件，谢晦军东下后，先锋部队与朝廷军队相遇于彭城洲（今湖南临湘东南），到彦之所领的朝廷军队前锋军队大败，不得不暂时退还。谢晦趁机上书朝廷，言辞犀利：

臣闻凶邪败国，先代成患；谗竖乱朝，异世齐祸。故赵高矫逼，秦氏用倾；董卓阶乱，汉祚伊覆。虽哲王宰世，大明照临，未能使其渐弗兴，兹害不作。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遂与弟华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忌害忠贤，图希非望。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门。虽未知征北将军臣道济存亡，不容独免。遂遣到彦之等轻舟见袭，奸伪之甚，一至于斯。.........
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极，鉴凶祸之无端，察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发霜电之威，枭四凶于庙庭，悬三监于绛阙，申二台之匪辜，明两蕃之无罪，上谢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赐咫尺之书，臣便勒众旋旗，还保所任。须次近路，寻复表闻。

从谢晦此时的上书来看，他已经预料、甚至明确知道王弘已经反水，投靠了朝廷。虽然未知檀道济存亡如何，但是想来应该也是跟自己一样起兵抵御朝廷。在首战胜利后，谢晦表示，如果刘义隆将王弘等人除掉，同时赦免自己与檀道济，那么自己将返回江陵，重新为国藩蔽。

谢晦想的太美好了。

在朝廷军队出发前，刘义隆曾经询问过檀道济，关于谢晦，关于荆州。檀道济回答说：

"臣昔与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为少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讨之，可未陈而擒也。"

当年我与谢晦一同跟随高祖北伐，入关之策十条，谢晦策划了九条。在出谋划策这方面，少有人能胜过他。但是他从未单独领军作战，征伐之事恐怕非他所长。我了解谢晦的智谋，谢晦了解我的勇猛，如今名正言顺奉皇命讨伐他，可以不战而胜。

檀道济的“不战而胜”有夸张之意，但是他的底气不光来源于对谢晦的了解，还有他对手下军队的自信。

众所周知，刘裕代晋建宋的功业，除去个人才能外，乃是依靠北府兵横行天下的战力。而在宋朝建立后，在刘裕的布置下，北府兵转化为了朝廷直接掌控的中央军。这支军队的主要长官为中领军与中护军（有时候也称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极少情形下会同时设立中护军与护军将军。资历轻者为“中”，资历重者为“将军”）。负责拱卫建康内外。在刘裕去世后，三位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牢牢的把握住了中央军的权力，也凭借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行废立之举。正如前文所曾经提过的，在立刘义隆为帝后，中央军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檀道济所领，镇广陵；一部分由谢晦统领，镇江陵。从西、北两方面来保持对建康的压力。而刘义隆所依靠的中央军呢？只有当年自己镇江陵时的旧部、剩余的部分北府兵以及到建康后到彦之新招募的士兵。

所以谢晦在击败到彦之后志得意满，因为他认为朝廷已经无兵可用；所以檀道济可以宣称“不战而胜”，因为他奉皇命出征名正言顺，又与谢晦军战力相当，知己知彼。

局势也的确如檀道济所说的那样。谢晦在得知檀道济领兵西上与到彦之汇合之后，“惶惧无计”，所领士兵更是无复斗心，两军交战不久便被击败，谢晦本人趁夜乘小船返回江陵。

本来号称要亲征的刘义隆此时刚刚出建康不远，到达芜湖，听闻谢晦大败的消息后，转身返回建康，他要开始新一轮布局了。

而谢晦到了江陵，知道大势已去，他在愧谢了帮他守住江陵的周超后，准备逃往北方。然而人心离散，周超当夜便前往到彦之军中投降。谢晦本人携七弟谢遯（音同盾）北走的过程中，由于谢遯胖的不能骑马，谢晦又不忍离弃，最终一同被抓，送往建康。

到彦之入江陵后，按照刘义隆“罪止元凶”的旨意，赦免了除谢晦直系亲属、心腹外几乎所有江陵的文武官员。但是在雍州刺史刘粹上奏周超曾经击败自己后，处死了周超。

建康。谢晦的结局已然注定。在刑场上，他的女儿、彭城王刘义康的王妃来送刑，被发徙跣，哭着说：

"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

这不是谢晦一个人的悲哀，是北府兵、乃至整个刘宋的悲哀。曾经横行天下的北府兵，最终在此次荆扬内战之中，基本上消耗殆尽。而随着北方日趋稳定，南渡流民减少，北府兵赖以成立的兵源都无法保证。最终走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檀道济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北府宿将之一了。讨平谢晦之后，更是在功劳簿上增加了耀眼的一笔。为了“奖赏”这位功臣，元嘉三年（426）五月，刘义隆下诏，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驻地由广陵调往寻阳。

同时，以王弘为司徒、扬州刺史；四弟彭城王刘义康为荆州刺史；到彦之由中央军调任南豫州刺史，镇历阳；王华升为中护军，王昙首为侍中，又召之前被排挤的谢灵运、颜延之入中枢。可以看出，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权臣，刘义隆以多人共同议政的方式，来弱化相权，同时继续以宗室出镇重要地方。史称：

是时，宰相无常官，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皆宰相也，故华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然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侍中，侍郎，给事中，皆当时要官也。

在新的权力布局完成之前，外交策略上自然要以和平为主调。于是，六月，刘义隆派遣殿中将军吉恒为使者，前往平城，表示友好。

拓跋焘正好也希望南边保持和平。他在犹豫兵向何方。于是询问众大臣的意见。崔浩表示应该讨伐夏国，柔然易做鸟兽散，无法轻易歼灭；而夏主赫连勃勃新死，国内不稳，应该趁机出兵；而以长孙嵩、奚斤为首的鲜卑军方则建议讨伐柔然，表示若是追上，则将大获全胜，获得更多的牛羊马匹；更有尚书令刘絜等人建议攻打北燕。在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拓跋焘决定亲自考察，巡视边疆。西起五原（内蒙古巴彦淖尔），东至和兜山（阴山山脉东段），八月，回到平城，决定发兵西向，伐夏。

长孙嵩再次劝谏。

"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入寇，此危道也。"

若是夏国方面坚守统万城，我军顿兵城下，而柔然趁机来袭，局面将十分危险。

不怪长孙嵩有此担忧，因为统万城实在是太坚固了。

赫连勃勃在下令建造此城时，发动十万余人，历时六年，建造过程中，以铁锥来测试城墙，锥入一寸则杀工人，筑入墙中。筑成之后，赫连勃勃名四门：东门曰招魏；南门曰朝宋；西门曰服凉；北门曰平朔。可见何等骄矜。

虽然有如此坚城和军方的反对，崔浩依然建议拓跋焘伐夏，并且以天文劝谏：

"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钩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于西伐。天人相应，不可失也。"

拓跋焘心中其实早已同意了崔浩的观点，但是长孙嵩仍旧劝谏不已。拓跋焘大怒，以长孙嵩贪污为由，令侍卫强按长孙嵩于地折辱他，因此否决了长孙嵩的劝谏，下令兵出三路伐夏。

一路由奚斤率领，攻蒲坂，然后兵向长安；一路由周几率领，从河南向陕城（河南三门峡）入关中，一路由拓跋焘亲领，从平城出发，渡黄河直扑统万城。

元嘉三年（426）十一月，拓跋焘领军抵达君子津（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上），趁黄河冰冻，率轻骑两万渡河。

在得知魏军渡河的时候，夏主赫连昌正在与大臣们宴饮，匆忙之下领军出战，自然大败，于是只能退军固守。拓跋焘下令包围统万城，然后纵兵抄掠。这一景象正好被夏军从蒲坂来求救的使者看见，于是他返回蒲坂，宣称统万已破。驻守蒲坂的夏军守将乙斗，惶恐之下，引兵弃守蒲坂，向长安退兵，巧合的是，陕城的夏军也不战而逃，退往长安。

而长安的守将赫连助兴从蒲坂守军那里得到统万失守的消息后，招呼乙斗一起，逃往了安定（今甘肃泾川）。魏军不战而得长安，但是由于领军的周几病故，不得不暂时于长安调整。

而统万城下的拓跋焘，却无计可施。此次出征并未携带攻城器具，在围困统万城两个月后，拓跋焘下令裹挟掠得的夏国群众撤军，临走之前，他留下豪言壮语：

"统万未可得也，它年当与卿等取之。"

然而没等着拓跋焘再来，夏国先反攻了。赫连昌遣弟赫连定率军二万，目标夺回长安。

拓跋焘当然不能忍，刚刚回到平城的他再次挂帅，以举国之力二度伐夏。这次，他将创造一个神奇的记录：用最纯粹的骑兵，攻打最坚固的城池。

时值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刘义隆20岁，拓跋焘19岁。

魏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长安。魏主欲乘虚伐统万，简兵练士，部分诸将，命司徒长孙翰等将三万骑为前驱，常山五素等将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等将步兵三万部送攻具，将军贺多罗将精骑三千为前候。

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同时也是北魏始光四年。五月，拓跋焘趁夏军攻打长安之际，发兵近十万，再次由平城出发，从君子津渡河而向统万城。

渡河之后，拓跋焘下令，步兵就地筑城，自己率骑兵三万为前锋，直奔统万城。群臣纷纷劝谏:上次攻打统万城，因为没有攻城器械而束手无策，不得已而退兵，统万城坚固异常，要做好长期攻城的准备，如此领兵冒进，万一失利，退无可退。19岁的拓跋焘力排众议，他认为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夏军也知道我们有大批步兵，携带大量器械，他们必然死守城池。我军若以轻骑直抵城下，夏军见我方人少，还有可能出城决战。如若决战，则我军将士去家二千余里，又被黄河所阻隔，乃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必然可以获胜。

六月，拓跋焘再次兵临统万城下。分部分军队于山中隐蔽，令少量部队围城。夏军却纹丝不动，坚守城池。刚刚投降的夏军将领狄子玉对拓跋焘说：“夏主赫连昌听闻您来攻城，写信让围攻长安的赫连定回师救援，但是赫连定却认为统万城坚固，短时间内无法被攻破，他要等攻破长安后，再携大胜的军队回师，夹击围城的我军。”拓跋焘在听闻这个消息后，明白诱敌之计失败，只能再次选择退兵。

然而事情却以诡异的姿态向拓跋焘最开始的设想走去：魏军也有士兵投向夏军。并且透露出围城的魏军粮草已尽，士卒食菜，且退兵时辎重在后，步兵还远在黄河边，如果现在追击退兵的魏军，定然大获全胜。赫连昌听从了这个“正确”的绝密情报，集合城中三万军队，追击魏军。

司徒长孙翰见夏军虽然出城，但是与最开始的设想已然出现偏差，于是建议加快撤军速度。拓跋焘再次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吾远来求贼，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

拓跋焘假意向北撤离五、六里的距离，准备回军迎战。这时变故又起：东南风扬沙晦冥而来。若是返身与夏军交战，则将处于不利地位。宦者赵倪对拓跋焘说：“今风从南来，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速速退兵，来日再战。”崔浩厉声反驳：

"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

拓跋焘同意崔浩的判断，分兵两路：一路由自己率领，返身与夏军交战；一路脱离战场，由侧翼迂回至夏军后方，背冲夏军军阵。这一作战方案对于魏军来说，最重要的乃是时间。拓跋焘这一路要在夏军后路被抄之前，正面抵御住攻势，无比艰难。

面对扑面而来的风沙，拓跋焘毫不犹豫地返身领军冲锋，在交战中，马匹因过于劳累，以致将拓跋焘摔到地上，靠着堂兄拓跋齐的死战，拓跋焘方才腾身再次上马。重新回到马上的拓跋焘依然没有退却，而是再次冲向夏军阵营之中，刺夏尚书斛黎文，杀之，又杀骑兵十余人，身中流矢，奋击不辍。也许是皇帝的亲自冲锋过于震撼，也许是身入死地退无可退爆发出的战斗力，尚未等到另一路的包围完成，魏军便已然将夏军打至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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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家回望拓跋焘的时候，即使是站在南朝立场上，沈约所编纂的《宋书》中，也称其“佛狸篡伪，弥煽雄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北魏太武帝，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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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倒。赫连昌根本没有逃回城中的机会，直接领残军逃往上邽（音归，今甘肃天水）。

赫连昌虽然没有进城，拓跋焘却进城了。不过不是趁势杀入的城中，而是微服入城。所有人都不理解拓跋焘的脑回路。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居然玩起了大冒险，微服孤身，只带拓跋齐等数人潜入统万城。更不幸的是，还被城中守兵发现了。夏军关闭四门，搜索不止。拓跋焘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向外跑，反而又潜入了夏国皇宫，偷了许多裙子，然后打结，以此为绳，从城墙上溜了下来。

已经开始咆哮于中国北方大地的魏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此时毕竟还只是个19岁的年轻人。

在拓跋焘溜走之后，夏国大臣也拥夏主赫连昌之母，弃城而走。魏军入城，获得“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

在巡视完“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的统万城后，拓跋焘对臣下叹息说：

"蕞尔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对于夏国群臣，拓跋焘并未多做诛杀，多数都委以原职。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复以为太史令。得故晋将毛修之、秦将军库洛干，归库洛干于秦，以毛修之善烹调，用为太官令。当年毛修之于长安陷落之时被夏军俘获，没想到九年后居然成为了北魏负责皇帝饮食的厨师长。

但是对于众多文人墨客，拓跋焘在见到他们吹送夏主的文章后，很是生气，准备逮捕他们，幸亏崔浩劝谏到：

"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

文人们在对人进行褒贬的时候，不是吹到天上，就是踩到地里，常常言过其实，这是为了写文章而不得已为之，不足以成为罪状。

拓跋焘这才消除怒火，放弃对夏国众文人的处置。

赫连定在听闻统万已破之后，率军撤向上邽与赫连昌汇合。拓跋焘却担忧后方的柔然趁机侵扰，于是下令班师。但是位于长安的奚斤坚持请兵，希望可以由自己剿灭赫连氏余党，拓跋焘同意了他的请求，留下万余士兵协助奚斤。

柔然没想到统万城如此迅速的被攻破，又听闻拓跋焘已经回师，便也收兵遁走。

回到平城的拓跋焘将所获军资分赐将士，群臣见所获之物甚多，便建议增加京城城墙等防务，同时修建宫室。并且搬出汉朝名相萧何劝谏刘邦的意见：

'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

拓跋焘却依然我行我素，服御饮膳一概从简。并否决了修宫室的提议：

"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赫连勃勃）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

在拓跋焘策马战场，亲冒矢石之时，刘义隆正在建康的宫殿里殚精竭虑。尚书右仆射郑鲜之、中护军王华先后病逝，自己急需新的助手来平衡朝局。不巧的是，京师又爆发了瘟疫。所以元嘉四年，刘义隆除了回丹徒老家祭祖之外，没有出过建康。

总体来看，元嘉四年（427）对南朝来说，是个平静而平常的年份。南方无战事。

但是一个人的出生对后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刘义隆的老家丹徒县不远，同属晋陵郡，而又侨置了南兰陵郡的武进县，诞生了一个婴儿，名萧道成。是为后来的齐太祖高皇帝。

还有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并不能影响历史的走向，也未曾深入庙堂之高，留下惊天动地的功业。他留下的只有荒芜的小径，篱笆边的菊花，榆柳下的浓荫，还有北窗下的清风。然而他最终超越了那些雄主与士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知名的人物。元嘉四年，陶渊明于寻阳逝世。

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归去来兮。

元嘉五年（428）刚刚开年，王弘便上了一封奏章，表示自己应该对去年的大旱和疾疫负责，希望朝廷可以免除自己的官职。

王弘此时是什么官职呢？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侍中，掌机要；司徒，三公，百官之首；扬州刺史，首都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录尚书事，参与决策。而上一个兼任这些官职的，是徐羡之。所以王弘借着灾异之名请求逊位，但是刘义隆并没有允许。毕竟是元老重臣，怎么能刚上表就同意人家的辞呈？但是王弘依旧不依不饶的上表，希望可以解司徒之位，样子做足。

到了六月，刘义隆方才下诏以王弘为卫将军。仅仅是逊位吗？当然不是，从司徒任上卸官的同时，王弘又上了一封奏章：

"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渊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搢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暗，阶恩逾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弓攵；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

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重点却只有一个：请求陛下允许贤明的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代替尸位素餐的我。

刘义隆一边“优诏不许”，另一边，元嘉六年（429）正月，荆州刺史刘义康奉诏入朝为司徒、侍中、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南徐州的治所在哪里呢？刘裕的龙兴之地，京口。重要性仅次于首都所在的扬州。

与“懂事”的王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才子谢灵运。王弘与谢灵运对于刘义隆来说，相似的地方很多：同样出身顶级士族，同样有“黑历史”。王弘曾经参与徐羡之等人密谋；谢灵运曾经出任刘裕的对头——刘毅的幕府。

然而王弘明白低调自保，谢灵运则完全相反：

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自认为名门之后，应当被重用，然而虽然有“侍中”的职位，刘义隆却像对待普通文人那样来对待他，只是唱和诗文，并不与他讨论朝政。谢灵运怨望之下，竟然长期称疾不朝，同时外出游玩

即使是这种情况，刘义隆也容忍了他，暗示谢灵运自己上辞呈，顺水推舟的令他回会稽修养。

谢灵运临走之前，上了一封奏章，终于算帮了刘义隆一把：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使久凋反于正化，偏俗归于华风。运谢事乖，理违愿绝，仰德抱悲，恨存生尽。况陵茔未几，凶虏伺隙，预在有识，谁不愤叹。而景平执事，并非其才，且遘纷京师，岂虑托付。遂使孤城穷陷，莫肯极。忠烈囚朔漠，绵河三千，翻为寇有。晚遣镇戍，皆先朝之所开拓，一旦沦亡，此国耻宜雪，被于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

请求北伐。

北伐，是所有于江东立足的政权，天然的目标。因为这代表着“正统”。“中国”一词此时所指并非国家，而是中原地区。所以东晋桓温请求北伐时，说“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刘裕北伐拿下洛阳后，晋安帝的诏书褒奖说“勋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如果说权臣北伐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来完成终极目标——篡位的话，已经登基的刘义隆为何一心北伐呢？

刘义隆是被权臣徐羡之等人扶上帝位的。个人威望并不足以完全服众，仅能依靠藩邸旧臣。而通过北伐，战争状态下，则可以更好的加强皇权。因此，从他即位开始，便有心北伐，而谢灵运的这封奏章，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契机。整个朝廷开始议论北伐事宜，刘义隆甚至先下令驻军淮北的王仲德、竺灵秀以小部分兵力先行试探，结果被魏国驻军击退。

北魏其实焦头烂额。

元嘉五年（428）<由于北魏年号经常变动，不利于叙述，因此为方便，本文一般以南朝年号纪年。>，留在关中矢志灭夏的奚斤出了岔子。进军安定意图剿灭夏国残余势力的北魏军队，开始的确一帆风顺，甚至擒获了夏主赫连昌送回平城。但是紧接着立功心切、追击夏军至平凉的奚斤就被刚刚即位的新夏主赫连定打了个大败，奚斤本人也被擒获。夏军趁势反扑，重新占领了长安。

关中局面出现了反复，之前两次亲征的战果几乎付之东流。拓跋焘郁闷异常。不过更烦的还在后面：柔然再次以万余骑入塞劫掠边境；河北的定州（今保定）出现了丁零人的叛乱，达到了当地驻军无法平定的地步；上党（今山西长治）的李禹起义，杀了太守，自称无上王。

面对此起彼伏的动荡，拓跋焘令叔孙建自平城领军赴上党平乱，河内（今河南沁阳）守军支援上党，扑灭李禹，自己亲自治兵，北讨柔然。

元嘉六年（429）四月，拓跋焘于南郊祭天，准备出征。然而内外群臣以及太后均劝阻拓跋焘，不应该在动荡之际亲自讨伐柔然。

依然只有崔浩，力谏拓跋焘应该亲征柔然。双方在拓跋焘面前做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尚书令刘絜推举虽然是从统万城俘虏但是入魏后依然做太史令的张渊、徐辩以天文劝谏说：

"今兹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

然后群臣纷纷点头，并且趁机进言：张渊等人于五十年前的少年时代就曾经劝谏苻坚不要南下伐晋，苻坚不听，果然败于淝水。所言无不中，不能不听啊！

由于二人太史令的特殊身份和曾经灵验的劝阻，拓跋焘真的动摇了。崔浩再次站了出来：

"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窃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愿陛下勿疑。"

我观察天象，却看出陛下若此时亲征，定然大破柔然诸部。

由于崔浩在天文方面也是权威人士，张渊换了劝谏方向：“柔然乃是荒外之地，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他们的人民愚笨，不听管教，得之也是无用，为何要兴师动众的讨伐呢？”

崔浩反驳道：“你们身为太史令，言天文乃是职责所在。人事形势，并不在你们议论的范围内。况且你们说的乃是汉代腐儒的过时言论，柔然昔年臣服之时，也曾经听命朝廷，现在为何不能让他们再次听命？”

然后崔浩抛出了杀手锏：“世人皆言张渊、徐辩通数术，明天文。那么请问，昔年在统万城之时，你们是否曾经注意到夏国即将败亡？如果不曾注意，那么有什么资格说“明天文”；如果注意到了，那为何不曾向夏主进谏？这不是不忠吗？”

而“夏主”赫连昌，此时正在旁边围观。张辩二人惭愧的不敢再言。拓跋焘遂决心北讨柔然

散会之后，有的大臣担忧的问崔浩：“现在南朝蠢蠢欲动，国家不做防备，反而要兴师北讨。若是柔然再次逃遁，师出无功，而南朝趁机北伐，国家不就危险了？”崔浩却十分肯定的回答：“不可能。柔然经常袭扰边境，如果不先把他们解决，更不能安心抵御南方。况且南方军队为步兵，我军为骑兵，他们的速度远不及我军。况且，即使在讨柔然之时，南朝趁机侵略，夺取了我们的土地，他们也是守不住的。当年刘裕何等英雄，北伐之后，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以至于全军覆没，何况刘义隆远逊其父！”

真预言家。

拓跋焘的北讨之路十分顺利，惊慌的柔然部落再次被打散，另一游牧部落高车也伙同魏军趁火打劫

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馀万落，获戎马百馀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

魏军追到涿邪山（今蒙古满达勒戈壁），诸将害怕补给不足，柔然反扑，纷纷劝谏回师。随军的“国师”寇谦之以出兵时崔浩的言论劝谏拓跋焘说：柔然夏季习惯分散，没有大批军队可以战斗，此番定然可以大获全胜，但是只怕诸将不肯冒险深入”。然而拓跋焘没有听从，而是选择了班师。十月，抵达首都平城。魏军此次收获之丰，达到了举国的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的地步。

回到平城不久，从俘虏的口中，拓跋焘却听到了让他后悔不已的消息：柔然纥升盖可汗愤恨而死，在涿邪山的余众部落四散，窜伏山谷，杂畜布野，无人收视。若是追击的魏军再前行两日，则柔然将被彻底灭亡。”

拓跋焘再次意识到了崔浩的厉害，于是进崔浩为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并且亲自下诏于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

不管有无遗憾，对于拓跋焘来说，动荡的429年终于要过去了。然而刚刚准备喘口气的他，在新年的朝会上，见到了刘义隆派来的使者。

公元430年，南朝宋元嘉七年。北魏皇帝拓跋焘在平城接见了刘义隆的使者田奇。然而双方的谈话却针锋相对。田奇直接道出了刘义隆所转的原话：

"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这句话很微妙。刘义隆明确表示，要收回的土地是北魏趁刘裕去世夺走的河南之地。如果说刘裕晚年还曾有过经略燕赵的宏图壮志，那么刘义隆则已经承认南北对峙之事实，对黄河以北完全没有想法。即使如此，拓跋焘也觉得可笑：

"我生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地。此岂可得！必若进军，今当权敛戍相避，须冬寒地净，河冰坚合，自更取之。"

我自出生起便知道河南是我国的领土。怎么可能给你！如果一定要现在开启战端，那我当暂时撤回河南之兵，等冬天黄河冰封，再去取回。

拓跋焘其实在强词夺理。他出生之时乃是东晋义熙四年（408），北魏是他祖父拓跋珪在位，彼时正是刘裕入朝领扬州刺史，即将搅动风云的时代。河南属于后秦领土，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属于北魏。事实上北魏夺得河南之地，是在刘义隆即位的前一年，即423年。所以北魏占据河南仅有六年

不过河南属于哪方，并不取决于朝堂之上的唇枪舌剑，而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

元嘉七年（430）三月，趁着春夏水涨，刘义隆在做足外交礼数后，下诏北伐：

"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掎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

以到彦之为总指挥，统帅王仲德、竺灵秀、段宏等人；宗室刘义欣（刘裕同父异母弟刘道怜之子）假节镇彭城为后继。

从这份北伐将领名单说起。到彦之出身贫寒，早年曾经挑粪维持生计。后来从军随刘裕征讨孙恩（399年），按理说出场极早，是刘裕的最初班底之一。然而在讨伐桓玄的建义大功中，却追随不及，未能参与攻克建康的战斗，惹得刘裕不满。因此，终刘裕之世，到彦之再也没受到重用，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历任荆州刺史刘道规、刘道怜帐下，不在刘裕直统的中军内任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荆州刺史刘义隆登基，作为藩邸旧臣，到彦之终于登上了朝堂。甚至此次北伐之所以让到彦之为主将，是因为刘义隆想要好好的褒奖一下这位心腹：

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

然而对比所统副将，到彦之委实资历甚浅。

王仲德，破桓玄后开始追随刘裕，平南燕时为先锋，大小二十余战，每战必胜；回军建康后，受命追击卢循余部，功冠诸将；北伐后秦，为东路主帅，总众军进据潼关，战功赫赫。刘宋建立后，长期驻守青徐，为方面之任。

段宏，鲜卑人，本是南燕重臣，因为与执政不睦，先投北魏，后归刘裕。是南朝不可多得的骑兵将领，在关中覆没之际，将刘裕二儿子刘义真救出，升任太子（刘义符）右卫率。

可以看出，无论是资历或战阵经验，到彦之皆不能服众。成为总指挥完全是依靠与刘义隆的关系。

事实上，最适合的主将在后方——江州刺史檀道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身处嫌疑之地的檀道济是不可能成为统帅的。

随着诸路军队准备完毕，镇守彭城的刘义欣发布了一封告河南民众书：

圣上明发爱恤，以道怀二州士民，若能审决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党，归投军门者，当表言天台，随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窜首巢穴，长围既周，临冲四至，虽欲壶浆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详择利害。

幸加三思，详择厉害，词语甚是严厉。

与咄咄逼人的宋军相对应的，是魏军开始渡河而北，放弃河南。七月，宋军完成既定目标，全面占领河南。西起潼关，东达碻磝（今山东聊城茌平区西南）的地区全部为宋军夺回。

宋军从上到下都没想到北伐竟然如此顺利，他们彷佛将拓跋焘的警告抛诸脑后。只有王仲德担忧入冬黄河冰封之后魏军会南下。

北魏方面，即使拓跋焘一开始定下了冬天反攻的计划，也差点被打破。因为河南诸将纷纷力求国家先行发兵，直接与宋军开战。又是崔浩阻止了这个提议，他向拓跋焘分析说：“朝廷西北的军队在攻统万、征柔然时，立下大功，南方诸将眼红，因此希望发兵南下抄掠，可是时值盛夏，我军定然水土不服；还是要以原计划执行，待冬天后方可发兵南下。”正是在崔浩的力劝下，拓跋焘下令河南驻军渡河而北。

然而崔浩劝得了一次，劝不了第二次。河南诸将返回河北后，再次上书，希望用在魏的东晋宗室司马楚之等人为名号，招诱南朝国内的民众，同时悉发幽州以南的所有军队，大造舟船，准备渡河。崔浩再次劝到：“诸将这是希望以声势张威，尽快夺回河南，但是若以复晋为名，则刘义隆在恐惧之下，定然全力与我国开战，这样不仅不能迅速夺回河南，反而会扩大战争规模。”可是公卿皆认为河南诸守将的提议可行，拓跋焘难为众议，于是下诏：

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备之。

就在宋、魏双方重兵云集黄河两岸，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元嘉七年（430）九月，夏主赫连定遣使者抵达建康：约合兵灭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

22岁的拓跋焘听闻手下败将夏国并不老实，而且不自量力的口出狂言后，大怒。即使面对群臣的劝谏以及南朝的兵锋威胁，依然做出了气盛的举动：

治兵，将伐夏

拓跋焘不听群臣的意见的底气来自于崔浩。这位北魏的国之智囊再次点出了关键所在：“刘义隆与赫连定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谁也不敢先出兵。当刘义隆出兵之时，我一度以为宋军在抵达河南后，会兵分两路，一道自黄河中游渡河攻邺城；一道自青州渡河向冀州。若如此做，则陛下应该立刻亲征河北来抵御宋军。然而如今看宋军，居然沿黄河布防，防线长达二千余里，每处驻守的军队不过数千。以此观之，刘义隆实在是软弱无能，竟然真的是想固河自守，无争河北之意。所以陛下可以暂时不用对付宋军，而是彻底扫清盘踞关中的手下败将赫连定，然后东出潼关，则淮河以北皆将为我国所有。”

九月，拓跋焘抵达统万城，随即下令进攻平凉。毫无悬念，在拓跋焘统帅下的魏军，连胜数战，夏主赫连定逃往上邽，次年被吐谷浑生擒，送往平城，被杀。关中再次成为北魏的领土。

在拓跋焘征夏之时，北魏的河北驻军依照原定的反攻计划，开始趁冬季渡河作战。十月，北魏冠军将军安颉渡河攻金墉。

驻守的宋军守将杜骥准备弃城逃跑。不过他害怕因为不战而退被处分，于是欺骗在洛水驻扎的宋军著名勇将姚耸夫说：“金墉城坚固异常，愿将军领兵与我共同抵御魏军。”而等姚耸夫率军抵达金墉后，却见到破败不堪的城墙与毫无斗志的士卒，眼见受到欺骗，城池根本不可守，姚耸夫领军撤退，而城中的杜骥也随之弃城南走，并且上书朝廷：

“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遽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

刘义隆听信了杜骥的一面之词，下诏将姚耸夫处死。这种自断臂膀的戏码，将在南朝一次又一次重演。

在金墉城破不久后，洛阳、虎牢相继陷落。安颉军队逐渐逼近滑台。作为宋军统帅，身在东平（今山东泰安）到彦之的应对方式是准备撤军。手下垣护之劝谏说：

"昔人有连年攻战，失众乏粮，犹张胆争前，莫肯轻退。况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若空弃滑台，坐丧成业，岂朝廷受任之旨邪！"

到彦之却根本不听，下令全军焚舟上岸，步行撤军。王仲德再次劝说：

洛阳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吏详所宜。"

如今魏军离我们还有千里之遥，若是直接在前线下令步行撤军，军队必然溃散。应从水路乘舟自清河入济水，远离战场后再步行撤退更为妥当。到彦之这才没有直接下令撤军，而是按照王仲德的提议，至历城后方才焚舟，再步行撤向彭城。

宋军主力撤退之后，其余各部也纷纷撤退，黄河南岸出现了真空地带，大批魏军纷纷渡河，向东、南两方向进军。

自黄河下游南下的魏军统帅是宋军的老对手叔孙建，依然意图先掠地青州。上次竺夔在东阳城挡住了他的时任济南太守的萧承之今年47岁，自元嘉元年开始便驻守历城。年近半百的他本来可以选择撤退，毕竟兖州刺史竺灵秀已经南撤至湖陆，而自己的顶头上司青州刺史萧思话也准备撤退，这种情况下便是直接弃守，也有官职更高的顶着，更何况自己的小儿子萧道成刚刚三岁，一家老小全指望自己，若是战死沙场，整个家庭便会陷入绝境。可是若弃守历城，以魏军的残暴，青州百姓的遭遇将可想而知。

历城自古以来便是山东半岛的重镇，北阻黄河，南依泰山。战国之时诸侯攻齐、秦军灭齐、楚汉之际韩信定齐地皆由此而东，如今虽然只有数百士卒驻守，但是萧承之决定不退。

不过他没有选择硬扛，而是下令大开城门：

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对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

很眼熟，正是空城计。可惜此时没有三国演义，空城计还没有人尽皆知，也许是刚刚渡河不久，消息不明，叔孙建害怕宋军在历城有重兵，便放弃进攻，改为引兵南下。

刚刚退还湖陆的竺灵秀被迫迎战，然而众寡不敌，再加上锐气尽失，宋军大败，湖陆失陷，彭城北面门户大开，然而因为一个人的北上，叔孙建没有选择继续南下，而是选择严阵以待。

建康。眼见连彭城都已经暴露在魏军兵锋之下，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各路宋军全面溃败，

到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资实甚盛；乃败还，委弃荡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

刘义隆终于坐不住了，建康八年（431）正月，下诏：以江州刺史檀道济都督征讨军事，率众北讨。

临危受命的檀道济不负众望，在老战友王仲德、段宏的配合下向尚未失陷的滑台进发，与魏军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战，将战线推回到东平郡一线，然后还是听到了滑台陷落的消息。

驻守滑台的宋军将领是朱修之。到彦之撤退之时方才下令其于滑台防备魏军。面对这九死一生的任务，朱修之接下了。坚守数月后，魏军却越来越多，城中已经到了掘鼠而食的地步，最终，滑台失陷，朱修之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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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修之被俘之后，被送往平城，拓跋焘欣赏他的忠义，于是以他为侍中，并且将宗室女嫁给他。而在平城的另一位俘虏，曾经随刘义真镇守长安，后被赫连勃勃俘虏往统万城，又在北魏破统万后，以做得一手好“羊羹”而深为拓跋焘所宠的毛修之去拜访了朱修之。

两位“南人”相见，不可避免的谈论起故国。毛修之问道：南朝当权者为何人？朱修之答道：殷景仁（时任侍中、中领军）。毛修之听后哈哈大笑“我当年在南朝的时候，殷景仁还是小辈，若是我返回南边，他肯定会穿盛服来拜访我啊！

虽然相谈甚欢，经常走动，但是毛修之从来不敢问家里的消息。一段时间过后，实在忍不住，方才问朱修之毛家的情况。朱修之详尽的娓娓道来，最后说到：“您的儿子非常优秀，放心吧。”

（毛）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呜呼！”自此一不复及。

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如果不出意外，只有北风才可以带回毛修之的思念。

但是出了意外，朱修之由于甚被宠信，在随拓跋焘征北燕之时，趁机从军前逃跑，投靠了北燕。恰巧赶上南朝的使者来燕，北燕国主冯弘为了示好，派遣朱修之随使者南还，渡海至东莱，最终于元嘉九年（432），朱修之重新踏上了建康的土地，结束了他的”北方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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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攻陷滑台的西线魏军即将与叔孙建部汇合，粮道被魏军骑兵绕后截断，且所救目标已经陷落的窘境，檀道济选择撤军。这一撤，撤出了一个“唱筹量沙”的成语：

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馀，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周边。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

投降的宋军士卒声称檀道济军粮已尽，魏军斥候打探消息，檀道济下令以少量白米覆于沙子之上，以沙为米，称量时高呼数字，成功欺骗了魏军斥候。撤军之时檀道济不穿盔甲，以示从容，魏军不敢逼。经此一战，檀道济威名著于北朝，民间甚至以檀道济的画像来辟邪。

此时拓跋焘也已经回到平城，由于黄河泛滥，沿河遍布灾民，拓跋焘下令魏军不必继续南追，从而给这场战争划上了句号。

至此，刘宋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23岁的刘义隆北望山河，亲自作诗:

逆虏乱疆埸，边将婴寇仇。
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
覆沈不可拾，离机难复收。
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
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
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
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
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
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
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
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
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
华裔混殊风，率土浃王猷。
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

叹息、悲愤、悔恨、不平之意溢于言表。

随后下令处置北伐众将：竺灵秀弃军，诛；王仲德免官下狱，元嘉九年（432）时，复起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镇守北疆；檀道济进位司空，江州刺史如故，依然镇寻阳。而有保卫之功的萧承之，仅仅升为辅国将军幕下的中兵参军。

而应该为此次失败负最大责任的到彦之，免官下狱。而仅仅半年后，也就是元嘉八年（431）夏，便重新为护军将军，执掌建康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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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七年刘义隆的北伐虽然失败，但是实际上并未对南朝的整体国力造成很大影响。而尽管对外的征伐遭遇失利，但是在国内，刘义隆却开展了一项意义深远的举动：铸钱。

自从晋室立国，政府并未铸钱（方便保障高门士族之利益），市面上一直使用两汉五铢钱、魏蜀吴所铸铜钱以及东晋初年吴兴沈充所铸的小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是铜钱陪葬的习俗以及随着佛教的发展出现的大量铜铸佛像，造成市面上的铜钱越来越少，出现了“钱贵物贱”的现象，即通货紧缩。桓玄执政时候，曾经想彻底废弃铜钱，幸亏被阻止，才没有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刘裕为帝时，曾有大臣指出随着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将出现“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的局面。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混乱，直到元嘉七年（430），刘义隆下令立钱署，铸四铢钱。才正式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政府不曾铸钱的不正常现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货不足的问题。

与之相对的北朝，直到孝文帝南迁洛阳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方才由政府铸造钱币。而在之前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北方大部分交易都用绢帛、谷物作为货币，十分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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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灭夏、败宋之后，吐谷浑、仇池、北凉纷纷向魏国示好，甚至连柔然与北魏的关系都趋于缓和，开始互通使者。

对于威胁最大但暂时无力北伐的南朝，拓跋焘也释放了善意，派遣使者重申旧好，至此，魏、宋两国将迎来一段和平期，各自蓄力。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也是北魏神䴥（音加，公鹿之意）四年，九月，魏主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书：

“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

什么意思呢？征召地方的知名士人到中央任职。与此同时，下令州郡举秀才、孝廉数百人。

这道诏书意义非常。事实上，这是见诸于史册中最早的北魏朝廷行察举制的证明。虽然在此之前，北魏有学校的存在，提供了一部分官员储备，但自这道诏书起，察举制度遂成为北魏选官之常规途径。同时，所举之人的身份，从此诏书中也可略窥一斑。无论是范阳卢氏抑或博陵崔氏，均是一流门第的士族，诏书中所征的士人之首卢玄，乃是时任司徒、备受拓跋焘信任的崔浩之表兄。不过对未来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诏书中所提，但在当时不甚引人注目的渤海高允。

不过，在此时的北魏当官，也许并不算的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北魏从拓跋珪立国到拓跋焘统治的现在，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官员都是没有俸禄的，只能靠不定时的班赐。前文曾经提过，北魏直到孝文帝时期才开始铸钱，所以班赐之物，皆为实物如牲畜、绢帛、乃至人口及土地。

而北魏朝廷何时才会进行班赐呢？只能是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之后。这就导致四个问题：一是班赐之时的分配不均。比如崔浩，他深受拓跋焘信任，达到了“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的地步，而与之对比，在高允后来被朝廷重用之时，却是“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在中枢近三十年，高允甚至需要让儿子门自行砍柴、采摘方能维持生活；二是不可避免的贪污，毕竟不能奢求所有官员像高允一样清廉。尤其是地方郡守，经常以截留税收、公田放贷等种种手段敛财；三是军方的裹挟，就如元嘉七年南朝将要北伐之时，北魏的沿河镇将们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不是以行政手段安置流民，而是“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以绝其乡导”来借机牟利。而除崔浩外的一众公卿还都同意这个方案。结合朝廷中大臣多为鲜卑勋贵的背景来看，可见对于此行为的认同以及希冀借此掠财的本质；第四个，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即早晚有一天会战无可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于统治区域的扩大，官僚机构的臃肿，导致的赏无可赏。

不过这不是拓跋焘要面对的问题。毕竟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北方尚未统一，还远不到战无可战的境地。因此，公元432年刚刚开年，拓跋焘改元“延和”，一边以李顺为使者，借赏赐之机，前往西方的北凉打探消息，同时厉兵秣马，旌旗东向：

治兵于南郊，谋伐燕。

公元432年，也就是南朝宋元嘉九年，刘义隆面对的问题比拓跋焘的稍微棘手一些：心腹凋零、益州兵乱。

刘义隆由地方而入大统，几乎全靠藩邸旧臣们的鼎力相助，在平定谢晦后，刘义隆曾经想大封王昙首等人：

上欲封王昙首、王华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因出封诏以示之。昙首固辞曰：“近日之事，赖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上乃止。

最终由于王昙首等人的谦退，没有封赏成功。不过由此也可见刘义隆对几位藩邸旧臣的感激以及王昙首等人的识时务，知进退。然而数年之间，频丧股肱，元嘉四年王华去世。七年，王昙首去世。到了九年五月，王弘也去世了。

六月，刘义隆的四弟刘义康开始真正成为执政大臣。在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不变的情况下，由南徐州刺史调任扬州刺史。又赶上荆州刺史刘义恭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长史刘湛争权，刘义隆即征刘湛入京为领军将军辅政，原领军将军殷景仁升为尚书仆射。在地方上，改五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而以临川王刘义庆（刘道怜之子，出继刘道规）为荆州刺史。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南朝宋进入了宗室诸王掌权的时代。凭借着刘义隆的支持，刘义康一改两晋以来的“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虚浮执政风尚：

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即度为台官。自下乐为竭力，不敢欺负。

所谓“好吏事”，即重视实务与干能，同时精力过人，对僚属也以实际能力与政绩为考核标准，而不再是单纯的以门第为凭。对以风雅、文学著名的高门大族士人，甚至加以鄙夷，曾经公开说:

“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坐取富贵，复那可解！”

王敬弘为东晋时骠骑将军王廙（王导从弟）曾孙，时任侍中，虽然曾任尚书仆射，但是居然连朝廷的行政文书都看不懂；王球，刘裕的恩人、司徒王谧之子，时任吏部尚书，虽然没有像王敬弘那样的“黑历史”，但是也不曾有任何功劳，完全依靠门第而坐致高位。

门第意识淡薄、不好文学的刘义康，配以同样“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的殷景仁和“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的刘湛，组成了继王华、王昙首等人之后的朝廷中枢。

刘义隆的中枢刚刚费尽心机的布置完，地方却乱了。

益州成都。刺史刘道济为了敛财，在长史费谦的煽动下禁止民间私铸铁器，而立官冶，强迫民众以高昂的价格购买，到了商贾失业，道路嗟叹的地步。

流民许穆之，宣称自己为晋室后裔近亲司马飞龙，自晋末投靠仇池国主杨难当，至此，见益州有机可趁，便向杨难当借兵，攻打成都。

然而司马飞龙的军队在路上便被刘道济遣军击溃，化名司马飞龙的许穆之也被斩首。不过他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有人借他的野心，点燃了本就蠢蠢欲动的益州。

益州民帛底奴、赵广借着民怨，声称司马飞龙犹在山中，聚众数千人攻打广汉，刘道济再次派军平乱，却大败而归，至此，蜀中彻底大乱，各地聚众起兵者此起彼伏，“蜀土侨旧，翕然并反”，各地太守纷纷弃城而逃，最终，数万叛军汇集于成都城下，与朝廷的官军对峙。

赵广本来声称司马飞龙尚在，才聚集起如此规模的军队，如今骑虎难下，他便声称去迎司马飞龙，然后在山中抓了名为程道养的道士，对他说：

“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若不从，即日便斩头。”

可怜在山中修道的程道养，在随赵广下山后，成为了起义军首领司马飞龙，与官军对峙。

赵广自号蜀王，奉司马飞龙为主，遣军四面围住成都，并且让刘道济交出费谦，宣称如此则不再与官军作对。

在危急关头，城中一个名声不显的中兵参军站了出来。

裴方明。无论是此时还是后世，他的名声均不显，在相关史书中甚至没有单独的列传，即使他后来立下了灭国之功。

此时的他，还是成都城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参军。受益州刺史刘道济之命领兵与城外的赵广叛军交战。首次出击的裴方明没有像天才将领那样从出场就战无不胜，而是失利，败还。不过此战之后，他好像突然开窍一样。

元嘉九年（432）十一月，裴方明再次出战，烧毁了叛军的积聚，出东门，连破三营，又从北门出城，复攻城东，出其不意之下，斩杀千余人。再趁着大雾，声言从东门再次攻击，然而实际上却从北门出击，攻叛军的城北、城西诸营。在裴方明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叛军开始溃散。号称自己是司马飞龙的程道养率军七千余人撤回了广汉（（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赵广率五千余人撤回了涪城（今四川省绵阳市）。

在成都之围已解，益州形势转好的局面下，情况却出现了反复。

成都没粮食了。叛军自九月围城，到十二月末溃散，三个多月的时间，成都府库已尽，眼见叛军被击溃，裴方明领军二千人出城征集粮草。然后被依然布满四处的叛军各部伏击，大败。匹马逃回成都，尾随而至的叛军再次合围。程道养等人也率军回到了成都城下。

裴方明趁着夜色自城西缘绳而上，刺史刘道济亲自设食慰劳他，席间，愧疚、绝望种种情绪缠绕之下，裴方明大哭失声。已经病入膏肓的刘道济勉力安慰道：

“卿非大丈夫，小败何苦。贼势既衰，台兵垂至，但令卿还，何忧于贼。”

贼军经过之前的失败，已经成不了气候了。朝廷援军已经在路上，只要你毫发无损的回来，有你守城，还担忧什么贼寇。

说完，刘道济领着裴方明上城巡视。守城诸将士本以为裴方明率领的出城征集粮草的军队已经覆没，因此士气低落。如今见到曾经多次击败的叛军的裴方明竟然没死，众人这才心安。

裴方明没事，刘道济却坚持不住了。即使他悉出财物，让裴方明来招募士兵，却无人应募，因为城中传言刘道济已经去世，成都陷落是迟早的事情。

面对如此重大的危机，处于生命最后时刻刘道济听取了参军梁俊之的意见，召集了周围的侍从三十余人，骗他们说：“我病了这么久，多亏你们的照顾，如今病情好转，你们也各自回家歇息一段时间，等我传召你们再回来吧。”

侍从们归家之后，亲戚都来打探消息。毕竟外间传言有模有样，搞得人心惶惶。如今刘道济周围接触最密切的人回家了，实在是获取消息的最可靠、直接的来源。侍从们如实的诉说了所见的情况：“刘使君病都快好了，谁说他去世了！？”一传十，十传百，成都城中这才渐渐安定下来。应募参军的人数一日之间竟达到千余人。靠着这些新募的士兵，裴方明守住了成都。

实际上，此时刘道济已经去世。梁俊之与裴方明将尸体埋在了后宅，使字迹与刘道济相似者批复公文，即使是刘道济的母亲与妻子也被瞒了过去。

元嘉十年（433）二月，程道养在成都郊外举行祭天仪式，裴方明从城中率三千人直击叛军大营，从早晨战到黄昏，叛军最终大败，再次退回广汉等地。这时，新上任的荆州刺史刘义庆所遣的周籍之终于率军抵达，裴方明在援军的帮助下，终于攻克广汉等地，平定益州，然后才为刘道济发丧。朝廷新遣的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后，下令将引发叛乱的费谦之斩首示众。益州之乱彻底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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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道人的程道养在戴上了“司马飞龙”的面具后，似乎彻底沉浸于其中，即使在军队溃散后，也拒不投降，而是逃入山中继续抵抗，最后在元嘉十四年（437）被手下所杀，首级传送建康；赵广等人也在同一年投降朝廷，被迁往建康安置，元嘉十六年（439），再次涉嫌谋反，被诛。而平乱的功臣裴方明，在事后名声鹊起，转入了刘义庆的幕府，任龙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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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朝的益州陷入叛乱的时候，北魏的军队集结在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

北燕国主冯弘是个鲜卑化的汉人。通过政变继位刚刚两年。面对魏军兵锋，开始还想抵抗一下，遣军队出城与魏军野战，而拓跋焘甚至没有亲临战阵，魏军就将燕军击溃，斩杀万余人。歼灭了北燕的野战军主力后，魏军四散出击

“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文通带方太守慕容玄于猴固，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猴固（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西北）、建德（今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冀阳（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和龙周围的各城纷纷被魏军拔除，然而如同对夏国的统万城一样，魏军面对坚城，还是感到棘手，缺乏攻城手段又掠夺了足够的财物后，拓跋焘下令退军。

南朝元嘉九年，也就是北魏延和元年（432）十一月，就在拓跋焘刚刚回到平城的时候，北燕的重镇，肥如（今河北卢龙）守将冯崇遣使请降。

冯崇是北燕国主冯弘前妻王氏的儿子。本来贵为世子，但是在冯弘娶慕容氏为妻后，废黜了王氏，同时改立慕容氏之子冯仁为世子，出冯崇于肥如。

冯崇的同母弟冯朗在见识了魏军军威之后，逃出和龙，来肥如劝谏兄长投降北魏。此时的冯朗完全不会想到，随着自己的一番进言，使自己的这一支冯氏叛燕投魏。改变的远不止此时的局面，还深刻的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面对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拓跋焘毫不吝啬的做出了封赏，遣使拜冯崇假节、侍中、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录其国尚书事，食辽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书、刺史，武官征虏已下。

同时派遣永昌王拓跋健率军接应冯崇，来应对冯弘可以预见的报复。毫不意外的，魏军再次直抵和龙城下。北燕此时已经山穷水尽，冯弘派人签订了城下之盟：以宗室女充北魏后宫，以世子冯仁为人质于平城。

拓跋焘同意了请求，然而在魏军退兵后，冯弘只完成了一半条件，未遣世子为人质。这种明显不守合约的行为，遭到了自己大臣的激烈批评，散骑长侍刘训言辞激烈的劝说冯弘履约，方才可保安宁：

“虽结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举，将有危亡之虑。夫以重山之隘，刘禅衔璧；长江之难，孙皓归命。况魏强于晋氏，燕弱于吴蜀，愿时遣世子，以恭大国之命。然后收离集散，厚布恩泽，分赈仓廪以济民乏，劝督农桑以邀秋稔，庶大业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

冯弘的回应很简单，也很粗暴，直接将刘训杀了。不过他已经想好了魏军再来的应对之策。

拓跋焘有了再次出兵北燕的借口，而此时从西方也传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在出兵北燕之前，拓跋焘曾经遣李顺为使者，拜沮渠蒙逊为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李顺回到平城后，拓跋焘问他凉州相关事宜，已经有了西征之意，是李顺的回答让他暂时按下了这个念头：

"蒙逊控制河右逾三十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绥集荒裔，群下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然礼者德之舆，敬者身之基也；蒙逊无礼，不敬，以臣观之，不复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后，何时当灭？"顺曰："蒙逊诸子，臣略见之，皆庸才也。如闻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资圣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过数年之外，不为晚也。"

沮渠蒙逊雄才大略，不可轻易攻取。然而他年岁已老，死后必然是沮渠牧犍即位，是个庸才，应当在那时再攻打河西。

一切都如李顺所料，在他出使归来的次年，也就是433年，沮渠蒙逊去世，沮渠牧犍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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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渠蒙逊是最后一个经历了东晋十六国的君主。他出生的那一年（368年），前秦的君主还是苻坚，北方尚未统一，距离著名的淝水之战还有15年；前燕还是慕容恪辅政；东晋的桓温正权倾一时，隐居的谢安刚刚出东山而再起不久；他称王的那一年（401年），东晋的孙恩刚刚起兵，刘裕还在阵前厮杀搏命来挣功名；北魏太祖拓跋珪迁都平城才不久；关中还属于后秦；河西、陇右地区还四分五裂，后凉、南凉、西凉、西秦与北凉并立。而到他去世的这一年，已经是魏、宋南北对峙的第13个年头。65年间，天下说不上更好，也谈不上更坏。

昨日氐鼓催花，今朝疏柳啼鸦。王谢堂前燕子，不知飞入谁家。

元嘉十年（433）沮渠蒙逊死后，北凉暂时是掀不起风浪了。但是仇池开始“搞事”了，没办法，遇上灾荒，饭都要吃不起了。

成都的叛乱、仇池的饥荒、梁州（治汉中）的丰收，三者叠加，让刘义隆敏感的觉得与仇池接壤的梁州地区要出事

“仇池大饥，益、梁州丰稔，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

所以他果断的撤换甄法护，以元嘉七年时因弃城而下狱拘禁在廷尉府的萧思话为新任梁州刺史。毕竟萧思话为刘裕继母的侄子，有这么一层关系在，刘义隆自然不好意思一直将他关在狱中。

没想到仇池国主杨难当正是趁梁州领导换届之时，突袭得手：

杨难当因萧思话未至，甄法护将下，举兵袭梁州，破白马，获晋昌太守张范，败法护参军鲁安期等；又攻葭萌，获晋寿太守范延郎。冬，十一月，丁未，法护弃城奔洋川之西城。难当遂有汉中之地，以其司马赵温为梁、秦二州刺史

既然彻底得罪了南朝，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报复，杨难当派遣使者向北魏告捷，同时将掠夺来的七千余家人口一并送到了长安。

秦岭横亘于北，大巴山矗立于南，汉中正处在两大山脉之间的盆地。自汉中顺米仓道南下则可威胁巴中，进而趋巴东郡（治重庆奉节），断绝益州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顺金牛道则可至剑阁而向成都。早在三国时代，曹操讨平汉中的张鲁后，黄权就曾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而自汉中所控制的汉水上游顺流而下，更是可以直接到达南阳盆地，向南威胁荆襄，向北可以出三川河谷，向东则是辽阔的中原大地。汉中既然如此关键，刘义隆自然不能容忍其落入他国手中。

元嘉十一年（434）正月，新上任的梁州刺史萧思话自襄阳派遣老部下萧承之为前锋，进攻汉中，荆州刺史刘义庆也派在成都平乱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裴方明助萧承之。

宋军连破数营，进逼至汉中南，杨难当派遣万余精锐来支援，两军对峙四十余日，由于仇池军士皆穿犀牛皮制作的甲胄，普通的弓箭根本无法伤及，萧承之仿刘裕北伐时候军队的故智，断槊为箭，以锤发射，最终大破仇池军队，收复汉中。

杨难当生怕宋军借机西上，于是卑词厚礼，修书一封，遣使谢罪，在信中，他说“自己被前任梁州刺史甄法护诬陷是成都之乱的幕后黑手，所以派人去辩解，哪想到甄法护跑了，梁州没人管，所以先行派兵维持秩序，待建康方面派军来接管。等朝廷的军队来了，又怕迎接的不够盛大，所以又派遣了一部分士兵“共相迎接”，后来发生了一点冲突，全是因为约束手下不力，并非故意。”接下来，又追述了一下仇池国历任国主皆臣服南朝的历史，最后谢罪说

臣微心不达，迹违忠顺，至乃声闻朝庭，劳烦师旅，负辱之深，罪当诛责。远隔遐荒，告谢无地，谨遣兼长史齐亮听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

这封奏章虽然睁眼说瞎话，但是认罪态度极为诚恳，而刚刚在益、梁分别打过仗的军队也无力再行出征，五月，刘义隆在下诏赐死了弃汉中逃跑的甄法护后，赦免了杨难当的罪过：

“杨难当表如此，悔谢前愆，可特恕宥，并特还章节。”

但是显然，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杨难当并未把此次失败当作教训。

刘义隆的烦恼暂时解决了，北方的拓跋焘却差点玩大了。

在教训完北燕冯弘后，拓跋焘又再次亲征，来到了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征讨叛乱的山胡。见过了那么多大阵仗的拓跋焘并未将这些无组织的山胡放在眼里，经常领着数十名骑兵登山观望，山胡的首领白龙，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派遣伏兵偷袭，混战中，拓跋焘坠马，几乎被生擒，靠着部下死战才逃出重围。

觉得自己受辱的拓跋焘集结重军进行报复，在长达三个月的围剿后，魏军将方圆七八百里山谷间的山胡尽数剿灭，首领白龙被斩，余党数千人被诛杀，妻子分赐将士。

就这样，在南北双方分别清理了境内的叛乱后，时间来到了435年，南朝元嘉十二年，北朝的太延元年。

这一年对北魏来讲，颇为平静，依旧是欺负北燕，逼迫其遣太子为人质。渐渐顶不住压力的北燕国主冯弘派人渡海向南朝求救，不过刘义隆并未理会，只是下诏承认冯弘为燕王，至于军队，那是一个人也没派。因为刘义隆有其他事情头疼。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南朝的元嘉十二年，只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两大重臣，尚书仆射殷景仁与领军将军刘湛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刘湛本人虽然是得殷景仁的举荐，才得以入朝居中枢。而初入中枢的他也确实得到了刘义隆的宠信，达到了“日夕引接，恩礼绸缪”的地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湛与曾经一同共事的刘义康亲近起来，如此，便渐渐的不被刘义隆宠信。而刘湛却认为这是被殷景仁构陷的结果，反而意图将推荐自己的殷景仁排挤出去。

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实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俱被时遇，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猜隙渐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夺，时司徒义康专秉朝权，湛尝为义康上佐，遂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倾黜景仁，独当时务。

这就与刘义隆的布置意图相左了。如同使刘义康入中枢是为了必免政局被琅琊王氏所把控一样，他让刘湛入中枢，本就是想让刘湛与殷景仁一起牵制刘义康，使地位尊崇，权力又仅次于自己的刘义康不至于过分膨胀。中枢之地，既不能让门阀士族独占，也不能让皇族把持。所谓帝王之术，即平衡，自古如此。

刘湛倒向刘义康，甚至建议刘义康遣刺客直接刺杀殷景仁，毕竟是皇弟之亲，即使刘义隆知道此事，也不会过分处罚。殷景仁也许是察觉到了风声，便上表请求解职养病。刘义隆自然不许，反而将他升为中护军。但是却同意了养病的请求，令殷景仁居家办公，以家为府。又将护军府迁于宫城西门之外，变相的将殷景仁保护了起来。

自此，两派势同水火，到了“义康僚属及诸附刘湛者，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之门。”的地步。

高层执政们互相之间势同水火，底层百姓们却真正遭遇了大水。

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兖三州、会稽宣城二郡米数百万斛赐五郡遭水民。

京师建康遭遇了水灾，达到了街上可以行船的地步。虽然征集了其他地区的粮食赈灾，但形势严峻，司徒刘义康征询僚佐可以解急的办法，最终采用西曹主簿沈亮之议，全国范围内禁止酿酒，遭水灾的地区禁止富户囤积居奇，卖米牟利：

“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 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且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餐饵所资，尤宜禁断，以息游费。”

不仅如此，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刘义隆更是下诏所有未报备便私自建造的佛寺、铜像一律拆除，自行剃度的僧侣还俗。

也许是内外如此多的烦心事带来了太重的压力，28岁的刘义隆病倒了。

岁末年初之际，建康城总会异常忙碌。州郡的计吏、属国的使节自各地来到京城，参加于正月初一举办，一年中最重要的会议：元会。

在会上，群臣向君主行委贽之礼，表示献身，而君主也会赏赐礼物作为回赠。同时更有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歌舞，构成“元会仪”。通过这些趋于制度化的“礼”来建构君臣关系。

但是元嘉十三年(436)的元会，取消了。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会。

这对群臣来讲是一个危险而微妙的信号。尤其是对本不该来、但是却不得不奉诏而来的檀道济来说。

事实上，在元嘉十二年底召檀道济入朝的诏书到他的驻地寻阳的时候，妻子向氏便对他说：

"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

自元嘉八年临时救场、出征归来之后，檀道济再也没参与过朝廷军政之事。虽然以司空之尊领江州刺史，但是实际上是被放在后方，束之高阁。即使已经远离朝堂，依然被忌惮，不光因为他的功勋，也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很有才能、心腹们身经百战。这种情况使当时不少人联想到一位前朝人物：晋宣帝司马懿。同样的立功前朝，同样在军中有极高的威望，这不得不让朝廷的执政们担忧。何况檀道济更是参与过废立之事。

帝久疾不愈，刘湛说司徒义康，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会帝疾笃，义康言于帝，召道济入朝。

即使明知凶险万分，檀道济还是不得不亲自来到建康。在心惊胆颤的度过一个多月后，由于刘义隆的病情好转，檀道济得到允许，可以返回寻阳。然而在他已经准备出发之际，宫中又有诏书令其下船，当使者张口开始诵读诏书，檀道济便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下场：

“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 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

这道诏书究竟是刘义隆所发，还是刘义康矫诏为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代表了此时朝廷的意见。檀道济面对使者，饮了一斛酒，随即将包裹鬓发的巾帻扔下，叹息道：

乃坏汝万里长城。

虽然诏书中说“事止元恶，余无所问”，但是显然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诏书中说的那样轻飘飘。而是将檀道济的儿子、主簿、参军尽数诛杀，仅留下当时还年幼的檀道济之孙檀孺。

第二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同时派遣南谯王刘义宣往寻阳安抚。

刘义隆的病也好转了。他问殷景仁说：“檀道济死后，谁能继任？”显然，他希望殷景仁可以推荐几位人选的。但是殷景仁回答说：“檀道济的威名，乃是因为战功赫赫，目前其余将领还未有人可以比肩。”刘义隆见殷景仁如此推崇檀道济，不以为然，说道：

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

当年汉朝由于有李广的缘故，匈奴不敢南下，后来呢？

后来的事人尽皆知，汉朝在李广之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刘义隆认为檀道济虽死，朝廷却不用担忧无人可使。况且檀道济对阵魏军也没有如何辉煌的战绩，而是像李广一样以防守见长。

与刘义隆的自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方面的反应

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

不过北魏并未真的向南发兵，而是继续攻略北燕冯弘。

冯弘真的顶不住了。唯一的希望是南朝可以发兵北魏，但是他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种迹象。于是他只能跑，拖家带口的跑向高句丽。

高句丽自从西汉元帝时期建国（公元前37年），到如今已经四百余年了。本来都城一直在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但是在南朝宋元嘉四年（427）之时，为了躲避北魏的侵扰，国主高琏将都城迁到了平壤。

眼见随着冯弘的邀请，自己即将得到大量人口，高琏大喜过望，派数万军队入援北燕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出于不希望远离家乡的朴素愿望，北燕尚书令郭生向魏军投诚，希望北魏可以速速拿下和龙，但是魏军统帅娥清、古弼害怕这是北燕的诱敌之计，并未发兵。无奈之下，郭生只得自行起兵攻向北燕皇宫。冯弘引高句丽军队入城，扑灭了这股叛乱。随即下令放火烧城，城内武库兵器皆被高句丽军队所取，妇女财货也掠夺一空，最后这长达八十余里的队伍，缓缓向平壤移动。

魏军如果此时追击，高句丽军队毫无疑问是必败的。不巧的是，主将古弼醉酒，居然拔刀制止想要追击的军队，魏军无奈之下，只得目送着高句丽军队平安撤退。

拓跋焘得到消息后，下令将娥清、古弼黜落为门卒，随即派使者向高句丽索要冯弘。

高琏见到来的是拓跋焘的使者，而非北魏的铁骑，彻底放下心，知道北魏并无力远征，于是拒绝了使者的要求，声称当在平壤与冯弘“俱奉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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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弘之所以投奔高句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不希望太子冯王仁入魏为人质。然而在逃奔至高句丽后，高琏却征冯王仁为人质。眼见得不到希望的待遇，冯弘再次谋划出奔，派遣儿子冯业率领三百人的船队，先行抵达南朝，请求刘义隆发兵迎接自己。建康方面这次回应了冯弘的请求，派王白驹率水军渡海向高句丽迎接冯弘。

高琏不希望与自己已生嫌隙的冯弘渡海而走，于是遣人将冯弘及其子孙尽数诛杀。

虽然冯弘被杀于高句丽，但是他所派遣的冯业在南方开枝散叶，最后竟然成为了岭南冯氏的开族始祖。而在此之前投奔北魏的儿子冯朗一支，更是将影响北魏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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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高琏的敷衍回复，拓跋焘本想征讨，乐平王拓跋丕劝谏说：“和龙刚刚成为国家的领土，当广修农耕，再行征讨。”与此同时，安静了几年的柔然再次开始骚扰北魏边境，拓跋焘最终只能放弃高句丽。

但是位于河西的北凉，没有被拓跋焘忘记。于是询问多次出使北凉的李顺：

李顺自河西还，魏主问之曰："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朕以东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龙己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对曰："臣畴昔所言，以今观之，私谓不谬。然国家戎车屡动，士马疲劳，西征之义，请俟它年。"魏主乃止。

这一止，北魏便休整了几乎两年。

元嘉十四年与十五年（437，438),南北双方在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动荡后，竟然都没有大动作。拓跋焘出击柔然并未寻到敌人，反而因为赶上漠北大旱，无水草，造成人马多死，成为了为数不多值得记录的事件。而刘义隆在闲暇之余，甚至办起了学校，开启了设置专科学校的先例：

豫章雷次宗好学，隐居庐山。尝征为散骑侍郎，不就。是岁，以处士征至建康，为开馆于鸡笼山，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并次宗儒学为四学。

难得的两年和平之后，南北双方再次相继迎来了各自的转折点。

南朝宋的元嘉十六年（439），是北魏的太延五年，之所以说这一年是南北双方各自的转折点，是因为魏、宋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拓跋焘开启了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自此，北魏将结束淝水之战前秦解体后，北方国家林立的纷乱局面。

而北魏这一战的目标北凉国主沮渠牧犍却浑然不觉。甚至还主动给了拓跋焘一个理由。

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氏与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医乘传救之，得愈。魏主征李氏，牧犍不遣，厚资给，使居酒泉。

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暗通，在被皇后，也就是拓跋焘之妹武威公主发现后，李氏居然下毒谋杀武威公主。幸而拓跋焘遣御医千里急驰，方才捡回一条命。随即，拓跋焘征李氏到平城，而沮渠牧犍却违抗命令，将李氏送往了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西边的酒泉。

沮渠牧犍为何如此胆大？原因是他渐渐向柔然靠拢，对北魏仅仅是外修臣礼，内实乖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实是一次吹牛。

柔然的敕连可汗吴提对北凉使者说:去年拓跋焘亲自来攻打我，士卒、马匹死伤无数。甚至他弟弟长乐王拓跋丕都被我生擒。魏国已经衰弱了，天下只有柔然强盛。若是有魏国使者从北凉经过往西域去，不要接待他们。”这些话语沮渠牧犍是信了。但是他的左右有人不信，将这些言语告诉了途经北凉的魏使，然后传到了拓跋焘的耳朵里。

拓跋焘召集群臣开会，商议征讨北凉事宜。如同之前与夏、宋、柔然开战之前的会议一样，群臣依然不同意，当然，除了崔浩。

崔浩这些年受拓跋焘之命，一直忙于两件事：修国书、定律令。在这次大会中，拓跋焘私下已经询问过崔浩：

浩对曰：“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恆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

崔浩表示应该出兵姑臧，讨伐沮渠牧犍。去年讨伐柔然，军马三十万匹，其实死伤之数只有八千。但是传到远方，变成了损失惨重。正好可以借此传言，出其不意的突袭北凉。惊扰之下，肯定可以灭凉。

有了崔浩打底，在会议上，群臣自奚斤以下，皆言北凉没有明显叛逆的举动，且大军远征，北凉固守城池，而国家后方空虚，是危道。作为出使过北凉12次的使者李顺，更是言道：

"自温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馀，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必乏绝。环城百里之内，地不生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斤等之议是也。"

自温圉水（今甘肃皋兰县附近黄河河段）以西直到北凉国都姑臧，都是石头，没有水草，且姑臧城南的山上有厚厚的积雪，春夏便会消融成河，我军至城下，北凉堵住河道，则姑臧城百里之内，将没有水源，人马饥渴之下，定然难以长期围城。奚斤等人的建议是正确的。

崔浩当场反驳

"《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且雪之消释，仅能敛尘，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为欺诬矣。"

汉书说姑臧畜牧是天下最多的地方，若没有水草，怎么养活如此多的牲畜？况且汉人怎么会在无水草之地建城？消融的雪也就能冲刷尘土，怎么可以用来灌溉？你这是欺君啊。

李顺并不死心，回答说“"耳闻不如目见，吾尝目见，何可共辩"。崔浩也毫不示弱，直接点出李顺为何阻止伐凉的根本原因：

"汝受人金钱，欲为之游说，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

拓跋焘听到这，辞色严厉的批评群臣，并宣布决定出兵

在以太子拓跋晃为监国，留守平城后，拓跋焘亲领大军直扑姑臧。到了城下，见到的景象乃是如崔浩所言的水草丰美，“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馀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更是厌恶李顺之前的欺瞒。

沮渠牧犍还沉浸在柔然可汗的吹嘘之中的时候，就见到了兵临城下的魏军。

最终，等不到柔然军队的沮渠牧犍，只能出城投降。

其实不是柔然没有出兵，而是沮渠牧犍败的太快了。拓跋焘八月抵达姑臧，九月沮渠牧犍便开城投降了。柔然本来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袭击北魏国都平城，但是在接战后不久，便听到了姑臧城破的消息，只能无奈退兵。

姑臧城破后，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西行至高昌重新建国，441年，乘鄯善国内乱之机占领了鄯善，被刘义隆封为西域戎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444年沮渠无讳病故，弟弟沮渠安周继任。460年柔然攻破高昌，沮渠安周被杀，北凉遂亡。

与北朝明刀明枪的腥风血雨相对应的，南朝宋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元嘉十六年正月二十五（439），已经位极人臣的皇弟、司徒刘义康又升官了。

庚寅，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进位大将军，领司徒，余如故。

自汉代以来，大将军的地位便在三公之上。刘义康由司徒进位大将军。元嘉九年以来，刘义康权倾朝野，至此彻底登上了臣子的顶峰。

同在中枢录尚书事的大臣，殷景仁称病在家；刘湛唯刘义康马首是瞻。朝廷用人，大多也为刘义康所举荐。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

地方所贡献的特产，品相好的供到刘义康办公的东府，次品才到皇宫之中。而且刘义康丝毫不遮掩。冬天的时候，刘义隆一边吃橘子，一边感叹说：“今年地方上供的橘子形状和味道都不好啊！。”刘义康却说：今年上供的橘子挺好的啊。”为了印证自己说的，他甚至遣人回东府取橘子，两相对比一看，东府的橘子居然比宫里的大三寸。

如果仅仅是这种小事，刘义隆也许并不会猜忌他的亲弟弟。但是，涉及皇权归属之事，却让刘义隆不得不起了疑心。

在元嘉十三年刘义隆病重到无法举办元会的地步时，虽然刘义康本人表现的无可挑剔，达到了亲自尝药，为了照顾兄长而整夜不睡觉的地步

义康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弥日不解衣

凭心而论，皇室之中的兄弟手足有如此感请，殊为不易。可是架不住手下人的议论。刘义隆病情危急之时，曾经下遗诏让刘义康辅佐时年10岁的太子刘劭。而刘义康回东府言及此事之时，刘湛却说

“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

刘义康的反应也很微妙:不答。既未驳斥刘湛，也未同意他所说的。

其实这个反应已经表明了立场。尤其是对刘义隆来说。不答，便是同意。

在刘义隆病情转好后，于元嘉十五年（438），迫不及待的为年仅12岁、尚未加冠的太子刘劭娶了太子妃殷氏。没错，正是殷景仁的殷。太子妃的父亲殷淳与殷景仁俱出自陈郡殷氏。

而到了元嘉十六年（439），刘义隆又有了大动作。

首先是切割荆州。荆州居长江中游，自东晋立都扬州之建业以来，荆州以地理优势压制扬州，每每产生不听朝廷号令的军阀，荆扬之争贯穿了整个·东晋。南朝宋建立之后，刘裕为了防止荆州出现军阀割据，所以遣儿子刘义隆镇荆州。并且曾下遗诏“荆州只能以皇子依次镇守”。同时对荆州的文武规模进行了最初的规定

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 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虽然不久后便因为刘义隆与徐羡之等人的“政治交易”，使得谢晦为荆州刺史，但在谢晦被平定后，大体上还是遵循了刘裕的遗诏，刘义隆遣兄弟们依次为荆州刺史（唯一的例外是刘义庆）。元嘉十六年的正月：复分荆州置湘州

将荆州南部切割，立湘州。（之所以说复，是因为刘裕曾经设立过湘州，但是在元嘉八年与北魏交战之时，为了统筹规划方便，刘义隆曾将湘州并入了荆州）而湘州刺史，正是刘义隆的二儿子、年仅10岁的始兴王刘浚。这标志着在宗王出镇地方之后的另一种选择：皇子出镇。

紧接着，将淮河中上游的重镇豫州，切割出南豫州，将刚刚上任湘州不到半年的刘浚调为南豫州刺史，而另遣9岁的三儿子武陵王刘骏为湘州刺史。

这种频繁的皇子调动本身就极不寻常，再配以刘义隆的一项当时还不明显，但是从后来看已经处心积虑的行为：

自十六年秋，不复幸东府。上以嫌隙既成，将致大祸。

而这一切的后手，在年底的时候，都得到了解答：刘义隆给13岁的皇太子刘劭举行了冠礼。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

《礼记.冠义》里说：冠者，礼之始也。男子加冠便意味着成为了成年人。而皇太子的加冠，意义便不言自明了。何况与冠礼同时的还有刘义隆的另一项命令：

东宫置兵，与羽林等

皇太子的直属护卫力量，与负责禁卫的羽林军人数相等。虽然这股力量在当时确实是一道坚实的保险。然而到最后，这力量却朝着所有人都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向飞去，并在14年后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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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嘉十六年，南朝的名将裴方明替自己的儿子裴肃之向员外郎刘寿之求婚，双方家长已经定了下来。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皆大欢喜的婚姻，但是当事人，也就是刘寿之的闺女刘智容并不这么想。因为她做了一个梦。梦里，最先来迎娶自己的车子，就像平常人家一样。自己没有上车。后来又有一辆龙旗豹尾的车来迎接，自己上了这辆车。所以她坚持己见，中途悔婚。然后就在同一年，嫁给了比自己小4岁、年仅12岁，还在鸡笼山雷次宗的学馆里上学的萧道成。并于次年诞下一子，取名萧赜（音则）。

472年，刘智容去世，虽然她生前并不知道当时为侍中、领石头戍军事的丈夫萧道成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但这并不妨碍她年少时做的那奇异的梦。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四月，萧道成受禅登基。一个月后，追谥故妻刘智容为昭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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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北海王刘睦与汉明帝刘庄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极好，且刘睦博通书传，谦恭好士。后来明帝继位，刘睦也就出京来到北海就藩。岁末的时候，照例遣使者入京朝贺。在使者动身前，刘睦问道：“皇上若是问我在北海的作为，你会怎么回答啊？”使者回答说：“王爷您忠孝仁慈，敬贤乐士，臣当然是据实相告了。”然而刘睦却摇头，叹息着说：

“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

这样说是害我啊！那些都是我幼年时候的事情了，皇上若是问起，你就回答说我自从袭爵来到北海之后，毫无志气，沉迷声色犬马。刘睦与汉明帝血缘并非十分亲近，同时并未掌权，尚且知道避嫌。而身为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且与皇帝为兄弟手足的刘义康却反其道而行之：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刘义康本人对皇位或许有想法，或许没有。但是常年掌权，他的身边早已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些党羽们自然是希望刘义康可以再进一步的。

司徒左长史刘斌，湛之宗也；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也；及主簿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皆以倾谄有宠于义康

前面曾提过刘湛在刘义隆病重之时，曾提议若宫车晏驾，宜立长君。刘义康府中的另一位僚佐，孔胤秀也在刘义隆病重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去尚书省寻找前朝东晋咸康年间立康帝的资料文书。晋康帝司马岳，在其兄晋成帝在位时期为司徒，咸康八年（342年），晋成帝病重，在当时掌权的扬州刺史庾冰的建议下，舍弃二幼子，立弟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同年，晋成帝去世，司马岳继位。野心昭然若揭。可怕的是，刘义康并不知道此事。更可怕的是，刘义隆知道。

正因为刘义康不知道，所以即使元嘉十六年那么多而频繁的人事调动，都没有引起他的警觉，反而继续大大咧咧。元嘉十七年（440）五月，丹阳尹刘湛因母亲去世，而不得不去职守丧。此时的刘湛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结果：

"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

而刘义康却没有这个意识，甚至毫无知觉，因为他没有任何反应。

丹阳尹是什么职位？

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度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并合分道。

扬州丹阳郡建康县为京城。丹阳尹为京城所在丹阳郡的行政长官。更为关键的是，自东晋哀帝时期，少府与丹阳尹合并之后，此职还掌握着皇宫的财政之权。所以尤为重要。刘湛的对手殷景仁也看到了机会。自元嘉十二年上表称病以来，殷景仁便一直在家休养。如何休养呢？：

卧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

终于，在元嘉十七年十月戊申，刘义隆图穷匕见。

这天一早，刘义康便得到召见入宫，然而等到了宫里，却又有旨意让他在中书省等待；久病在家的殷景仁让仆人将自己的官服取出擦拭，众仆人皆不解其意。到了夜晚，宫中发出诏书，令殷景仁入宫；与此同时，一直负责防守宫城东掖门的正员将军沈庆之也在夜晚得到了召见。

正员将军，指编制内，只有将军之职无领兵之实的将军。考虑到即使是这个官职，也是沈庆之在禁军中靠资历熬了十年才艰难取得的，今年54岁的沈庆之无论如何也可以称一句不得志了。其实他本有机会早日升迁，在刘湛为领军将军时，曾经暗示过他：“你在军中这么久了，按理来讲应当要升”。彼时不过是殿中员外将军的沈庆之却拒绝了：“下官在禁军十年，自应得转，不敢劳烦您帮我升迁。”颇为蹊跷的是，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沈庆之便按正常流程升迁为正员将军。元嘉十七年十月戊申当晚，得到召见的沈庆之“戎服缚袴”，也就是穿戴好甲胄、扎紧套裤脚管入殿。刘义隆惊奇地问道：“为何穿成这样？”

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

这一晚刘湛和他的党羽几乎被一网打尽：

冬，十月，戊申，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恶，就狱诛之，并诛其子黯、亮、俨及其党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于广州，因大赦。

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两位虽然与刘湛牵连甚深，却未遭杀身之祸。第一位是王履。他深结刘湛，与孔胤秀等人“并有异志”。刘义隆曾经想把他从刘义康的大将军府中调出，但是他居然哭着对刘义康说不想离开，最终得以继续留在府中。在十月戊申当晚，见事不好的王履匆忙到连鞋也顾不上穿，便跑到了叔父王球家求救。而王球，乃是刘裕的“恩人"王谧之子。面对惊慌失措的王履，王球先是令人为他取鞋，然后温了一杯酒给他，责备道："平日里我告诫你离刘湛他们远点，现在如何啊？"王履已经吓到说不出话。王球这才安慰他到：“阿父在，汝亦何忧。”最终，王履得以免死，禁止再度出仕。第二位免遭杀身之祸的是徐湛之。徐羡之兄长的孙子。本身身份敏感的他为何又逃过一死？因为他的母亲是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在得知儿子将要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后，长公主连夜入宫，不与刘义隆论君臣，只以长姐的身份嚎哭道：

“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

一番声泪俱下的求情，说的刘义隆也哭了起来，徐湛之因此免于被诛杀，反而在之后为侍中，平步青云。---------------------------分析的分割线---------------------------------实际上考察刘义康的僚佐名单，除王履等数人外，其余僚佐都出身不高，次等士族占据了绝大多数。刘义隆最开始以刘义康主政的初衷，正是为压制士族的代表琅琊王氏。而在元嘉九年刘义康终于为司徒、扬州刺史后，刘义隆为保持平衡，又引入了殷景仁与刘湛进行制约。然而随着刘湛的躁动冒进，导向刘义康，打破了刘义隆苦心设计的平衡。而刘义康更是为次等士族僚佐裹挟，采取激烈的政治运作方式，最终使刘义隆下定决心铲除。刘湛被杀事件标志着刘义康势力的失败，虽然之后仍有反复，但已经不能影响朝局。元嘉十七年是元嘉年间政治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宋文帝刘义隆的平衡努力遭受重大挫折，对元嘉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继续的分割线--------------------------------在中书省等待的刘义康最终等到的是处置刘湛等人的诏书。眼见如此，他很快便上表请辞，刘义隆也没有犹豫，直接改任其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将军如故，出镇豫章。然而刘义康的出镇江州却连当年檀道济的待遇都不如。因为刘义隆还给他配备了监视人员，形同软禁：

以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咨议参军，领豫章太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龙骧将军萧承之将兵防守。义康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

在刘义康将要出发的时候，仍然心存幻想，询问奉命来探视他的著名沙门、外号黑衣宰相的慧琳：“大师认为弟子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建康呢？”慧琳无语至极，叹息说道：“恨公不读百卷书！”从元嘉十七年十月刘义康被贬出建康开始，曾经亲密合作无间的两兄弟再也不曾相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在被贬之后，曾经“好吏职”但是“无术学”的刘义康，开始拾起了书本，当他读史书，看到汉文帝与淮南厉王刘长的事情时，将书扔下，叹息着说：“原来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啊！我获罪真是理所应当。”

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

在刘义康被贬，权力中心出现空缺后，刘义隆以五弟、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仆射、护军将军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如故。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殷景仁因病去世。刘义隆便以王球为尚书仆射，使年仅11岁的二皇子刘浚为扬州刺史，府中大事交由长史范晔、主簿沈璞处置。几乎继承了主政权力的刘义恭，有感于刘义康的失势，所以虽然为录尚书事，却几乎从不发表意见，仅仅当个签字傀儡，如此，刘义隆方才放心。相对应的，对于刘义恭的贪腐、奢侈行为，刘义隆便不再干涉，反而额外赐钱:

义恭惩彭城之败，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给相府钱二千万，它物称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别给钱，年至千万。

朝廷众人几乎都不敢对刘义康的处置发表言论，只有一位小人物——参军扶令育，不辞辛苦地来到宫门前上书。平心而论，这封上表文采斐然、言辞恳切，表达了上书者站在皇帝陛下的立场考虑，害怕皇帝有“杀弟”的名声，所以希望召刘义康回京：

盖闻哲王不逆切旨之谏，以博闻为道；人臣不忌歼夷之罚，以尽言为忠。是故周昌极谏，冯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储嗣，魏尚所以复任云中。彼二臣岂好逆主干时，犯颜违色者哉！又爰盎之谏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则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无及。臣草莽微臣，窃不自揆，敢抱葵藿倾阳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远六千里，愿言命侣，谨贡丹愚，希垂察纳。...............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和，君臣缉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如是则四海之望塞，谗说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扬州牧，然后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启违宪，于国为非，请即伏诛，以谢陛下。虽复分形赴镬，煮体烹尸，始愿所甘，岂不幸甚！

上奏之后，“即收付建康狱，赐死”。这种态度让会稽长公主看不下去了，趁着一次宴饮的机会，长公主下跪叩头说：“车子（刘义康小字）以后必然不能被陛下所容忍，我今日特意来为他求一条生路。”刘义隆面对着长姐的恳请，发誓道：“必然容他。若违此誓，便是对不起父亲。”说完，立即将与长公主共饮的那坛酒封起来送给刘义康，并且亲自在坛子上写道“会稽姊饮宴忆弟，所馀酒今封送。”史载“故终主之身，义康得无恙”，相当隐晦。

南朝刘义康失势的同一年（元嘉十七年，440)，北朝的政治风暴也在酝酿之中。六月，皇孙拓跋浚出生。在前一年，随着北凉灭亡，北魏统一北方，拓跋焘觉得自己武功已经足以匹配天师寇谦之所言的“太平真君”，借着皇孙出生，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这个年号颇有缘由。在拓跋焘即位初年，寇谦之便从嵩山来到了平城。自言得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所授符箓《天中三真太文录》以及《录图真经》来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巧合的是，拓跋焘为太子前的王号，正是太平王。

对于这种神神叨叨的道士，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持怀疑态度，不过依然是除去崔浩。自拓跋焘即位，便因为左右的排挤而赋闲在家的崔浩一眼就看出了寇谦之所宣称的道教教义中融汇了当时的医学、算术和天文成就，制订了一套道教戒律，且含有十分严密的等级制度，是有利于统治的御用宗教。尤其是还公然提出了辅佐北方太平真君的口号。崔浩决定借助寇谦之的教义，施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虽然崔浩是不信道的，他曾经评价道家典籍《道德经》说：

“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这些矫饰诬妄的论述，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写。老聃学习礼义，孔子甚至还向他请教过，怎么会写这种败坏礼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呢?这就是袁生（经评论区指出，此袁生即汉初辕固生）所谓普通人家筐箧里的平常物品，登不得台面，不可在王庭中宣扬。

不过与道教相比，崔浩更为厌恶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土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域僧人来华和佛教经典的翻译，更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的常年战乱，佛教徒们救济贫民、施给医药，配以轮回因果之学说，佛教传播迅速，信徒人数增加的很快，至北魏此时，已经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崔浩的妻子郭氏就很信佛，经常在家诵读佛经，而崔浩竟然以家中佛经焚毁，灰烬倒入厕所的激烈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还不算，在面对同样信佛，以至于在上厕所的路上见到佛像也要拜一拜的族弟崔模，崔浩也曾出言讥讽说:

"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

可见不论道、佛，崔浩皆是不以为然的。然而，直接以儒家学说来影响当时较为“野蛮”的北魏鲜卑贵族是不现实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崔浩在道与佛之间，选择了道教。他与初来北魏国都平城宣扬教义的寇谦之一拍即合：

（寇谦之）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一种杂糅了儒家礼教与道家神异的新型天师道，由此诞生。随着崔浩的地位在拓跋焘时代的提升，天师道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拜礼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襪，吾虽才非贤哲，今奏天师，足以不愧于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最终甚至将年号都改为了“太平真君”。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底，寇谦之谏言：

"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帝从之。

太平真君三年(442)正月，拓跋焘备法驾，前往道坛受符箓。同时在崔浩与寇谦之的建议下，建造巍峨耸立的静轮宫，高到不闻鸡犬之声，准备上接天神。然而也许是想造的太高而超出了当时的建筑技术，结果竟然是‘功费万计，经年不成’。

太子拓跋晃看不下去了，他进言道：“人与神道路殊途，如今寇谦之以遥遥无期的日期做不可能完成的事，白白损耗财力，使百姓疲劳。如果非要如他所言欲上接天神，那为何不去万仞高的泰山之顶？那里不是离天更近吗？”面对儿子有理有据的进言，拓跋焘沉吟良久，方才说出了自己之所以同意建造静轮宫的原因：崔浩力谏。而且直言

“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表面上看，太子拓跋晃似乎是出于担忧民力的目的，然而实际上，他与凉州的著名沙门玄高交好。而且为他讲经的老师高允，年少时曾遁入空门，同时也与当时的另一名僧惠始相交非浅。在佛、道之间，拓跋晃的偏向不言自明。

与之前的北朝征伐不已，南朝暗流涌动相反，在拓跋焘忙着受符箓、建宫殿的时候，南朝开战了：灭国之战。

正是在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底，也就是南朝宋元嘉十八年年底，仇池又闹灾荒了。杨难当不得已之下，倾国南下，谋据蜀地。开始的时候进展顺利，兵锋一度抵达涪城，但是在太守刘道锡的坚守下，最终无功而还。刘义隆终于受够了首鼠两端的仇池，决意出兵：

诏龙骧将军裴方明等帅甲士三千人，又发荆、雍二州兵以讨难当，皆受刘真道节度。

元嘉十九年（442）五月，裴方明抵达前线。杨难当派苻弘祖据守兰皋（今甘肃康县东北大南峪乡），儿子杨和率主力为后援。也许是有重兵做后继，底气很足，苻弘祖并未守城，反而主动出击，意图消灭宋军。但平定了益州赵广之乱、又曾参与过收复汉中的裴方明，此时已经有了名将之姿，他亲自督战，宋军野战击溃仇池军，阵斩苻弘祖。本来为后继的杨和见前军兵败，反而弃军逃跑，裴方明遣部下刘康祖率军急追两千余里，连破仇池数股援军，并最终于赤亭（今甘肃成县西）迫使杨难当逃往北魏，丞相杨万寿投降，仇池国灭亡。

灭国之功！一般将领立下如此功勋，肯定是喜出望外。但是裴方明此时大概率很后悔。所以当朝廷诏书以他为梁、南秦二州刺史的时候，他一开始坚辞不受,。不是不想，实在是不敢。虽然最后在不得已之下，还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命。

裴方明出身河东裴氏，出仕于益州刺史刘道济幕府，成名于平定赵广之乱。从履历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他既不属于南朝的高等士族，又没有于中央军的经历，换句话讲，对刘义隆来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外人”，如今又立下如此军功，怎能不被猜忌？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仇池刚刚平定，尚未彻底安定之时，裴方明即被调回后方，即使朝廷已经预料到北魏会有所动作。

仇池的灭亡打破了宋、魏于陇右地区脆弱的平衡，这标志着南朝基本控制了陇右以南及益、梁大部分地区，十分有利于北伐，威胁到了北魏的安全。北魏则刚统一北方不久，并不希望南朝借仇池挺进关陇，进而割断河西，威胁关中。拓跋焘于是令人修书一封，送于刘义隆，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将仇池还给杨氏，留出缓冲区域：

若摄兵还反，复南秦之国，则诸军同罢，好穆如初。若拒我义言，很愎遂往，败国亡身，必成噬齐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报告。

刘义隆的态度也很明确，凭本事拿下的土地，为何白送回去？坚决拒绝。拓跋焘也毫不示弱，于是魏、宋再起战火：

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将军渔阳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俱会仇池。又使谯王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南趋襄阳，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移书徐州，称为杨难当报仇。

虽然北魏声称在绵延千里的接壤区同时出兵，但是实际上主要用兵地区还是陇右。元嘉二十年（443）正月，魏将皮豹子奉前仇池国主之子杨保宗击溃留守仇池的宋军，重夺仇池。仇池地区仅仅入宋半年，便得而复失。但是对南朝宋有利的消息是：杨保宗并不甘心为北魏傀儡，欲闭险自固以叛魏。被北魏发觉后，遭到杀害。其弟杨文德据白崖（今陕西宁强县东北）反魏，称仇池公，并向宋军求援。

北魏本来为了争取陇右氐人所奉的杨氏，反而导向南朝，这是魏宋双方都始料不及的，刘义隆不仅同意了杨文德自称的官职，甚至还升他为武都王，希望借助他重夺仇池。如果此时刘义隆再遣能征善战的裴方明出征的话，很有可能实现目标，可惜的是:

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

灭仇池的功臣刘真道与裴方明因为匿金宝及善马，而被下诏处死，随征仇池的诸将或免官或下狱。对比刘义隆面对其他王公大臣的贪腐行为，如族叔刘遵考聚敛无节，不问；面对诸弟奢侈贪污，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能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俗语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而今狡兔未死，良犬已烹。

不过作为刘义隆的一生之敌，拓跋焘也不遑多让，刘义隆杀大将，他杀大臣，还杀兄弟。

最先被杀的大臣是李顺。

在攻下姑臧后，拓跋焘让“北凉问题专家”李顺负责北凉投降群臣的封赏事宜。要知道在出兵北凉前李顺曾欺骗拓跋焘说姑臧城外无水草，与事实不符。本身就已经惹怒了拓跋焘，看在李顺以往表现的面子上，方才没有追究。

然而李顺却彷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为拓跋焘所喜，在北凉降臣的封赏中，凭借贿赂多少来决定爵位高低。终于惹出了祸端，太平真君三年（442），凉州人徐桀告发李顺受贿，拓跋焘并前罪，定李顺为面欺误国，赐死。

本来仅仅是徐桀告发受贿，李顺是不至于如此的。拓跋焘也不会为了一个降人的说辞去诛杀自己的亲信大臣。然而关键是崔浩也进言说：“李顺昔年受沮渠蒙逊、沮渠牧犍父子二人贿赂，所以才说凉州无水草。欺君如此，几误国事。不管如此，他还污蔑我对陛下说的才是谗言”。最终在崔浩的意见下，李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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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因为崔浩的进言被杀，实际上是来自于拓跋焘的叙述。在八年后，北魏朝堂风云变幻之时，拓跋焘亲口对彼时自己的谋主、李顺的从弟李孝伯说：“卿从兄往虽误国，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谮毁，朕忿遂盛。杀卿从兄者，浩也。”

不过这句话几分是情感的真心流露，几分是帝王权术，恐怕就只有拓跋焘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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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顺之死只是一个开始，因为第二年将会有更大规模的清洗。

南朝元嘉二十年（443），北朝太平真君四年，在裴方明被杀、皮豹子收复仇池占领陇南的同时，北魏在北边也没闲着。

已经一统北方的拓跋焘，在朝中越来越一言九鼎。此次他决定出兵讨伐柔然，再也没有了群臣劝阻的现象。只有一位还在唱反调：尚书令刘絜（洁）

刘洁的身份迄今为止还有争议。或说其祖刘生在什翼键（拓跋珪之父）时代即作为什翼键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国,属勋臣八姓之一,其族源当属匈奴；或说根据《魏书刘洁传》，他是长乐信都人，属于汉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洁在拓跋焘为太子监国之时，便入选东宫，掌管机要，深得信任。迄今已经二十余年。

如果说崔浩是靠着战略谋划的屡次言中一步步由拓跋嗣时代类似顾问的“博士”升到司徒，得以入朝廷中枢、参与行政决策的话，那刘洁则是自拓跋焘登基起，便一直在中枢掌权。两人无论是从出身、履历、政见上，都不对付。

此次拓跋焘决定出兵柔然，刘洁又劝导说：“柔然迁徙无常，前次出兵无功而返，不如积蓄粮草，等待时机再出兵。”如前几次一样，拓跋焘还是取崔浩的意见，出兵柔然：

分军为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

不同的是，此次刘洁做了一件事：身为尚书令、掌管文书的他篡改了各路军队的集结日期。可是如此明显的做手脚，等拓跋焘回朝发现后，刘洁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作为久在中枢的大臣，刘洁自然不会如此愚蠢。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有信心让拓跋焘不能再回来：

洁私谓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

而乐平王拓跋丕，是拓跋焘同父异母的次弟，同时也是此次西路军主帅。

篡改日期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当拓跋焘领军于鹿浑谷遇见柔然敕连可汗的营地时，身边没有其余其他路的援军。面对这种情况，随军的太子拓跋晃建议不用再等援军，趁柔然不备急击。刘洁自然不同意，他声称柔然营中尘盛，其众必多，应该等待援军到来后再进攻。

这种争论影响到了拓跋焘的决断，他也拿不定主意。然而柔然的动向却暴露了：他们跑了。后知后觉的魏军追之不及，只获得了几个柔然斥候。从这些斥候嘴里，拓跋焘知道了真相，却是如太子拓跋晃所言：

"柔然不觉魏军至，上下惶骇，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

魏军再次无功而返。由于舍弃辎重进行了追击，还军之时粮草告急，造成了不少非战斗减员。眼看就要拓跋焘即将有惊无险的返回平城，刘洁急了：

洁阴使人惊魏军，劝帝委军轻还

他造了种种假象，或许是柔然去而复返，或许是散布流言。通过这些乱象，他有了理由劝拓跋焘“委军轻还”，即离开大部队，只带小股人马先行返回。若如此做，那回军过程中发生什么，就真的不好说了。还好拓跋焘也许是觉察了异常，所以拒绝了刘洁的建议。

同时，在军队刚刚抵达朔方，还未返回平城之际，发布了一道非常重要的诏书：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有鉴于北魏沿袭的草原习俗“兄终弟及”的传统，即使已经立了太子的拓跋焘也并不放心。事实上，拓跋焘本人乃是第一位由太子继位的北魏国君。而为了对抗兄终弟及的传统，北魏的太子不同于中原王朝仅仅是单纯的作为“储君”，而是要监国、负责行政的。这一制度的发端，在拓跋嗣末年由崔浩建议实行。

在形势不明朗甚至自己本身都有危险的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再次下诏确认，以太子拓跋晃监国，同时令诸多功臣们“以爵归第”，不再掌握军事、行政大权。

十二月，拓跋焘终于回到平城。

随即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展开大清洗。首先是拓跋晃正式开始监国，并且由拓跋焘指定了数位大臣辅政：

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

曾经深受信任的刘洁并不在此列，甚至也没有宗室的身影。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其他安排，首先是失期的诸将：

中山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斩于都南

然后是刘洁本人。由崔浩告发其故意矫诏误期，拓跋焘下令穷治。拷问出刘洁曾使尚书右丞张嵩求图谶

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

并且于张嵩家搜出了谶书。拓跋焘下令将刘洁与张嵩抄家，夷三族。刘洁本人由于常年掌管中枢，得赏赐无数，又有诸将的贿赂，所以抄出“财盈巨万”，以至于拓跋焘言则切齿，可见恨意。

无独有偶，刘洁的拥立对象拓跋丕，也有图谶之事。他问相者董道秀说：“我梦见登上了先帝所见的白台，四望无所见，这是无意？”董道秀只回答了两个字：大吉。拓跋丕虽然未有言语，但是面色欣喜。在听闻刘洁、张嵩被抄家灭族后，拓跋丕也识趣的“以忧薨”，意图可以保全自己的后代。然而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

另一位统帅乐安王拓跋范的情况稍好一点，虽然未尝参与密谋，但是他知道密谋却没有告发，最终在刘洁事发后，也“因疾暴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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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安王拓跋范的去世时间，魏书世祖纪说他是死于太平真君八年，而在拓跋范的本传里，却记录着他“后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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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刘洁、拓跋丕利用图谶之事，拓跋焘也很重视，虽然他依靠寇谦之宣称的“太平真君”来赋予自己合法性，但是其他人是万万不能利用图谶之类的。所以在刘洁等人被杀后不久，拓跋焘下诏：

"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皆遣诣官曹；过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门、巫觋死，主人门诛。"

凡是王公大臣所私自供奉的佛教沙门和其余装神弄鬼之辈，皆要让他们到官府报备。否则所供养的赐死，供养者门诛。

这还不算，为了加强管控，又于十天后下诏:

"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诣太学，其百工、商贾之子，当各习父兄之业，毋得私立学校；违者，师死，主人门诛。"

王公大臣之子一律来太学进行学习，工匠与商人之子，都要子承父业，不得私自拜师学习。

彷佛比赛一样，刘义隆杀裴方明后，拓跋焘杀了左右股肱李顺、刘洁乃至兄弟。作为一生之敌，刘义隆也是不会“示弱”的。两边此起彼伏，南边也有一场针对皇位的密谋在酝酿。

不幸的是，作为南朝君主刘义隆与其弟刘义康之间缓冲剂的会稽长公主刘兴弟，于此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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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彼时刘裕出征尽掌朝权路上的最后一块拼图：荆州司马休之。当时的雍州刺史鲁宗之站在荆州这一方，派遣儿子鲁轨扼守江夏，阻止刘裕军队西上。

握有极大优势的刘裕，以长女刘兴弟的丈夫徐逵之为前锋，意图使他立功。然而瓦罐难免井旁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徐逵之于战场上被杀。虽然最终荆州平定，刘裕却无颜见自己的长女，只能托贴身侍卫丁旿将徐逵之的尸体收敛埋葬。

彼时还不是公主的刘兴弟只能呼丁旿前来细问亡故丈夫的安葬相关事宜。而接了苦差事的丁旿，自然不能竹筒倒豆子一般全说出来，只能是刘兴弟问一句，他答一句。而刘兴弟每问，辄用叹息的语调说“丁督护”，其声哀切异常。时人有感战乱之频，因此以之编了一首歌谣，以军人妻子口吻，默默诉说着送丈夫远征时的无奈与哀伤：

督护北征去，相送落星墟。
帆樯如芒柽，督护今何渠？
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
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
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
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

这哀婉的歌谣后来传入了即将北伐关洛的刘裕耳中，为了提升士气，刘裕令人在前加了数句：

督护北征去，前锋无不平。
硃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
洛阳数千里，孟津流无极。
辛苦戎马间，别易会难得。

不过这些都与遭受丧夫之痛且后来近三十年未曾再嫁的刘兴弟无关了。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最开始的动静，是由刘义隆的雄心壮志引起的。

正月，刘义隆将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调任雍州刺史，镇襄阳。其本意是准备“经略关河”，为接下来的北伐做准备。然而实际上这一任命乃是开启了自东晋以来皇室藩王出镇襄阳的先例。更是演变出了新的局面——雍州武人势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如同大名鼎鼎的北府（京口，今江苏镇江）兵多是由两晋时期中原流民陆续渡长江汇集而成的一样，在北方大乱之时，关中、河东的流民们穿过南阳盆地，渡过沔水（今汉江），多聚集在襄阳一带，但是由于南北反复拉锯，直到淝水之战（383），东晋政府对襄阳的控制才稳定下来。三年后，也就是东晋太元十一年（386）正式于襄阳侨立雍州，方便管辖。

如上所言，襄阳作为南北对峙的前沿阵地，并不太平，长期遭受战乱的困扰。所以一些侨迁而来的士人和襄阳本地的文化士族们又继续南迁，汇集到了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造成了襄阳地区“旧民甚少，新民稍多’的新格局。而剩下的那些侨民，经过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煎熬，形成了许多战斗力强悍的武力强宗。侨土两股力量在经过痛苦的撞击后逐渐沉淀下来，形成一支以雍、司、秦侨姓势力为主、以土著势力为辅的新兴地域势力。

时年15岁的皇三子刘骏此时应该并不关注这些。因为对他而言，襄阳并不是好山好水，而是会要命的凶险之地。因为附近的蛮族实在是太多了：“樊邓诸山蛮”、“襄阳诸山蛮”、“郧山蛮”、“竟陵蛮”，为了方便，时人统称他们为“沔中蛮”。这些蛮族由于人数众多，满于山谷，所以无所顾忌。经常劫掠行旅，甚至入郡城抢劫都屡见不鲜。

不过还好，刘骏手里有兵。此时的他，官职是抚军将军，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这些头衔分别代表什么呢？抚军将军，意味着可以开府，征辟僚佐。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乃是虚号，因为这四州的实际土地都在北魏手里，而之所以把荆州的六郡单独提出来，是因为雍州目前乃是侨置，并无本土，六郡乃是实打实控制在荆州手里的土地，其军事相关事宜归刘骏管辖。宁蛮校尉与雍州刺史两职，前者主要负责雍州的蛮族征伐，后者掌管雍州的民政事物。只不过由于侨置的原因，所谓刺史也只是虚职。

在刘骏此时众多的僚佐中，有一文一武帮了他很大的忙。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刘秀之。其人是刘穆之从兄之子，在襄阳令任上，兴水利，复良田，使得“雍部由是大丰”，为接下来的伐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一位乃是沈庆之。在禁军中任职十年不得迁转的他，在参与诛灭刘湛及其党羽后，几经转任，如今为刘骏的抚军中兵参军。他对这些沔中蛮很熟悉。时年59岁的沈庆之在30年前曾来过襄阳。当时在竟陵太守赵伯符手下出谋划策，大破群蛮，使得赵伯符有了会打仗的名声；3年前从禁军刚刚转任为建威将军的时候，也是在征西司马朱修之手下统兵讨蛮。现在又再次随刘骏来到了襄阳。

他成为了沔中群蛮的噩梦。先是与禁军王玄谟部一起伐蛮，生擒七万于人；后来又独自领军讨伐自东晋末便屡屡作乱的郧山蛮，生擒三万于口，战绩彪炳。

为了“经略关河”，在以第三子为雍州刺史后，刘义隆又裁撤了之前为对付刘义康以作后备而设置的南豫州，重新并入豫州，治寿阳。以自己的第四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刺史。

在布置完北伐的西路襄阳、中路寿阳后，刘义隆又任命自己的七弟、征北大将军刘义季为徐州刺史，镇彭城，准备让他负责接下来北伐的东路军。

九月，为了给出镇的刘铄、刘义季饯行，刘义隆设宴于城北武帐冈，大宴群臣。在宴前，刘义隆特意给尚在京中的诸子下敕：都先不要吃饭，等到了宴上再吃。结果等到太阳下山，刘义季还没有出现。诸位天潢贵胄们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刘义隆这才说道：

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

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适的环境中，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有饥饿困苦，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要节俭罢了。

刘义隆在苦心孤诣地谆谆教诲诸子，没有注意到贴身亲卫许耀佩刀已经微出，正以目光直视下方座位中的一员大臣。

被直视的是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范晔。他根本不敢回应许耀的目光，因为在他们的计划里，接下来是要杀刘义隆及太子，然后委过给领军将军赵伯符，迎在豫章的刘义康为帝。如今事到临头，范晔怕了。

让我们从范晔其人说起。虽然文采出众才华横溢，乃至编纂《后汉书》。但是从外貌上来看，他很不讨喜。“长不满七尺，肥黑，秃须眉”，是个又黑又矮的胖子。出身顺阳范氏，其生父范泰在晋宋换代之际颇受优宠，死后追赠为车骑大将军。更重要的是，范泰对刘义隆有恩。由于刘道规去世时无子，刘裕本想以刘义隆出继为刘道规之子，幸得范泰劝谏，刘义隆才没有成为刘道规的儿子。

所以范晔虽然出继为伯父之子，但是看在范泰的面子上，他做的许多荒唐事都没有被刘义隆追究。比如他在参加刘义康生母的葬礼时，夜中酣饮，还开窗户听挽歌为乐，惹得刘义康大怒，却仅仅是出为宣城太守；比如在嫡母去世之时，范晔磨磨蹭蹭去奔丧，且携姬妾自随，被御史中丞弹劾，刘义隆也没有惩罚他，反而以他辅佐二儿子刘浚，直到升他为禁军长官左卫将军，又领太子詹事。

按理讲刘义隆如此厚待范晔，范晔应该死心塌地才对，为何依然心怀愤懑？只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左卫将军范晔，右卫将军沈演之，二人职位并列，也常常一同被召见。当得到召见后，若是范晔先到，刘义隆会等沈演之也到了，才传二人入见；而若是沈演之先到，有时候就会先独自被召见。范晔因此产生了不满。

他的不满被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捕捉到了。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很不得志，因为员外散骑侍郎是所谓的“起家官”，也就是一般士族子弟入仕以做资历的第一个官，闲散之职。而孔熙先此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如果是普通子弟，也乐得闲散，可偏偏孔熙先不太普通：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

不过他久不得调的原因很可能与他父亲有关。其父孔默之在广州刺史任上因为贪污被检举，下廷尉。幸亏当时掌权的刘义康为之求情才得免。所以孔熙先很感激刘义康，以致“密怀报效”，意图使失势的刘义康重新掌权，自己在一展抱负的同时还能报恩。

可是区区一个不得志的员外散骑侍郎怎么操作这种大事？虽然他找好了人选——范晔，可是人家与他地位悬殊，根本没有进见的机会，何谈谋划。然而孔熙先展现出了过人的才能，几乎走到了最后一步：他靠着父亲贪墨的财物，与范晔的外甥谢综赌博，别人希望靠赌博发财，孔熙先却是“逢赌必输”，故意输给谢综很多钱，若是年纪稍长，可能会看出猫腻，但是谢综年少，丝毫不疑，反而日夜与孔熙先厮混，并且将其引荐给了范晔。随后孔熙先故技重施，又故意输给范晔很多钱，还与范晔谈天说地，二人皆擅文章，孔熙先又存心结交，故此使得范晔大有知己的感觉：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

看到关系差不多了，孔熙先开始循序渐进、一步步的劝说范晔。

熙先乃从容说晔曰："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怨。小人受先君遗命，以死报大将军之德。顷人情骚动，天文舛错，此所谓时运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顺天人之心，结英豪之士，表里相应，发于肘腋，然后诛除异我，崇奉明圣，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请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以为何如？"

大将军刘义康众望所归，我受父亲遗命，要报答大将军的恩德。现在天象混乱，是时机已至的征兆，应该顺天应人，集合党羽，于建康发动政变，迎大将军继位，谁敢不从？我愿意尽力而为，事成之后功劳归于大人，您觉得如何？

范晔很是愕然，这也从侧面说明范晔虽然心怀不满，但是并未到想谋反的地步。随即，孔熙先接着劝说道：

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彼岂父兄之仇，百世之怨乎？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曰未厌。是可为寒心悼惧，岂书籍远事也哉！今建大勋，奉贤哲，图难地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鸿名，一旦包举而有之，岂可弃置而不取哉！

不久前殷景仁一言而使得刘湛全家被杀，他俩有什么深仇大恨吗？还不是为了争荣名势利的先后而已。这是史书里遥远的事情么？如今获厚利、取鸿名的机会就在眼前，岂可弃之不取？

范晔变得犹疑。孔熙先又说道：“其实还有一个理由，我实在是不敢说啊。”范晔问道：“何事？”，孔熙先终于拿出了杀手锏：

“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

丈人（当时的尊称）若是认为皇上待你宽厚，那为何不与你联姻，难道是因为顺阳范氏的门户不够格吗？不是啊，其实是因为皇上只是把你当做猪狗一样看待驱使。丈人却想为之效死，真是愚蠢至极！

晔默然不应，反意乃决。

范晔被说动之后，孔熙先返过头来拉拢谢综:

(谢）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

随即联络被“发配”到江州豫章郡的刘义康。素来擅长天文术数的孔熙先根据图谶推算出三件事：

"陛下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

刘义康完全符合条件。这更是坚定了一干人等的决心。为了弥补曾经的不合，刘义康遣曾经的僚佐仲承祖返京，向范晔表明当初的冲突完全是误会。又联络了外甥、刘义康党羽被清算时靠着母亲会稽长公主逃过一劫的时任丹阳尹的徐湛之。以及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臧质。

作为刘裕原配臧爱亲的侄子，臧质与同为外戚的徐湛之关系甚好，而此时的臧质好巧不巧被人检举揭发在地方上奢侈无度，正在回京的路上。徐湛之向范晔等人保证说：“我已经将计划告诉了臧质，他会带门生义故数百人回京，且他还跟侍中萧思话关系极佳，而萧思话当年出镇地方，在京也是有不少义故的。二人兵力合起来有千人之众，不用担心兵力不足。”

外部的兵马有了保障，孔熙先还把手伸进了皇宫中。刘义隆的禁卫队长许耀，曾经得病将死，靠着门路找上了善医术的孔熙先，仅仅一剂汤药，便药到病除。异常感激的许耀自此甘愿为孔熙先驱使。

准备妥当之后，孔熙先又谋划了时间地点：于饯别二王出镇的宴上，发动政变，杀死刘义隆及太子刘劭，嫁祸给领军将军赵伯符，然后召豫章的刘义康入京继位。自认为大功即将告成的孔熙先与范晔列了两个名录，一个写好了准备任用之人，一个写好了与己方不合，准备处死之人；得意忘形的他们甚至都预先写好了檄文诏书：

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跸，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上答天心，下惬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这一切的一切，在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武帐冈的宴上却没有发动。因为各路人马居然没有约好，都等着其他人先动手。距离最近的许耀目光示意范晔，然而对方却根本不回应他。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另一句俗语叫“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两个月后，丹阳尹徐湛之上书刘义隆，告发范晔等人谋反。当然，他把自己和臧质摘了出来。得到上奏的刘义隆下诏穷治。

孔熙先、谢综等人都对罪行供认不讳，而范晔没有。他还在狡辩，面对刘义隆派遣来问话的内侍，范晔说：“朝廷有那么多藩镇，若是谋反，藩镇来讨伐，岂不是自取灭亡么？我怎么会干这么蠢的事？”刘义隆再遣使发问：“要不要把孔熙先等人叫过来跟你对质？”范晔大喊：“孔熙先咬定我了，我也没办法啊！”孔熙先甚至都听到了范晔的狡辩，于是笑着对身边人说“所有符信书疏文告，都是范晔做的或者是他修改过的。怎么现在还作如此抵赖呢”。刘义隆把这些证据都拿给范晔看，这才让范晔放弃狡辩，把前后经过一一道来，最后说道：我好久以前便想启告皇上，只因谋反的事情不明显，又希望这件事消失，所以耽误到今天，我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意被处死。

孔熙先坦坦荡荡的承认，且经过交流，刘义隆甚至认为他极具才华，为此还批评了前吏部尚书何尚之：

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

也许是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认命的孔熙先于狱中再次上书，告诫刘义隆警惕骨肉之祸，虽然自己谋反失败了，但是推测出来的图谶却不一定是假的：非道晏驾，骨肉相残，江州出天子。不要不当回事，并且相当自信的希望此上书可保存起来，以观后效

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揽，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谶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很显然，刘义隆不信，甚至大多数人都不会信的，只是一个罪臣的胡言乱语罢了，不必当真。

历史最终会以吊诡的方式证明一生无人赏识的孔熙先所作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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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肯定是要死的，不过连他的死都有很多故事。貌似慷慨就死的范晔本以为自己会死刑立即执行，在狱中还做了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视死如归：

祸福本无兆， 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 来缘忄画（音获，愚蠢之意）无识。
好丑共一丘， 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 宁辨首山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 此路行复即。

虽然没有嵇康被处死前弹一曲广陵散的风流，却可以像夏侯玄一样颜色不变！

然而由于刘义隆下令穷治其狱，挖出所有相关人员。所以入狱的范晔并没有很快被处斩，这使得范晔又有了生的希望。狱吏逗他说“听说您可能会改成长久羁押”。范晔立刻喜不自胜，孔熙先笑他说：

“詹事当前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

你先前与我共同筹划此事时，举手叫喊，昂头瞪眼，在西池射堂上，骑在马上扬扬得意，以为自己是当世最了不起的英雄，但现在却怕死到这步田地。即使现在饶了你，做臣子的谋害皇上，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而等到行刑的那天，范晔走在最前面，在监狱大门时，他回头对谢综说：“今日行走的次序，是按官职的高低来的吗？”谢综说：“谋反的首脑走在最前面。”在路上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一直没停止。到了刑场，范晔问谢综说：“行刑的时候快到了吗？”谢综说：“估计不会太久。”范晔吃完了最后一顿饭，劝谢综也吃一些。谢综说：“这跟病重时不同，为何非吃饭不可。”

待家人来到刑场，范晔想要见见他们，面对母亲和妻子的时候，范晔只是略有表情，等见到自己的几个爱妾，却忍不住大哭，谢综揶揄他说：“舅舅这样可不像'庶同夏侯色'。”范晔这才止住啼哭。又写信给徐湛之，一向不信鬼神之说的范晔在信中对徐湛之说：当相讼地下。

最后，喝了酒的范晔醉醺醺的等待行刑，期间，因受他连累而也要被处死的其子范蔼大骂他数十声，范晔问道：“你恨我么？”范蔼停下叫骂，叹息说道：

"今日何缘复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最终，范晔等人全部被杀

晔及子蔼、遥、叔蒌、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耀，诸所连及，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晔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谢综弟纬，徙广州。

只有范晔的孙子、范蔼之子范鲁连，因为其是刘裕次女的外孙得以免死远徙。

而等到抄范晔家的时候，景象也是让人啧啧称奇：

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范晔事件对南朝还有一些余波——刘义康。即使远在江州，刘义康依然可以通过旧部来威胁皇位，这让刘义隆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废刘义康为庶人，于皇族中除名，迁徙至安成郡（治所位于今江西安福县），派人严加看管。

如果说范晔伏诛引起了南朝政坛的一次动荡，那么北朝将迎来一次政坛地震，余波所及甚至使魏、宋双方爆发整个南北朝期间规模最大的战争。南北的双雄对峙即将到达最高潮。

还是回到武帐冈宴会的那个时间，元嘉二十二年（445）九月，距离建康很遥远的陕北地区发生了一起叛乱。

北魏民间早有一句谣言说“灭魏者吴”。也许是这句话给了盖吴勇气，也许这句话本身就是盖吴派人散布的。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盖吴于杏城（今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起兵反魏。在击败了前来平反的长安镇魏军后，实力大增，周围各族纷纷起兵响应，聚集了十余万人。盖吴自号天台王，遣使南朝，请求刘义隆出兵北伐：

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 使中都有鸣鸾之响，荒余怀来苏之德。

然而当时南朝的雍州军正忙于剿蛮，无力北上，所以刘义隆只是支援给了盖吴一些官印，使其可以自行布置官署，除此之外，未有一兵一卒的支援。

不过与之毗邻的河东郡倒是有人响应了盖吴。当地豪族薛永宗起兵反魏，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浩大。仅凭当地军镇驻兵已经很难平乱，拓跋焘只得亲征。

南朝元嘉二十三年（446）正月，拓跋焘兵临河东，崔浩建议不立寨相持，而是直接遣军冲锋:

“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众心纵弛。今北风迅疾，宜急击之。”

听从了崔浩建议的拓跋焘毫无悬念的胜了。薛永宗本人绝望自杀，部队也伤亡殆尽。不过还好，得知薛永宗败亡后，位于弘农的薛氏宗族部队向南逃往襄阳。其中的领袖名为薛安都，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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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上至拓跋焘，下到薛安都本人都无法想象，南北朝双方平衡的天秤将会被这位此时看似无足轻重的薛氏领袖所打破。逃往南朝的薛安都在襄阳被忙于剿蛮的刘骏接纳。

走投无路的将军，无心插柳的皇子，二人的君臣情谊于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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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铲除了盘踞河东的薛永宗后，拓跋焘领军自汾阴渡黄河向围困长安的盖吴进发。在进军路线上，崔浩与拓跋焘产生了分歧。崔浩认为应该如同破薛永宗一样兵贵神速，渡河之后直扑六十里外的盖吴军队，一战可定。随后虽然需要忍受一天的饥渴才能入长安休整，但可以彻底解决盖吴主力。但是拓跋焘坚持己见，决定先向南渡过渭水，沿着水草丰腴的渭南行军，在保证后勤的情况下与盖吴正面决战。然而等到魏军从渭南缓缓向盖吴逼近的时候，盖吴直接撤军了。由于隔着渭水，魏军无法追击，只能浪费了这次与盖吴主力对决的机会，拓跋焘很是后悔。不过入长安后，却收到了另一路魏军于杏城大破盖吴的消息，因此拓跋焘并未再兵向杏城。

盖吴在半年之后被手下杀害，义军也被平定。北魏这次动乱本身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拜盖吴所赐，拓跋焘才会巡视关中，然后引出来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太武灭佛。

入长安之后的拓跋焘得到报告：长安佛寺中有大量兵器。拓跋焘大怒，认为佛教徒不必用兵器，此必是为了响应盖吴。于是下令诛杀全寺沙门，并且清点寺庙财产。在清算中，更是发现佛寺中有酿酒之器具、郡守所藏私财乃至在地下室中藏匿妇女。

崔浩看到了机会。一向不喜佛的他，趁机向拓跋焘进言：诛天下沙门，毁境内佛像。拓跋焘同意了。但是却有两个重量级的反对者：天师道领袖寇谦之、太子拓跋晃。

作为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深谋远虑的寇谦之在出山前整合教义的时候，便已经给佛教留了位置，引佛入道，宣称佛祖乃是道教神仙体系里的“延真宫主”：

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正是出于此，所以寇谦之力劝崔浩不要对佛教赶尽杀绝。

而太子拓跋晃则是因为受身边人影响而深信佛法。他早年的老师是佛门高僧释玄高，如今日常为他讲经的高允，早年因为贫困也曾遁入空门。苦劝父亲无果的拓跋晃迟滞发布灭佛的诏书，给了大量僧人逃跑的时间，同时收藏了很多经书佛像，尽力保全。

看不见的裂痕正逐渐在太子拓跋晃与司徒崔浩之间蔓延开来。

此后的两年颇为平静，无论是刚刚平定内乱的北朝，还是逐渐蓄力准备北伐的南朝，都没有大的动静。落在后世史书上的，只有一些官员升迁、转任、的记录。可堪一记的只有仇池杨文德被魏将皮豹子击败，逃往南朝。南北朝双方的西面边境依然维持在秦岭一线，整体上也保持这脆弱而危险的平衡。

直到元嘉二十六年（449）。南朝刘义隆方面，彻底整合好了预想中的前线各路配置:皇三子刘骏调任安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接替病故的皇弟刘义季；皇四子南平王刘铄依然为豫州刺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进驻豫州州治悬瓠，而是驻扎在淮南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以部下行参军陈宪镇悬瓠；襄阳方面，接替刘骏的是皇六子竟陵王刘诞。

北朝方面，拓跋焘似乎感觉到了南面的动作一般，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他先扫除了后顾之忧:于正月和九月两次北讨柔然，并最终在九月的征讨中，重创柔然，掳掠了柔然本部主力的辎重，收民畜百余万。

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

十二月，拓跋焘返回平城。

时间终于来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在即将到达南北朝历史的第一个转折时刻之前，先暂停看一下已经退场的、和场上叱诧风云的那些人物们。

第一颗流星划过，那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其人将游离于华夏之外的拓跋鲜卑各部从野蛮带入文明：入主河北，离散诸部，确立国号、订立子贵母死制度。北朝于斯建立。

在拓跋珪咆哮于北方之时，南方的刘裕开始了他的逆天改命之路。比拓跋珪还要年长8岁的他，在而立之年才刚刚起步。然而凭借着横行天下的战力，先后灭桓玄，谯纵，慕容超，卢循，更是北伐河洛，收复旧都。借着晋朝历代所未有的巨大功勋成功代晋。正式确立了中国长达189年的南北对立状态。

在相继经历了类似过渡的拓跋嗣与刘义符的统治后，双方各自迎来了拓跋焘与刘义隆。

平大夏，退柔然，灭北燕，收北凉，将帅征伐有奚斤、周几、叔孙建、长孙嵩；运筹帷幄有崔浩、李顺、刘洁。而他们共同所效力的，正是庙号世祖、谥“太武”的拓跋焘。所谓：

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定皇权、压门阀、立制度。武有檀道济、裴方明、沈庆之；文有王弘、殷景仁、范晔。庙号太祖、谥“文”的刘义隆相比对峙的拓跋焘也不遑多让。所谓：

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 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

经历了漫长的26年后，二人的对峙也渐渐步入尾声。双方最大的冲突、同时也是距离最近的一次遥望，即将到来。白衣的谋士、浴血的将军、隐忍的王爷，都将步入为他们准备的舞台。

元嘉二十七年，同时也是北朝太平真君十一年，按照传统的历法，此年度壬戌日是月朔，也就是正月初一。在新年的第24天——乙酉日，拓跋焘来到了黄河南岸的洛阳，为九日后的盛大围猎做准备。

对刘义隆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谁能想到谋划了许久的北伐还未开始，拓跋焘看起来反而要先动手了。所以他下令给豫州诸郡守：若是小股魏军入侵，则据城坚守；大队魏军入侵，则携民众渡淮河归寿阳。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斥候尚未探明魏军数量，二月二十日，拓跋焘亲率十万魏军，兵临豫州治所悬瓠（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而悬瓠以西各郡太守早已弃城而走。幸运的是，魏军并未抓到大鱼：如前文所言，皇四子南平王刘铄在寿阳。镇守悬瓠城的是他府下行参军陈宪，兵力不足千人。

本来如很多人预想中很快也要陷落的悬瓠，奇迹般的坚守住了。魏军其实很拼命，起高楼向城内放箭；冲车破坏城墙；昼夜不止的攻城，甚至达到了可以登山积一般的尸体上城墙肉搏的地步，可惜的是，好不容易攀上城墙的魏军发现，悬瓠城在外城墙之后还有一层“女墙”（也叫宇墙）

陈宪亲自督战，宋军依靠女墙坚决反击，杀伤万计，将魏军又赶下了城墙，尸首到了汝水为之不流的地步。

刘义隆在听闻魏军大举来攻的第一时间，便做出了反应：于内，百官减俸三分之一，以供军需；于外，千里传命，令镇守彭城的皇三子刘骏遣骑兵，带三日粮袭击汝阳，也就是魏军所掠人口的看押之地。同时让刘铄从寿阳出兵，救援悬瓠。

于刘骏，这个任务其实有些难度。众所周知，南方没有养马之地，所以很是缺马。刘骏为了凑出计划中的这一支骑兵，搜集了百里之内的马匹，共计一千五百余匹。分为五军：

遣参军刘泰之帅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将之，直趋汝阳。

魏军一直防备着淮河南岸的寿阳发兵救援，根本没有想到以步兵为主的南朝，会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彭城进行突袭。于是，顿兵于悬瓠一个多月后，魏军后方的汝阳遭到了打击：死伤三千余人，辎重被烧，所掠人口被救走。也许是这个消息影响了军心，以至于重点防御的寿阳方向，也被臧质、刘康祖率领的援军突破封锁。

战事进行至此，拓跋焘只能无奈选择退军。临走之前，发骑兵追击从彭城方向来的宋军，使得这支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垣谦之先行逃跑，造成军队惊慌失措，最终导致刘泰之战死，臧肇之溺亡，程天柞被擒，杜幼文率士卒九百余人、四百匹马逃归彭城。

刘义隆设想中夏季就要进行的北伐，被拓跋焘二月的亲征打乱了部署。然而拓跋焘设想中的摧枯拉朽，却被一个小小的行参军陈宪以不满千人的战力所阻止。只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作为这次预想中大冲突、实际效果却是较大摩擦的战争，两方最后的处理都有些过激。南朝方面，刘义隆将先胜后败的皇三子、安北将军刘骏降号镇军将军；寿阳方向的援军臧质，因为擅杀军官，以及私收山蛮俘虏，免官；至于弃军先逃的垣谦之，被处死。得到封赏的只有寿阳方向的另一将军刘康祖以及坚守住悬瓠的陈宪。

北朝方面的反应有意思许多，之前百战百胜的拓跋焘此次受挫，似乎让他颇为恼怒，于是亲自给刘义隆写了一封信，战场上虽然落了下风，嘴上可不能：

“之前盖吴在关陇作乱，你使人招诱，作为大丈夫，为什么不亲自来取？却用金钱来诱惑我边陲的百姓。你还下令说北人投南的，免除七年的赋税。明目张胆的奖赏奸佞之人。我这次出兵所得到的百姓数量，相比你之前得到的数量谁多谁少？

如果你还想保存刘氏宗庙的香火，那就把长江以北的土地都割让了，我就允许你保留长江以南的土地。不然就让你的郡守们准备好床帐和饮食器具，明年秋天我将拿下整个扬州。大势所趋，我就不再饶恕你了。以前你与北边的柔然、西边的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边的冯弘，高丽联系，如今都被我灭了。你还想保持独立？

柔然可汗已死，我向北讨伐，先灭掉这些骑马的贼寇。反正你也没有马匹，所以先留着你。而当我前往讨伐你的时候，你准备干嘛？挖沟渠或是修城墙自保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会直取扬州，不像你只会耍一些小伎俩。间谍我已经抓到又释放了，我军情形他都知道，你可以问问他。

你之前使裴方明取仇池，然后又忌惮他的功劳，将他赐死。如此将领却要杀掉，怎么跟我较量！你常常想一战击败我，可惜我又不傻，不是苻坚。什么时候与你交战呢？我会在白天派骑兵围着你的军队，晚上在百里之外扎营。虽然你们擅长晚上劫营，可惜走不了五十里，天就亮了，这些劫营士卒的头颅怎么会不被我砍下？

你父亲时代的旧臣属虽然年老，但还是很有智谋的。却已经被你杀干净了，这真是天助我也。杀你都不用我再出兵，用婆罗门诅咒你，自然会有鬼神把你绑来。”

通篇下来，这封信只表现出了拓跋焘的气急败坏。一国之君甚至如小孩赌气，都用上了诅咒，不知道刘义隆收到这封信会是作何感想。虽然史书上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我觉得刘义隆一定是啼笑皆非。

这封信毕竟只是小小的插曲。元嘉二十七年的重头戏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拓跋焘的这次南下中，少了一个人的身影——崔浩。之前无论大小征伐皆会参谋军机的北魏智囊，居然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原因很简单：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这就是震惊北魏举国上下的政坛地震——崔浩之死。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国史之狱”。作为北魏政治史上首屈一指的大狱，其起因经过结果，却扑朔迷离，以至于直至今日都众说纷纭。有人说崔浩是因为直书北魏皇室的秽行而被杀；有的说是因为其与太子拓跋晃的矛盾而被杀；有的说是因为北方已定，崔浩已经无用而又势大，又涉及汉人与鲜卑的民族矛盾故而被拓跋焘所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为南北朝初期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从头来审视一下崔浩这个人物。

把历史的车轮倒回西晋灭亡之后。

从西晋灭亡到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建立北魏的这70余年间，河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的统治。河北的士族也经历了多次重组。前秦灭前燕后，部分河北士族出仕前秦。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仕秦的河北士族或自关中东归，或自河北南下，在河南先后与东晋及丁零翟氏相结合，387年，慕容垂克东阿，败温详后，一批河北士族来降。

及秦主丕自邺奔晋阳，祚与黄门侍郎封孚、巨鹿太守封劝皆来奔。劝，弈之子也。垂之再围鄴也，秦故臣西河硃肃等各以其众来奔。诏以祚等为河北诸郡太守，皆营于济北、濮阳，羁属温详；详败，俱诣燕军降。垂赦之，抚待如旧。

克滑台，灭丁零翟后，又有一批河北士族入慕容垂帐下：

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败，皆降于燕，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

崔浩之父崔宏（字玄伯，避魏孝文帝元宏讳，故在《魏书》中以字称之）正是此时入后燕。与在后燕显赫的渤海封、高不同，清河崔虽然是魏晋名族，却似乎因为曾在后赵颇为显贵而不得志（燕灭后赵），不曾进入后燕中央。

不过很快，属于北魏的时代来临了。

河北士族入魏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自西燕入魏；2.参合陂战俘；3.拓跋珪出太行后于河北投降者；4.拓跋焘神䴥四年征士。

崔宏属于第3种。皇始元年（396）十月，拓跋珪东出井陉开启灭燕战争

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

在“捐城奔窜”之列里有崔宏：

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引见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

由于拓跋珪很早就听说过他，所以甫一入魏，崔宏便加入行政中枢。不过此时拓跋珪重用的汉族士人主要是张袞、崔逞。三年后，因为与东晋的外交事件，张袞见废，崔逞被杀，崔宏方才上位。第一件见诸史料的大事便是助拓跋珪定国号为“魏”。又因熟悉历代制度“故事”，得以升任吏部尚书，负责朝廷行政：

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所任。势倾朝廷。

而且崔宏之地位可以比肩鲜卑勋贵

赐玄伯爵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旧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宠过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浩入仕为秘书郎，侍奉在拓跋珪左右。

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此时拓跋珪不过三十八九岁，由于长期服用寒食散，已经病入膏肓，且喜怒无常。达到了白天数日不吃饭，晚上整夜无眠，还在半夜喃喃自语的地步。面对朝臣，也是稍有不如意即亲自殴打致死，陈尸殿外。在这种情况下，崔浩竟然可以“恭勤不怠”到整日陪在拓跋珪左右，还能得到御赐的粥喝，可以说颇为得宠。

也许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又由于早年的部落经历使得拓跋珪深知汉化不深的北魏政权“父死子继“还未形成制度，因此，拓跋珪援引汉武帝的办法，赐死准备立为太子的长子拓跋嗣（17岁）之生母刘贵人。生性孝顺的拓跋嗣不能接受，日夜哭泣。拓跋珪知道后大怒，召拓跋嗣入宫。

拓跋嗣不确定喜怒无常的父亲将会做出何种举动，心怀恐惧之下，选择逃出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眼见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出逃，又害怕自己去世后“兄终弟及”，拓跋珪便准备改立次子清河王拓跋绍（15岁）。于是，便要杀死拓跋绍之生母贺夫人（李凭老师《北魏平城时代》中的大胆推测，因为要改立拓跋绍，所以才要杀其生母）。

贺夫人被囚禁后，秘密遣人通知儿子拓跋绍。一向不得宠的拓跋绍一不做二不休，趁夜偷偷入宫，与早就人人危惧的宦者们杀死拓跋珪。

第二天宫门开启，拓跋绍集合百官，询问意见，众臣愕然之下，由长孙嵩带头宣布向拓跋绍效忠。但是平城外的各部“人怀异志”，暗流涌动。拓跋绍为了笼络人心，大行赏赐。

这时候，崔宏做了一件事情，使得他得以在波澜诡谲的北魏初年政局中屹立不倒：独不受。也就是说，朝中群臣，只有崔宏不曾接受拓跋绍的赏赐。

拓跋嗣听闻父亲已死，本就离平城不远的他暗中联系大臣后，返回平城，诛杀拓跋绍，登基为帝，是为魏太宗明元帝。

由于崔宏在拓跋绍之变中的表现，在新帝登基后，依然深得信任，甚至位列“八公”（除崔宏外，皆为鲜卑人）。作为崔宏之子，又“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的崔浩得以拜博士祭酒，为拓跋嗣讲经。拓跋嗣好阴阳术数，信“天象”那一套，崔浩就投其所好，多次将政局与天象相结合，预言天下形势，且较为准确。

先后预言了后秦灭亡、刘裕之胜、还在刘裕北伐之时建议北魏不要出兵干预以及刘裕将失去关中，堪称“预言家”。在刘裕南归的同一年（北魏泰常三年，418），崔宏去世，崔浩继承了父亲白马公的爵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崔浩也仅仅只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却并没有继承父亲的权力，行政权力。说到底，此时仍然为博士祭酒的崔浩，只相当于皇帝拓跋嗣的私人顾问，不曾染指国家决策、行政权。

直到他窥破了拓跋嗣的一项心病：立储。

如同父亲拓跋珪一样，拓跋嗣也不想遵循“兄终弟及”的草原部落传统，而是希望“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虽然拓跋嗣是以长子的身份继位，但正如前文所讲，他是通过诛杀作乱的拓跋绍才得以登基，并非名正言顺的为太子登基。因此，他不仅希望父死子继，还希望可以形成制度，来保证皇位的世袭。很不正常，一个皇帝居然要苦心孤诣的考虑“世袭”，这正是汉化边缘的鲜卑北魏强大的部落习俗所致。

于是，在常年小病缠身的情况下，拓跋嗣秘密询问崔浩：

"《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

要求崔浩“为我设图后之计”。崔浩在吹了一通诸如寿比南山的彩虹屁后，正经回答到：

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

北魏建立以来的继承乱象（实际上只有拓跋珪末期那一段）完全是因为没有早立太子。而且由于强大的部落遗俗，为了准备应对皇帝的“兄弟”们，这个太子还不能像传统的汉人王朝那样仅仅是象征，而且要掌管实际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储贰”。因此，在立太子后，要选左右值得信任的大臣辅佐太子，“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同时，崔浩直接了当的推荐皇长子拓跋焘（13岁）。

在又询问了资历深厚的长孙嵩后，拓跋嗣最终决定立拓跋焘为皇太子，监国。以刘洁（先祖为慕容鲜卑家臣，魏书记载为长乐信都人，其为鲜卑化汉人的可能性较大）、古弼(鲜卑人）、卢鲁元（鲜卑人）为拓跋焘的东宫班底“对综机要，敷奏百揆”。

崔浩也得以名正言顺的参与到政事中来，而不是再以类似“私人顾问”的形式：

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

然后紧接着，崔浩就与拓跋嗣和鲜卑勋贵们在国家战略上发生了冲突。此时赶上南朝刘裕去世，主少国疑，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议南征，崔浩提出了不同意见。（见前文）需要指出的是，崔浩不是不同意南征，而是不建议此时南征。因为刘裕刚刚去世，虽然主少国疑，但是如果大兵压境，肯定会团结对外。应该缓一缓，等刘裕留下的辅政大臣们“争权”之时，再行发兵。

从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以及后续南朝的传统争权艺能来看，若是魏军可以晚两年南下，说不定真的可以坐收淮北。

不过说不准，因为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拓跋嗣病逝。

拓跋焘即位，然而对拓跋焘算是有“恩”的崔浩，由于得罪了太多勋贵，很快就被免去官职：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

在赋闲期间，崔浩并没有闲着，他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宗教。具体来讲，就是天师道。（见前文）

在崔浩与寇谦之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杂糅了儒家礼教与道家神异的新型天师道，由此诞生。

与此同时的朝堂上，由于群臣与锐意进取的拓跋焘屡有争议，因此，拓跋焘启用了崔浩来对抗群臣。在伐赫连夏、讨柔然、抵御南朝北伐、灭北凉等一系列战争决策中，崔浩每每与拓跋焘意合，且能通过观天象等手段，使意见不同的大臣们哑口无言。拓跋焘偶尔未听信崔浩之建议，如在南朝北伐的应对上，事后也会感叹：

世祖谓公卿曰："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

在崔浩的战略建议下，拓跋焘统一北方，结束了前秦覆灭以来北方的乱局。居功至伟的崔浩得到了拓跋焘很高的评价，在面对归降的高车部落之时，拓跋焘不无骄傲的夸赞：

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尫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

在面对北凉使者时，拉着崔浩的手说：

“汝所闻崔公，此则是也。才略之美，于今无比。朕动止咨之，豫陈成败，若合符契，未尝失也。”

更曾饱含深情的对崔浩说：

"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这两位年纪相差17岁的君臣之间，似乎还有一种弟子与老师的感情。不过并非所有的君臣都是刘备与诸葛亮，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此后的崔浩，排挤了出身赵郡李的李顺，导致其被杀；借机使把持尚书令多年的刘洁以及一众鲜卑勋贵被族洙；又因盖吴之乱灭佛，与太子拓跋晃有了矛盾。更有甚者，乃是同时得罪了一帮汉人大臣与拓跋晃：

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

崔浩直接推荐了诸州数十人为郡守。拓跋晃建议应该以“先召之人”为郡守，崔浩新推荐的这些人可以先为郎吏。

所谓先召之人，所指正是上文所提到的第四种如仕北魏的汉族士人：神䴥四年北魏朝廷所征召之人。

崔浩不同意拓跋晃的意见，最终仍然以自己新推荐的人为郡守。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1.崔浩的权力已经到了可以把无官职的数十人直接起家为郡守的地步。

2.先召之人会怎么想？

要知道，这些先召之人即“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均为汉人士族。其中卢玄更是崔浩的表弟。崔浩实际上是阻塞了他们的升迁之路。

之所以针对他们，是崔浩自认为时机成熟，准备放出大招：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也就是说，崔浩想要用自己的权势决定整个北魏治下士族的门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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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其实早晚要在“汉化”日深的北魏实行。可惜的是，历史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崔浩。而此时也尚未达到可以分明姓族的时机。这个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在数十年后由一位北魏皇帝来完成，在历史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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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崔浩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我们从“代歌”说起。

《魏书》中说

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田余庆先生推测代歌实际上便是拓跋氏祖先们的史诗。是拓跋珪建国后，令著作郎邓渊辑集而成，用以歌颂拓跋珪以及祖宗们开基的功业。后来又以此为本，令邓渊修《代记》，即正式的国史。但是“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也就是只有大事编年。然而即便如此简略，赶上已经喜怒无常的道武帝拓跋珪，邓渊也难逃一死。

虽然史载邓渊牵涉和跋之乱被赐死（406年），但是田余庆先生从邓渊死后二十余年，国史“废而不述”推测邓渊正是因为修代记触怒拓跋珪而遭赐死。

拓跋焘神䴥二年（429年），下诏恢复修史，崔浩参与其中：

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晃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十年后，拓跋焘灭北凉，终于统一北方，为了记述自己的功业，再次准备修史，下诏给崔浩说：

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䴥，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兗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诏书结尾，特意点出务必要从实录。此举正是针对之前崔浩参与修成的《国书》而言，很可能《国书》并未秉笔直书。

时值北魏太延五年（439），第二年改元太平真君。

在经过太平真君年间的一系列斗争后，崔浩迎来了自己权力的顶点，也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

闵湛、郄（音”且“，《资治通鉴》中作郗）标二人也许是为了讨好崔浩，提了两个建议：1.废除前代大儒马融、郑玄等人所注的儒家经典，以崔浩所注为准。2.为了彰显崔浩所编《国书》的秉笔直书，于平城立石铭，刊载国书内容。

崔浩很是受用，上表推荐二人有“著述才”。令人深思的是，太子拓跋晃大力推崇闵湛、郄标二人的提议。

终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国史石铭刻成：

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

为何魏之先世会引起诸多“北人”，也就是鲜卑人的愤怒呢？周一良先生推测崔浩既然直书北魏国史，则必然记述拓跋氏在草原时代的种种游牧民族习俗，如父亲死后，儿子续娶父亲姬妾等，乃至道武帝拓跋珪早年间执父降前秦等事。

崔浩早年间由于随侍拓跋珪，所以有着异常谨慎的政治嗅觉。在练习书法，抄写《急就章》（当时的启蒙识字帖）时，遇“冯汉强”三字，每每改写为“冯代强”，以示尊敬。然而到了晚年，竟然犯下如此招忌讳的巨大失误，不得不说，两代魏主拓跋嗣，拓跋焘的信任，使他忘记了“伴君如伴虎”这个朴素的道理。

本身已经得罪了诸多势力的崔浩，最终惹了众怒：

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在此案中，拓跋晃的心腹高允的角色晦涩不明，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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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仇鹿鸣先生的推测，高允实在是很可疑。无论崔浩之死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较量，无可否认国史之狱是置其于死地的导火线。但是这种文字狱的罗织需要极其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而处于崔浩政治对立面的鲜卑贵族如拓跋晃、长孙嵩之辈似乎均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崔浩监修国史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为何矛盾在佛道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爆发，其时机之选择颇可玩味。而刻于天郊东三里衢路边的国史，从其安放的位置和规模来看，最初多少也带有宣示北魏皇权正统性的意图。可以想见罗织国史之狱之人不但要精通汉文化，而且更要笃于佛教，才会选择在此时机发难，而细考拓跋晃周围的人物，高允似乎成了重要的嫌疑对象。高允甚至还受命草诏夷崔浩五族，虽说草诏本是中书侍郎的职责所在，但让一个涉案之人来草拟诏书，未免太过离奇，何况北魏中书侍郎常置四人，高允之外尚有其他可以担此责任之人。更为奇怪的是 崔浩死后，高允受敕收浩家，这实际上是让高允主持清查崔浩的工作，监国的拓跋晃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进一步整肃政敌崔浩的机会，高允的这项使命当是出自拓跋晃的推动。再考虑到高允在崔浩死后，一直是北魏修史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理由怀疑魏收看到的关于国史之狱的相关记载皆是经过高允之手的整理与润饰。尤为明显的是《魏书·崔浩传》中所载: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其笔法明显是站在亲佛教的立场上，宣讲因果报应，指责崔浩之死皆是缘于灭佛之恶业，颇让人怀疑此段记载本是出自佛教信徒的手笔。《魏书》关于国史之狱的记载具有如此明显的褒贬之义，难免使人对站在历史背后的书写者的身份、立场和目的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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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也好，众怒也好，崔浩的下场却是史有明文：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馀皆止诛其身。执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一代谋主最终惨死。消息传到南边，一个月后，也就是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刘义隆下诏北伐:

“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芮芮亦遣间使远输诚款，誓为掎角；经略之会，实在兹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帅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咨议参军申坦水军入河，受督于青、冀二州刺史萧斌；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东西齐举；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开、陇；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

问人间谁是英雄？元嘉年间的最高潮，终于正式开场。

在北伐的部署上，主要分为三路。其中主力由王玄谟率领，北上后自东向西进军，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持节为后继统帅，皇三子刘骏以总督东路的身份坐镇彭城；中路军由豫州寿阳出发，臧质为统帅，领刘康祖诸将向许、洛。皇四子刘铄总督，坐镇寿阳；西路军由雍州襄阳出发，以柳元景为统帅，领薛安都诸将向潼关。皇六子刘诞坐镇襄阳挂帅。又令偏师由刘秀之总督，自汉中向关中。各路军队名义上统一归皇弟刘义恭调度。与刘骏一样，刘义恭也坐镇彭城。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开始的这次北伐，是整个南朝规模最大的北伐。此战对南北双方政局影响深远。“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绩，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然而当时的刘义隆是意识不到的。他信心满满，毕竟为了此次北伐，他已经准备了数年之久。而大臣们，或者说绝大多数大臣们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支持此次北伐的，只有尚书吏部郎袁淑、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

这四位在未来几年里会经常登场，所以不妨先分别介绍一下。

袁淑，出身陈郡袁氏，其妹乃是刘义隆的皇后（袁皇后已经于元嘉十七年去世）。姑父是王弘，从母兄是刘湛。按理说出身如此显赫，袁淑应该被委以重任才对，可惜的是袁淑本人并不擅长吏道，为人“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所以对刘义隆北伐的主张，也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只能用拍马屁的方式来表达支持，在朝会上奏言：

"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

这次北伐当席卷河北，等北伐成功，陛下于泰山封禅之时，我愿意写一篇《封禅书》来记录您的功绩。

刘义隆听后欣喜不已，大笑着说道：“封禅乃是盛德之事，我还不配呀。”

徐湛之在之前已经多次出现了。因为其母是会稽长公主的缘故，所以他虽然先后涉及刘义康、范晔事件，却依然可以得到刘义隆的重用。

江湛能得到刘义隆的信任，乃至位列执政，乃是因为其人确实颇有才能。先后预见了檀道济、刘义康的败亡，拒绝了二人得意之时的示好。后来又辅佐皇六子刘诞，表现出了吏治才能，终于在元嘉二十七年步入执政之列。也许正是相对来说最无依无靠，所以他支持北伐之意最为坚决，坚定的站在刘义隆的立场上。

而另一位支持刘义隆北伐的王玄谟，则与上述三人皆不同。

首先，他不像另外三人一样属于“侨姓士族”（即在东晋初就南渡的北方士族），乃是晚渡北人。他的家族进入南朝相对较晚，是在刘裕灭慕容超之后方才入南。所以南方本地士族和侨姓士族，称这些晚渡北人为”伧（音仓）荒“，乃是讥讽北地荒远，北人粗鄙之意。即使王玄谟自称是北方高门“太原王氏”的后人。

其次与另外三人不同的是，他领过兵，甚至曾经与魏军交战（见《南北双雄1》）。三十年前的那场败仗很可能让王玄谟念念不忘，所以他日夜希望北伐，并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计划：

“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

在多年之前的上书中，王玄谟便提出两道并进。一路从襄阳出发；一路从东面出发。事实上此次北伐也确实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值得注意的是，王玄谟乃是不止一次的上书请求北伐，甚至很可能刘义隆北伐念头便是由王玄谟所启发，因为刘义隆曾经对周围的侍臣说：“观王玄谟的上书，真是让人有封狼居胥的念头啊！”

封狼居胥，冠军侯霍去病，汉武帝。汉代那些令人神往的功绩所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刘义隆确实有效刘彻之雄心壮志。即使这雄心壮志不被大多数朝臣所认同。

比如时任太子步兵校尉的宿将沈庆之。他劝谏说：“敌骑我步，先前檀道济、到彦之的北伐都失败了，王玄谟的统帅才能未逾二将，军队与之前相比也没有提升，恐怕将再次失败。”而刘义隆回应说：“先前失败，乃是因为檀道济养寇自重，到彦之北伐之时目疾发作，故而失败。北虏不过是仗着骑兵，然而方值夏季，借着各水上涨，我军凭着河道北上，碻磝的魏军根本不可能抵挡，滑台也将会被攻克。然后继续沿水路西进，虎牢，洛阳自然也就被收复了。等到冬天黄河冰封，北虏虽然可以用骑兵过河，但是我军已经占据了黄河以南的所有城池，魏军只能束手就擒！”

沈庆之虽然不曾与魏军交战，但是他对宋军的战斗力还是知根知底的。所以固谏不止。刘义隆也不再直接反驳，而是让江湛、徐湛之给沈庆之解释。这样一来沈庆之更气了，大声说道：“治国如治家，耕田应当问农民；纺织当问婢女。陛下如今准备伐魏，却只与不知兵的白面书生谋议，事情如何成功！”刘义隆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大笑起来。在接下来的北伐里甚至以沈庆之随东路的萧斌出征，很可能是为了让沈庆之见证自己决策之英明。

中路的大将刘康祖也反对此次北伐。不过他的进言温和一点，指出夏季将要过去，很快入秋，秋高马肥之际魏军很容易反击，所以希望可以等明年再北伐。刘义隆也亲自做出指示：不可。如今崔浩刚死，北虏朝廷不稳，出现多处义军，若是待明年再北伐，会寒了北方各地义军之心。

在内部种种劝阻之下，刘义隆毅然决然下令出兵。全国军队大规模动员，同时下诏前线六州的民丁以逢三抽一、逢五抽二的比例，自命令到达之日起，十天之内整理好行李。沿长江的民丁的集合于广陵(今江苏扬州）、沿淮河的民丁集结于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同时以军费不足为由，令上起王公大臣、后妃公主，下至富民、僧尼的所有人，家产超过五十万钱、积蓄满二十万钱的，捐出四分之一的财物以供军需。当然，不是白借，等前方军队大胜之后，自然会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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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几乎所有史家，都认为元嘉二十七年是南朝宋衰败的开始。如果说“元嘉草草”是辛弃疾高度概括的无奈惋惜，那么沈约在《宋书.良吏传》里的叙述就生动、细致了许多：

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所谓深赋厚敛，天下骚动，并非是文学性的描述。自此之后，承平近三十年的南朝，将进入兵连不息的动荡时代。宋太祖文皇帝刘义隆，正在毁灭自己亲手缔造的“元嘉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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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听见南朝大举北伐的消息后，颇为忌惮。北魏的形势其实并不像他退兵时给刘义隆的信中说的那样从容。盖吴之乱搅动了北魏本来统治就不甚稳固的关中；崔浩之死更是影响颇大，以至于人心浮动，与崔浩有关系的世家大族纷纷南逃，使得北魏的统治核心河北地区都出现了乱象；更不要说治下本来就深厚的民族矛盾了。

所以拓跋焘又给刘义隆写了一封信，居然是义正言辞的表达了谴责。先是开篇明义的表示”我们两国和好很久了，你却贪得无厌的引诱我边境的民众。因此我在年初的时候南下，是为了驱赶那些逃亡到南方的人民回来。”。所以你的北伐师出无名，属于主动挑起战争。接着，又发挥了自己的“传统艺能”嘲讽，在信中说刘义隆“虽然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从来没出过国门，与三岁婴儿无异。怎么跟生长在马背上的鲜卑人比？。”最后为了表示自己的鄙视，拓跋焘还送给刘义隆北方特产：十二匹骏马、毛毡以及药物，表示如果想来平城，那么你的马力不足，可以骑我送的；北方寒冷，可以盖毛毡；要是水土不服，这里的药物也可以治疗。

刘义隆依然没有回信。他的反应是下令进攻。

元嘉二十七年七月乙亥（17日，公元450年8月10日），东路军王玄谟攻克”河南四镇“最东边的碻磝

获奴婢一百四十口，马二百余匹，驴骡二百，牛羊各千余头，氈七百领，粗细车三百五十乘，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虏田五谷三百顷，铁三万斤，大小铁器九千余口，余器仗杂物称此。

中路军也拿下了长社（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县）。之所以是”拿下“而非攻下，是因为镇守长社的荆州刺史鲁爽是直接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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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爽是一个人有趣的人物。他的祖父是鲁宗之、父亲是鲁轨。换句话说，他与南边的徐湛之、刘康祖都有仇。其父鲁轨于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对抗刘裕的战争中，阵斩二人之父徐逵之、刘虔之。后来不敌刘裕，于同年投奔了后秦，之后又投奔了北魏。任荆州刺史、襄阳郡公，镇守长社。鲁爽作为人质，在平城侍奉于拓跋焘左右。直到元嘉二十六年鲁轨去世，方才南下长社，接替其父。随即好巧不巧的赶上了南朝的大规模北伐，只能狼狈逃跑。值得一提的是，鲁爽本人虽然“字女生”，但却是当时著名的“万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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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路、中路的顺利进展不同，自襄阳出发的西路军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然后引出了当时另一位号称“万人敌”的绝世猛将。

与东路、中路或是溯流而上或是平原推进不同，自襄阳出发的西路军需要翻越豫西群山，方才抵达前线——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这就造成了当前锋鲁方平、庞法起、薛安都云集弘农之时，由于后勤转运艰难，统帅柳元景只能亲自于后方征集粮草。

驻守弘农的魏军太守李初古拔也未像鲁爽一样弃城而逃，即使是野战失败，还是选择继续据城坚守。各路宋军在未有统一指挥的情形下，四面攻城。

宋军各路前锋中，有一路对弘农很是熟悉——薛安都。当初他随薛永宗起义反魏之时，所据之地正是弘农。因此，当他再度出现于弘农城下时，果然引发了城内的动乱。李初古拔于城南督战之时，城北守军却向薛安都的部队竖起了白旗。副将谭金率军先登，最终攻破弘农，生擒了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

随后，在主帅柳元景未到的情况下，宋军再次分兵：薛安都留守弘农；庞法起西向潼关，试图进入关中；鲁方平、庞季明东趋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准备隔绝洛阳魏军援救关中的道路。

宋军之所以如此急切的进军，很大可能是因为庞季明。事实上，已经70余岁的庞季明之所以随军出征，正是因为镇守襄阳的皇六子刘诞看中了他出身关中大族，在羌人和关陕地区有很大的号召力。

等到柳元景赶到弘农，见到前锋诸部已然出击，生怕庞季明有失，赶忙令薛安都也率军东向陕城，支援庞季明。

薛安都来的很及时。庞季明在陕城面对的不光是魏军的留守部队，还有度过崤山，从洛阳来援的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的两万部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万援兵中，大部分都是鲜卑骑兵。

--------------------------军事史的分割线------------------------------

为何要着重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南北朝初期，中国历史上的骑兵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定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直到骑兵退出舞台，再也未发生革命性变化。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中原政权的骑兵运用，则来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的武器是弓箭。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所有骑兵的通用武器。乃至西汉建立后，匈奴骑兵的战术也多是单兵骑射，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冲击肉搏作战。冒顿之所以在白登之围时无法消灭刘邦所领汉军，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骑兵的作战方式所决定的。而之所以当时匈奴骑兵的战术是骑射，除了技术上的原因，更多的乃是政体的原因。在飞驰的、无马镫、马鞍的马上进行冲击肉搏作战，需要严厉的军事纪律来强制施行，而这恰恰是早期草原帝国所缺乏的。所以当组织性更强的汉军以冲击骑兵的方式来对抗骑射的匈奴骑兵时，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此时的骑兵在面对成阵的步兵队列时实行冲击战术还是很不明智的。

直到骑兵的第二次技术性革命，在西汉中晚期到来—高桥马鞍诞生了。由于通过垂直的鞍桥为借力点，通过腰背部的借力，马鞍与骑士腰背的接触，战马奔驰起来的冲击力，转化传递到骑兵手中穿刺类长兵器的锋刃尖端，从而形成巨大的杀伤力和威力无比的正面集团冲锋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两汉之交时，著名的“渔阳、上谷二郡突骑”，汉光武帝刘秀在首次得到这一军队时，忍不住对其统帅景丹说：

“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

此时的骑兵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与步兵一起成为了主力兵种。不过，这只是骑兵发展的转折点，而非终点。

终点在东晋十六国时代到来—稳定的双马镫出现了。从此骑兵不光可以进行冲击，在静止状态下，借助马镫带来的稳定性，也可以做出多种技术动作。同时，由于骑兵冲锋速度过快，传统的步兵指挥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骑兵统帅往往选择亲自参与冲锋，历史由此进入了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鲜卑突骑的分割线-----------------------------

所以面对宋军，有很大技术优势的魏军骑兵敢目中无人的进行挑战，纵突骑反复冲击宋军军阵。不过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个变数：薛安都。

面对魏军的不断挑衅和士气越来越低落的本方军阵，薛安都“怒甚”，其人摘下头盔，解开甲胄，战马也去掉具装铠甲，单人单马，冲向魏军：

“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
“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哱，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

再加上又一路宋军抵达战场，魏军以为柳元景大军已到，于是选择退入陕城。

第二天，宋、魏二军于城外进行决战，鲁方平领步军，薛安都领马军。面对着魏军的坚城劲兵，鲁方平对薛安都说：

“今勍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

薛安都豪气干云，大声答道：“善，卿言是也，我岂惜身命乎！”随即再次横矛直入魏军，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转折出现了。

柳元景于前一日令军副柳元怙卷甲兼行，一夜自弘农至陕城，然后偃旗息鼓，士马衔枚，于决战日傍晚全军出击，已经苦战半日的魏军彻底崩溃，随着宋军宗越部的冲锋，魏军阵亡三千余人，两千余人被俘虏，更有不少士卒慌不择路，投河而死。最终随着统帅洛州刺史张是连提被阵斩，陕城被宋军攻克。

柳元景也在决战的次日早晨抵达陕城，面对着俘虏中众多的汉族士兵，柳元景责骂他们为北魏效力，俘虏们哭诉道：

“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

我们被鲜卑骑兵督战，且家乡的父母老小亦皆被押为人质，一旦其在前线稍有怠战、逃亡的嫌疑，便会被屠杀，这是将军亲眼所见，不是我们愿意背叛王师啊。

尽管薛安都等诸将全主张将俘虏杀尽，柳元景最终还是选择了释放他们，声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

随着陕城被攻克，关东魏军救援道路被彻底隔绝，而潼关的魏军在听闻这一消息后，选择了弃关而逃，长安暴露在宋军的兵锋之下。形势一片大好，然后，柳元景就接到了刘义隆的亲自下令：班师，退军。

原因无他，实在是另外两路败的太惨了，西路再打下去甚至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就在西路军的薛安都等人围攻陕城的同时，东路的宋军主力王玄谟部队，溯着黄河西上，自碻磝进攻滑台。

东路宋军在这里犯了难。驻守滑台的魏军既不出城野战，也未弃城而逃，而是选择了固守。而就是这个未曾留下名字的无名守将，将战线牢牢遏制在了滑台城下。

眼看天气渐渐转凉，计划中在入冬前全据河南四镇（自东向西依次为碻磝、滑台、虎牢、洛阳）以待魏军的计划仅仅完成了四分之一，北伐诸将开始焦急。纷纷劝谏主帅王玄谟，以火箭射入城中，引燃房屋后并力攻城。然而王玄谟希望等滑台城破之时也可以像前不久攻下的碻磝一样，可以缴获巨量物资，所以坚决不同意火攻滑台。

黄河沿岸的百姓们眼见宋军声势浩大，器甲精严，更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情怀，争先恐后的送粮草给宋军，同时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百姓自发拿着武器投奔军中。面对如此有利的情景，王玄谟所做的居然是将义军们分配给自己的亲信，然后以赏赐的名义给每户一匹布，却又要求上交八百个梨。如此匪夷所思的操作最终寒了众多义士的心。

就在王玄谟一个接一个的骚操作下，冬天到了。黄河开始结冰，然后他又再次做了错误的选择：拒绝了众将以车为外围屏障来防御骑兵的提议。事实上这其实是宋军对抗魏军时的常规操作。王玄谟拒绝之后，却并未有新动作，而是继续一动不动。

分兵于滑台西南的垣护之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驰书劝王玄谟急攻滑台，这样在河南没有据点的情况下，魏军很难直接渡河，他甚至举了当年刘裕灭南燕之时围攻广固的例子：

“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事迫于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

王玄谟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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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史书到这里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翻阅各种史料，试图寻到王玄谟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简直像是一个间谍。然而到了最后，我放弃了，实在是找不到。无论从天时、地理、民心、士气等任一方面考量，都应该是强攻滑台方为上策。可王玄谟偏偏却彷佛等着滑台投降一般，纹丝不动。只能说，菜是原罪。对比他在给刘义隆的上书中说之前的北伐失败乃是“岂惟将之不良”，简直引人发笑。

-------------------------------哂笑的分割线-----------------------------

元嘉二十七年（450）十月，拓跋焘亲自来到黄河北岸的枋头（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以陆真（鲜卑人）为斥候，侦察宋军动静。

陆真趁夜乘小船突破宋军防线，潜入滑台城中抚慰驻守士兵，然后又如入无人之境一般返回北岸。将宋军营地探查的一清二楚。

天明，拓跋焘下令全军渡河：众号百万，鼙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未战先退，弃阵逃跑。魏人追击，宋军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更为可气的是，王玄谟甚至都没有派人通知更西面的垣护之。而且宋军的船只还被缴获，魏军将这些船以铁索串联置于河上，断上游宋军归路。幸亏垣护之本人勇猛，亲自执长斧断索，方才全身而退。

于后方碻磝督军的萧斌既惊且怒，下令将王玄谟斩首，多亏沈庆之站出来劝谏，方才保了王玄谟一命：

"佛狸（拓跋焘的小字）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

如今对宋军来说，往哪里撤，才是最该考虑的问题。不过即使局势如此，刘义隆似乎还未放弃，下诏宋军就地坚守，以抗魏军。

萧斌迷茫了。按理来讲，此时军心全无，器械已朽，无论如何应该先退兵以做休整，才能再战。但是皇帝亲令不得撤退，难道在这里等死？又是沈庆之建言：

"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清东非国家有也。碻磝孤绝，复作朱修之滑台耳。"
"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议何施！"

阃（音kun，三声），特指都城的城门。《史记》中说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意即将领在外，可以全权行事。萧斌既然担任”使持节“，自然有专征之权。沈庆之还特意以范增为提醒，指项羽不听范增而败。以此告诫萧斌，应该采纳自己的意见，否则若是坐守碻磝，将如之前北伐时朱修之守滑台一样，最终会失败。

劝谏之时的举例又是史记，又是范增，偏偏沈庆之本人出身寒门，手不知书，眼不识字，所以包括萧斌在内的诸将都嘲笑道“沈公好学问啊”。沈庆之继续力争：“你们虽然博古通今，却还不如我靠耳朵学！”最终萧斌采纳了沈庆之的意见，以王玄谟守碻磝，自己帅其余军队返回青州治所历城，防止魏军东进。

号称正朔、文明的南朝败的如此之惨，那么作为与之对立的北魏，将展示他野蛮的力量。

魏军分五路南下：

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趣马头，楚王建趣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东平趣邹山。

永昌王拓跋仁领关中、洛阳等地的八万骑兵，直扑扼守淝口的寿阳，这也是宋西路军较为轻松的攻占弘农，威胁关中的原因之一，因为关中魏军主力此时已经向寿阳开拔；楚王拓跋建向正对涡口的钟离，后来驻军萧城（今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彭城北十余里）；高凉王拓跋那自北魏的青州直扑下邳。

拓跋焘本人率主力，缓缓南下，也在向宋军此次北伐的大本营、由南朝两位王爷镇守的彭城进发。

南朝全线告急。尤其是中路，拓跋仁出兵后不久，便拔除了年初魏军南下时不曾攻克的悬瓠，然后渡过淮河，直逼宋军中路大本营寿阳。为了防止重镇有失，刘义隆下诏之前向虎牢进军的刘康祖迅速返回寿阳，协助防守。

就在寿阳以西数十里的尉武县，回军的刘康祖部八千人，遇到了拓跋仁的八万军队。

刘康祖，时任左军将军，爵位为新康县男。这个爵位是从他父亲刘虔之继承而来的。如前文所说，刘虔之在义熙十一年征讨司马休之的战事中，被鲁爽之父鲁轨所杀。战后刘裕追封其为新康县男。

事实上刘虔之本可以不死的。当时为江夏相的他，只是负责征集粮草以待檀道济率军到来。可是没等到檀道济，鲁轨却先来了。手下人哭着劝他弃粮逃奔檀道济，可是刘虔之决绝的拒绝了：

虔之厉色曰：“我仗顺伐罪，理无不克。如其不幸，命也。”

最终战败被杀。

也许是因为少年时代即失去了父亲教导的原因，刘康祖”不治士业“，也就是不像其他士族一样读书以取功名。而是游手好闲，酗酒赌博，是地方的头号治安问题：

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逾墙，莫之能禽。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守，康祖突围而去，并莫敢追。

刘义隆看在他父亲死于国事的份上，每每原谅赦免他。刘康祖倒也颇为争气，随着年纪渐长，靠着也许是与人斗殴练出来的“膂力绝人”，投身军中，随裴方明攻灭仇池国。后来因事涉裴方明谋反案，被免官，不过还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刘康祖在不久后便得以再次入军中，先后为刘骏和刘铄的府佐，甚至在元嘉二十七年初的悬瓠一战中，大破魏兵。

然后就到了现在，以八千对八万。

父亲的历史在他身上彷佛重演：军副胡盛之见敌众我寡，建议全军入山，从小路撤回寿阳。换句话讲，就是建议逃跑。

刘康祖拒绝了：

“吾受命本朝，清荡河洛。寇今自送，不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易摧灭。吾兵精器练，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

我本来所受的命令就是清荡河洛。如今魏军主动来寻，不是正好么？敌军虽然人多，但我军也装备精良，且离寿阳只有数十里，援军很快就到，怕什么！

随即下令全军结车营而进，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与魏军死战。大战一日一夜，斩魏军万余人。

多像啊。在遥远的汉武帝时代，也有这么一支步卒与匈奴骑兵死战—李陵。当时还只能靠着骑射的匈奴军队，是在汉军箭矢耗尽之后，方才艰难击破汉军，李陵本人被生擒。经过了500多年岁月的洗礼，北魏突骑与彼时匈奴骑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拓跋仁下令魏军分三部，且休且战，同时令骑兵负草冲阵，然后再以箭矢点燃，试图冲破宋军车阵。不过还未等军阵被破，刘康祖便被一支流矢射中脖子，坠马身亡。宋军于是溃散，举营沦覆。杀红了眼的魏军对这些刚刚拼死抵抗的宋军溃兵毫不留情，几乎全部斩杀殆尽，只有数十名溃兵侥幸逃脱。最后在满地尸首之中，魏军找到了刘康祖的尸体，割下了他的头颅。

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左军将军刘康祖，至死也没能等到寿阳的援兵。

驻守寿阳的皇四子刘铄事实上是派了援军的，或者说守军，只不过人数有点少：行参军王罗汉带领三百人受命驻守尉武。

如刘康祖一样，王罗汉也不听手下逃跑的建议，反而直面魏军，毫无疑问的失败了，王罗汉被生擒。令人称奇的是，被擒之后的夜里，王罗汉拧断了看守卫士的脖子，然后带着身上的枷锁跑到了盱眙。

当然，如果王罗汉知道后来在盱眙要面对六十万魏军的话，我猜他肯定不往盱眙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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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拓跋仁的军队，刘铄最终选择了稳妥的敛兵固守寿阳。这使得魏军可以肆意在寿阳周围地区劫掠。男的拉为壮丁，女的抢为妾、婢。就在这些被强抢的女子里，有一位济阴太守李方叔的女儿，由于史料遗落，已经不能知道她的名字，只能以李氏相称。这位李氏貌美异常，所以被献给了魏军统帅拓跋仁。四年后拓跋仁以谋反罪被赐死于长安，李氏以罪妾身份入宫。在经历了无数情欲、权谋之后，最终得谥文成元皇后。彼时是北魏太安二年，公元456年。虽然离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魏的这场惊天大战只有六年的时间，却彷佛隔了很久很久。当时无论南北双方，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拓跋焘、刘义隆时代那些叱诧风云的人物们几乎都已经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人生在世一蜉蝣，转眼乌头换白头。
当年楚汉今何在？昔日萧曹尽已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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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路魏军并未全胜，其中有一路顺着清水东侧南下的步尼公部，在留城，便仅仅因为宋军夜间的一次击鼓佯攻而溃散，争渡清水，想与拓跋建部汇合，结果被淹死了大半士卒。

但这些小失利并不会影响到拓跋焘的进军。他亲率中军渡过黄河后，从容的先到了泰山脚下，俘虏了南朝在当地的戍主兼鲁郡太守崔邪利，然后充满恶趣味的推倒了六百六十九年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游时在当地立的颂秦德、议封禅之石刻。又以最高的礼仪祭祀了孔子。不过此时拓跋焘祭祀孔子，乃是为了争取北朝内部汉人士族好感的举措，还尚未上升到与南朝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争正统的地步。

南朝北伐的大本营，彭城。在听说王玄谟兵败、拓跋焘渡河到鲁郡之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事实上此时彭城内文武官员甚至都没有统一的统帅。

按理来讲，太尉、江夏王、皇弟刘义恭作为名义上此次北伐的总帅，众人应当听他的。可是城中还有一位安北将军、武陵王、皇三子刘骏，尤其是他身上还担任着徐、兖二州刺史（治彭城）的官职，是正经的彭城首脑。此时的城中有两种意见：作为刘骏的老部下，自前线退回彭城的沈庆之建议二王携带家眷，以车为外围做函箱阵，北上历城，插入魏军后方。此议风险是肉眼可见的；另一种意见出自刘义恭太尉府长史，也就是府中首席文官何勖，他建议自彭城南面的淮水东走入海，然后从海路回建康。此议实际上是弃城逃跑之意。城中众官纷纷站队二人，争论不休。

然而最后却采取了冒出来的第三种意见。刘骏安北将军府长史张畅谏言：

"若历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一旦动足，则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是寡，朝夕犹未窘罄；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

要是如众人所说可以到历城或者海上，我也同意。可是如今城中粮食短缺，民众都想跑，不过是由于目前城门紧闭，跑不出去罢了。一旦开城，则四散而逃，咱们到时候哪里也去不了。不如坚守城池。粮食虽少，但也没到短时间内告急的地步，若是北上或入海，就请先从我身上踏过去吧。

张畅，其父张伟在晋宋禅代之时，因为不愿受刘裕之命毒杀退位的司马德文，从而自饮毒酒身亡。不过作为吴郡张氏的子弟，张畅还是很早就入仕了。并一路升为了刘骏府中的首席文官。所以他的话分量极重。而且以事后的角度来看，此议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可喜的是，刘骏支持了自己的长史。他对倾向于入海回建康的刘义恭说：

"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而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必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

皇叔为总帅，我不敢干涉您的去留。不过我身为彭城之主，实在是没脸弃城回京，所以我誓于此城共存亡。

话都说道这份上了，于情于理，刘义恭也只能选择留下。

然后，拓跋焘亲率魏军主力，抵达彭城。于城南项羽所筑的戏马台上支起帐篷，瞭望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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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今天徐州市中心区的戏马台，乃是秦末项羽定都彭城时所筑，在南北朝之际也颇为著名。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之时，曾经在戏马台大会文武，其时北府兵横行天下，乃是南朝战力的巅峰。王谢子弟争相赋诗，颂扬刘裕的神武。而今物转星移，却变成了北朝的中军大帐所在。南北朝两位以征伐闻名的帝王在这里有了奇妙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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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营扎寨的第二天，拓跋焘令俘虏蒯应到城下喊话。

这是一段著名的外交对话。诸多史书均完完整整的记录下了双方的言行。

蒯应来到城下，自陈战败被俘，城上当值的队主梁法念询问到：“拓跋焘真的来了么？带了多少人？”蒯应手指西南魏军大帐，说：“真的来了，仅中军便有四十余万军队。”然后传话道：“魏国皇帝致意宋安北将军刘骏，远来疲乏，若是有甘蔗和酒，请送过来。”刘骏听了城上守军的传话后，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要求拓跋焘送骆驼作为回报。

次日，拓跋焘令随军的谋主李孝伯亲自来城下喊话，不光送出了骆驼，还有貂皮及骡子。这次是张畅上城楼致谢。紧接着，李孝伯问道：“君何姓？”

答曰“姓张”“是张长史吗？”

“你怎么知道我是长史”

“君名声远闻，足使我知。”不过这只是李孝伯的恭维罢了，因为紧接着，他就开始了嘲讽：“不过你为何使将士严加防范到如此地步，且只敢在城上答话？不如派人出城，我军保证不趁机攻打城池。”

张畅在询问了城中曾经到过平城的人后，得知对面的乃是赵郡李氏的李孝伯，于是出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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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书》《资治通鉴》《魏书》《北史》诸多史料中，均未记载此次张畅出门相见所带的随从有何特殊，但是《南史.宋本纪》中却记了与众不同的一件事：安北将军、武陵王，将来的宋孝武帝刘骏，混在了一众随从之中，偷偷来到了两军的最前沿，亲自观看了张畅、李孝伯的唇枪舌剑。此事从“孤证不立”的角度来看，十分可疑。但是我个人愿意相信年方20、日后深得人心、被王夫之评价为“大有英雄之气”的刘骏能干出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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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南北名士甫一相见，局面就开始剑拔弩张。李孝伯首先发问：城门为何关的如此快？”张畅也是一位妙人，居然面不改色的回答道：“二王看你们营垒还没立好，将士疲劳，而城中有养精蓄锐的十万大军，人人都想冲出来，所以关上城门，等你们休息好了，改日战场上堂堂正正的交锋。”

自崔浩之后作为拓跋焘谋主的李孝伯当然也不是好易与的，抓住了张畅话里的漏洞反击说：“令行禁止难道不是很平常的吗？这种事情下一道军令就可以了，哪里用得上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何况小小的一座彭城，怎么会有十万军队？若是这么比喻，我还会说我军携带有良马百万呢！”

张畅毫不示弱：“对于王侯来说，怎么能只拘泥于军令？我要是吹嘘的话，就会说城中有百万军队。之所以说是十万，乃是因为二王所带军队真的有这么多。你说你们有百万良马又如何？我们是跟人打，又不是跟马打。且冀州北部是养马之地，真的有良马百万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恰巧此时拓跋焘派了使者来，李孝伯与使者耳语一番后，说道：“陛下有诏与太尉、安北将军。如今我军骑兵先到，辎重还在后边，实在是闲得无事可做，你们若有赌博的用具，可以借我们一用。”

张畅答道：“赌博的用具可以回去取，不过所谓“诏”，只能用在你们国内，不能用在我们二王身上。”

“太尉、安北难道不是臣子？我国疆域覆盖四海，邻国的国君都要接受我朝的诏令。何况邻国的臣子？再说了，国君对邻国的臣子用诏有何不对？

“你这种说法在我们中华之地根本不存在，况且相比我们尊贵的二王，邻国之君实在不算什么”

双方嘴炮上升到了胡虏与中华的高度，不过此时的北朝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李孝伯转移了话题：“又有诏，太尉、安北困守此城甚久，若是想与南方传递消息，我们可以代为护送。”

这是在打机锋的同时刺探军情。不过张畅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彭城与南方之间的道路有很多，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李孝伯哈哈一笑，再次刺探道：“我也知道有水路可通南方，不过似乎被白贼切断了。”

由于天师道徒皆着白衣，所以李孝伯有这个说法。

张畅却不接这个话题，而是说：“你身穿白衣，可不就是白贼吗？”

“我说的白贼，乃是指像黄巾、赤眉那样造反的人”

“黄巾、赤眉可不在江南”

“虽然不在江南，但也不离徐州”

“如今徐州的确有贼，只不过不是白贼。”

话题再次被张畅引回来，指北朝是胡虏。李孝伯无奈，问道：“刚刚说好的借赌博用具，为何还未送来？”

张畅这边火气已经起来了，答道：“二王高贵，故而遥远，所以告诉他们颇为不便”

“当年周公握发吐脯的接待宾客，二王凭什么高贵？”

“握发吐脯是对本国人，不是对邻国人的”

“对本国如此的话，对邻国应该更为有礼才对。何况宾客做到了有礼有节，主人就应该以礼相接。”

“昨天你们来的时候，可没见到什么礼节。”

“哪里是我们没有礼节，只不过是你们手忙脚乱罢了。”

恰逢城中的赌具送到，方才打断了二人的谈话。北朝这边作为回礼，送来了盐与胡豉，使者顺便还带来了拓跋焘本人的挑衅：“太尉、安北为何不遣人来朕这里，看看朕是老是少，为人如何？”张畅直接在阵前回绝道：“魏主的为人，我们已经听来往的使者们说过很多了，况且这不是有李尚书在阵前为代表吗？”

李孝伯顺势答话说：“永昌王向来是镇守长安，如今他到了寿春，那边也是闭城不敢出战，不过永昌王还是送来了刘康祖的首级。还有你们北伐的统帅王玄谟，一个庸人，贵国为何用他？使得我们渡河之后深入南方七百余里都没有阻拦，之前在邹山，如此险要的地势，你们的太守崔邪利却在两军刚交锋之时便藏起来了，以至于被我军从洞穴里拖出来，幸亏我主宽仁，赦免了他，如今也在我军中效力。”

战场上打不赢，造成了外交上的困境。不过张畅机智的回答说：“寿春那边之前有信使来通报消息，可没说刘康祖被杀之事。至于王玄谟，本就是南土偏将，只是以他为前驱，大军还在后边的时候，王玄谟趁夜还军，造成了一点小骚乱而已。而崔邪利面对的可是贵国国主亲征的中军，你们以数十万众只能击败一个崔邪利很骄傲吗？入境七百余里无人阻拦，更是因为本朝太尉神算，安北圣略，属于军事机密，就不跟你讲了。”

李孝伯见对方只能虚言应对，便答道：“话已至此，我知道你已经词穷。我军并不会围攻彭城，而是马上准备渡淮，直扑建康。

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

张畅见谈话即将结束，放出了诅咒：“你们的去留与我军无关，胡虏的马匹若是饮了长江水，怕是有违天道啊。”

这涉及到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童谣：“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指北朝的军队若是到了长江边上，那么拓跋焘（小字佛狸）将会在卯年去世。此时是元嘉二十七年十一月，庚寅年。再过俩月，便会来到辛卯年。

李孝伯反击道：“自北而南，乃是顺应人心，饮马长江，如何有违天道？张长史保重吧，现在两国交兵，遗憾不能和您拉手相谈啊”

张畅回应：“李尚书也保重吧，战争会结束的，你我再见之日不会太遥远，到时候您若能回归本朝，那今天就是我们相识之始。”

眼见即使要分别，张畅依然不依不饶，李孝伯接道：“那我就先去建康等着您了，不过到时候怕您与二王只能是被绑着来见我，不能保持从容了。”

这是北朝名士李孝伯与南朝奇才张畅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在日后的南北外交中，二人均多次被提起，他们对答的风流在未来数十年中久为传唱。

李孝伯于北魏太安三年去世，张畅于南朝宋大明元年去世，巧合的是，这是同一年，即二人唯一一次会面之后的第七年。

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初一，拓跋焘离开彭城南下，以中书郎鲁秀为先锋，直扑广陵（今江苏扬州）。同时征召高凉王拓跋那、永昌王拓跋仁两部分别从山阳、寿春向广陵集合。

鲁秀是鲁轨第七子，也就是鲁爽的七弟。在鲁爽自平城南下驻守长社之后，鲁秀便因“颇有意略”，且曾经在与柔然交战时，救出过高凉王拓跋那，所以甚得拓跋焘赏识。而之所以在此次南下中用鲁秀为先锋向广陵，乃是因为鲁秀的爵位正是“广陵侯”。

三天后，魏军前锋架浮桥渡过淮河，出人意料的在这里遇见了宋军。

这是由臧质率领，救援彭城的宋军。但是他没想到魏军并未围攻彭城，而是已经渡过了淮河。所以他下令全军依山绕盱眙（音虚移）城分作四营，自己据守城南的营寨。

双方仅仅对峙了五天，也许是魏军全军已经安然渡过淮河，所以发动了进攻。前方三营率先溃散，臧质见魏军声势浩大，不敢救援，傍晚，臧质所在营寨抵抗不住压力，也随之溃散，臧质丢弃了全部辎重，带七百人逃入了盱眙城中。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臧质在逃入城中之后，本以为位于淮河南岸的盱眙城定然是毫无防备，可没想到入目所及居然是充足的粮草、精良的军械、高深的城池以及两千精兵，不由得大喜过望。

这一切多亏了盱眙太守——沈璞。此时距离他上任盱眙只不过数月。

沈璞今年34岁，是沈林子的小儿子。作为功臣之后，自幼便得刘义隆赏识，自20岁弱冠入仕起，先后担任过张邵的吴兴太守府主簿、皇四子刘铄的左常侍，不过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皇次子刘浚的属官。在刘浚11岁为扬州刺史之时，沈璞作为主簿，与长史范晔搭档，负责实际治理扬州。且格外得刘义隆的重视，曾亲自召见沈璞，对他说：“扬州是都城所在，治理不易，一赏一罚皆要慎重。偏偏刘浚还小，范晔粗阔，我把你看作心腹，一定小心治理啊。”而得到任遇的沈璞也确实夙兴夜寐，尽心尽力，在八年的任职时间里，将扬州治理成“奸吏敛手，猾民知惧”的大治之象。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浚年纪渐长，沈璞知趣的请辞主簿之职，让权给刘浚。刘义隆虽然将他调离了州府，却没让他离开刘浚，而是以沈璞为刘浚封国始兴国的大农令。

等到元嘉二十六年，刘浚出藩为南徐、兖二州刺史，刘义隆本想继续以沈璞为第一僚佐辅助刘浚，可是沈璞坚决要求出外。于是，他才被任命为盱眙太守。

然后就赶上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在宋军前线初期很顺利的情况下，刚刚上任的沈璞却开始修城垒，浚重隍，聚材石，积盐米。当时城中均不以为然，觉得新上任的太守大人未免太过小心。朝中甚至也有些许不满的声音传出，毕竟沈璞此举，似乎也是不看好北伐的意思。

可惜的是，王玄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沈璞修城的必要性。等到了拓跋焘率军渡过淮河，各地太守纷纷弃城而走，只有沈璞有底气坚守城池，同时还鼓舞众人说：

"若贼大众，不盼小城，故无所惧。若肉薄来攻，则成禽也。诸君何尝见数十万人聚在一处，而不败者。昆阳、合淝，前事之明验。此是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

要是魏军视盱眙如无物，咱们自然不用害怕，不过若是魏军来攻城，那他们则必败！各位可曾见过数十万大军聚于一处而不失败的吗？王匡在昆阳、诸葛恪在合淝便是明证。到了那时候，就是各位封侯之日。

不过显然，城中众人并没有听进去，他们还是盼着魏军不要攻城，赶紧离开盱眙地界为好。故而在臧质请求进城之时，都不同意开门接纳。可是沈璞却从人多力量大的角度，为日后坚守城池，正面对抗魏军作打算，力排众议的迎臧质入城。

不过沈璞没想到的是，臧质在见到城中景象，有了底气后，居然敢主动挑衅拓跋焘。

当然，不是魏军气势如虹的现在。同样，此时的魏军也对盱眙没有兴趣，在留下几千人看守后，便继续南下，直指建康。

自西晋大乱以来，北方各政权的军队从来没深入到南方如此的心腹之地。即使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即前秦苻坚之时，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最终也未能渡淮，而是败于淝水。而如今，北魏皇帝拓跋焘本人已经亲自抵达了广陵。

这是两位一生之敌，拓跋焘与刘义隆相距最近的一次。

不过此时刘义隆并不知道。他十分担忧拓跋焘下令渡江。而都城之内，也已经乱作一团：

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丹阳统内尽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丹杨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军事处置悉以委焉。

各家各户都已经随是准备逃跑。整个丹阳郡所有男丁，不论年纪、身份一律入军，防守江边，同时征召三吴民丁，以补防线。

在这些被征召的民丁里，有一位沈庆之的远房侄子，名沈攸之。也许是觉得有这么一层关系在，沈攸之主动求见领军将军刘遵考，要求担任队主，然而刘遵考看了他一眼，直接说道：“你既矮还丑，不配当队主”。沈攸之无奈，叹息道:“当年孟尝君身高六尺为宰相，现在用个队主都要看身高！”牢骚归牢骚，日后的车骑大将军沈攸之目前还是只能继续干苦力。毕竟此时的他，实在是低到了尘土里。

此时站在顶端的人也并不好受。刘义隆在石头城对之前力挺自己北伐的江湛说：“北伐之议，朝中多持反对意见，如今弄到这步田地，我实在是惭愧，让众人担惊受怕，确实是我的过错。”不过同时也表达来对北伐众将的不满：“要是檀道济还在，魏军岂会至此！”

可惜不止檀道济，就连裴方明都已经被杀了。

停在长江边上的拓跋焘，其实根本没有渡江的打算：后路实在是太危险了。渡过黄河后，还破了几个小城，而过了淮河之后，只能通过劫掠零星的村庄来补给，等到了广陵，南朝留给魏军的已经是被焚烧后的城池和荒芜的土地了。更别说拓跋焘本人自从过了黄河后，没喝过一口河南的水，都是喝用骆驼运的河北之水。

水土不服、粮草不济、无船，无水军，都制约着魏军的下一步行动。所以拓跋焘在到达广陵后，下令凿瓜步山（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开一条通道，于山顶设中军大帐，下令给建康送去骆驼及名马，然后等待着刘义隆的使者。

刘义隆派出的使者，与元嘉七年北伐前派出的是同一人。时隔二十年后，田奇作为使者，带着江南特产的橘子及酃酒，再次与拓跋焘见面了。

拓跋焘当着田奇的面，一边吃橘子，一边拉着自己的孙子对田奇说：“我此次南来，并非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南北交好，结为婚姻。若是选一位公主嫁给我的孙子，我也选一位女儿嫁给刘骏，自此之后匹马不再南下。”

田奇回建康后，传达了拓跋焘的提议。刘义隆召集群臣商议，江湛明确反对：“戎狄不讲亲情，也不守信用，同意联姻也是无用。”本来就反对北伐，与江湛政见不同的太子刘劭大怒，厉声说：“皇叔和我的两位弟弟都还被隔绝在北面坚守，我们能这么生硬的拒绝拓跋焘吗？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徐湛之可以谢天下！”

刘义隆见局面要失控，连忙说：“北伐是我的意思，江徐二人不过是没持反对意见而已”最终，拓跋焘的提议不了了之，刘义隆没有再派使者答复。

南北双方就在互相僵持中，迎来了新年。

南朝元嘉二十八年（451）正月初一，拓跋焘于瓜步山顶的中军大帐内宴请随军文武，论功行赏。而隔江的另一边，刘义隆收到了三封不同人的上书，上奏的事情却出奇一致：太子刘劭、武陵王刘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同时请求刘义隆在这人心不稳、威望大跌之时，对流放在安成（今江西吉安市西北）、免为庶人的刘义康做出决断。

三人上书的意思，是希望刘义隆将刘义康流放至更为偏远的广州。不过刘义隆另有决断：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

刘义康见到来赐药的人后，说出了与当年晋恭帝司马德文一样的话：“佛教说，自杀的人来世不能再转为人，你们看着处置我吧。”于是严龙下令用被子捂死了刘义康，以侯礼就地安葬。

在皇位危机面前，刘义隆还是违背了他对会稽长公主的誓言。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初二，长江之北的魏军掠居民，焚庐舍而归。

北返的魏军有两条路的选择：东路是走偏师南下时路过的山阳（今江苏淮安），西路是走中军路过的盱眙。两座城中均有大量粮草，不过山阳水网发达，宋军已经蓄水以待。于是拓跋焘下令自盱眙退兵。

魏军的粮草逐渐见底，而抄掠百姓却越来越困难，毕竟来的时候已经抢了一遍，不得已，魏军只能做了一直避免做的事情来补充粮草——攻城。于是，魏军全军再次在盱眙停了下来，准备四面攻城。

在正式开打之前，拓跋焘遣人送信给城中，求美酒。臧质非常痛快的给了一桶，不过里边装的是尿。这可彻底激怒了拓跋焘。于是一夜之间，魏军便筑起了工事，截断了水道，盱眙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城。

一向擅长“嘴炮”的拓跋焘，见盱眙似乎唾手可得，便再次写信给臧质，这封信非常有名：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

现在四面围城的都不是鲜卑人。东、北是丁零人跟杂胡。杀了丁零人，我国常山、赵郡贼就会少；杀了杂胡，并州贼就会减少；西、南是氐人和羌人，他们死了的话，关中贼就会减少；你杀掉攻城的士兵，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所不利。

而之所以说此信有名，乃是因为后世诸多学者在分析这段历史之时，都会拿此信举例来说明北魏国内民族矛盾之尖锐。

城内的臧质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将拓跋焘信中所言令人抄写下来，发给围城的魏军，来扰乱军心，同时不甘示弱的回了一封信，一封让“嘴炮”犀利的拓跋焘都大怒欲狂的信：

“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足，屡犯边。王玄谟退于东，申坦散于西，尔知其所以然邪？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军开饮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生全，飨有桑乾哉！尔有幸得为乱兵所杀，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耳。.........尔智识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今春雨已降，兵力四集，尔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粮食乏者可见语，当出廪相贻。得所送剑刃，欲令我挥之尔身邪？”

信已看，你的奸计我都看穿了。你仗着骑兵之利屡屡侵犯我国。先前王玄谟、申坦诸将之所以败退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童谣说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他们是故意败退，引导你来到长江边上啊！天意使然，你离死不远了。我奉命来消灭你，本想直抵白登，没想到在这遇上了，我怎么还能再让你活着回到桑干河之旁享受荣华富贵？（此句中所举的白登山、桑干河均位于魏都平城周围，代指魏都）你要是幸运，就会被乱兵所杀，要是不幸活着落到我手里，我就会用锁链锁住你的脖子，让毛驴驮着你送回建康处斩。你觉得你的水平比得过苻坚？如今已经开春，你慢慢围城，别走，粮食不够告诉我，我送给你。可你送我刀剑干嘛？是要让我砍你吗？

拓跋焘看完回信，气的浑身发抖，命令制造一张铁床，扬言抓到臧质后要将他置于此铁床上。

然而事实证明，魏军的攻城技术实在是不行。如同去年初面对悬瓠城一样，魏军对盱眙城也无可奈何，围攻了一个月，不仅未能破城，军中因疾疫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却越来越多，同时谣言四起，有的说建康方向派出了水军，自海入淮，准备切断魏军归路；有的说彭城驻扎的刘义恭、刘骏出兵截断了归路。总之人心惶惶，再无斗志。拓跋焘无奈，下令烧掉攻城器具，全军渡淮北返。

当魏军路过彭城之时，城内有人建议刘义恭出兵，然而已经被吓破胆的刘义恭坚决不许，直到建康方面有旨意传来，要求彭城方面出兵抢回被魏军掠走的人口，刘义恭方才派兵出城。魏军没有选择继续作战，而是将落在后边的俘虏全部杀掉，轻装急返。

同样急返的还有三个人，程天祚、鲁爽、鲁秀，只不过他们仨是南返。

程天祚是在二十七年初刘骏自彭城出骑兵奇袭围攻悬瓠的魏军后，撤退时被俘虏的，但由于他精通针灸，所以很得拓跋焘的欣赏，以至于经常与拓跋焘同车出入。在魏军过彭城后，也许是终于安全了，拓跋焘竟然喝醉了，程天祚趁机假称命令说巡视后军，然后逃归了南朝。

鲁爽、鲁秀兄弟二人是在瓜步碰的头。鲁爽跟随拓跋仁自洛阳方向而来，在尉武击败刘康祖后，抵达广陵；鲁秀则是跟随拓跋焘自河北而来，兄弟二人在瓜步碰头后，被程天祚说动，有了南返的心思，偏偏又赶上拓跋焘不满鲁爽酗酒、鲁秀叙职迟到，使得二人彻底决意南归。在撤退的路上，鲁爽声称家族的陵寝在长社，临近边境很不安全，准备迁陵寝去平城。拓跋焘同意了鲁爽的请求后，鲁爽借机带了包含鲁秀在内的一众兄弟前往长社，然后在心腹和宗族千余家的协助下，诛杀了长社的魏军，随即奔往寿阳。

驻守寿阳的刘铄立即上表，同时转呈了鲁爽等人来归诚的书信：

“爽、秀得罪晋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嵩、霍咫尺，江、河匪远，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书慨宵悲。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愤，藉将旅之愿，齐契义奋，枭馘丑徒，冯恃皇威，肃清逋秽，牢、洛诸城，指期克定。规以涓尘，微雪夙负，方当束骸北阙，待戮司寇，懦节未申，伏心边表。明大王殿下以睿茂居蕃，文武兼姿，远迩钦倾，承风闻德，愿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归庇。逼逼丹心，仰希怀远。谨遣同义颍川聂元初奉词陈闻。”

刘义隆大悦，毕竟，这是一个很值得宣传的正面典型，可以充分证明南朝的优越性，于是下诏任命鲁爽为司州刺史，驻扎于汝南；鲁秀入刘铄幕府为汝阴内史，其余鲁氏子弟并授官爵，赏赐甚厚。

这使得徐湛之很不是滋味，毕竟他的父亲死于鲁爽父亲之手。于是徐湛之上表请求辞官归乡，却被刘义隆拒绝，将他留了下来。

至此，始于元嘉二十七年初（450）的这场最著名的元嘉之战，终于在元嘉二十八年（451）随着魏军返回河北而正式结束。两国的边境依然维持在黄河一线，彷佛战争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细究之下，却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在魏军南下所经过的地区，也就是南朝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境内：

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

魏军那令人震颤的马蹄远去了，可是重新回到家乡的人们伫立在荒丘上，露出的只能是痛苦与绝望的目光。

“春燕归，巢于林木”。史书上极为精炼的七个字，却描写出无穷的悲哀。

在确认魏军彻底退兵之后，刘义隆渡江抵达瓜步山巡视，建康正式解严。随即，理所当然的，刘义隆下诏免除遭受战火地区人民的租税及劳役。并且分别对北伐的诸将进行了处理，西路襄阳方向的柳元景等人得到了赏赐；对守盱眙有大功的臧质做了调动:

“上嘉质功，以为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封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臧质调任雍州刺史，镇襄阳。征原雍州刺史、皇六子随王刘诞入京，改授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安东将军、会稽太守，也就是负责扬州东南地区的军事。

其余北伐众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萧斌、王玄谟免官，刘义恭降级，刘骏从前线的彭城调任后方为江州刺史，这种种调动，皆为后来那件震惊天下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就在南朝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的时候，一个消息开始渐渐的流传开来，由于太过震撼且有模有样，所有人基本上都信以为真：

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

拓跋焘南下之时，太子拓跋晃私自胁迫诸将上缴战利品，所得甚多。拓跋焘北返时候听说了这件事，开始着手调查。拓跋晃害怕事发，居然准备篡位，于是拓跋焘令人声称自己于军中病故，遣人告诉拓跋晃来迎丧，就在拓跋晃出发之后的路上，将其擒获，等到拓跋焘回到平城，将拓跋晃囚禁于铁笼之中，不久后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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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史料的取舍。前文所援引的拓跋晃之死的史料出自《宋书.索虏传》，作者沈约，南朝梁代人。无独有偶，《南齐书.索虏传》中对拓跋晃之死的记载，与《宋书》基本一致，《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与沈约一样同为南朝梁代人，两书基本上可以代表南朝对拓跋晃之死的认知。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中对此事的记载，与南朝方面的记载可谓南辕北辙：

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 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为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时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

所谓世祖，即拓跋焘；恭宗，即拓跋晃。在拓跋焘北返平城三个月后，即改年号太平真君为正平（451）。故根据《魏书》的记载，拓跋晃之死，是由于拓跋焘的亲信宦官宗爱告发拓跋晃的亲信：仇尼道盛、任平城二人贪赃枉法，拓跋焘听信宗爱之言，处死了二人，使得拓跋晃日夜忧惧，不久后病死。

《魏书》成书于北齐年间，作者魏收可以接触到大量北魏官方的秘密资料文件，似乎其所记载应更为可信。史学大家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之时采用了魏收的记载，并且特意注明南朝史书中对此事的记载是“盖江南传闻之误也”。

历代不少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引经据典，各持己见，且均能自圆其说。本文对此不做探讨，仅将南北双方所书同时载于此处，以供读者自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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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拓跋晃之死的真相迷雾重重，但是此事的后续处理却是明明白白的记录在册的。

在拓跋晃去世之后，拓跋焘并未从自己的其余儿子中另立太子，而且在大封诸子孙为王的的时候，漏掉了本应同时封王，时年11岁的故太子拓跋晃的长子—拓跋浚，理由也很清楚：皇孙世嫡，不当为藩王。含蓄的表明准备立拓跋浚为皇太孙。

与此同时，南朝的使者抵达了平城，表明了来修好的意愿，拓跋焘很高兴。厚礼招待。

岁末年终，在表面的和平中，南朝元嘉二十八年、北朝正平元年过去了。

时间转到来年，似乎开年就预示了北朝将不会平静：去年魏军共掳掠回南朝民众五万余家，将其分散于河北各地。正平二年（452）正月，其中的五千余家在中山郡（今河北保定）谋反，被州军讨平。

真正的大戏猝不及防的在三月到来：中常侍宗爱弑君，北魏皇帝拓跋焘身亡。

南征北讨，鲜有败绩。马鞭所指，百万之众为其效死；所到之处，山呼万岁。除刘义隆外，无人可挡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就这样死在了宠信的宦官之手，时年44岁。

这里再次引用魏收于《魏书.世祖纪》结尾的论，作为对拓跋焘一生的评价：

史臣曰：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在拓跋焘接过北魏的时候，地图是这样的

而经过他近30年的南征北战后，地图是这样的

已经永远闭上眼睛的拓跋焘再也无法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了。

宗爱在谋杀了拓跋焘之后，与禁中诸人商议新帝人选：

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以皇孙濬冲幼，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皇孙，不可废。议久不决。宗爱知之，自以得罪于景穆太子，而素恶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禁中，矫称赫连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爱素贱，不以为疑，皆随入。爱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于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缚，斩之；杀秦王翰于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为皇太后，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其中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建议立最长的皇子、秦王拓跋翰；侍中薛提建议立嫡皇孙拓跋浚，众人争议不断。而宗爱却早已经有了决断，他一向不喜拓跋翰，而拓跋浚之父又是因为自己而死，所以对他而言，这两位都不能立，于是他假传赫连皇后之命，召诸尚书、侍中，然后于禁中将他们全部诛杀，顺便也砍了秦王拓跋翰，随即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改元承平，宗爱自己也由一个宦官，变成了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此处有一点值得细说，即宗爱既然将帝位候选人之一的拓跋翰杀掉，何以不将另一位候选人拓跋浚一起除掉？答案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还是要从北魏拓跋珪立国之时定下的“子贵母死”制度说起。鉴于草原部落中强大的母系氏族力量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拓跋珪为防止后世幼君继位，太后掌权，所以定下了立太子时，赐死太子之母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本意如此清晰，没想到还是演变为了一个怪胎：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所以自然而然的派生出以乳母或保母照顾储君的惯例，北魏历史上第一位储君保母，正是拓跋焘的保母窦氏。拓跋焘对窦氏的感情很深，就在即位后不久，便册封窦氏为保太后（425年），之后（432年）正式尊窦氏为皇太后。自此之后，储君之母不再为人所重，而保母的地位，却渐渐异化了。本意避免后权干政的制度最终竟然被保母所攫取，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由于并未正式被立为储君，所以此时拓跋浚的亲生母亲郁久闾氏还在，不过显然她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而乳母常氏，在后宫之内却有着绝对的权威。因此，短时间内宗爱还无法除掉拓跋浚。

留给宗爱的时间不多了，因为在听闻拓跋焘去世之后，南朝元嘉二十九年（452）五月，刘义隆再次兴兵北伐：

夏，五月，丙申，诏曰："虐虏穷凶，著于自昔；未劳资斧，已伏天诛。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于是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等向碻磝，鲁爽、鲁秀、程天祚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洛，雍州刺史臧质帅所领趣潼关。

然而在年初的时候，刘义隆可不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在元嘉二十九年的正月，即使北魏出现了降民谋叛事件，刘义隆也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下诏说要地方州府多救济贫民，且由官方提供播种的种子：

"经寇六州，居业未能，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可速符诸镇，优量救恤。今农事行兴，务尽地利。若须田种，随宜给之。"

可是等听到了拓跋焘身亡的消息，刘义隆就坐不住了，北伐的念头再次蠢蠢欲动，只不过这次遇到的阻力较之两年前更大，毕竟曾经的结果摆在那里，包括其心腹大臣徐湛之、江湛二人都没有支持。

北伐虽然是南朝的“政治正确”，但是此时放眼望去，确实不具备大规模北伐的条件。首先面临的是兵力不足问题，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就已经到了临时大规模征发民丁的地步，彼时淮泗地区还未成焦土，尚且如此，二十九年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但还是有一人支持的——位于前线青州的刺史刘兴祖。

刘兴祖此人在《宋书》中甚至都没有本传，但是他此次支持北伐的上书，非常有意思：

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言，以为："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因事指麾，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

可以看出，刘兴祖的确支持北伐，但是他却从战略上否定了刘义隆钦定的夺取河南路线，而是倡言自青州出兵，直捣河北的中山（今河北省保定市），如此则黄河以南的魏军定然崩溃，这时再遣大军渡河，“西拒太行，北塞军都”。

----------------------------探讨的分割线--------------------------------

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做注之时，甚至有些激动的评论刘兴祖的上书说

刘兴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

考虑到胡三省本人生活的年代——南宋，也是一个以北伐为政治正确的时期，他不仅十分认同刘兴祖的路线选择，并且希望能有一位命世之英主可以实施这个策略。可惜无论是刘兴祖上书的元嘉时期，或是胡三省所生活的南宋，均没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地理角度分析，刘兴祖说的很对。

之前北伐，刘义隆的战略目标都是河南，意图夺取北魏的河南四镇，然后沿河对峙。然而事实上黄河根本不能阻止骑兵南下，且河南地区东西绵延极长，态势十分被动。刘兴祖建议出兵河北，直扑中山郡，然后进可攻，退可守。

中山，是河北的分界点。而从地理角度而言，河北分为三个层次。最北部自然是幽燕地区（今北京），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与刘兴祖所言无关。其次则是当时的中山郡。《读史方舆纪要》中形容此地说“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这片地域在河北的南、北之间据枢纽之位，且可以依山固河作为防御，与沿黄河守河南相比，实在是有利很多。

然而刘义隆拒绝了，依然意图争代表“正统”的河南之地便足以，对河北根本不做他想。

刘兴祖的策略，胡三省的盼望，都将实现，只不过要等到很久之后了。

要等到公元1368年的南京，一位命世之英主下诏北伐，他的二十五万军队由两位百战名将率领，一路向北，向北，再向北，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划过长江，渡过淮水，饮马黄河，直到攻破大都（今北京）。

--------------------------回到元嘉的分割线-------------------------

元嘉二十九年（452）五月，刘义隆以萧思话督主力部队，领张永、垣护之、申坦、王玄谟等将领攻碻磝；司州刺史鲁爽自汝南出兵向虎牢；雍州刺史臧质自襄阳出兵向弘农；梁州刺史刘秀之自汉中出兵向长安。再次东西齐举，数路并进。

北魏方面由于中枢混乱，并未做出反应，基本上是令北魏地方自行抵御宋军。然而就是这样，宋军依然毫无进展。

萧思话率领的主力部队，于七月抵达碻磝城，随即三道攻城。如果说魏军的攻城能力欠佳的话，那么此次宋军也并未好到哪里，围攻碻磝一个月，反而被守军自地道潜出，烧毁营寨及攻城器具，张永更是惊慌之下，在未通知其余将领的时候，私自撤退，最终使得围城宋军溃败。随即，萧思话亲自督军来到城下围攻十余日，依然毫无进展。此时军粮匮乏的消息传来，萧思话只得退往历城。并把诸将下狱，等候发落。

同两年前的北伐一样，在东路主力溃退之后，其余各路军队也一并撤退。元嘉二十九年的北伐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刘义隆对诸将非常失望，他下诏给萧思话说：

“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当之耳。言及增愤！”

北伐既然失败，冬天又快来了，到时候北虏若是南下，我们父子兄弟就亲自上阵。言外之意，也就是“不敢”再劳烦诸将了，刘义隆准备亲征。

-----------------------------失败的分割线-------------------------------

刘义隆对诸将的不满溢于言表，但其实北伐屡屡无功而返，并不能全怪前方统帅无能，刘义隆本人也有很大责任：

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

常常在出师之前，亲自交待应该如何打，怎么打，甚至在两军对战之时，也要求将帅等候自己的诏书行事，因此诸将临敌之时，不敢根据形势自行决断。可战阵之上，机会往往转瞬即逝。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何由得胜。

-----------------------------变化的分割线-------------------------------

就在南朝屡出无功的时候，北魏中枢再次乱了起来。

萧思话等人退军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南朝元嘉二十九年（452）十月，北魏首都平城。宗爱再次弑君，把拓跋余杀了。

原来拓跋余因为得位后受制于宗爱，于是想要除掉宗爱。可不料宗爱再次先下手为强，使人在拓跋余夜出祭东庙之时杀了他。

这次，一直蠢蠢欲动的另一股力量终于浮出了水面。掌管禁军的羽林郎中刘尼联合尚书长孙渴侯、源贺、陆丽、已故的拓跋晃之心腹高允，奉拓跋晃之子拓跋浚入宫。事情紧急，陆丽抱着年仅12岁的拓跋浚，同乘一匹马入宫，同时刘尼飞马重回东苑，大声呼喊：“宗爱弑君，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还宫！”沿途宿卫皆欢呼万岁，然后执宗爱返回宫中。

拓跋浚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兴安（452），下诏将宗爱具五刑，即先施之墨劓之刑，又斩左右趾，再以笞杖杀之，然后割下首级并悬之于木，最后将尸体剁成肉酱，同时夷宗爱三族。

而对拥立自己的功臣也各有赏赐，封宗室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陆丽、刘尼、源贺皆进爵为王，唯有高允，由于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拥立之功，所以并未得到封赏。

然而吊诡的是，看似权倾一时的拓跋寿乐、长孙渴侯很快以互相争权为名被处死；另有太尉张黎、司徒古弼等数朝老臣被告发巫蛊，诛杀。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终于因为一个从宫中传出的消息，而有了指向：在拓跋浚即位36天后，其母郁久闾氏去世，原因未知。

然后，北魏兴安二年（453）三月，宫中再度传来诏书，以保母常氏“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尊为保太后。

而就在常氏为保太后的前一个月，南朝也发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宋书》里评价说：

甚矣哉，宋氏之家难也。自赫胥以降，立号皇王，统天南面，未闻斯祸。

元嘉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时。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情节，一个符号，在将来的南朝被反复提及。而南北双雄对立的局面，随着刘义隆的即将退场，也将趋于平静。

让我们从刘义隆的一位故人之子说起。

王僧绰，刘义隆早年的心腹王昙首之子，生于元嘉元年（424），那一年刘义隆入建康，忐忑的继承了皇位，元嘉一朝的大幕拉开。

二十八年后，在拓跋焘自长江北返之际，本就多病的刘义隆在经历北伐失败的打击后似乎一下子步入晚年，开始考虑起后事来，王僧绰自然而然的进入了刘义隆的视野。

这位出身顶级士族琅琊王氏的年轻人，各方面看上去都是个完美的可以付以后事的人选：

幼有大成之度，弱年众以国器许之。好学有理思，练悉朝典。
元嘉二十六年，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

熟悉朝廷礼仪、制度，当过吏部郎，主持过人事选拔，效果很好。除了才能优秀及故人之子这两项优势外，王僧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他娶的是刘义隆长女、东阳公主——刘英娥。

所以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仅28岁的王僧绰升为侍中，被任以机密，参掌朝政。

就在王僧绰以不到而立之年便跻身朝廷核心决策圈之际，他的妻子去世了。谁也没想到，一件惊天大案随着东阳公主的去世而浮出水面。

惯例，公主去世之后，其府中的奴仆、婢女们都会被遣散。其中有一位婢女王鹦鹉，居然得到了太子刘劭、皇次子始兴王刘浚的共同关注，二人做主将其嫁给了刘浚的僚佐——沈怀远。另有一位奴仆陈天兴（资治通鉴记载为陈天与，宋书记载为陈天兴，本文从宋书）也得到了太子的照顾，收入府中为队主。

其实王鹦鹉与陈天兴二人在公主府中便有私情，如今王鹦鹉已经寻到一个好夫家，害怕这段私情泄露，于是竟然密劝刘劭除掉陈天兴，而刘劭居然也照做了。

这让另一位东阳公主府中的下人陈庆国十分害怕：原来在公主府中之时，王鹦鹉曾推荐了一名因其夫抢劫，被抓后从坐入宫的宫女严道育，说她通灵有异术。东阳公主便借口严道育善于养蚕，从宫中将严道育借出。

严道育来到东阳公主府后，便露了一手“异术”：她声称神将有符赐给公主。到了晚上，公主果然见“流光若萤”飞入了书箱中，开箱后居然发现了两颗青珠。自此，东阳公主便对严道育深信不疑，并且将此事透露给了同母的弟弟、太子刘劭。

恰巧赶上刘劭做错事不希望刘义隆知道，严道育便安慰说：“我已为上天陈请，必不泄露。”眼见其人如此神异，刘劭便尊严道育为“天师”，久而久之，竟然发展到琢刘义隆玉像，埋于殿前诅咒。而实行这件事的人，正是王鹦鹉、陈天兴、陈庆国三人。

所以在陈天兴死后，陈庆国惶恐异常：

巫蛊事，唯我与天兴宣传往来。今天兴死，我其危哉！

随即上书告发太子为巫蛊。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大惊，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浚书数百纸，皆咒诅巫蛊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获。

在案件明了后，刘义隆很不解，为何二儿子刘浚居然也牵涉其中？要知道，东阳公主、刘劭二人之母，也就是已故的袁皇后，正是因为潘淑妃才去世的，而刘浚作为潘淑妃的儿子，怎么会跟刘劭一起为巫蛊？

----------------------------袁皇后的分割线-----------------------------

袁皇后是刘义隆为宜都王时候的王妃，在刘义隆继位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皇后。二人感情一向很好。

袁皇后的娘家比较穷困，因此她常常开口跟刘义隆要钱，可刘义隆节俭，每次所赐不过三、五万钱。后来潘淑妃入宫得宠，后宫中常云潘淑妃所求无不得。袁皇后为了验证此事，便借着潘淑妃，求刘义隆赐钱给娘家三十万。没想到第二天，刘义隆真的赐钱三十万。袁皇后因此恚恨称疾，不再见刘义隆。元嘉十七年，袁皇后临终，刘义隆方才再得见自己的发妻，“执手流涕，问所欲言”，然而袁皇后看了刘义隆很久，却一言不发，并且以被覆面，表示决绝。最终于显阳殿中去世。

---------------------------潘淑妃的分割线-----------------------------

百思不得其解的刘义隆对潘淑妃说：“太子图富贵，这么做也就罢了，虎头（刘浚的小字）这么做却为了什么呢？你们母子二人岂可一日无我？”然而，即使事情已经如此清晰，刘义隆却没有立即将刘劭、刘浚二人治罪，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刘义隆仅仅是遣人严厉责备二人。不过与此同时，也动了易储的念头，下令出藩各地的儿子们入京，准备考察一番，以便重新立太子。

烦心事不止巫蛊这一件。皇五子、扬州刺史庐陵王刘绍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世了，刘义隆尚未来得及悲痛，向来不安分的群蛮也再次出山作乱，且声势浩大，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因此刘义隆下令集结周边江、豫、荆、雍四州之军，由沈庆之率领讨蛮。

藩王入京、讨蛮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出来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重兵在外，需由藩王坐镇；而一向不受宠的武陵王刘骏自然而然的就不能再入京了。于是，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在诸藩王纷纷还朝之际，根本不再父亲考虑范围之内的刘骏自驻地江州出发，前往讨蛮的大本营——五洲（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西南长江中戴家洲），与沈庆之汇合。

此时，彷佛为了帮助刘义隆下决心一般，又有人告发：“女巫严道育自案发后一直躲藏在刘浚家中，如今更是随刘浚自京口还朝。其婢女已经在京口被捕”刘义隆听到消息后“惆怅惋骇”，本以为二人已经知错，没想到竟然还在跟严道育来往。于是他终于定下处置方案：令京口将严道育的婢女押送建康，待人证到京，便废掉太子刘劭，赐死刘浚。

各藩王中，竞争太子之位的主要是皇四子刘铄、皇七子刘宏，以及此时为安东将军、会稽太守的皇六子刘诞。其中刘宏自小便被刘义隆所喜，宠爱殊常。另外两位皇子则是各有刘义隆的心腹支撑：刘铄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刘诞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

所以在究竟立谁的问题上，刘义隆与江湛、徐湛之、王僧绰多次商议均无果。没有明确支持对象的王僧绰提出立谁无所谓，唯一的要务就是快，迟则生变：

"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虎表，取笑千载。"

王僧绰之所以希望速断，是因为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味：太子最近经常于夜间设宴与将士饮酒，甚至还亲自行酒，拉拢人心。

可刘义隆还是无法下决定，虽然他称赞王僧绰这番言语果然是能断大事的人，可是易储之事毕竟至为重要，当三思而行，且不久前刚刚处置完皇弟刘义康，时隔两年，就要对自己的儿子下手，刘义隆担心后世说他“无复慈爱之道”，王僧绰却直言道:

"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儿。"

刘义隆默然不应。

可此时的刘劭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自京口至建康不过数日路程，正月二十日夜，刘劭得到密报：严道育的两位婢女将于次日抵京。十万火急之下，刘劭诈传圣旨，假装以刘义隆的名义给自己下诏：鲁秀谋反，你可于天亮的时候领兵护卫宫阙”。

这道诏书伪造的十分巧妙，鲁秀作为降将，刚刚来南朝不久，且鲁氏本身便与刘义隆的心腹徐湛之有世仇，所以很容易让人相信。

借着这道诏书的名义，刘劭集东宫卫士两千余人，披甲待命，同时紧急集结太子府内的高级官员

夜，呼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宫。劭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因起，遍拜之。众惊愕，莫能对。

众人在听刘劭说完后，惊愕到鸦雀无声。因为站在这里的人都明白刘劭所说的“当行大事”代表着什么。

春秋之时，楚成王决定废自己的太子商臣，商臣听说后，询问自己的老师潘崇。潘崇连续问了两个问题：你能侍奉新王吗？能流亡吗？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最后，潘崇问：“能行大事吗？”这次，商臣斩钉截铁的说：“能！”遂弑父夺位。

然而那还是遥远的春秋时期，连“皇帝”都还未出现在华夏的土地上。与此时此地当然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袁淑、萧斌皆劝道：“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可事已至此，如何能退？刘劭勃然作色，多年积威之下，萧斌率众人俯首听命。只有袁淑，由于他不光是刘劭的属官，血缘上也是刘劭的舅舅。所以他依然劝谏不已，甚至给了台阶：

"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尝患风，或是疾动耳。"

你们以为殿下真的想这么做？只不过是幼年患风，如今复发，神志不清了。

刘劭眼睛偏合，斜视袁淑道：“事可成否？”袁淑答道:

"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亦旋至耳。假有此谋，犹将可息。"

可以成功，然而成功之后将不为天地所容，到时候祸将至矣。如果仅仅是有这个谋划，那还可以停下来。

到了此时，袁淑依然还希冀刘劭可以收手。

然而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元嘉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晨，宫门还未开之时，刘劭便迫不及待的整理好了如平常入朝一般的仪仗，而袁淑为了拖延时间，一直赖着不起床，屡经催促方才来到东宫的西门，刘劭让袁淑上车，与自己同车入宫，袁淑依然拒绝。眼见“大事”已经迫在眉睫，刘劭只得令左右将袁淑处死，然后出发前往宫城。

刘劭以伪造的诏书示禁卫，从而得以兵不血刃的领军入宫，其心腹队主张超之直入刘义隆所在的合殿，其时刘义隆正在与徐湛之商议朝政，烛火都还未熄灭，在见到张超之披甲携刃，未经禀报便得以至此之时，刘义隆瞬间反应过来事情的严重性，举桌子对抗，然而随着张超之一刀而下，刘义隆的手指与桌子皆掉落于地，随即遇害。徐湛之惊起准备跑向门外，也被追上杀死。

东宫之兵，本来并不足以动乱，可早年刘义隆既惮世家大族，又虑宗室强盛，所以每次有风吹草动，便会扩大东宫的护卫力量，到了后来，东宫所握兵力已然达到“实甲万人”。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可谁又能想到，最终的结果竟是如此？

江湛当日入值宫中的上省，听闻鼓噪之声，便明白发生了何事，叹息说道：“不用王僧绰言，以至于此！”，随即被刘劭派遣来的士兵杀害。

宫中大乱，宿卫旧将罗训、徐罕见事已至此，皆屈服于刘劭。不过依然有忠义之人。

侍卫卜天与来不及披甲，便执刀持弓，呼左右出战，最终力战而亡。混乱中，刘劭一边遣人杀害潘淑妃，一边遣人呼屯驻在扬州刺史治所西洲的刘浚入宫支援。

此时建康城中不少人已经明白究竟发生了何事，刘浚府佐朱法瑜劝他说：

"台内喧噪，宫门皆闭，道上传太子反，未测祸变所至。"

刘浚尚未得知宫中消息，不知道刘劭是否成功，于是他采信了朱法瑜的建议，准备领兵入据石头城汇合驻守在彼处的刘铄，进可攻退可守。然而在路上，他见到了前来召他的张超之，随即调转马头，下令返城入宫，左右劝谏不已，将军王庆更是直言：

"太子反逆，天下怨愤。明公但当坚闭城门，坐食积粟，不过三日，凶党自离。公情事如此，今岂宜去！"

刘浚却丝毫不理，依然下令入宫。见到刘劭后，得知母亲潘淑妃为乱兵所害，他居然反过来宽慰刘劭说：“这是士兵们积压已久的怒火所致”。

宫内解决完，便轮到宫外了。刘劭召集包括太尉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在内的百官入宫，宣布继位，并将脏水泼到了江湛、徐湛之身上：

"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珍，可大赦，改元太初。"

然后令萧斌作诏书颁布天下，可萧斌推辞自己文采不足，同时还以故事劝谏说“历代都是在先皇去世的次年，方才改元”。刘劭问群臣可曾有例外，王僧绰以“晋惠帝继位的当年便改号”为刘劭迫不及待的改元找到了“故事”依据。

没错，此时刘劭还不知道姐夫王僧绰也曾参与废立讨论，所以听完有据可依，大喜过望，下令王僧绰做诏书来颁布天下，丝毫不顾晋惠帝是何等皇帝。

做贼心虚的刘劭当日便以随自己入宫的萧斌为领军将军，掌内军护卫宫城；外戚殷仲景为中护军，掌外军护卫建康。除此之外的诸王护卫，全部解甲收兵入武库。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在父亲的丧礼上露面，而是辞疾不出。

也许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属实骇人听闻，刘劭在继位之后，倒是做出了一幅励精图治的模样：

博访公卿，询求治道，薄赋轻徭，损诸游费。田苑山泽，有可弛者，假与贫民。

长达三十年的南北高强度对峙局面，随着拓跋焘、刘义隆这两位一生之敌以近乎同样的戏剧方式收场后，步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新的风云人物，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拉开属于他们的幕布。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
不消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尾声的分割线-------------------------------

在二月，也就是刘劭继位的消息传遍天下之后，整个南朝都透露着诡异的沉闷。各方镇集体失声，荆州刺史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豫州刺史刘遵考、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青州刺史张永、梁州刺史刘秀之、益州刺史刘瑀，还有在三吴腹地会稽的随王刘诞，皆无动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时年23岁，正于五洲督军讨蛮。

八年前，于范晔之乱中被处决的孔熙先曾做出预言：

陛下必以非道宴驾。

当由骨肉相残。

江州应出天子。

南朝基本上是在沿用东汉中期以来的制度，尤其是将源自东汉豪族、经魏晋官方化的门阀等级制度发展得登峰造极。门阀大族虽然经刘裕造宋而失却了东晋时与皇权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如下两条措施仍旧维系了门阀的政治地位：

1. 清浊官分别：高门大族清官起家，寒门庶族浊官起家，清浊之间在南朝政治社会别如天壤。
   
2. 谱牒专家主管吏部：谱牒之学也即贵族位阶与婚娅的情形，南朝吏部选官者多为谱牒专家，高门清官、寒门浊官的分配得到大体维持。

取得了坚实政治地位的南朝世家把握着南朝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并且趾高气昂地以玄谈、佛道的玄妙看不起儒经与军事的务实，并进一步将这种“看不起”落实到行动中，以至于南朝的军功豪族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很多军功豪族、经学世家、寒微武人在发达了之后反而投奔到玄学的怀抱，妄图粘一粘那一丝酸腐的文气。

北朝则经过了五胡与北魏早期在各族部落制度与汉魏制度之间的尝试、融合与嫁接，政权的频繁更替与战火的洗礼也使得北朝的汉人世家并没有好玄谈、好风评的清高习惯，反而家家有世传儒经之学与坞壁武力。鲜卑皇权为了统治北方也不断向北朝汉人世家释放好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闻喜裴氏、河东柳氏也便先后加入与北魏合作的行列。

世代簪缨或者空好玄谈的高门大族并没法儿培养出能征惯战的将领，政治高位的高门也便不得不依靠仓荒晚渡的淮汉流域边境豪族（青、齐、豫、雍）乃至吴地庶民出身的武将来抵抗与攻略北朝。在刘裕召集的最后一波北府兵（义熙年至元嘉年间）相继老去与损耗之后，南朝皇权的连东晋仓促凑了三回的军事基石---“北府准中央军”（郗鉴一回、谢玄一回、刘裕一回）也失去了，以至于元嘉草草之后的南朝皇室也不得不依靠某一地域的边境豪族与个别寒微武人来支撑军政大局，甚至新崛起的皇权还直接从边豪（兰陵萧家）与寒武（陈霸先）中出身。

高门大族、皇室家族、边豪寒武，三方的权宜式合作与常规性政斗，以及高门内部、新旧皇权、不同地域的边豪的频频选边站队，北朝拓跋家还没被周齐篡夺呢，南朝皇权就换了四家，政治局面真真不稳定。

刘宋中前期的皇权集中与军事胜利都被上述因素在宋末与齐末消耗殆尽，梁武帝虽然看似是一名实现南朝长治久安的君主，但梁武帝施政的实质就是不彻底解决问题的和稀泥，停留在表面礼制革新的改革对于南北军政格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侯景之乱的冲击把南朝自元嘉草草以来的衰颓彻底激化了，冲破了梁武帝编织的遮羞布，国土沦陷、皇子内耗、江防单薄，败局彻底定了。

而北朝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宣武帝的巩固，汲取了散落在河西、辽东、南朝宋齐的典章制度，直接把一个在4世纪还是草原原始部落联盟的代公国，升格为5世纪的汉鲜两族门阀社会与元魏帝国，再经北镇之乱回炉洗牌与西魏北周的整文经武，实践出了一条全新的军政模式与社会风貌，打开了一条通往隋唐的乱世出口。

南朝的军事与政治就像是一个陷入死循环的东晋政治升级版，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空有几个高龄开国之君的短期小治情怀与梁武帝的长期和稀泥精神就注定走不出乱世的低谷。玄谈得再精妙也无法打破大局的沉闷。

北朝的军事与政治就像是不断回炉重造的秦汉帝制破解优化版，从五胡乱华时期的血腥胡闹，到符秦、慕容燕的汉化与统一尝试乃至河西诸国的文化存留，再到北魏一朝的不断进化，最终经由周齐两国的军政尝试走向隋唐。

北朝的风貌就像战国，是一个再造崭新帝国的过程；南朝的风貌就像东周，是一个走向旧制度死胡同的过程。

以上。

参考书目：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豆瓣)
   
2.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豆瓣)
   
3.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豆瓣)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豆瓣)
5.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 (豆瓣)

魏晋南北朝历史答案联动：

1.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而忽略了对代北六镇的安抚，是不是可以说，他对北魏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寒鲲的回答
   
2. 如果以了解北魏时期的历史为目的，山西境内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去处？ - 寒鲲的回答
   
3. 北周以残破狭小的关中为何能战胜坐拥天下精华的北齐？ - 寒鲲的回答
   
4. 宇文泰为什么不称帝？ - 寒鲲的回答
   
5. 为什么北齐的汉族和鲜卑政策看似是完全矛盾的？ - 寒鲲的回答
   
6. 想了解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西魏和北齐北周这段历史有什么好书？ - 寒鲲的回答
7. 为什么刘裕能够击败桓玄？ - 寒鲲的回答
   
8. 南北朝初期南朝强于北朝，怎么到后来强弱逐渐逆转了？ - 寒鲲的回答

补充一下，这里还有个认同感的转化过程。

北朝前期靠草原胡人势力，后期果断汉化。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感是逐步上升的，不会再产生大批汉人流亡南方，为南朝政府做炮灰抵抗北魏的事了。从这个变化来说，南朝最可靠的兵力来源，就没有了。

然而不论是搞皮毛汉化的北魏，还是崇佛的南朝，虽然在拉拢豪强士族的认同感上都下了苦功夫。

然而最终还是获得了屌丝认同感的北周北齐崛起强大，获得了士族和屌丝共同认同的隋唐最终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