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中期的高拱？ 第1页

我参考《明实录》、《暮日耀光》、《天一阁明代科举录选刊》等等资料来讲一下高拱。

一、对高拱的总述介绍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开封府新郑县人。生于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十三日，卒于万历六年（1578）七月初二日。行三。曾祖高旺。祖高魁，官至工部郎中。父高尚贤，官光禄寺少卿。母沈氏。长兄高捷，官户部主事。二兄高掇，引礼舍人。弟高操、高才、高揀。娶妻张氏。

高拱年少时聪敏好学，进学很早，先为新郑县学增广生（洪武二年，各府、州、县置学，府学生员40人，州、县以次减十，人月给米六斗。后名额增多，食廪者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增多者称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无廪米）。

嘉靖七年（1528），年仅十六七岁的高拱于河南乡试中举，名列第五。治《礼记》。后入国子监，于科场蹉跎十三年，屡次会试，皆不第，至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会试中式，名列第四十九名，于随后的殿试中名列第二甲第十二名进士（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嘉靖二十二年授翰林院编修。

高拱胸怀大志，见识过人，精明勤奋，为文不好称辞藻，而深重有气力。关心时局政治，对正德、嘉靖间持续失政、吏治废弛、边防溃散、社会凋敝都有具体的了解，并长期思考其症结所在和解决之法。

明穆宗朱载坖封裕王，高拱即授命为侍讲，他竭诚扶助，竭尽所能维护裕王的权益，在裕王府邸任职长达九年，是朱载坖最为信赖的人。

当时裕王朱载坖与景王朱载圳争立，“两府杂居，谗言肆出”，各自的拥护者进行着尖锐的斗争，高拱与朱载坖患难与共，建立了非一般亲王与藩邸讲读官所能具有的情谊，为高拱日后在隆庆朝主持国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高拱颇知隐晦低调，未敢过露锋芒，与其在隆万之交时的作风大相径庭，受到严嵩、徐阶等人的推崇，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

而与高拱最为密切相关的人就是张居正，高、张二人之间从相契相知以至恩仇中变，关系着嘉末隆初和隆万交替间的大局，要全面评价高拱，就无法不涉及张居正。

高、张之相交，始于张居正以右中允进入裕王府侍读和兼任国子监司业之时，后来重校《永乐大典》，高拱为总校官，张居正为分校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张居正一直是高拱的副手，以兄长事之。

高、张二人在长期的共处、共事中，都渐渐对对方的才华和见识十分钦仰，堪称志气相投，二人都有志有为，以国器自命，都自负为有大气魄和胆略，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尤其是二人的见解、抱负、政治、学术主张以及施政方针都非常接近，有很多法家的特征：

在现实政治上，都坚决主张革故鼎新，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进行大幅度改革；

在学术倾向上，都对宋代理学和明代泛滥成灾的空言理性，穿凿附会经义，程朱与陆王两派无休止的繁琐论战，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高、张二人都坚定认为，只有发扬实学，持实心，用实力，行实政，才有可能突破困厄艰危，再度中兴大明。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的基础上，二人缔结了相当深厚的同志情谊，在嘉靖末年，二人都支持过徐阶稳忍以求胜的策略，又大力维护住裕王的地位，对日后的政局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粗线条地绘制出日后进行整顿改革的蓝图，为不久以后，两人先后入阁携手合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嘉靖帝驾崩以后，穆宗隆庆帝在位六年，其人虽猥琐庸碌，即位后沉迷声色，追求奢逸，无心振作，懒惰苟安。但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能信任内阁大臣，特别是对时任首辅高拱，以及当时高拱的亲密盟友张居正，放手让他们做事。

而敢为天下先的高拱和张居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空隙，大力、坚定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举措，使得隆庆朝成为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即大改革的始创期、为其后的万历朝进一步改革奠定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

之所以能在隆庆朝的重大改革中创造出丰硕政绩，就在于高拱、张居正两人同心协力，都能高瞻远瞩，兢业勤奋，具有高识见和大魄力，能够突破传统格局和陈腐规章，敢于批判扬弃，而又能较好地控驭全局。

1、首先是高、张二人联手斗倒了保守、庸碌的徐阶一派，将其排挤出内阁，掌握了内阁中枢权力。

隆庆朝短短六年，先后入阁的却有九人之多：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张居正、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高仪。其中徐阶、李春芳、高拱三人曾先后担任首辅，张居正则是自隆庆嗣位直至去世，始终位居内阁大学士之职。

隆庆帝刚即位尚未公布年号，高拱、郭朴和徐阶之间即因起草《嘉靖遗诏》爆发激烈冲突，双发互相指使亲近言官上疏攻击对方，致使高拱、郭朴在隆庆初元即被排挤离开朝廷。而徐阶也因此难于安居内阁而在隆庆二年致仕回籍。

接着，由于隆庆帝对高拱一直很器重，又加之有张居正的斡旋，高拱于隆庆三年底便被召还，且破格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受到特别的重用。

而这时新的矛盾冲突在内阁“新人”赵贞吉、殷士儋同高拱、张居正之间，先是明争暗斗，后来发展到高、赵正面冲突，赵贞吉在隆庆四年底负气而去，殷士儋自认为不堪忍受高拱、张居正的排挤，甚至动手去打高拱，在内阁演出全武行，最后落败出阁。

之前接任徐阶内阁首辅的李春芳，庸碌无为，一直被称为“青词宰相”，素受高拱、张居正鄙薄，当徐、赵、郭、殷相继败退出阁后，自知无法再主持内阁，只得黯然退隐。

陈以勤淡漠名利，目睹内阁的激烈斗争后，也迅速退出，回籍养老。高仪是在隆庆帝驾崩前一个月补入内阁的，不到三个月就去世。

于是，经过几番激烈斗争，隆庆内阁就只剩高拱、张居正两位实权人物，使得诸多改革政策得以顺利施行。

这里要说明一下，高拱、张居正之所以与徐阶、李春芳等人冲突、斗争，一方面是为了争夺中枢执政权力以便于实施改革；另一方面是因为双方的政治思想相差太大，完全无法调和。

比如徐阶，他为人处世长于忍耐深沉，擅于谋略算计，是玩弄政治柔术的高手，嘉靖末年扳倒权势熏天的严嵩父子，他是有很大功劳的。

徐阶当国执政以后，其主要施政策略是“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缇骑省减，诏狱渐虚”，尤其是嘉靖帝驾崩之时，他草拟遗诏，嘉靖时的各种弊政悉罢。徐阶在这时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正德、嘉靖以来遗留下的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已经到了必须要收拾的地步了，这是朝野共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大明朝已经成了一栋摇摇欲坠的烂房子，裱糊匠式的补漏已经无济于事，必须要改革，当时要改革的呼声也很高。

而徐阶、李春芳等人对朝野有识之士的改革呼声是愕然、茫然，甚至是反感的，他们施政的基本思路就是恢复祖宗成法，得过且过，根本没有要触动原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架构的内容。

高拱和张居正与之截然相反，高拱的《除八弊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都反映了他们改革、变通的思想和施政举措。徐阶、李春芳等人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必然会被排挤出局。

2、其次，高拱、张居正联手整肃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

在意识形态和学术上，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人尊奉、推崇“心学”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阳明学派”，尤其是徐阶，以宋明理学传人自居，利用执政权力，到处推广、甚至亲自主持讲学，召集朝廷、地方官员都来听讲，所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实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而高拱、张居正外表上仍自诩为儒臣，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但实际上推行的是战国时期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学说。撷取、吸收、甄别选汰儒、法两家的精粹，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

为了契合本提问，这里仅以高拱为例。高拱著有《春秋正旨》、《问辩录》、《日进直讲》、《本语》等学术著作，在其中尖锐揭露驳斥宋儒对《春秋》经义的穿凿曲解，批判程朱理学的高谈玄论，不切实际，认为“宋儒穷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知为知”。

对于徐阶等推崇的阳明心学，高拱更嗤之为“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

他还指出，侈言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理欲不两立”，无非是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欺人之谈。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所谓“天理”，也不可能具有永恒不可修正不可动摇的绝对神圣性质，至于饮食男女本来客观合理的人生要求，也不需要、不可能禁止，根本就不可能有超脱人情之外的“天理”。

高拱在其著作中，反复借史论事，从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联系到当时的现实政治问题和丛积的弊端，探求解决之法，因此他钻研学术，完全是为了达到经世的目的，主张“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其追求和理念，可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务实”。

在复出以后，高拱和张居正联手掌握了内阁实权，开始毫不留情地肃清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等人侈谈玄虚，大搞讲学的影响，通过整顿学风以纠正政风。

在高、张的主持下，通过以隆庆帝谕批的形式，严饬各级官府，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更不准借讲学以钻营逢迎，借立门户以操赏罚予夺之柄。等到万历朝张居正当政时，甚至开始大规模禁止民间的各种书院，严厉打击士人借此拉帮结派、空谈虚论，败坏士风、政风，干扰朝廷施政。

3、高拱与张居正的恩仇中变

高拱与张居正关系的逆变，主要根源在于二人各自都有着强烈的个性，都具有炽烈的权力欲，在心理素质、性格、修养以至作风等方面，也都存在相互排斥的因素。

再加上隆、万之交朝廷上层多重恩怨矛盾的激化，比如冯保与高拱的矛盾，李太后对外廷大臣的忌惮，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冲突也终于爆发了，具体呈现出来的就是“壬申政变”，相关案件则是“王大臣案”。

其实到了隆庆末期，高拱和张居正就已经很难再和衷共济以共事，矛盾日益激化，简单点说就是“一条槽上难栓两头犟驴”，二人都太过刚强且权力欲十足，当时不是高拱驱逐了张居正，就是张居正取代高拱。

而高拱的出局，某种程度上也和他自己有很大关系，这时候的高拱确实是有点太过锋芒毕露，直白点说就是权力迷惑了高拱，他飘了，不像早年那么谨慎了，尤其是上新君登基、主少国疑的时候。

比如隆庆六年六月十三日他所上的《新政所急五事疏》，太过急切了，言语也不谨慎，一副要把一切权力尽揽于内阁他手上的样子：

隆庆六年六月丁卯（六月十三日），大学士高拱疏新政所急五事：
一、御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湏照祖宗旧规，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
一、视朝回宫后，照祖宗旧规奏事二次。御览毕，尽发内阁拟票呈览。果系停当，然后发行，则下情得通，奸弊可弭，皇上亦得晓天下之事。
一、事必面奏，方得尽其情理。望于临朝后，间御文华殿，令臣等入见。有当奏者，就便陈奏。其有紧急密切事情，又容臣等不时请见。或于讲读后奏之。如此则事得精详，情无壅蔽，不惟睿聪日启，亦且权不下移。
一、事不议处，必有差错。国朝设内阁官看详拟票，盖所以议处也。望皇上于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若不当上意，仍发内阁再详拟上。若或有未经发拟径自内批者，容臣等执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当，亦可免假借之弊。
一、官民本辞，当行当止，未有留中不发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不知果经御览与否。又或事系紧急密切者，及至再陈，岂不有误？望今后一切本辞，尽行发下。有未下者，容具原本以请。其通政司所封进有未下者，科官奏讨明白。如此，庶事无壅隔，亦可远内臣之嫌，释外廷之惑。

所以后来罢黜高拱的诏书就说：“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隆庆六年六月庚午（六月十六日），罢大学士高拱。
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传奉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传与内阁、府部等衙门官员：
我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大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少，要他每辅佐。”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姑且不究。今后俱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
拱即日出城。

总的来说，高拱的出局，高、张二人的失和反目，是他们二人的不幸，更是朝政的大不幸、中国的大不幸。

若他们二人能团结一心，联合执政，避免某一人权势熏天，分摊了成为权臣遭到皇权忌惮的风险，反对的声音应该会小很多，也不至于对年轻的万历帝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日后人亡政息，甚至被反攻倒算，各种政策被彻底颠倒过来，那么万历中后期的政治可能会大不一样，中国的走向也可能很不一样。

二、嘉靖时期的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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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隆庆时期的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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