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路易十四？ 第1页

文 / 巴巴拉·W·塔奇曼

译 / 孟庆亮

校 / 俞海韵

选自《愚政进行曲》

在昙花一现般的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这种愚蠢行径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路易十四通常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主要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夸大其词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大量发行国债，外加伤亡、饥荒和疾病，耗尽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并最终导致两代君主之后绝对君主制被推翻。从这个角度看，路易十四所奉行的政策违背了最终的自身利益。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评价这种统治的后果道：“在我们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路易生涯中最应受到谴责的行为和最为糟糕的错误就在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取消了他祖父时期所贯彻的宽容政策，恢复对胡格诺派的迫害。这还称不上是绝对的愚蠢政策，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无人对此进行责备或告诫，这反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在30年后国王的葬礼上，人们还将其作为最值得赞扬的行为大加肯定。然而，这一事实却使另外一项标准显得更为重要，即愚蠢政策必须是某个群体而非个人的决策。没过多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该政策之愚蠢。几十年后，伏尔泰将其称为“法国最大的灾难之一”，其结果“完全违背了初衷”。

和所有愚蠢行径一样，它受到当时人们的态度、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像某些愚蠢行径一样，若并非所有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采取措施也能平安无事的时候，它太过激进。旧的宗教分裂和加尔文残忍教义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人数不足200万或大约人口1/10的胡格诺派是辛勤工作的忠诚公民，而他们太过勤奋反而令天主教派感到不安。这样就造成了双方的摩擦。胡格诺派只有一个新年作为休息日，而天主教徒则有100个圣徒和神圣假日；且胡格诺派工作高效，创造力强，在经商方面更为成功。他们的商店和作坊抢走了大批生意，这也是天主教徒要求对他们进行压制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层次上，这一要求被赋予充分的理由，因为在宗教方面持不同政见是对国王的背叛，而取消对是非感的自由选择（“这致命的自由”）不仅是为国家利益，也是对上帝的忠诚。

摆脱了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早期监护之后的国王越来越专制，因而这一建议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的专制权力越大，似乎就越不能接受政见不同者的存在。“一部法律，一个国王，一个上帝”是他对国家的概念，并且在他当政25年之后，他的政治力量日益加强，对分歧的包容也逐渐萎缩。他所认为的神圣使命对统治者来说通常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深信“我应该成为上帝的使者，让所有臣服于我的人按照上帝的教导行事”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此外，他还有自己的政治动机。鉴于英国詹姆斯二世对天主教的了解，路易认为，欧洲正在回归到天主教至上，他可以摆出一副极力反对新教徒的姿态对此表示支持。而且，由于与教宗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他想表明自己是正统观念的捍卫者，由此重申古代法国的“最具基督教意味的国王”的称号。

1681年，废除《南特敕令》的法令尚未被真正颁布，迫害行为就开始了。新教活动被禁止，学校和教堂被关闭，人们被强制接受天主教洗礼，儿童从7岁开始就与家人分离，被抚养成天主教徒，行业行为与职业被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胡格诺派官员被责令辞职，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改宗，且给每个转变信仰的人提供赏金。一个又一个法令将胡格诺派教徒从他们自己的社区及国家生活分离开来并彻底根除联系。

随着迫害行为的升级，他们开始采取暴力措施，其中最为残忍且最为有效的莫过于对新教徒的“武力迫害”，即让那些凶暴粗野的男人分别驻守在胡格诺派家庭中，并鼓励他们为所欲为。由这些粗野男人组成的军队，因粗暴散漫而臭名昭著。他们大肆屠杀，殴打抢劫户主，强奸妇女，四处破坏，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当局以免除家庭被进驻从而摆脱这种恐怖行为为幌子，诱使人们转变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信仰转变几乎不可能真心实意，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不满，因为这些人发假誓，亵渎了教会的神圣。并非心甘情愿领受圣餐的人有时被驱赶着去做弥撒，其中有的反抗者对圣餐吐口水，并倒在地上践踏，他们因为玷污了圣礼而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

法令禁止遭受处罚的胡格诺派教徒离开，而他们一旦被抓到，则被判决到船上的厨房接受劳役。为了反抗，胡格诺派开始移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拒绝公开发誓放弃原有信仰，当局就会迫使他们的牧师流亡海外，因为怕这些牧师会在暗中传教，鼓励那些已经转变信仰的人恢复原有信仰。那些继续布道的顽固的牧师被施以轮刑，很多牧师因此成为殉道者，这同时也激励了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反抗。

当有人将大规模信仰转变情况汇报给国王，说仅一个地区三天时间就有6万人转变信仰时，国王决定废除《南特敕令》，因为在他看来胡格诺派已经不复存在，不再需要这个敕令了。这时，有人质疑这一政策的明智性。在废除敕令前夕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皇太子或许是想表达有人私下转达给他的忧虑之情，提醒说如果废除这一敕令可能导致反抗和大规模移民，由此损害法国的商业。但是，他似乎是唯一提出反对声音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不用怕遭到报复。一个星期后，即1685年10月18日，废除的法令正式颁布，并被人们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以前从未有过这样胜利的喜悦。”历来刻薄的圣西门写道。并且他的激情一直持续到国王死去，“从来没有过这么一致的好评……国王听到的全是溢美之词”。

但不良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信仰胡格诺教的纺织工人、造纸商及其他工匠，将曾经在法国居垄断地位的技术带到英格兰和德国；银行家和商人带走了他们的资金；印刷工人、出版商、造船商、律师、医生及很多牧师逃离。4年内，海军中有

人，陆军中有1万—1.2万人，还有500—600名军官，都逃到荷兰，极大增强了路易国王的敌人威廉三世的军队实力。并且在三年后，当威廉三世取代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时，其军队实力已经是法国的两倍。图尔和里昂的丝绸行业据说由此遭到破坏，而像兰斯和鲁昂这样的重要城镇，其工人数量锐减了一半。

人们意识到废除《南特敕令》的诸多后果时，夸张之词照例不可避免，而这一现象从圣西门恶意责难国家人口减少了1/4时就已经开始了。根据现在的估计，各地流亡总人数大约10万—25万。无论这一数量多寡，新教国家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流亡人口对于法国对手的价值。荷兰即刻给了他们公民权利，并免除三年的赋税。勃兰登堡（未来普鲁士）议员弗雷德里克·威廉在《南特敕令》发布不到一周就颁布法令，邀请胡格诺派来到他所辖的领土，而后者所带来的工业企业对柏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的研究认为，胡格诺派移民对法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害一直被高估了，它只不过是战争带来的众多创伤之一。然而，政治方面的损害却是毫无疑问的。胡格诺派印刷工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所印制的反法小册子和讽刺作品如洪水般涌入所有他们定居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将对法国的敌对情绪推向新的高潮。勃兰登堡与荷兰结盟，德国小公国也随后加入进来，由此加强了反法的新教联盟的力量。而在法国，迫害行为反而更激发了新教徒的信仰热情，复苏了他们与天主教徒的宿怨。南部赛维纳山区胡格诺派中的法新教徒（Camisard）的长期反抗，导致了三次残酷的镇压战争，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人们在这里以及法国保留下来的其他胡格诺派社区中建立了接收基地，迎接革命的到来。

更为深远的变化在于对绝对君主制理念的怀疑。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国王不能再拥有强行统一宗教的权力。这样一来，君权神授遭到了公开质疑，宪法的权威性更受到了挑战，这一斗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1715年，当了72年国王的路易十四在去世之际，留给法国的不是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的国家统一，而是思想活跃但处境悲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国度；他没有令国家财富日益增长，而是使之更加贫困孱弱、混乱失序。以自我为中心的统治者用如此有效的方式损害自身利益，路易十四真可谓前无古人。

本来，对胡格诺派所为不加干涉，或者至多通过发布国内法令的形式满足反对胡格诺派人士的诉求，而不采取武力施加暴行，也不失为可行之道。虽然大臣、神职人员和人民完全赞同对胡格诺派的迫害，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万火急。整个事件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本来就不该发生。这就突出了愚蠢行为的两个特点：事件的发生通常并未经过精心策划，其后果却总是令人惊异。愚蠢行为在事件发生后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对“废除”法令这样写道，“伟大的图谋在政治上极其罕见；国王总是凭经验，有时甚至一时冲动做出某种行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观点得到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支持，后者在一篇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告诫说：“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要太过深刻，因为原因通常都显而易见。”这一点往往被政治学家们所忽略，因为他们在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即便持否定态度，也总是极其虔诚的样子。他们的行为有时就像是普通人走进一人深的水里，非常不明智或愚蠢反常，与普通大众在正常情况下时常会表现的并无二致。权力的陷阱和影响欺骗着我们，赋予了其拥有者非同一般的地位。有着一头卷曲的长假发，穿高跟鞋和貂皮大衣的太阳王是一个容易误判、出错和冲动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样。

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讲一讲路易十四时代的摆钟和法国室内艺术( •̀ ω •́ )y

撰文 | 张羿

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必然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而成为人类永远的记忆。

——伏尔泰论路易十四

1

序 言

路易十四（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在位期间1643年-1715年）时代是法兰西文化与艺术奠定基础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时代。得益于其祖父亨利四世（Henry IV，1553年-1610年）创立的众多合理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在路易十四统治法国的漫长岁月里，巴黎聚集了大批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各类人才，他们一起合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辉煌伟大的时代，而他们的诸多文化艺术成就，直到今天还都影响着我们的艺术、文化品味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通常会说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造型艺术水平超越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与民族，巴黎因此成为了欧洲的时尚中心。客观说来，在绘画、雕塑等纯艺术方面，法国最顶尖级的作品虽然达到了可以和当时意大利艺术家相媲美的水平，但真正使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一跃成为欧洲时尚引领者的是其室内装饰艺术，尤其是包括艺术钟表在内的家俱等室内装饰艺术品。正是这些展示了全新理念的作品成为了欧洲各国君王贵族与大收藏家们所追捧与收藏的物品，它们鲜明的个性，可以很容易让人辨认出其时代风格，在艺术史上被称为路易十四风格的钟表、路易十四风格的家俱或者是路易十四风格的装饰艺术作品。

2

建筑式摆钟造型与路易十四时代法国艺术钟标准造型

2.1 钟摆的发明与最早的科斯特摆钟

对于现代机械时钟制造来说，最重要的发明毫无疑问应是钟摆，其理论是由意大利著名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1546年-1642年）提出的，而具体的科学实验则在后来由荷兰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年-1695年）完成。1657年荷兰钟表制造师所罗门·科斯特（Solomon Coster，1620年-1659年）制造出了第一个摆钟，1658年，惠更斯出版了《摆钟论》，它在世界科技史上被认为是17世纪最重要的三大科学著作之一（图1）。钟摆的发明将机械计时装置的准确性从原来每天误差在15分钟以上提高到每天误差可以控制在15秒内，极大提高了机械计时装置的准确性；同时，钟摆的发明也使得以前每天需要数次上弦的钟表变为可以间隔一天以上才需上弦的机械装置，钟表因此开始变得真正实用起来并有了商业化的可能。在钟摆发明后，由于地理上的近便、自身科技人才的积累以及法国从1500年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有效的学术和科技制度，法国迅速掌握了钟摆技术并有所创新与突破，很快就形成了法国独特的钟表制造技术与造型设计。

图1. 左边展示的是所罗门·科斯特根据惠更斯的发明于1657年最早第一批制造出来的几个摆钟之一，而右边则是惠更斯于1658年时发表的著作《摆钟论》；现陈列于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Leiden）中。

2.2 建筑形摆钟

图1左边所示所罗门·科斯特最早制造的摆钟外壳只是一个黒木方盒子，正面钟盘圈下方有一个用于签名的小金属片，在钟盘圈与签名小片底下衬着黑色绒布。法国钟表师在1658年-1680年间基本也采用了科斯特式外部造型，尽管在华丽程度与装饰性上，有些法国钟采用了玳瑁贴面甚至加上了一些简单的鎏金青铜花纹装饰。然而在观念上与科斯特不同的是，制造钟壳的法国家俱师们将钟壳看做一个建筑物或是房子，建筑内部居住的是钟的机芯与钟摆。在同一时期里，有些英国制造时钟外壳的家俱师们也有类似的观念；另外，从1660年查理二世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詹姆士二世这段时间里，英国这两位国王都笃信天主教，整个国家有着强烈的天主教倾向，因此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着类似于同时代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思维方式与想法（图2与图2a）。法国与英国最终在路易十四时代后期走上了不同的艺术道路，应该与这两个国家在光荣革命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也有关系。

图2. 带人体雕塑的建筑式早期布尔镶嵌艺术座钟“时间之神”，路易十四时代，1685年前制作于巴黎；高58厘米，宽40厘米，厚19厘米；钟表师为让·勒·梅尔；钟壳制造者为安德列-查尔斯·布尔；私人收藏品。

图2a. 多功能黒木贴皮配白银与青铜鎏金雕塑座钟，1689年完成，机芯为汤姆宾制造，高73.6厘米；宽34厘米；深25厘米，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法国建筑式座钟在1680年代中期开始变得成熟起来，我们在此举一个典型例子（图2），其钟壳是安德列-查尔斯·布尔在1680年代创作的最好作品之一。相对于当时流行的科斯特式早期摆钟造型，布尔将钟壳增高，把它做成了华丽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筑形状。钟的顶端做成了当时宫殿的带垫层的房顶形状，并分两层加配了八个燃烧着的火炬形状的鎏金青铜装饰雕塑；在顶部下方连结钟身的部分有一层用多个青铜鎏金的小柱子支撑起来的通透式长窗，它不仅使建筑式的造型显得活泼且更加华丽并富于装饰性，而且也有着实际的用途，即扩散钟铃的声音。在钟壳两侧四角的位置上有四根古代希腊科林斯式柱子；钟的正面是顶部为拱形的玻璃门，两侧也各有一个顶部为拱形的大玻璃窗，这些门窗周边都豪华加配了鎏金青铜打造的植物叶子花边装饰浮雕，透过钟身侧面的玻璃窗，我们可以欣赏机芯的运动之美；钟的最下方是四个上部雕刻了凹槽的青铜鎏金的陀螺状支脚。

这个钟壳最具革命性的地方是钟身正面钟盘下的青铜鎏金人像雕塑，他展示的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之神克洛诺斯（Kronus），他的身体坐在一个打造成古典石碑状的签名牌上，克洛诺斯因用力而微微张开了翅膀，他正在举起硕大的银质钟盘圈，其身下放置着象征他身份的大镰刀，与镰刀一起的还有身体盘旋蠕动但却低下了头的一条蛇，这里蛇应是妒忌的象征，它表现了当时的钟表师们对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的毫不掩饰的骄傲。可以注意到：这个带有浮雕造型的签名牌与最早的科斯特制造的钟表上的签名牌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建筑式钟表最终在1700年前后发展成为典型的路易十四时代时钟造型（请看下文）。

值得指出的是，1680年代英国同样也有建筑式座钟的概念，我们仅给出一例由英国伟大的钟表师汤姆宾（Thomas Tompion，1639年-1713年）制作的建筑式座钟（图2a），供读者欣赏。

2.3 路易十四时代的经典时钟造型

由布尔制作的“命运三女神”座钟外壳是由建筑型座钟抽象演化而来的（图3），这类造型的钟壳应该是在1690年代末期变得成熟起来。与图2所示的建筑式座钟相比，可以注意到其钟盘已经变成了典型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样式。在最外圈用从1到60的阿拉伯数字标示分钟数，在此之内是由镶嵌着12个白色小珐琅片组成的内圈，小珐琅盘上用罗马数字标示小时数，在内部中心圆圈上装饰有花篮与卷叶图案的鎏金浅浮雕，钟盘上有一对蓝色钢针指示小时与分钟，这种钟盘开始于1690年代，是法国时钟最终摆脱科斯特钟型的标志之一。在钟盘之下是华丽的青铜鎏金命运三女神浮雕，左边的克洛托（Clotho）从她的线竿上发出生命之线，右边的拉刻西斯（Lachesis）将线收回到绕线筒上，而中间的阿特罗波斯（Atropos）则是手拿剪刀随时准备将线剪断。浮雕中命运三女神的造型有可能受到古希腊雕塑中美惠三女神的影响，即两边的女神面对观众而中间的一位则是用她的背对着大家，正好适合故事本身的要求，即中间的剪断命运丝线的女神阿特罗波斯不该看到观众，因为这意味着观者在尘世命运的终结。毫无疑问，这个配合计时装置的浮雕力图表达的主题是源自古代希腊荷马史诗中就已经传达出的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念：

“人的生命之长短无可奈何地必然由在冥冥之中的‘命运’来决定。”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钟上虽然有浮雕和顶上的装饰性雕塑，但它的聚焦点是读取时间的钟盘，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2.2节中结束的建筑钟型。

图3. 布尔式座钟“命运三女神”，路易十四时代，安德列-查尔斯·布尔制作钟壳，长104厘米，宽60厘米，高22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1690年-1700年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时钟造型开始成熟、定型的时代。在认真观看了图3等后，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路易十四时代经典时钟造型的描述，典型的路易十四时代座钟的造型具有如下特征，它们都是带有寓意-象征式浮雕主题座钟，取材于古典时代的神话。通常钟的顶端会有一个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祗或人物，他们通常是：

1. 时间之神克洛诺斯（Chronos），他或者是斜卧着或者是坐在地球上，身上带有翅膀且手持大镰刀；

2. 正义女神雅典娜，她或者站立或者坐着，身穿铠甲并带着头盔，通常手持长枪和盾牌，她还象征智慧、胜利等；3. 命运女神，她的形象通常为一手拿棕榈叶而另一手持着长号，并有可能被塑造成正在吹长号的样子。钟的侧面四个边的上端顶部一般可以分为两种：

1. 类似于支撑柱式的装饰性图案雕塑；

2. 做成人体形状的支撑柱，其形象可以是地球上的四大洲，一天中的早晨、白天、黄昏与黑夜等。

钟盘下方会有浮雕，常见主题有命运三女神、驾驶太阳车的阿波罗等，这个主题性浅浮雕通常都会展示钟表制造者（确切地说，是钟壳制造者）对古典拉丁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或是对16-17世纪纹章学大师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约1560-约1622年）的《图像学》（Iconology）的理解。钟的底部支脚会做得略微有些涡卷形，其造型可以是马匹、海妖、卧着的斯芬克斯或带翅膀的女妖等。

在现实的时钟制造过程中，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比如钟顶上的神祗或人物雕塑有可能会被去掉，钟顶下的四个人像立柱或是装饰雕塑立柱可以只在正面前方有两个，甚至钟盘下的寓意浮雕可以变成纯粹装饰雕塑或签名牌等。我们这里再给出一个同样也是布尔制作的“命运三女神”座钟例子（图3a），它显然也是按照上面所说的路易十四时代典型座钟的原则创作的，读者可以通过比较来看出布尔对这一原则的灵活运用。当然也可以在上述的标准结构上加入一些辅助装饰，例如我们可以在图3所示“命运三女神”座钟钟盘上方看到一个古罗马双面战神同时也是象征过去与未来的时间之神亚努斯的青铜鎏金浮雕（图3b），这个亚努斯雕像的加入，不仅明确将时间概念、国家的战争与和平状况与命运连结起来，而且同时也清楚表明了它是一个皇家定制作品。

图3a. 布尔式座钟“命运三女神”，路易十四时代，安德列-查尔斯·布尔制作钟壳，巴黎摆钟艺廊提供图片。

图3b. 布尔式座钟“命运三女神”局部，亚努斯神像浮雕。

作者简介

张羿，艺术史研究者，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钟表与古乐器部顾问，法国摆钟艺廊顾问，广东省钟表收藏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也是数学家、逻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