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路易十四建立了专制政权，詹姆斯二世却没有？ 第1页

这个问题很大，前因后果一大堆，我们来一层一层的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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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先从1685年前，也就是詹姆斯二世正式加冕前，英国社会的经济情况开始吧

经济学家多纳德科曼（Donald Coleman）指出：”从1600年开始，英国的经济结构有一个急剧的变化“，从一个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的国家迅速蜕变为一个制造业和商业占绝大比重的国家

17世纪末英国的纺织工厂

1670年，在地中海一带作生意的商人约翰乔里夫（John Joliffe）在下议院的发言中讲到：“我们的呢绒业已经成为霸主"，从葡萄牙，西班牙，到意大利，整个地中海沿岸都充斥着价廉物美的“英国布”，当时的托斯卡尼大公为了保护地方经济甚至专门禁止了英国布的买卖，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公国范伟内（包括首府佛罗伦萨）的贵族和绅士们都身着英国布

从前只有贵族能消费的粗斜纹呢，哔叽呢，和克瑟斜纹呢等名贵布料开始大规模的量产，并进入普通人的家庭，埃克斯特，博尔顿，诺维奇等纺织中心的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在1620到1700年之间，这些城市的总人口都翻了将近一倍，而且基本都集中在纺织业从业人口的数量上，这些城市也都迅速成为了自身商品的名片，比如在整个欧洲和北美，大家一提到粗斜纹呢生意，首先想到的都是博尔顿

和纺织业一样繁荣的，是煤炭的产量，从1560年到17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翻了12倍，1683年，法国海军部长安东尼柯贝尔（Antoine Colbert）安插在英国的工业间谍给他的报告里写到：”布里斯托的运煤船多的数不到边，每个人每天都消费大量的煤，伦敦的煤运船无边无际，运到伦敦的煤堆得像山一样“，德比，纽卡斯尔，南威尔士等地的煤炭遍布全国，同时也大幅刺激了金属冶炼行业，伯明翰，谢菲尔德获得了全欧洲范伟内的声誉，生产并出口“最优质的刀具”

大规模的制造工厂替代掉传统的手工作坊，威尼斯驻伦敦特使哀叹：”我们的玻璃生意很快就要被英国人完全挤垮了“，在伦敦避难的威尼斯手工业者和英国的制造业一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英国哲学家约翰奥布雷（John Aubrey）写到：”玻璃窗本来是非常名贵的，只有教堂和绅士的官邸才消费的起，但是现在就是最穷的下层百姓也能使用了“

著名的威尼斯玻璃器具

随着大西洋对岸殖民地的开发，丰富的物资开始进入英国，以西印度，巴巴多斯等地为主，蔗糖提炼工业日益兴盛，这种新兴的“白色黄金”贸易开始为英国带来海量的财富，1660年利物浦还是一个小渔村，到了1700年，短短的四十年，面靠大西洋的利物浦就成为了英国头号海港，每日吞吐货物量数以万计，其中超过一半的航运贸易都来自新大陆

17世纪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提炼工厂

1672年的利物浦港口

随着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英国的城市化也在同步进行，1550年，伦敦还只有7万人口，仅仅和里昂，米兰持平，城市规模更是远远小于里斯本，巴黎和威尼斯，但是到了1700年，伦敦已经有了57万人口，超过巴黎7万人，是欧洲第一大都市，很多欧洲大陆的游客来伦敦旅游都会发出惊叹，伦敦是如此的巨大和现代化

1685年，受邀参加詹姆斯二世加冕仪式的法国贵族盛玛里埃爵士来到伦敦后非常惊喜，他感叹到：”我完全被伦敦迷住了，和我25年前来相比，伦敦的市容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欧洲你找不到第二座城市像伦敦这样完全是用砖石而不是木料来建造“

上：1633年的伦敦泰晤士河，下：1750年的伦敦泰晤士河，繁荣的经济保证了充沛的物资和随之兴起的新型建材的使用让伦敦从一个中世纪城市初具现代化的雏形

除了首都之外，有两类城镇迅速地完成了城市化：一类是制造业中心，一类是海港，前者如钢铁业的伯明翰，煤矿业的纽卡斯尔，纺织业的诺维奇，后者如利物浦和莱特黑文，后来做了圣公会卡利塞主教的威廉尼克尔森（William Nicolson），他当时还是一名来往于约克和纽卡斯尔的古董商人，他对于纽卡斯尔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由衷的感慨：”贸易对于城市的改造是如此的奇妙“

贸易的繁荣也推动了物流和交通行业，1672年，邮政长官罗杰威特利（Roger Whitley）制定了行业标准：邮件的送递速度必须保证在每天120英里，这确保了从伦敦北到爱丁堡，5天之内能收到邮件，西到普利茅斯，3天之内能收到邮件，他也自豪地宣传：”我们国家的商业是由我们邮政来维持的“，而威特利的继任者菲利普浮罗德（Philip Frowde）又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伦敦60英里内的每一个乡镇都要保证一天内收到邮件，以确保商品贸易的流畅性

18世纪初伦敦到爱丁堡的邮政马车

1680年，自由党（Whig）成员威廉多克莱（William Dockwra）和罗伯特穆雷（Robert Murray）创立了伦敦潘尼邮政公司，公司在伦敦市区的400个办公点每隔两个小时就会收取一次邮件，在伦敦10英里范伟内的148个乡镇每天都要收取一次邮件，如此贴心的服务也让潘尼邮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公司如此巨大的信息吞吐量和广布的信息网也为后来自由党的政治宣传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和日益便利的邮政服务一样，客运服务也在日趋完善，从1630年开始，全英国范伟内建立起了驿马车系统，北到约克，西到布里斯托，东到坎特伯雷，南到南安普顿，都建立起了定时发班的驿马车公路网，而除了各大城市之间的马车来往，大城市和其卫星城，乡镇之间也建立起了马车公路服务，到了1680年，伦敦25英里内的每个小镇都有来往的驿马车，非常的便利，而有些路线甚至还有特快专线：伦敦和牛津，剑桥在暑假期间还专门开通了特快马车（flying coach），学生们在一天内就能从学校回到伦敦

来往于伦敦和剑桥的驿马车

城市化的扩大带来的是新的城市文化，1680年，伦敦从阿姆斯特丹引进了煤气灯，在每一栋公共建筑外的街道上都加装了通宵明亮的煤气灯，很快，约克，埃克斯特，诺维奇，煤气路灯迅速被推广到全国，明亮的路灯照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给市民带来的不仅是内心的安全感，还有随之而发展出来的夜生活文化

17世纪末，伦敦市民安装煤气灯

咖啡屋是另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文化，1650年，在中东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首次将这种土耳其饮料带到了英国，咖啡由此迅速生根发芽，到了1700年，整个伦敦有了将近3000家咖啡屋，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而且比数量更加不同的是，英国咖啡屋的风格也和欧洲大陆大相径庭，法国贵族盛玛里埃爵士专门提到了伦敦和巴黎的咖啡屋的区别：

”在巴黎，咖啡屋是比较高档的场所，大理石桌，水晶吊灯，玻璃墙壁，在咖啡屋喝咖啡的都是贵族和上层绅士，讨论的也都是一些私人的话题，但是在伦敦，咖啡屋里都是大长木桌子，非常的拥挤，全是烟味，来的人也是形形色色，一个绅士和一个水手可以同桌而坐，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各种话题，五花八门，上到国家政策，中到各种商业情报，下到社会八卦，这在巴黎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1690年，伦敦伽罗威咖啡屋，每天早晚提供大量股份公司的业务报告，市民们可以在听完股票经济人（背立黄衣者）报告后购买公司股票

1685年，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制造和贸易占绝对比重的国家，自由党（Whig）经济学家卡鲁瑞内尔（Carew Reynell）讲到："这个国家全部的项目，就是生意"，这也就是詹姆斯二世接手英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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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社会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再过渡到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1650年，西班牙和奥地利早已日薄西山，一路下滑，英国的官方和民间都在热议一个话题：谁将是英国未来最危险的对手？很多英国人都在谈论两个国家：法国，还有荷兰，我们前面讲到了英国的商业发展有突变的成份，这其中荷兰移民居功至伟，英国人的霸主行业，纺织，从艾赛克斯到诺维奇，在经营管理这一块很大比重都是荷兰移民在运作

英国保守党（Tory）成员菲利普华威克爵士（Philip Warwick）讲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忽略贸易或航运的国家能获得成功，这一点无需否认，荷兰人就是在追逐海上的霸权，就像过去弗朗西斯一世（16世纪的法国国王）的陆地霸权一样”，从17世纪中期开始，荷兰已经通过商船队组建起了一个巨大的海上帝国，英国人当时管荷兰人叫“黄油箱”，因为他们简直是无孔不入，流得到处都是，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太小了，作为商业上的对手，英国荷兰冲突不断，17世纪后半叶先后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英国人也没有在荷兰人身上讨到太多便宜，而对于英国保守党来说，除了作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外，荷兰人对海洋的控制是最让人头疼的，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贸易，谁能控制贸易，谁就能达成世界霸权

1650年，荷兰默兹河上黑压压的商船队和运兵船

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英军战败

但是和保守党的看法不同，自由党的眼睛始终放在法国人的身上，1672年爆发了法荷战争，“太阳王”路易十四强大的陆军横扫荷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路易十四咄咄逼人的气焰让自由党更加寝食难安，英国驻法国大使，自由党成员丹泽尔赫尔斯男爵（Denzil Holles）讲到：“在欧洲没有比法国更危险的国家了，法国人都是雄心勃勃的天才，他们的目标是宏大的，那就是要把整个欧洲踩在脚下”，而自由党议员威廉加拉威（William Garraway）在下议院的发言讲到：“现在每一个人的口中都在谈论一种恐惧，英国会被法国人给摧毁，我们有义务站出来一起对抗法国”

1672年，法荷战争，路易十四（骑马者）率军穿越莱茵河

英国国会的两大势力，自由党（Whig）和保守党（Tory），两者之间对于欧洲事务不同的着眼点在于他们对于政治力量和财富来源的分歧，这里就需要讲到两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约塞亚柴尔德爵士（Josiah Child）各自的观点

约翰洛克

作为日后出现在全世界中学课本上的人物，约翰洛克是17世纪最富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也是英格兰银行创立时的投资人之一，他后来出现在詹姆斯二世的黑名单上，长期流亡于荷兰，而荷兰人也把自己的奸商本色发挥到极致，把洛克的著作刊印发行，返销回英国的禁书市场，赚了个盆满钵满，洛克讲到：“如果我们能正确得估算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事物的价值，有多少是出自于自然，有多少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劳动，我们会发现其中99%都是出自于劳动所得”

作为自由党的精神教父和英雄人物，洛克的观点也是自由党始终坚信的：决定财富多少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所以一个国家所能获得财富的潜力是无穷尽的，不应该受限制于国家的大小，因此唯一能制约这一点的只是这个国家工业人口的规模，所以如何能够合理地部署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是增长财富的关键

约塞亚柴尔德

作为17世纪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约塞亚柴尔德爵士是当时成绩斐然的豪商巨富，同时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头号人物，手里掌握着帝国在东方的全部财富，同时他也是后来詹姆斯二世经济政策委员会的高级顾问，柴尔德爵士讲到：“商人们都是特别聪明的，他们总是能敏锐得觉察到利润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真正能决定收益的还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力量”

柴尔德爵士的观点代表了保守党一贯的小心谨慎，当然也和自由党南辕北辙：财富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自然，并不是人力创造的，所以财富的总量是有穷尽的，所以土地本身的产出是财富的关键，商业只是在交换不同土地之间的产出，国际贸易的总额从未改变，意大利，法国或者荷兰在贸易中的被“削弱”反过来“增强”了英国，所以制造业必须非常小心，一旦脱离国家本身的力量就会陷入失控的危险

自由党和保守党双方的观点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洛克大贤的自由主义是未来自由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而柴尔德爵士同样目光卓绝，早于《国富论》诞生的一百年前就已经点出了自由经济的死穴，因此只能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谁的理论更加贴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而已，事实上，此后三百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反复上演的各种经济腾飞的奇迹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都能在两位先知各自的着眼点中找到源头，两党各自的立场决定了双方对于欧洲事务，也就是对法国和荷兰的不同态度

路易十四（红衣者）和他的财政总长让柯贝尔（黑衣者）

路易十四的财政总长让柯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为法国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路线，其核心内容就是让法国商人称霸所有行业的贸易，路易十四对外资和外商极尽苛刻，多方刁难，同时又设置了高额的关税，让荷兰英国商人吃尽了苦头，柯贝尔建立了国家海军保航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由路易十四亲自出面鼓励法国贵族加入到东方的贸易中来，柯贝尔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双重经济政策把路易十四变成全欧洲最富有的国王，让他可以为所欲为，路易十四不顾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反对，强行力保自己的下手福斯腾伯格（William von Furstenberg）参加科隆主教的竞选，英诺森十一世极为不满，将法国大使从罗马驱逐出境，路易十四随即派遣部队入侵教皇城阿维尼翁，英诺森十一世恼羞成怒，宣称：“法国国王是全西欧共同的敌人”，路易十四和教皇的冲突自然也是英伦三岛上热议的话题，但度人推己，英国人对于路易十四的专制强权本身带有更多的忧虑，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萨思维尔爵士（Robert Southwell）讲到：“不管你们多么饶有兴致得谈论法国国王和教皇之间的冲突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可一旦想到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的话我就感到很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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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铺垫好了，现在可以回到主人公的身上了：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

其实如果能抛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牵绊，单从个人经历，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说，詹姆斯二世的一生颠荡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年幼的詹姆斯二世（右）和父亲查理一世（左）

15岁，被软禁在圣詹姆斯宫，通过密码本传递消息，然后在父亲派来营救他的班菲尔德上校（Joseph Bampfield）的接应下绕过层层看守潜出圣詹姆斯宫，化妆成女孩儿逃往荷兰，辗转去往巴黎，在达到巴黎的当天，接到父亲被斩首的消息；

19岁，进入法国军营，跟随法国名将德雷埃元帅（Henri d'Auvergne）学习，渐展露才华，深受德雷埃的赏识；

1658年，敦刻尔克战役，法军主将，詹姆斯二世的老上级德雷埃元帅（中）

25岁，追随哥哥查理二世加入西班牙军队，在敦刻尔克战役中和自己的老师交手，当时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打开局面，他率领骑兵团冲击敌方的火枪阵，他亲自带头冲锋，身中数弹，盔甲上都是弹痕，坐骑也被击毙，他愣是不下火线，翻身再战，士气大振，终于击溃了敌方的火枪阵；

1664年，英军占领新阿姆斯特丹，市民劝阻荷兰守军不要开火

31岁，率领英国皇家海军攻占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为了纪念这次胜利，新阿姆斯特丹从此改名为纽约（New York, in honor of Duke of York）;

36岁，在法国神父爱德华西蒙（Edward Simeon）面前宣誓放弃了自己出生时就信仰的英国国教圣公宗，皈依于法国天主教，他给自己的好友，虔诚的圣公宗信徒，达特茅斯伯爵的信中写到：“上帝将给予我他的恩典，为了真正的天主教信仰而死亡”

事实上，直到最后，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詹姆斯二世的人，对于詹姆斯二世本人的看法还是能达成一致的：这是一个坚毅而勇敢的人

1685年4月23日，52岁的詹姆斯二世正式加冕成为英国国王，在伦敦，加冕的公告受到了市民们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在约克，一整天全城都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庆祝的钟声，晚上还有庆祝的篝火；在纽卡斯尔，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欢乐的神情；在雷丁，到处是钟声和篝火以及欢呼；当时还是卫斯特莫兰地方议员的约翰罗瑟爵士（John Lowther），他在三年后做了威廉三世的国务部部长，激动的讲到：“在英格兰我找不到一个地方没有如此的高兴，没有给我们的新王如此多的欢呼，我们都愿意为国王奉献我们的生命和财产”

詹姆斯二世的加冕仪式

詹姆斯二世在国务院发表了自己的加冕宣言：

“我知道有人说我是一个专断权力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会竭尽所能维护我们用法律建立起来的政府，我知道国教的宗旨是为了君主，你们也都展示了自己的忠诚，我会永远捍卫和支持国教，我同样也知道是因为有了英国法律的存在，才让国王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就像我希望的那样，我将永远不会背离法律赋予我的作为国王的权利，我将永远不会侵犯私人财产”

詹姆斯二世振奋人心的宣言很快通过报纸传播到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伯灵顿伯爵讲到：“每一个看到国王宣言的人都是那么的满意”；伦敦圣安德鲁教会学校校长罗伯特格雷夫（Robert Grave）讲到：“这是如此确信的保证，我们的宗教和财产都安全了”；往返于伦敦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商人克里斯托弗杰弗里逊（Christopher Jeaffreson）讲到：“所有的不安都一扫而空了，这是我们热切盼望的欣欣向荣的政府”

三年后，他们都最终远离詹姆斯二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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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再来看看詹姆斯二世当政期间的国家政策

1669年，詹姆斯二世皈依法国天主教后曾经去询问过自己的哥哥，查理二世，兄弟两人讨论了一下如果要在英国推广天主教有什么办法可行，最后兄弟俩达成了共识：没有其他路径，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法国人

詹姆斯二世登基后不久就在内阁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天主教内阁，他的身边围绕着很多亲法派的朝臣（Gallican group）：

爱德华皮特雷神父（Edward Petre），法国驻英国大使保罗巴里隆（Paul Barillon）非常确信信仰法国天主教的皮特雷对于路易十四的敬意；

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他也是巴里隆大使的密友，西班牙驻英国大使唐佩德罗（Don Petro）称伯爵是朝廷里亲法派的领军人物；

国王在苏格兰的左右手，德拉蒙德兄弟（Drummond brothers）：佩斯伯爵詹姆斯德拉蒙德（James Drummond），梅尔福德伯爵约翰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两人都在詹姆斯二世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且都和柯贝尔的长子，路易十四的国务部部长安东尼柯贝尔（Antoine Colbert）关系密切；

伊格纳蒂思怀特（Ignatius White），他是詹姆斯二世新任命的英国驻荷兰大使，这个人是著名的铁杆亲法派；而同时国王又任命了贝维尔斯凯尔顿（Bevil Skelton）出任驻法国大使，这个人仇视荷兰的立场朝野皆知；国王本人的态度在他的人事安排中可窥一管

詹姆斯二世的亲法立场也并非只是单纯出于个人经历的好恶，他有着自己的目标和想法，国王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军营里度过，后来又担任很长一段时间的英国海军上将，戎马半生，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建立一只强大的军队是他多年来的愿望

拉米雷斯战役中的英国陆军

在詹姆斯二世在位的三年时间里，英国的常备军数量翻了四倍，如此迅猛的增长量，英国当时的军营规模明显是跟不上的，国王在1685年的夏天出台了法规，他要求全国所有的旅馆，酒店，啤酒馆，咖啡屋等公共建筑对常备军开放，要求他们可以随时当军营一样驻防士兵，同时国王又详细调查了全国的公共建筑能够提供的床位数，根据数量分配士兵

房子里突然多出几个士兵，谁都觉得不舒服，约克的一位咖啡馆老板抱怨说：“我的店里住了四个士兵，我都没法儿做生意了”；利兹的商人拉尔夫索雷斯比（Ralph Thoresby）自嘲说：“国王一上来就给我们出了个难题，要在绅士们的房子里驻扎士兵，当然，我店里就分了两个”

除了部队的规模之外，詹姆斯二世也力争要让部队更加的职业化，国王对法国大使巴里隆说到：“我对于部队的了解都是在法国的军队里学到的”，1686年，英国战备部长威廉布拉斯维特（William Blathwayt）根据国王的指示从巴黎引进了全套的法军部队准则，下发全军，要求英军以法军为榜样严格训练，每年夏天，国王都会在伦敦的哈斯罗西斯举行军事演习，演习当天全体朝臣都要出席

尽管詹姆斯二世花了大力气训练部队，但驻防部队和当地居民一直冲突摩擦不断，甚至时有恶性事件发生：在伦敦和诺维奇，有妇女被士兵强奸；在胡尔，有绅士被士兵杀害，这些怨恨最终都会由国王来承担

除了陆军之外，詹姆斯二世对于海军也有很高的要求，在加冕之后国王就告知国会：“海军是这个国家的力量和荣耀，我们要竭尽所能将海军的名誉推到一个比我们的先祖更高的高度”，国王同样将法国海军树立为英国海军的榜样，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法国海军过去在欧洲一向都是二流水准，但是国王本人可能更加看重的应该是法国海军的纪律，根据法国间谍在1684年的报告：“英国海军处于一种极端的无序和可悲的状态，纪律松弛淫荡”，而国王在接见法国海军专家波内帕侯爵时专门强调了对于法国海军纪律严明的羡慕和赞赏

詹姆斯二世对海军的改革在1686年正式启动，和陆军重在扩充数量的方针不同的是，国王对海军的要求是重质不重量，除了严加训练之外，经费的使用也都用在刀刃上：包括升级舰船的火炮和机动力，维修船坞，加固海港，以及提升海军军官的工资，前海军大臣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欣喜地宣称：“我们都看到了，英格兰的海军从过去那萎靡不振的窘态一步步地走向了今天这样严整繁荣的强态”

一百年后，这支用法国军纪训练出的英国海军拦截住了拿破仑

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英国海军大获全胜

詹姆斯二世对于路易十四控制舆论的手段也非常欣赏，国王和路易十四一样，相信公众对政治的讨论毫无价值，国王的亲信，乔治普德西爵士（George Pudsey）公然宣称：“商店就是用来做买卖的，不是用来对政治评头论足的”，国王扩充了政府的间谍机构，用来收集公众对于政府的反对意见，而法国大使巴里隆也注意到了在英国国会的不同派系里都被安插了间谍，而同时邮政系统的监察力度也被放大，很多信件在被送达之前已经先被打开过了，这引起了很大范围内的不满：桑德兰伯爵夫人抱怨说：“我的信全都是被打开过的”；温切尔西伯爵也唉叹说：“寄给我的信很多都是打开过的，害得我都不怎么给朋友们写信了”；下议院律师吉尔伯特多本（Gilbert Dolben）自嘲说：“我收到的私人信件都是用来点雪茄的，你还敢相信邮政寄给你的东西吗？”

同时詹姆斯二世严格控制各种传单和简讯，1686年，伦敦市长下令让市议会检查伦敦的每一家咖啡屋，并告诉各位店主绝不允许接收和向客人传递任何形式的传单，同时在每栋公共建筑里驻扎的士兵也可以同时起到这个监督作用，但是最终这些锁链还是被冲破了，两年后的秋天，荷兰王子威廉三世即将进入英国的消息越传越盛，国王的大法官乔治杰弗里斯（George Jeffreys）威胁伦敦的咖啡屋店主，谁胆敢散布相关消息，谁就吊销营业执照，但这并不妨碍雪片一样的传单在伦敦城里飞舞

詹姆斯二世和议会的矛盾开始升级，国王向下议院递交了提案，要求在部队里面安排天主教徒的军官，提案遭到了几乎全票否决，根据克拉伦登法典，英国的所有行政公务人员只能由英国国教圣公会成员担任，天主教徒绝不允许任职，国王开始感觉到他推广天主教所要面临的巨大阻力，1686年11月，国王向法院申请，要求给予他可以免除国会法的特权，十二个大法官中的四人严词拒绝，表示这是违宪的，国王毫不客气，将他们四人就地免职，然后国王再次申请，要求可以在和平时期沿用战争法，剩下的八个大法官中的三人表示反对，国王再接再厉，将他们三人也一并开缺，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法国大使巴里隆表示这意味着詹姆斯二世将只会雇佣那些不会为他的权力设置限制的人

克拉伦登法典的制定者，英国首席部长爱德华海德伯爵（Edward Hyde）

詹姆斯二世对他的行政机构的改组步伐开始加快，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废除克拉伦登法典，以保证天主教势力进入行政圈，国王表示他需要一个和他同心协力的组织机构，每一个人都要表态，站队从内阁开始：

首先是内阁首辅乔治萨维尔侯爵（George Savile）表示反对，绝不能够废除克拉伦登法典，国王将首辅大人赶出了内阁；

然后是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Henry Compton）也不同意，他声称决不能让天主教徒进入上议院，国王将主教大人也踢出内阁；

再接着就是英国国教的重量级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roft），我们不用想也知道答案，他怎么可能容忍天主教势力出现在英国，国王也毫不留情，将大主教也一并撵出了内阁

站队范围继续扩大，詹姆斯二世将“是否同意并支持帮助废除克拉伦登法典”做成问卷调查，下发全国的每一个县，要求地方的行政公务人员表态，同意的就接着干，不同意的那就对不起了，然后就是英国将近一个世纪里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务员清洗：80%的市级议会议员被踢出市议会，70%的市级法官被吊销工作，50%的地方警备军官从军队免职，借着这个清洗的机会，国王也是在集权并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力

不过为什么大家宁愿丢掉工作也不同意废除克拉伦登法典？

英国国教在英国能确立其统治地位是靠着一百多年的宗教大清洗走过来的，这里面流的基本都是天主教徒的血，克拉伦登法典强行规定了英国国教在英国行政部门的单一特权，并规定政府可以随时没收持反对意见的天主教徒的财产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从内容上讲确实很流氓，但是客观上讲，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对维护国家稳定是很有必要的

天主教英国殉难四十圣人

1970年，教皇保罗六世宣布了一份四十人的圣人名单：都是在英国殉难的天主教教徒，他们都是被以叛国罪的名义处死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经过审判，直接就押赴刑场，而这四十人当中最年轻的两位：菲利普埃文斯（Philip Evans），约翰罗伊德（John Lloyd）是1679年刚刚被处决的，也就才刚刚过去了六年而已，血都还没有干，这个时候国王要大家同意废除克拉伦登法典，与其说大家不愿意，不如说大家都不敢：万一天主教势力进入权力中枢反过来进行报复怎么办？

一百年以后，克拉伦登法典终于被废除，那个时候宗教的仇恨已经慢慢被淡忘了，大家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做正确的事情

詹姆斯二世同时开始积极地推广自己的信仰，他首先释放了所有的天主教政治犯，然后在伦敦重新开放了天主教教堂，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的天主教徒人数猛增，从伦敦到维根，很多天主教徒也出资建立了很多天主教学校，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在约克，市议会大楼被直接征用改造成了天主教教堂，在普雷斯顿，城市谷仓被征用改造成了天主教教堂，在沃彻斯特，很多狂热的天主教徒和对天主教心怀不满的市长不断发生冲突，这些摩擦最终也都会算到国王的头上

1687年在伦敦建立的天主教学校Savoy School，学校在今天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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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看看英国各方面的反应：

詹姆斯二世扩充常备军引起了很大的反弹，部队的数量可以立刻体现在军事文件上，但新增士兵的素质却要通过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提高，大量新入伍的士兵很多都是地方流氓，根本不守规矩，再加上国王在和平时期使用战争法，士兵扰民引起的官司不受普通法保护，更是加重了士兵和市民的冲突，在埃雷斯伯里，部队驻防的地方几乎是哀声一片，在胡尔，市民都非常恨士兵，1686年，约克的部队和市民发生了严重摩擦：500名市民手持棍棒冲击了当地的军营，并高叫着“把这些人的脑浆都砸出来！”，而士兵甚至在和市民的殴斗中使用了刀剑和上膛的火枪，自由党成员吉尔伯特博内特（Gilbert Burnet）在宣传单里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和平时期，部队根本就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凌驾于全部国家的利益之上！”

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军费，部队的数量激增，军费开支也大幅攀升，钱从哪里出啊？那就加税吧，税收主要是两块：壁炉税（hearth tax）和商品税（exercise tax）

壁炉税

从查理二世1660年复辟以来，下议院新增了壁炉税：国王可以从每口锅收取一先令的税金，这里所说的锅不只是煮饭烧水的锅，还包括工业用的锅炉，事实上到了查理二世当政末期，壁炉税已经在工业城市引起了很大程度的不满，像伯明翰这样的钢铁制造中心多次发生抵制上税的事件，而谢菲尔德的刀具行业也曾在1680年联合请愿请求下议院撤销壁炉税，在詹姆斯二世当政的最后一年，科恩维尔的锡器业，斯塔福德的制陶业，利兹的纺织业全部爆发了针对壁炉税的暴乱，威廉三世入主英国之后第一项措施就是顺应民意废除了壁炉税，立收人心

自由党一直呼吁国王建立国家银行用以优化资金链，詹姆斯二世对此并不感冒，国王在经济政策方面倾向于向保守党靠拢，约塞亚柴尔德爵士是国王的座上嘉宾，爵士的东印度公司也一直和国王有着紧密的联系，据估计，国王本人在东印度公司拥有至少一万英镑的股份（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前一英镑大致等值于六两银子），而柴尔德爵士的政敌也少不了攻击东印度公司给国王很高的红利以换取了不少经营特权，三年后国王离开英国以后，东印度公司依然每年如数把红利钱汇给国王

除了在东印度公司当中占有大股之外，詹姆斯二世同时也是皇家非洲公司的最大股东，臭名昭著的皇家非洲公司以贩卖奴隶著称于世，和东印度公司一样都是大型的国家控股型企业，从成立伊始自由党人包括约翰洛克等人就不断的转让自己的股份，等到国王当政，皇家非洲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基本被保守党占领，后来伦敦市议会改选，国王提名的候选议员里绝大多半都是皇家非洲公司的大股东

皇家非洲公司的主要业务

那么这些大型国家控股公司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特权呢？

1685年发生了著名的“托马斯桑迪斯案”（East India Company vs. Thomas Sandys），托马斯桑迪斯是一个在印度做贸易的商人，但他没有贸易执照，这损害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因此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辩论上，桑迪斯的辩护律师，自由党成员乔治特雷比爵士（George Treby）作了感人至深的辩护词：

“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利益可以凌驾于自由贸易和劳动所得这些基本的准则之上，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就像他在争取自己的自由一样，我恳请国王不要拿走一个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的收益，否则这个国家今后所有的贸易都会变的岌岌可危”

不过詹姆斯二世的亲信，大法官乔治杰弗里斯并不认同：

“这个岛从很多年以前，在国际贸易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供养这个岛上的居民，供养给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岛上的土地，这些才是必需的，而商品贸易呢，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必需的，你们也不要总是把国王当个好像是威尼斯公爵来对待，这是不对的，商业贸易是从土地来的，所以国王就有权力管理所有的这些贸易”；

特雷比爵士表示担忧：“法官大人，这样的话，不是就把国会赋予我们的权利排除在外了吗？”；

大法官不怀好意地暗示他：“国王有权力召开国会，也就有权力解散国会”；官司最终以桑迪斯败诉告终，柴尔德爵士宣称：“我们必须要学会在印度提升我们的力量，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把所有在印度的生意拱手让给荷兰人”

詹姆斯二世立刻赋予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全权代理权：这包括军事行动，柴尔德爵士所说的力量，也就是土地，也是他一贯秉承的理念：单纯的逐利是不可靠的，商业贸易最终是要和土地本身的输出匹配的，只要拿下印度，就能把荷兰人的商业贸易彻底打垮，有时候，要击败你的竞争对手并不一定要遵循同一套游戏规则，一百年后，东印度公司最终通过这种方式赶走了所有的商业竞争对手

但是“桑迪斯案”的结果彻底激怒了自由党商人，这种单一贸易特权是自由贸易所不能容忍的，国会不断地提醒国王：这和您当初保证的不会侵害个人权利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回应，三年后，自由党商人几乎是一边倒地放弃了詹姆斯二世，集体投向了威廉三世

1731年，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据点：孟买海港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詹姆斯二世和保守党商人之间闹翻是1686的哈德森港湾事件，哈德森港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以下简称HBC）是北美著名的皮草公司，今天加拿大的Bay连锁店就是HBC的下属企业，从17世纪开始，北美皮草开始进入欧洲高档奢侈品市场，拥有一顶河狸皮帽子，一件河狸皮大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是靠着HBC起家的，今天加拿大耳熟能详的大城市，比如多伦多，温哥华，埃德蒙顿等等，历史上都是作为HBC的贸易据点建立起来的，和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一样，HBC也是由保守党控制的大型国家控股公司，是北美的聚宝盆，大管家就是大名鼎鼎的保守党大佬约翰丘吉尔公爵（John Churchill）

《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戴的HBC出品的河狸皮帽子

1686年，眼馋于HBC的法军发动突袭，一举攻占了HBC在哈德逊港湾的三个核心贸易据点，控制了哈德逊湾，并由此掐断了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的航线，消息传回英国，HBC的股价一路暴跌，保守党一片哗然，立刻和法国大使巴里隆联系，丘吉尔公爵亲自出马，准备和法国人谈判，要求法国归还据点并赔偿损失，但是公爵等到的是国王的左右手桑德兰伯爵带给他的旨意：国王已经授意，法国是很重要的盟友，所以将据点和相关利益让给法国，并表示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对法国出兵，公爵极为震惊，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向股东交代，双方随即翻脸，丘吉尔公爵在两年后倒向威廉三世

1687年，经过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公务员清洗之后，詹姆斯二世借此机会开始着手在地方安插忠于自己的人，但是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被国王发了好人卡的前内阁首辅乔治萨维尔侯爵讲到：“这次大清洗反而让所有人都团结一致地反抗国王的想法”；自由党成员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表示同意：“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难得得如此意见一致，终于又表现得像同一个国家了”；波兰驻荷兰大使安东尼莫罗（Antoine Moreau）在1688年年初的报告里写到：“英国国王已经离他自己得目标越来越远，他和国会已经快要分道扬镳了”

1687年，牛津市议会改选，詹姆斯二世提名的议员候选人遭到围攻

重压之下，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4月出台了《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再次强调自己的立场，要求给予国民信仰天主教的自由，但这一次，包括被国王踢出内阁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在内的全国七大主教都表示拒绝，他们一起给国王发了联合请愿书，不过他们的理由倒不是从宗教自由角度讲的，反而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这是违反法典的，也是一直被国会宣布为非法的分权行为”，应该说主教大人们还是看得很清楚的，现在这个局面下再把天主教搅进来，不是火上浇油吗？但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国王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七位主教随即以诽谤罪的罪名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并不是谁有罪谁无罪，大家最担忧的一点终于变成现实了：国王自己的话已经凌驾于国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1688年6月，七大主教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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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水到渠成的光荣革命

1688年8月，詹姆斯二世的外甥兼女婿，荷兰王子威廉三世即将率军进入英国的流言开始流传开来，并越传越盛，伦敦的煤价开始上涨，因为大家担心会有一段时间的海禁，同时海量的资金开始向荷兰转移，根据英国驻荷兰大使伊格纳蒂思怀特的情报：这个资金的转移量大约是每月二十万英镑，这个数量是很惊人的，因为英国政府的年收入也只有两百万英镑而已

资金的名单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保守党大佬约翰丘吉尔公爵将上千英镑的资金汇入阿姆斯特丹银行；然后是休欧文爵士（Hugh Owen）的两千英镑汇入鹿特丹，再然后是鲁特兰伯爵，德文伯爵，布里斯托伯爵，都是汇款超过一千英镑的大金主，而荷兰大使范希特斯（Van Citters）的情报也发现：雷丁等地的很多私人也在暗中筹钱，汇款资助威廉三世出兵

保守党大佬，被詹姆斯二世赶出内阁的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邀请威廉三世进军英国的七君子之一

在七大主教审判的同时，保守党和自由党已经开始联手采取行动，1688年7月，包括伦敦主教，德文伯爵，丹比伯爵在内的“七君子”邀请威廉三世的密信就送到了荷兰：一旦威廉三世登陆英国，他们就一起起事，共襄大义；自由党成员德文伯爵和保守党成员丹比伯爵随即前往詹姆斯二世的大本营约克，准备起义

1688年11月5日，威廉三世率领义军在英格兰西南海岸的托贝湾登陆，海岸上早已聚集着欢迎他的人群，威廉三世随即挥军东进，第一站埃克斯特尔，不费一枪一弹，传檄而定，当地的年轻人纷纷踊跃参军，加入威廉三世的军队；附近的郡县：德文，科恩韦尔，萨摩尔斯特的士绅也纷纷前来投靠；消息传到伦敦，国王的亲信米德尔顿伯爵抱怨到：“附近的绅士全都投敌了，都自愿当敌人的间谍”

11月22日，在约克的丹比伯爵响应举事，一举抓获约克的驻军司令约翰瑞雷斯比爵士（John Reresby），约克光复；

11月24日，德比伯爵宣布支持威廉三世，组织民兵加入起义，激战之后将且思特城的驻军击溃，且思特光复；

11月26日，普利茅斯驻军哗变，宣布同意威廉三世“捍卫新教和法律”的宣言，普利茅斯光复；

12月3日，约翰翰墨爵士（John Hanmer）爵士擒获了胡尔城的驻军司令朗德尔爵士以及他的几个天主教军官，稳住了地方驻军，胡尔城光复；

就向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城接着一个城，当地的士绅和居民纷纷宣布倒向威廉三世，并驱逐或策反当地的驻军

12月18日，威廉三世的大军进入伦敦，伦敦市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妇女和儿童提着一筐筐橙子，挨个儿塞给每一位荷兰士兵，许多市民举着橙色的长矛，以及巨大的条幅：“欢迎你，上帝保佑你，新教的捍卫者，自由的守护神”，伦敦城到处都是欢乐的钟声和篝火，就像詹姆斯二世三年前加冕时一样

1688年12月18日，威廉三世进入伦敦

伦敦城光复之后，对詹姆斯二世的不满很快转移到了他的信仰上，针对天主教的报复很快就开始了：

西班牙大使唐佩得罗的住处，怀尔德公馆被暴徒洗劫，佩得罗大使虽然是天主教信徒，但一向对詹姆斯二世颇多批评，也是威廉三世的支持者，他被洗劫主要还是因为怀尔德公馆中有不少天主教人士存放的财物，价格在1万5千英镑左右，相当不菲，哲学家约翰奥布雷，同时也是一位古董商人回忆说：“他们洗劫了大使的公馆，并抢走了珠宝和一切值钱的东西，但最可惜的是，他们烧毁了很多珍贵的经文，这个损失无法弥补了”

史密斯菲尔德的天主教教堂，布莱克福莱尔的天主教教堂，海麦科特的天主教教堂，伦敦城的每一处天主教教堂，都被暴徒洗劫并放火，邮政长官菲利普浮罗德回忆说：“那天晚上天都是红色的，我从窗外就能看到”

报复很快就扩展到了全国：

在坎特伯雷，三百多名暴徒挨个儿搜查当地的旅馆，要把天主教徒揪出来；

在肯特，人们聚集在多佛港口和泰晤士河出海口，防止天主教徒从海上逃走；

在北安普顿，暴徒们冲进了信仰天主教的皮特堡伯爵的家，砸毁了他的小教堂和家具，绑走了他的管家；

在汉普，《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的弟弟家的教堂被暴徒们烧毁；

在林肯，当地的天主教学校被暴徒砸毁；

在牛津，信仰天主教的奥巴蒂亚沃克教授（Obadiah Walker）被逮捕并被下议院起诉；天主教信徒托马斯贝克特教授（Thomas Beckett）被塞进狗窝，随后被众人践踏致死；随后，所有的耶稣会成员，都被强行要求离校；

意识形态上的鸿沟无法在短期内融合，却反而总是容易生出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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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1688年12月23日，和40年前一样，詹姆斯二世再次被迫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但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回来

1701年他在巴黎的圣日尔曼宫去世，临死前拒绝了扶棺返回伦敦下葬的提议，他知道自己不会被安葬于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宁可做孤魂野鬼也不回去，他被放入铅制的棺材，放置于巴黎的圣埃德蒙顿教堂供后人凭吊，教堂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暴徒冲击，他的棺木和尸身也被损毁

1824年，他残存的遗骸被找到，并重新安葬于巴黎圣日尔曼的教区教堂，墓碑的碑身上刻着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亲自为他撰写的碑文

今天的巴黎圣日耳曼教区教堂，詹姆斯二世的安葬地

这是他刚登基时，比利时雕刻家范狄埃沃特（Peter Van Dievoet）为他雕刻的铜像，光荣革命后，很多他的雕像都被损毁，但这一尊幸运的保存了下来，几经辗转，于1948年落户于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前，经历了三百年的风雨，雕像至今栩栩如生，国王也最终以这种方式，回到了故乡；

1689年2月，约翰洛克结束了自己长达六年的流亡生涯，从荷兰返回英国，他受到了自由党英雄一般的欢迎，随后他参与了起草权利法案，组建英格兰银行等大事，之后他谢绝了威廉三世的挽留，回到埃塞克斯的乡下高拉瓦隐居，1704年，他在家中听朋友朗诵圣经时去世，并被安葬于高拉瓦当地的教堂

今天的高拉瓦教堂，约翰洛克的墓碑

约塞亚柴尔德爵士在1688年发动的对莫卧儿王朝的战争失利，他也只能引咎辞去公司总督的职位，但依旧保留委员会席位，他也一直遥控并影响东印度公司的事务，1699年，他在埃塞克斯的庄园家中去世，并被安葬于当地的圣玛丽教堂，他和洛克两人的坟墓相距仅仅半小时的车程：二十英里，两个老对手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达成了一致

这是今天的波士顿茶叶党博物馆，为了纪念两百多年前，波士顿人民反抗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还会举办这样的把茶叶包扔进大海的纪念活动，不过今天更像是一种节日的娱乐方式，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先祖曾经反抗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完）